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底后记

　　我不是一个“作家”，但在一九五八年读了周扬一系对鲁迅的诬蔑，忍不住写了“文学史家的伪造”为鲁迅辩诬。事隔八年，周扬被批判，落井下石的文章，无一不引用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诗经一九四二年毛泽东解释后，便成为众口一辞了。我认为这解释是不确的，我又写了篇“鲁迅诗的曲解”，在报上发表。故友曹聚仁兄对我说：这文章写得很好，他完全同意，他就是这个意见。以后我陆续写了关于鲁迅的长篇和短篇，记得长篇在某杂志发表时，编者称我为“鲁迅专家”，但这顶高帽戴得并不太久，曾写过“鲁迅内传”的李欧梵博士，说我的作品并无新意；另有一个读者说已有了曹聚仁的“鲁迅年谱”和“鲁迅评传”，我的作品是多余。编者这时不再捧我做“鲁迅专家”了，我察觉这个转变，自动要求“腰斩”，并多谢编者好意，因为他给我的稿费尽够买糖食。不久，我的短篇和长篇的段落（因无法再以长篇形式发表了），又在别的杂志出现，我对编者提出的条件，就是不要增减一字，编者都能遵守这个允约。但有两篇的遭遇不妙，因为编者干脆给没收了，最后在“左翼评论”上发表，这就是“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始终”和“鲁迅与周扬的两个口号之争”。前一篇也曾投寄过“抖擞双月刊”，来信极表欢迎，但过了半年不见刊登，我去信查询，终于退了回来。碰壁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打探到了我是个异端分子，所以前恭而后倨。
　　这许多异端的文章中，我最惬意的是一篇“冯道、鲁迅、章士钊”，并不是文章是自己的好，对于自命左派的犬儒主义者，我给与了一个重重的打击，现在特意把这位先生的两篇高论附在后面，供读者参考。我又写了“鲁迅与毛泽东”、“鲁迅与托洛次基”，让那些借鲁迅之名进行反托大业的先生们看看，我写的这些文章很具挑战性，可惜石中英先生噤不做声，现在他大概已成了四人帮余孽，没入黑暗中去了。但我仍期待有人写文章反驳我，论争没有对手，确实使人寂寞。
　　另一个异端分子李克曼先生，他是比利时人，说得一口好国语，他曾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有一天，他来沙田探访我的儿子，我问他在研究什么，他说在研究鲁迅，他拿出一本杂志“东南风”，说有人告诉他，研究鲁迅一定要看一丁的文章，这可巧合，我告诉他，我就是一丁，于是大家说得很投契，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和他的研究相印证。他所写有关中国的文章也很具挑战性，但我们只是要说出真相，不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在我，不管人家如何诬蔑，我的一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是天生的不是一个附和主义者。写鲁迅传记和阐释鲁迅文章的人多的是，这些人的命运多么奇特，冯雪峰、周扬、姚文元、石一歌，都是如此，他们本是“毛泽东思想”的不贰之臣。我愿以一个异端者的资格，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解释鲁迅，再重复一句话，我的文章具有挑战性，我很希望有人提出不同的论据来反驳我。
　　以一个不懂文学的人来写这样的一本书，虽然僭妄，但我是充满自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