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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冯雪峰
一丁
（1978.3）
二月十四日报载：法新社记者访问巴金，他告知记者，丁玲，现年七十四岁，和家人住在山西，她被清算后，曾被遣往黑龙江的一座劳动营，接受二年的劳动改造，还有一个冯雪峰，一九七六年三月死于癌症，死后恢复名誉，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
巴金的话太简略，无法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他们这多年来的状况，他们都是在一九五七年前后被打倒搞臭的「右派分子」，剥夺一切职位，从此销声匿迹，将近三十年了。
说起三十年代文艺的功绩，这二人是无法抹煞，尤其是雪峰，他是鲁迅的左右手，和鲁迅一道战斗，一致与以周扬为首，历史上被判为「右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的拥护者为敌，直到今天，这一笔账还以在「两个口号」之名，反反复复的纠缠不清。巴金的话没有说清楚雪峰的恢复名誉，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前或之后，在何种政治局面之下被昭雪的？一九七六年，这是个险恶的年头，二十多年后被贬斥的「右派分子」不会被任何一派重视，如果在三十年代文艺「重估」，周扬夏衍林默涵等人纷纷回朝之后，他们也不会有如此雅量，替一个一手打成「右派分子」的敌人昭雪，这不「狐埋之而又狐搰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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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前后，我曾是雪峰的朋友。我年青，当时还是个浑浑噩噩的小子，但自受过「五卅」的血的洗礼后，我就置身在进步的阵营了。我曾在鲁迅编辑的「莽原」上读了雪峰翻译的石川琢木的诗，大意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议论够了，酒已吃得差不多了，但没有一个人敲着桌子说：「到民间去」！这诗和译者给了我很大的铭感，译者是杭州「湖畔诗社」的诗人之一，他的朋友应修人，早已成为共产党员，我们时时在他北四川路横滨桥天寿里的家里聚会，另一个朋友谢旦如（后来瞿秋白在他家里避难，又由他印成秋白遗著「乱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是个关系密切的同情者。冯雪峰大概是一九二七、二八年之后从北京来上海的，据《双山忆述》，他们都是北京汉花园和马神庙的小名士，这两处地方和巴黎的「蒙玛区」差不多，冯雪峰、潘汉华、王实味、张光人（胡风）、姚蓬子都是那里的文学青年，但这种浪漫的文学生活结束于血的三一八惨案，思想和文学的革命己完成了五四以来的使命，这批小名士大都成为共产党员了。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和别的一批革命者被张作霖绞杀了，第二天报上看见，我的脑子曾经有一两分钟好像失去了感觉，有两三天我好像俗语所说的失了魂魄似地没有一点主意。」正因如此，「虽然我那时候还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受了李大钊同志的殉难的刺激，才加入共产党的。」《双山忆述》谈到「在反动派的加紧压迫下，青年人却以空前的热忱涌进共产党来。在七、八月以前，当我参加组织时，我们大学支部只有二三十人，可是到了一九二六年的春末，人数已突增到了二百多。『蒙玛区』的小名士们大多入了党，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了，此一涌向共产党的人潮，即使在李大钊同志被捕杀之后，也还是继续的。」与雪峰说的正合。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反革命政变，四月二十八日北京李大钊等被杀，使我们在以后几年中成为瞿秋白盲动主义和继起的立三路线的牺牲品。我们在闸北三德坊经营的「通信图书馆」和创造社、世界语学会比邻，在反革命狂潮后，简直荒凉得像劫后余生。
革命失败，盲动消退，我们静下来，但是脑子里充满着疑问，过去，一切服从上级指挥，支部书记以上，就是区委和省委，组织破坏得太多，有时支部会开不成，区委省委时时换人。这时，第一批从莫斯科回来的托派，已在北四川路建立了根据地，出版了油印刊物《我们的话》，我偶然遇见其中一分子，原本相识的同乡陆一渊，随后又认识了区芳、张特和史唐，他们的生活艰苦，斗志坚定，我听过他们几次谈话，简直是闻所未闻，那样自由的讨论，也是从未经验过的。共产党的组织生活，在支部会上只有听区委的报告，从没有发挥过自己的意见，我天真地召集了几个接近的朋友，在通信图书馆内请托派讲解过去斯大林路线的错误，谢旦如参加了，随后他又约了冯雪峰参加，我相信那是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据雪峰在《鲁迅回忆》中所说，他在一九二八年在家乡一个中学教书，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十一月逃到上海的。
