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楼国华
答一丁先生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 王得后
一丁先生：
多谢你剪寄一九０年十一月十晶给我的公开信，使我知道拙文《关于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已经刊出，并且你不想和我“争论”的“反驳”信也已经登出来了。惠书又说：“我的答复，义不合尊见，请再赐答。”谢谢。
你一开头就反复表白，你“决不批评鲁迅‘错误’”，你“绝对不会对鲁迅说‘你错了’，而只能解释，为什么鲁迅有这样的意见？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客气。据我读到的你的文字，对于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这个问题，十几年来你不是一直在宣讲鲁迅错了吗？如果我没有误解你的意思，你所宣讲的大致是这样几点吧：
第一，鲁迅反对托派们的斗争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托派是正确的；
第二，鲁迅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受为Ｏ·Ｖ的影响，出于“势利观点”，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党见”；
第三，鲁迅诬蔑中国的托派接受了日本侵略者的津贴，是汉奸；
第四，鲁迅没有再次公开答复陈仲山的第二封信，是遗憾的事。
这样的概托，不知和尊意是否符合，你是否首肯？上次你借《鲁迅研究资料》发表陈仲山致鲁迅的第二封信的机会，大致重复了这样的指责，并着重谈到第二封信，因此我也就这封信向读者介绍了一点资料，说明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是正确的。
还是鲁迅说得实在。他说：“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不一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周围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即如你认为“无关宏旨”的《社会日报》对陈仲山第二封信的披露，我却至今觉得颇有意思。你自己不看《社会日报》这样的小报，却有人消息那么灵通，居然能“探悉”到陈仲山的私信，利用小报那样刊登出来，而你，还有王凡西先生，作为陈仲山的同道，却反复为这封信被湮没表示遗憾，不是有趣的现象么？托派对于鲁迅的公开的答复，既有以组织的名义发表的“声明”，又有小报上的文章，还有如你所报露的陈独秀在背地里的私信中“甚至用了‘红色老狗’字样”的辱骂，而陈仲山却又可以指责鲁迅的郑重的公开答复为不“堂堂正正”，一丁先生，你所相信的“历史的公道”在哪儿呢？
我认为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这在根本上，是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完全正确。你一定熟悉，鲁迅对托派的批判，除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外，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还有一段。那是在阐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时讲的。他说：“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这，以及陈仲山信中所攻击的“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ＲＥＤＳ以打平天下”，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是完全正确的吗？一丁先生，你说你是早已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分析问题的，你看，日本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不是这样证明了的呢？
你提出了一个“势利观点”问题。你说，你“是在为鲁迅辩护”，——其实鲁迅并不需要什么辩护。鲁迅研究是一门科学，需要的只是如实地阐明他的思想，他的实践，从中找出规律来，并给予科学的评价。——你的“辩护”是什么呢？不过是说，鲁迅反对托派是出于势利观点，这“非他所有”，而是Ｏ·Ｖ的观点。对不？从这个“辩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一是鲁迅本人并没有反对托派，这不是他的本心，而是Ｏ·Ｖ的“党见”；一是在这样重大的政治斗争上，鲁迅受了蒙蔽，是糊涂。一丁先生，不知你注意过没有，对于Ｏ·Ｖ笔录的文章是不是符合鲁迅的“口授”的本意的问题，鲁迅曾经发表过意见，批语过小报所造的不符合他的本意的谣言，这见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以你所谓的“非他所有”的“影响”说，是不存在的。如果说你有所“辩护”的话，不过是以鲁迅受蒙蔽来为托派辩护而已，岂有他哉！
