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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对中国改革的看法
——笔访政论作家、托派元老一丁先生
楼国华（一丁）
地点：香港
访问者：香港《开放》杂志记者
时间：1986年4月
访问者按：一丁是楼子春先生的笔名。年近九旬的楼先生和王凡西、郑超麟被称为中国托派健在的三位元老。楼先生栖居香港40余年，孜孜不倦地为第四国际的理想而工作，办出版社、写文章。他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中国托派已于1952年被中共一网打尽，80年代中期，大陆思想界出现重新评价托洛茨基的动向。
问：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二十周年，据说，香港托派组织在文革期间曾经比较活跃，我想请您谈谈中国托派对文革的看法。大陆有一部分人对文革持“两种文革”的观点，即毛泽东的文革是权力斗争，人民的文革是为了推翻红色官僚阶级的统治，因此，文革不能完全否定，您认为如何？
文革，不应笼统反对，也不能简单拥护
一丁：您说“香港托派组织在文革期间曾经比较活跃”，并非如此。文革初期没有引起某些人对托派思想的共鸣，只是在越南抗美战争和席卷欧美的、特别是法国和美国的青年左倾的潮流发生后，香港以及海外华人中的一部分才激烈左倾起来，并且部分接受了托派思想。
国际托派对文革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我本人和一些周围的朋友当年对文革的看法，可以用如下方式来概括：不能笼统反对，也不能简单拥护，而是采取独立的批判立场。我们当时提出过十条标准；凡是符合这标准的团体或个人，我们便和它或他一起斗争，否则，坚决予以反对。这十条标准的第一条是：是否反对神化领袖；第二条：是否反对官僚特权与贪污堕落；第六条：是否主张并实行给政治上不同意见者以充分答辩的权利；第八条：是否主张和实行在文艺创作和一般文化活动上，除了简单明确的政治标准外，允许充分的自由。
文革如果确能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发展，我相信，它决不会造成的结局——一场历史上的空前浩劫；相反，它可能已使中共走上了比较健康的道路。
关于文革的起因及其本质，曾经有人说它是毛泽东晚年发疯的产物。这当然是胡说。把文革看成是单纯的夺权斗争，亦未免浅薄。若说文革有两种——一上，一下——上面是官僚内斗，下面是人民大众企图推翻官僚统治的革命；二者交缠，造成了光怪陆离的空前乱局，这个说法也只看到了表象，仍未把握领导事情的实质。依我们之见，文革最根本的原因应该在如下的事实中寻找；一个经济和文化都相当落后的国家，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凑合，竟使一个自命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并企图在这个国家建设内社会主义，甚至建设共产主义。这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经济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思想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必然会发生种种重大的与难于克服的困难。为克服这些困难，各式各样的人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想法和行动。“文化大革命”便是毛泽东们为摆脱这一困境所想与所行的一套办法。同时，作为困境中的灾难者的其他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最为敏感的青年人，又有意无意地、真诚或虚假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号召，想借此解决自身的苦痛与困难。
因此，不但青年大众的文革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毛泽东的文革也不是全无理由的。文革之所以成为“空前浩劫”，它之所以荒谬绝伦，并非因为它想革命，而是因为它革错了命。错在哪里？下面再说。
看到中共的“社会主义”搞得一塌糊涂，今天有不少人发挥了这样的意见：中国经济落后，根本还不曾达到资本主义，而中共偏偏想跳过阶段，硬要建设社会主义，结果造成了一场接一场的浩劫。因之，他们说，中共原不该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原应该帮助国民党发展资本主义；等到中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时候，便不会有我们上述的三种难于克服的矛盾，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了。
要批评这个“事后诸葛亮的高见”，得用千言万语。这里我只能指出一点，同样的高见，我们早就在康有为们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时听到过了——如果像明治维新那样实行了光绪维新、不搞辛亥革命，中国何至于长期陷于动乱困苦，它可能已成为日本那样的强国了。
历史是人做出来的。但归根结蒂，历史的真实过程却不能由任何一个人的意志或愿望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内外关系，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过程。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内的阶级结构和国外的列强关系都绝对不容许中国走日本所走的由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它被迫走上革命道路，而且走上了最激烈与最彻底的以工农为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这样的道路当然“浪费”与艰巨，甚至还充满了“悲剧”，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几座“大山”压出来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因而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里用不着感叹，更没有一厢情愿的余地。而孙中山、陈独秀与毛泽东在一个意义上说，只是这个历史要求之不同态度的体现与执行者而已。
现代化可能变成资本主义化
问：文革基本理论之一是“继续革命”，它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有没有共同点？