他在我们的讨论中从未发过言，他虽被通缉，我相信他没有亲身参加过大革命的过程，也没有深切感受反革命的痛苦与悲愤，所以他没有深入这种讨论，一二次之后他不来了。我却深入进去了，不久，在支部会上我反映了这种意见，立刻被视为「异端」，打击了我的积极性，使我极端烦闷。以后，雪峰时时来看我，他来不是为了讨论问题，而是衔了鲁迅之命，在俄文的文学书上，指定几条有关旧俄文学家的注释，转托我的同乡陆一渊翻译，字数从二三十到一二百不等，鲁迅例必致送一元或二元的译费，当时千字的稿费也不过二元，所以鲁迅送的钱是相当优厚的。
那年头，革命失败后的青年人，大多闹恋爱，我也有了爱人，由我介绍入党，正在我们闹托派的时候，一次，另一个支部的党员给我的爱人交了一封信，约她在虹口公园见面，她去了，那个同志提出的问题直接而痛快，说现正指导我们工作的那个省委，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恋爱，要求她和他性交一次，而且要她自己预防受孕。自从我们参加共产党以来，从来没有经验过这种方式的男女关系，即使恋爱已相当自由，性关系已非常开放，也从来没有听说一个委省可以向女同志提出如此要求的。他有回信地址，那是狄思威路的大江书铺。我爱人写了简单的复信，说他有如此的需要，她自己却没有这种需要，所以对不起，只能有违尊命了。我记得陪她去时，接信的人还露出神秘的会心的笑容。事后我问爱人的感受如何，她说如果没有我，她会赴约的，她真以为这样也算是对革命尽了责，做了一种工作呢。过不久，我被这个省委开除了，他是广东人，矮而肥，年纪比我大不了许多。当时地下工作不易做，随时有被捕被杀的危险。他面对着我们不免脸红，我的爱人没有被开除，我被命令先走，支部会开下去，我的爱人留着，可是以后她的连系也断了。故事没有完结，一天，我住着的宿舍被英租界的巡捕搜查，记得这是星期天，我正好出去了回来，一眼看见大门开着，几个三道头站在里面过道问话，住在里面的其他人都是华侨，原来这是一所华侨资本开的银行宿舍，我是这银行的职员。我习惯把党的书报文件小心地放在被内，巡捕们以为找错了地方，没有仔细搜查就撤退了。我自己明白后果，转身就到雪峰那里，连夜去南翔朋友家里住了几天，回到上海当然失了业，从此真正从事托派的革命工作了。冯雪峰有一天特来看我，说鲁迅要知道我的做了托派是否和这次的恋爱事件有关？我说这是两会事，绝无影响，但我承认本来不是托派，结果硬被打成了托派，共产党不让人思想，只把不容怀疑的某种意见用榔头敲进人的头脑罢了。
自此，冯雪峰和我路上相见时，即使擦肩而过，不过微笑一下，简直不交一语了。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我和蒋蘅宋易李白英四人不请自来地去参加，雪峰一见立刻跑过来，我要求旁听，他和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准许我们坐在后边，鲁迅的演说，令人难忘，潘汉年的演说则使我心里好笑，他模仿列宁姿势，别有所指的一手向前伸出，说，「谁说中国革命失败了，红军不是天天在发展吗？」这个不久之前还是浅薄轻佻的小名士，现在居然代表共产党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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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柔石等五个文学家被捕，不久，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空地上被枪杀。表面上，他们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以此资格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杀，实际上，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江苏省委何孟雄李求实等领导之下，反对王明在六大四中全会上篡党夺权。有人怀疑这是王明一系向国民党告的密。柔石死后，雪峰继任改组后的省委的宣传部，他亲自体验过王明作风，那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断送了白区的所有秘密工作。
