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一哲的新期望

　　李一哲，这个名闻海外的大字报作者，经过国内外人士的呼吁，终于获得平反了！

　　获得平反，并不太感意外，意外的是：他们三个人，不，现在才知道是四个人（李正夫、陈一阳、王希哲之外，还有一个郭鸿志），他们的被捕，竟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五个月，即：直到一九七七年三月才以反革命罪名入狱的。据他们说，他们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是经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表决；这些人民代表从未看过《李一哲大字报》，却一致举手判他们有罪，把反林彪而且裨上又反“四人帮”的李一哲，视为与林彪“四人帮”同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些所谓“人民代表”的颟顸，简直使人想起北洋军阀时代的“国会议员”。

　　入狱后逾二年，“李一哲”四个人及其同情者，总算在人民群众群起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气压下，重见天日。但是我不相信他们的平反，真正的表示现在的当权者决心实行民主，因为他们的出狱，是经过与省委会的妥协条件始终没有公布，只知道他们自去年十二月底出狱之后，直至二月六日开平反大会为止，都住在省委会的招待所里。平反大会上谁讲话，讲些什么话，都事先经过计划，目的在乎顺顺利利地开了会就算，不希望引起紧张。这和七五年万人批判大会不同，和一百多次的批判大会不同，那时候，斗争是激烈的，即使经过布置，却由于李正天的理直气壮，倒显得“宣集文”之流的“词穷理屈”了。

　　在四人帮时代，李正天有幸在预先布置的群众大会中取得胜利，这简直是中共历次批斗运动中的异数。大家都知道，广东省委中的焦林义和中央政治局的李先念，在李一哲大字报贴出之后不久，就判定大字报为反革命性质；也许那时候毛泽东说了几句话使他们感到投鼠忌器，不敢马上加以打击，毛泽东的话是这样说的：“大字报贴在马路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外国人要看，中国人更要看，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气。大不了以后洗一洗。”这话是一九七四年五月五日主席办公室传达的。当时批林批孔热火朝天，大字报纷纷出现，中央十八号文件规定不准撕大字报，准大字报上街。李正天也许受了鼓励，接二连三的贴出大字报；更由副教授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高，说得鞭辟入里，一下子吸引了许多人，不消说，也引起了当权者的注意。不能不拿给毛泽东看，以致“上达天听”。只要毛泽东不定性，那些恨大字报的人，不敢拉他们去坐监，直到毛泽东死去、四人帮倒台，才判他们入狱。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镇压手法：毛泽东的镇压手法是“关了起来”。可见当权者虽然换了班，对李一哲大字报的仇恨却和四人帮一致。四人帮无法斗臭斗倒李一哲大字报，新的当权者却横了心，把他们定性为“反革命集团”，送进监狱里去。

　　平反大会中有许多人不满意，认为这是一次妥协大会。当权者要妥协，怕的是平反会引起连锁反应，他们要尽量减低这种反应；群众对李一哲他们的妥协不满，怕他们不再坚持昔日写大字报的精神，怕他们不再进一步代表人民的不满和要求而发言。

　　因此有人说，李一哲大字报已经过时了，现在已有新的人和新的大字报代替人民发言了。

　　是的，李一哲大字报当然要受到时间的限制。在当时，它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拿自己所需要的毛泽东革命体系去反对“林彪体系”，其目的无非是反对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反对林彪、四人帮和毛泽东的那种跋扈的封建专制制度。

　　李一哲大字报大力攻击个人崇拜，认为个人崇拜的结果，造成了“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政”。这名词，现在已成为人人皆知的通行名词了，而且专指林彪、四人帮和毛泽东统治的政制而言的。可惜人们没有追本溯源，把这名词的发明归诸李一哲大字报。

　　和反对“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是李一哲大字报公开提出了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现在，经过天安门事件，经过天安门事件中那首著名诗歌（《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的传诵，人人都知道，“秦始皇”这名词指的是谁了。但在一九七四年，如果没有过人的勇气，谁敢对秦始皇表示不敬。

　　大字报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它认为“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但革命的任务并未完成，因为“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所以，“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大字报正确提出的问题，目前正由群众继续要求和实行。现在，群众所面对的是新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新的既得利益者提出四个现代化，着手制订法律，而且允许人民在某种限度有贴大字报，言论集会的自由，但这正如李一哲等所说的，不得损害“既得利益的势力”，因为“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他们进行内部清洗，打击风派人物，摘掉“英明的”称号，但讨厌那些从底层起来向中南海请愿的贫苦农民，充耳不闻他们的哀求，任令他们在寒冬数九挨饿，甚至冻死。

　　李一哲，这些在一九七四年勇敢地提出大字报的作者们，如今也该面对新的历史使命了。他们过去曾经为此宣告过：“几千年来，凡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这就叫做奴隶们创造历史。”

　　他们曾经再三致意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主张人民群众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的监督，反对“说不服就压，压不有服就抓的专横官僚作风；他们曾主张限制特权阶层，认为这个阶层走后门成风，肆意挥霍社会产品，高级的惊人享受，高干子弟对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维护新的占有方式；凡是被称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大字报作者虽然认为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但主张应该按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自身发展的规律，不允许扩大差别而要消灭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因为特权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但是打倒四人帮之后，社会差别比前更大了，资本主义关系比前更发展了，大字报反对当时用所谓“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去掩饰“走后门”现象所反映出来的路线上的大是大非，而现在的当权派则用“清官”和“贪官”的概念去掩饰整个体制的官僚化堕落。

　　要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大字报主张人民必须有权管理国家和社会。这就是马克思和列宁一再提出的公社原则。虽然大字报作者没有使用公社原则这类名词，但他们要第四届人大回答：“应当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就是关系到“公社原则”，前者属于官吏民选权，后者属于官吏罢免权。但是这些权利至今仍未实现。

　　李一哲大字报所提的要求唯一实现的，只有“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一原则。在林彪和四人帮时代，足足有十年，工人没有提高工资，取消奖金，农民在无偿的‘忠’字量，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如果新的当权者不尽快在工资及征购方面作出改良，不仅四个现代化无法实现，连已有的生产水平也难维持。所以他们采取某些改良步骤。至于其他许多问题，特别是人民的民主权利问题，始终未曾解决，这主要还是因为统治阶层与人民利益的矛盾所致。

　　现在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们已经平反了，他们今后该怎么办？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新的、更严肃的课题。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辜负人民对他们的期待，再度站出来，替人民讲话，继续为民请命。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17期，197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