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楼国华
向金禧中学的师生致敬
一丁
（1978.6）
金禧中学学生的行动，从教室到操场，从操场到街上，从学校事件成为社会事件，一方面表现出她们的高度自发、自觉性，另方面也表示她们受到种种环境的压力，被动地把行动逐步升级。
金禧事件的起因，是教师和学生揭发了学校当时的敛财贪污，贪污数目迄未由当局明确公布，由宝血会退回学校的，为数竟达卅余万元之巨，贪污事实既经律政司查明有据，学生行动的前提也就成立，校长梁修女因此蒙了羞，判了刑（自然是缓了刑），取消了教师资格，离开了学校，事情应该告一个段落。但继任的关校长处处用高压手段箝制学生，打击学生，甚至侮辱学生（说她们将来要做「鸡」），这一点也已有了证明，于是由齮龁而斗争，由斗争而封校，教育司一意孤行，置学生的学业于不顾了。
前任梁修女是个有教育理想的校长，没有她，不可能允许她属下的教师用如此开明的教育方法诱导学生，学生也不可能在此自由的空气中被陶冶成富于正义感而又真诚团结的校格。所以梁修女的蒙羞和去职，对于学生也是个大损失。关校长受教会和校董会的委任，自以维护和恢复学校和教会的尊严为己任，但学生已再不是上帝驯顺的羔羊，为了一丁点儿的小事情，往往引起校方无限的忌猜和仇视，这正如教育当时所惴惴不安的「星星之火」，随时有燎原的可能。身受压迫的主体自然是学生，不可能是十六位教师，教师是由于不忍坐视才卷入漩涡的。封校的举措让一校的内部矛盾提到社会层面来，学生上了街，一连串的主教府静坐，港督府请愿，教育局谴责，触发了整个社会的对立，站在统治阶级方面说话的，以安定繁荣，维持秩序为借口，站在学生和教师方面说话的，提出正义和公道的号召，甚至一个家庭，一间学校，一家报馆（试比较《明报》的社论和专栏作家的意见吧），都发生了对立，对立表示了社会矛盾的存在，于是金禧中学一下子成了矛盾集中的焦点。
金禧中学学生四百人，教师十六人，家长百余人，大专学生和同情者，达到了高度的团结，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出行动的。高压（封校）和利诱（安排学位），都不足以动摇学生的斗志。行动的目的是复校，但是大家都知道，复校是不可能的，复校如可能，这表示殖民地统治，天主教会势力（它又是殖民地统治的支柱）已给学生撼动了。港督委任了委员会，任务为「防止重复出现类似金禧的事件」，而不是判断金禧校方和学生的谁是谁非，如果是非有定论，也会消除金禧内部的对立，复校也许会可能；可是防止的意义是如何巩固殖民地奴隶教育，如何铲除教育改革的萌芽，如何让学生专门刨课本不务外事（这一点早已做得尽善尽美，学生如果因会考不及格而自杀，那是咎由自取），我们虽然不能预先断言委员会的最后结果如何，但着眼点总不会是从根本上防止教会和学校如何贪污敛财（这是公开的秘密，只是其他学校没有人敢似金禧的教师和学生肯出头揭发而已），则是显而易见的。
金禧的学生团结如一个，在大专学生的帮助下，十六个教师的关怀下，继续她们的学业，我相信一定会比在金禧就学时更好，因为她们已是「哀师」了，「哀师必胜」，她们会紧紧抓住这个一生中难再的机会，去追求学业上进，也许一二个月的进度，会超过一学期。但她们的前途如何呢，金禧被封，德兰成立，原是这样一个苦节婆婆似的校长，原是这样与教育当局呼吸相通的校董会，她们在歧视和仇视的眼光下成为德兰的学生，其境遇是可想而知的；失去了十六个有理想能尽瘁教育的老师的辅导（根据四月份「教与学」的一篇文章，这样的教师不止十六个），她们精神上所受的压抑也是可想而知的，但天下事物极必反，外来的压迫对她们的影响也许会成正比例的发展，压迫愈厉害，她们会更容易了解社会黑暗面之广度与深度，从此锻炼了她们坚强健全的反抗精神，正如中大学生赠她们的秋瑾女侠的诗句所说：
「一腔热血勤珍重，
洒去犹能化碧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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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发社会矛盾的往往不是被压迫者，而是统治阶级自己，统治阶级中的携贰分子。鲁迅说过：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倒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去他。……」
