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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烂在地里的粮食」说起
一丁
（1978.12）
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难提高生产力的是农业，苏联长期为农业生产的不足而烦恼，中国的经济计划始终以农为纲。农业学大寨之后，现在正提倡农业学美国，韩丁——这个中国的朋友，大力地帮助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德国的褒曼教授组织了农业考察团访问中国，对于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机械化的重要性，耕作的效率等，都有精辟的意见贡献。尤其是黑龙江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的试验，供给了农业现代化以生动的例子：话说二十个农业工人，每人种地一千亩，在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投工二千七百九十三个，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八百六十三个，占全工百分之三十一，平均每人合四十三个多一点，每月不到九天。其余百分之六十九的时间，用于机器的安装，试验，保养的占百分之三十，用于学习、开会和接待参观的占百分之十一，维修、住房、仓库及其它修缮工作约占百分之十三，打井抽水用了百分之十二，其它零活用了百分之三。
但是新华社的报道没有谈到机械化了的二队的生产量有多少？据韩丁的研究，北大荒国营农场，有了不少机器，用的劳力仍很多，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天产粮三百斤，一般为二百斤左右，他所指的也许包括二队在内。以这样的成绩（普通一个中国农民的生产量为每天从十几斤到三十几斤）来和美国的农民相比，简直不可以道里计，韩丁说：他一年劳动一百五十天，产粮一百五十万斤，每天生产一万斤。他说这生产率并不算高，在美国，比他高的多的是，美国一个农民可以养活五十六个人，包括肉、牛奶、鸡蛋等，不光指粮食，粮食主要作饲料用的。
难怪苏联和中国每年要从美国和加拿大、澳洲输入这么多粮食。
但是最新的消息，关于苏联的，据说勃烈日涅夫在中委会上，大力抨击党部及国家官员，因为他们管理不善，导致农业的绝大损失，谷类、马铃薯、蔬菜、水果的损失，使人无法忍受，尤其肉类仍不足以应消费者的要求。
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新晚报》《夕夕谈》，对勃烈日涅夫的抨击，有了如下的补充：
「美国粮食今年丰收，据说产量可能破历史纪录。苏联的粮食今年也丰收，勃烈日涅夫亲自宣布，产量达到二亿三千五百万吨，理论上苏联平均每人有一吨粮食……但许多粮食烂掉在地里……
勃烈日涅夫把这种现象归咎于管理不善，但更重要的原因他却没有接触到或没有胆量接触到，这就是：如果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是个名义，实际上却是少数特权阶级所有制，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又从那里来呢？」
这样的责难非常有意义，但对于苏联的农业丰收和导致人为的损失，应该看做二回事。生产全人口每人一吨粮食，这应该说是苏联的农业生产的大成功，中国的农业生产没有统计，凭常识判断，决不可能有如此的高产量，至少我们可以说，苏联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进步，这进步由于机械化的结果，或是由于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或者由于气候特别有利于农产的成长，都值得加以仔细分析，但粮食的烂掉在地里，据勃烈日涅夫的说法，是由于管理的不善，不负责及疏忽所致。他说：这是人民所不能及不愿接受的，所以这种损失，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这对苏联人民的情绪，工作活动有直接影响。
人事的不臧，当然由于官僚制度的结果。如果苏联的农业生产已进步到每人一吨，那么第一步应该克服的，将是由于官僚主义引致的管理不善，不负责及疏忽的问题，这一点不仅《新晚报》的编辑看到，连勃烈日涅夫也看到了。
人民是不会消极地接受这种损失的，看到烂在地上的粮食，他们会在政治上采取行动的。
看到中国风起云涌的反四人帮的政治运动，我知道人民决不会消极地接受官僚制度的统治，《新晚报》记者对于苏联正确的指斥，对于中国也是不移的真理，如果中国的统治者实际上是少数的特权阶级（这不仅仅四人帮时期为然），那么人民也决不会消极地接受，天安门的革命运动已昭示我们了。
中国的农业生产非常落后，迫切需要机械化，更迫切需要农民的积极性，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就是反对农业生产的特权阶级，一层层的由党指派的官僚分子，他们瞎指挥，以此造成管理不善，不负责和疏忽的情形。
这种情形苏联和中国没有什么不同，可说是「易地则皆然」，《新晚报》未免明于责人，昧于责己了！
尤其是关于自留地问题，中国和苏联简直毫无二致，记者说：「在苏联，自留地占全国耕地不足百分之二，却提供了占全国需要百分之二十五的蔬菜！」
中国农民的自留地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几，供给的蔬菜又占全国需要的百分之几，我们不知道，因为中国向来没有这样的统计，但我们从实际生活知道，如果没有自留地和自由市场，那么全国人民的生活将不知发生多少困难？
这是农民生产整个落后所派生出来的问题。说不到「自发资本主义势力太猖獗」的问题。四个现代化的重责，主要是由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负担的，要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如此低下的生产力之下），只有让农民当家作主，在制度上改变官僚专政！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14期，1978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