托派的统一完成于五月一日，不到一个月，领导层除陈独秀外，全体被捕，到一九三四年我出狱时，雪峰已去了瑞金，据他在《回忆鲁迅》所述，「……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上海，比秋白同志早一个月到瑞金，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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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雪峰的名字，是一九三六年的事，他在《回忆鲁迅》中说：「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间从陕北瓦窑堡，通过封锁线辗转到上海，记得到达上海是四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他当然是向上海传达瓦窑堡会议的决议，那知上海的改变路线比延安早，他们已经违背着鲁迅解散了左翼作家联盟，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了。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八一宣言」精神上有很大的差异，「八一宣言」在莫斯科发表时并未得到延安的同意，但王明窃据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这是国际七次大会改变路线的结果，共产党内部有许多人反对「八一宣言」，毛泽东则定出独立自主的路线，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可说与瓦窑堡决议的精神符合的，这不是两个口号之争，而是两条路线之争，斗争的主角其实不是鲁迅，而是雪峰和胡风，在党内长期的斗争（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中，雪峰和柔石一样，始终是王明路线的反对派，迄至今日，这个分界仍有实际意义，试看最近《大公报》陈凡的报道，四人帮打倒后，周扬和夏衍复出，对「两个口号」之争，说的仍多违心之论，他们只能说这是受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不敢说这是受了斯大林命令向国民党作政治上的投降。在当时真正站在左边提出与国防文学对抗的口号的胡风、雪峰等，在一九五七年自然陆续被打成右派了。他们都是继承鲁迅作风的，而且爱作独立主张，这就不能成为毛泽东独尊思想的服膺者，所以毛泽东文艺上的刽子手，始终只有二个人，一个是周扬，一个是姚文元。
鲁迅以他特有的世故，从历史归纳出这样的一个老例：「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前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鲁迅说这话时是一九二六年，当时是北洋军阀时代，后来又是国民党时代，被指为共产党的人，是可以杀无赦的，但在共产党之下，则用的是「托派」，鲁迅、胡风和雪峰，都曾被周扬加过托派的罪名，偏偏在「两个口号」激烈争论时，真正的托派陈其昌写了封信给鲁迅，这时鲁迅病得正厉害，「时虞奄忽」，雪峰（O·V）替他笔录了一封回托派的信，不管这信是否确系鲁迅所口授，最大的破绽，就是应用了鲁迅生平最深恶痛绝的卢布说，诬托派用日本人的钱来办刊物。鲁迅如果是这样的人，就未免和王明成为一丘之貉了。一九三八年王明在汉口用的就是这一招拙劣的手段，诬陈独秀每月领日本人三百元津贴。雪峰在《回忆鲁迅》中，对这一重大的事，只用二句话（「……又如破坏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卑污的托洛茨基失败。他认为这是廓清纠纷和划清敌我界限的第一步。…」）轻轻地交代过去，不再述说致托派信中的种种诬蔑了。这种诬蔑，倾倒在狱中的各个出名的托派身上，又如何的不合适，譬如在《新青年》初期鲁迅所佩服的陈独秀，长期编辑《向导》的郑超麟，和毛泽东在湖南省委共同工作的何资深，在汉花园与雪峰交往有素，与周恩来共同工作的王凡西，都是坚贞不屈的革命家，鲁迅和雪峰竟如此为了党派的利益昧着良心说话，这不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吗？
鲁迅死后，一切斗争停止，不久，中日正式交战，雪峰没有跟着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伙走汉口，退重庆，他脱党，回到浙江义乌故乡幽居，却被国民党追辑，囚在出名的息烽集中营里，幸而没有被杀害，解放后又在北京露面了。
一九五七年雪峰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名字又不见了好久，可是他的故事仍没有完，一九六六年第十二期《红旗》，登载了许广平的文章，题目是《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其中多次涉及雪峰，很奇怪，鲁迅的著名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周扬在炙手可热时加了一条批注，说「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现在许广平却说这条「注解」是冯雪峰写的，那么他是自愿为周扬所利用，并在注解中自诬了，这话之荒唐，正和说鲁迅的「答徐懋庸信」由雪峰执笔拟稿一样，雪峰两方面受诬，却无法为自己辩护，真是可怕的不公平！
雪峰死了，「生前是非谁管得，留与后人说短长」，对于含垢忍辱长达三十年的雪峰说来，恢复名誉与安葬在烈士公墓，都不过是多余的事了。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5期，1978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