鲁迅说这话时是一九三二年，在女师大斗争七年之后了，他的结论是缓慢得出来的。金禧中学教师们一定会很快得出这结论，对于他们所出身的阶级，对于他们所曾信仰过的教会，对于他们所曾任教过的学校，他们都成为携贰分子了，所以他们被人视作眼中钉，是叛逆，是「革马盟」！
由于阶级对立关系和社会矛盾的相似，事情本身逻辑的发展，往往成为历史的重复现象。现在距离一九二五年北洋军阀时代北京女师大事件，已有半个世纪了，但我禁不住要提出这个事例和金禧中学比较，虽然金禧中学事件发生在殖民地的香港（有人在法理上否定香港是殖民地），但学生反对女校长（她姓关）则一，校长把学生看作童养媳则一，学生到处「碰壁」也则一，当时维护女师大学生的，只有鲁迅等七个人，他们和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为敌，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现在的名字是许瑜）为敌，但女师大的斗争失败了，鲁迅丢了教育部佥事之职，最后不能在北京立足；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在三一八天安门的屠杀中牺牲。金禧中学学生幸而没有流血（威利警司之流原想在主教府前挥舞警棍的）。可是不同的一点是，金禧中学学生越受压迫，越得社会正义人士的同情和援助，大专学生和她们站在一起，文化界和她们站在一起，但除非她们能自己找到出路（出路之一是在同情者大力支持之下，成立一所新的金禧中学），这斗争的前途是未可乐观的，因为统治阶级和天主教会正以泰山压顶的优势对付她们，她们的失败与胜利是十与一之比。
诗人爱罗先珂在《桃色的云》里：「土拨鼠啊，你掘得多好啊！」金禧中学的学生纵使失败了，但她们掘得多好，多有力，在稳如硻石的殖民地奴隶教育的基础上，她们已深深地掘出了一条鸿沟。据《东方日报》访问罢课女生的报道，说话中的一节如下：
「记者问，在她们决定参加罢课时，有否考虑到可能的恶劣后果？她们说：也曾考虑过，只是没想到封校这么严重。当时她们的想法，一定要反对『校内的不合理措施』，事前已考虑到可能遭受开除可能，不过她们有一个信念：
这种事总要有人做，她们不想『下一代』也要在这种不合理措施下受教育。」
这不是大智大勇的人才能说得出口的话吗？有人把她们看作受人唆摆的小孩子，不是太小觑她们了吗？一百多个家长的坚决支持，不正是由于她们的女儿已经成长到足以明辩是非，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充分自觉地去实践她们认为正义的行动吗？
人们诬她们的行动有政治背景，从广义解释政治这个名词，她们的行动确乎是政治的，因为这牵涉到殖民地统治下的教育制度，冒渎了天主教会的垄断地位，并使胡振中主教丧失了庄严，和教育当局公开的被谴责。但事件本身的发展，主动的不是学生，赋予事件以政治意义的也不是学生，她们在这方面说，完全是被动的，片面封闭学校以牺牲学生学业来达到开除十六位教师的目的，这是政治手段，在舆论压力之下，在到中大补习将成事实的时候，宣布安排学生在别的学校复课，这也是政治手段，可惜这都是卑劣的政治手段，徒然使人齿冷而已！
这可说是「孤埋之而又狐搰之」！
我相信金禧学生未必认识这种政治，但在教育当局和学校方面的落力表演下，她们一定很快就会懂得。
我愿向金禧十六位教师致敬，他们的埋头苦干，终于产生了这四百多名自觉性很高的有胆有识的好学生。
我愿向四百多名的金禧学生致敬，她们经过这一次烈火的锻炼，一定会了解到，一次社会实践，胜于在教室里的书本知识。
我愿向百多位学生家长致敬，她们的贤明选择，是支持女儿们前进的最大力量。
我愿向大专学生致敬，他们忘我的援助，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我愿向梁修女致敬，是她，开辟了教学改革的一条路，并惋惜她为了教会利益牺牲了自己。
但我还得向教育司的许瑜先生和金禧中学的关校长致敬，没有他们提供的反面教材，我们不知殖民地教育丑恶的真面目，这使许多人睁开眼睛，并懂得要改革如何着手。
我更向一切拥护封校处置的「正人君子」们致敬，他们供给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了社会的黑暗面有多广有多厚！
写于金禧学生往中大补课的第二天。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8期，1978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