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证验托派陈仲山致鲁迅的信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千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潮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这段文字包括的时间，起自一九二七年八月，迄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其间又可分为瞿秋白领导的盲动主义时期，立三路线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我们且把当初的历史大事简列如下：
“…… ‘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成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据官方记载，在一九二八年初已经停止，到四月就在全国范围内结束了，那么何以有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不断继起呢？这是中共及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设下的陷阱，使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跌下去的。
“在最初，中共多数对这个指示倾向于较消极的接受，因为刚不久才让‘滚牛奶烫了嘴’，如果将新高潮的快要到来作了左的解释，又怕要碰破头颅，周恩来和我们研究这个文件时候，就显出非常谨慎，甚至有几分为难。我们曾反反复复地研究了‘高潮’二字的意义，查究了它的原文。这二字本是俄文的翻译，含有‘高潮’和‘高涨’的两层意思，它有点等于英文中的RISE，所以周恩来最后说，中译文应确定为‘高涨’，他怕的是‘高潮’会被了解成‘最高潮’，因而重犯了盲动的错误。至于‘快要’二字，据我的记忆，我们在讨论中的解释，也倾向于较远前途的。不过过了不多久，由于国际第三时期的作风愈演愈烈，史大林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左转，再加上中国好些同志的附和，尤其是江西方面的意见，中央便日益从‘左’的角度去解释‘高潮’与‘快要’了。其结果便是所谓‘立三路线’。”所谓江西方面的意见，就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的意见。据现在的说法，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批评他的悲观思想的，我们引用他对“高潮”的解释如下：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快要到来的“高潮”，已是出现眼前的事，十月怀胎快要分娩了，他后来虽然批评了立三路线，其实他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促成者，他应该分担它的责任，他写这篇文章时，已在江西成立苏维埃政府，脱离了井冈山时代的局促局面，所以从历史上说来，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上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这实在是一种神话。可是从《历史问题决议案》看来，毛泽东与李立三之间是有分歧的，虽然七月二十七日红军的进攻长沙，占领三日，仍是立三路线的最高表现。决议说：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零年上半年间，还是党内存在着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关于毛泽东与李立三的分歧，只有单方面的叙述，说李立三“污蔑毛泽东统治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决议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在中共五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接着开的是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纲，他已是党内永远不犯错误的“神”，李立三指摘他的话，我们只能从《决议案》的引用中见到，所以无从判断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点是否如毛泽东事后所说，因而也无从判断他们之间的分歧点谁是谁非。
“陈绍禹（按：即王明）同志领导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在革命形势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决议案》指出王明路线的错误，是在“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两句话表示王明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冲突，和王明依仗史大林的撑腰，在党内篡夺党权的事实，虽然毛泽东不敢正面指斥史大林。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始于一九三一年九月，止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据刘少奇在八届代表会议上说，“在王明路线下城市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三十万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五千人”。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不消说，毛泽东这个要求是落空的，“民权革命的政纲”早已为史大林所排斥（他指托洛次基提出民主口号为取消派）但“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仍为史大林所保持，亦为毛泽东所信奉，所以托洛次基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阿拉木图充军地预言过：
“……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将来，还有不少的盘旋，倾向于左的政策。对于那些喜欢‘民族联合战线’的人们将来还有许多引诱的机会。如果今天告诉中国共产党员说：一九二四——二七年，你们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完全是正确的，但现在它已经确定地跑到反革命营垒中去了，所以这联合现在不适用了，这种说法，是于将来客观环境发生转变及资产阶级必然左倾时，要第二次解除共产党之武装。”这预言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地国际七次大会中应验了。
“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大林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为要证实这段话，我们仍须从旧文献中找出真凭实据，首先是王明在莫斯科假借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它指出：
“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为此，宣言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组织全中国的抗日联军”。
“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可是什么人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左”翼呢？据毛泽东的说法，那是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真是奇妙的阶级分析，可是后来“全面抗战”时，毛泽东又转而大喊“蒋委员长万岁”！
“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毛泽东和史大林王明不同的地方，在乎遵义会议以后他在党内所占的地位，以及经过相当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党和军队业已恢复了自信，所以另一方面他对党内反对“联合战线”的左翼分子说：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验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
“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
“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可是毛泽东不管如何采用了托派的策略，他总是一贯地反对托派的，他在瓦窑堡会议中，为了杜塞托派及共产党中来自左翼的批评，特别说：
“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次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毛泽东说托派分子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才是“瞎说”，一九二七年以后，托派说资产阶级已完成了反革命，但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由此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与国民会议口号，反对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中共在三重冒险政策之下进行苏维埃运动，到后来反而政治上投降了资产阶级，如果毛泽东不违反史大林的意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当然只能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覆辙，听凭资产阶级的再次屠杀，新四军事件就是显著的例子。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到于全国最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有可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刘少奇宣布：“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时期来就是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按：指不断革命论）来指导革命的”，确是坦白而诚实的承认。
“用笔和舌，将沦为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这种话，几乎都可替托派陈仲山的信作注解的。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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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专家石中英先生虽说研读鲁迅致托派的信已有十余次之多，但我认为他仍是一无所得的，因为他不从活的历史事变去对证托派所指出的共产党的错误，这错误经过毛泽东一系的胜利，已经被用“决议”的方式，批准了托派致鲁迅的信所提出的指斥，是铁一般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了。一九七四，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