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变社会。
　　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我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的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们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们与仲甫的交涉，与其说是功课上，倒不如文字上为多，便是都与《新青年》有关系的，所以从前发表的一篇《实庵的尺牍》，总共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是一九二〇年所写的，末尾有一行道：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那时候，他还只看得《孔乙己》和《药》这两篇，就这样说了，所以他的眼力是不错的。九月来信又说：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行订正，寄来付印。』等到《吶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编成，第二年出版，这已在他的说话的三年之后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再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在蒙眬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