大家都知道鲁迅一生是深恶痛绝“势利观点”的。你提出“势利观点”来自然十分巧妙。但是，鲁迅批判托洛斯基及其中国的徒孙们，与“势利观点”毫不相干。我上次说：“即使不以成败论人，也不等于一定要认为凡失败者皆英雄好汉，这才不是势利观点。”我是在反对这样一种逻辑：凡是失败者都不能反对，谁反对失败者谁就是势利观点。我引用鲁迅“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的观点，就是说对失败者要具体分析。如果因为主张的错误、荒谬、反动而失败，人人得而反对之，这并不是势利观点，也不要怕人家试为势利观点而不敢去反对。如果他的主张正确，是真理和正义所在，因为别的原因失败了，这就不当去反对，倘屈服于胜利者的压力而去反对之，才是势利观点。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夜致曹聚仁信）的精神。你把我那句话具体地解释为：“托洛茨基失败了，但他算不得是英雄好汉，所以鲁迅尽管如何奚落他，都不是势利观点。”我并不敢苟同。如果要我自己具体地解释一下，我将这样说：托洛斯基和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是错误的，也失败了，钽迅反对他们，是捍卫了真理，伸张了正义，决不是什么势利观点。你信中引用的斯大林的一段话，我以为并不能支持你的结论，道理很简单，人是会变的。在鲁迅的信里，不就把托洛斯基早年的被流放于西伯利亚和晚年的“被逐、飘泊、潦倒”作了比较和区别么？
关于“卢布说”，你批评我“太老实了”，我读了，确很感动，虽然，“老实”而“太”，并不是好意思。可是，一丁先生，我还是要说，你的敏感使你不能正视鲁迅的原文。请看鲁迅的原文和你这一次的解释吧。鲁迅说：
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
你是这样解释的：“其实谁也没有造这样的谣，这只是鲁迅的‘暗示’，足以使人怀疑托派是‘汉奸’。”一丁先生，照你这样说，你怎么看待这段话中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这句话呢？如果真像你所解释的是“暗示”托派是汉奸，那么这一句话不就在“明示”自己骂自己“至于这样下流”了么？你会这样写文章吗？我觉得鲁迅决不会这样写文章，决不会写出这样“暗示”的文章来的。照我的理解，这段话只能是一种警告，而且是严厉的警告。也许我的感觉不对，恰如你讽刺我的“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看法一样，一丁先生，我觉得鲁迅这段话写得实在情深理切，实在是动之以情，喻之以理，希望你们在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的时局下，迷途知返。我这种感觉，也出于我对鲁迅这样一个思想的信仰：“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何况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中呢。我还大胆妄测一句，我还觉得这段笔录多半经过鲁迅的推敲，润色，可惜原稿不存，Ｏ·Ｖ即冯雪峰也已作古，无从核实。这一点，只要你读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也许会有所考虑的。
为了反对我的“严厉警告”的解释，你说：“又有谁指着鲁迅的牌子说：‘你拿过俄国人的卢布’呢？”一丁先生啊，你真的忘了么，三十年代你也在上海，你忘了形形色色的敌对者指着左联和鲁迅的牌子造谣说他们拿了卢布吗？左联成立以后，当时上海的大报小报上这类诬陷可是多得很哩。比如一九三０年五月十四日《民国日报》上的《解放中国文坛》一文就说，进步作家是“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金钢钻报》上的《鲁迅加盟左联之动机》一文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这些当然是谣言，可并不是“暗示”。指着鲁迅的鼻子骂他拿了日本人的津贴，是汉奸的也有哩。一九三四年五月《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上有一彷《鲁迅愿作汉奸》的大文，其中说：“鲁迅即搜集其一年来诋毁政府之文字，编为南腔北调集，丐其老友内山完造介绍于日本情报局，果然一说便成，鲁迅所获稿费几及万元，……乐于作汉奸矣。”你看，还要怎样指着鼻子呢？
你这次在“反驳”信里，又不仅仅止于“暗示”说，更进一步把这种“暗示”同鲁迅逝世两年以后，王明、康生实指陈独秀领取日本人三百元津贴一事联系起来，好像鲁迅是始作俑者，要对此负责似的，一丁先生，你不觉得你在追蹑时代风气上大前进了一些儿吗？
余不一一，此复，也祝
好！
王得后
一九八０年十二月四日于北京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9期，1981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