一丁：您说得对，文革的基本理论之一是继续革命，毛之所以会犯文革那样的大错误，从思想上说，恰恰是由于他的这个理论。许多人把毛的“继续革命论”与托派的“不断革命论”等同起来，这是完全不对的。两者之间非但没有共同之点，而且正相反对。毛的这个理论，曾经概括成一个著名的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样的口号虽能鼓动群众一时的情绪，却绝不能用以解决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些矛盾与困难。硬要以革命名义，要求工农大众无限期与无限制地牺牲，其结果只能一方面巩固日益专横的官僚统治，另一方面造成生产低落或全面动乱。
不断革命论不是唯心与唯意志的产物。它是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与各国阶级关系的特点中总结出来的，它具有两个最重要的含义：一、国际主义；二、工农联盟与大众民主。所谓国际主义，那是说，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可以比先进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先取得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但他们必须认识到，在一国范围内，尤其在一个文化与经济都很落后的国家内，关起门来把社会主义建成功，那是非但不可能，而且是反动的幻想。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任务，它必须放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全局与远景上，才能顺利完成。二、首先取得胜利的国家必须巩固工农联盟，实行高度民主，借此保持既得成果，取得新的成就，使国家尽可能地脱离落后状态，而更为重要的，要以此为“样板”，让其它国家的劳动大众起而效尤，以此“输出革命”。
许多人误解不断革命论，曲解不断革命论，他们强加给托派以种种奇谈怪论，像什么“愈左愈好”、“宁左勿右”、“不看情形，不问条件，妄想输出革命”……诸如此类的荒谬做法，只是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的真实写照而已。
问：你们对中共的改革曾有“输入资本主义，是饮鸠止渴”之评，但社会主义不是正在中国成了嘲笑的对象吗？你们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无信心？
一丁：邓小平所提倡与推行的现代化，事实上是对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的一种否定。“穷则变，变则通”，这当然有许多“通”的地方。我们不反对那些通的设想与办法，但我们也不全盘无批评地拥护这些改革。在基本思想上，我只想指出，今天中共的改革，如果不从斯大林、毛泽东的“一国社会主义”走出来，不走向真正的不断革命论，那么，“现代化”变成“资本主义化”的同义词，实在是大有可能的。我们要反对并防止这种可能的实现。
有人会说，假使资本主义能给中国以出路，能给中国人民带来较佳的生活与较多的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事实上，经过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验之后，我相信，正如你所说，“社会主义在中国已成了嘲笑的对象”。
不过我们怎能把“人民公社”与“文革”所代表的一套看成真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明告大家：毛的那一套决非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幻想与反动的专制主义。至于中国的前途，如果真的因中共当局的改革而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退回到资本主义，那么，且不论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的地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至少，曾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多半又要俯首听命于华尔街大亨们的命令了。
最近三四十年世界历史是否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新生与社会主义的虚妄？问题太大，这不谈。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的看法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表面繁荣，绝不证明它的新生，也不证明它有旺盛的生命力。相反，它主要建筑在军火工业的繁荣，只能以无法控制的力量去准备第三次大战，以此消灭整个人类。要想避免这场真正史无前例的浩劫，除了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之外，至少迄今为止，还见不到有任何其它办法。
苏俄早期的“苏维埃”不是暴民专政
问：托洛茨基派反对斯大林派的目标之一，是用劳动群众的民主代替官僚的集权和独裁，文革对此提供了什么教训？
一丁：有些人从文革总结经验，认为它的教训之一，是“劳动群众民主”根本是一种幻想，或者，它只是暴民专政的美丽代号。因此，有人便以为托派想用劳动群众的民主来代替斯大林派的官僚集权和独裁，不是幻想，便是欺骗。
我以为这个看法是错的。理由是：第一，托派所主张的劳动群众的民主，首先指的是曾经实现于俄国革命初期的苏维埃组织，即由工农兵群众直接按比例选举出来代表会议。事实证明，它们不但是真正的、有史以来最公平的民主机构，而且是最能提出革命任务、也最能能完成这些任务的政权组织。斯大林官僚专政之出现，乃是在事实上消灭了这些组织的结果。托派要求民主，主要就是要求恢复苏俄早期的苏维埃。我们今天对中国希望的也是如此。这种的代表会议，绝不会造成“暴民专政”，它只能代替官僚独裁。
第二，文革虽然有万千群众参加，却无丝毫民主可言；恰恰相反，它是以巩固独夫专政为目的，是以宗教式的愚昧来代替古今中外的文化。组织上严密控制，思想上戒律重重，那些真想造反的群众或者个人，到头来总是惨遭镇压，其中有的俯首就戮，有的铤而走险，有的感到被欺骗与被出卖，由幻灭变得无所不为。这样的“革命”，如此的群众运动，当然绝不会产生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来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我们当然无法规划，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能期望当权者施舍，它只能由广大劳动群众自己，用自下而上的斗争来取得。
我没有理由悲观，我从不悲观
问：托派和斯大林、毛泽东的分歧，虽已被证实并非罪过，但托派运动也越来越令人感到将成为历史的陈迹，您作为数十年献身的一员，是否有悲剧之感？
一丁：我不同意您说的“托派运动越来越令人感到将成为历史的陈迹”；相反，我始终相信它代表着世界的未来，因之我没有“悲剧感”。我和我的朋友们仍然充满着乐观与信心。
所谓“托派运动”，如果从第四国际成立算起，将近半个世纪。五十年，对个人言是漫长的岁月，但对一个以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目标的革命党而言，却只是历史的短暂的一段时间。“你们正确，你们革命，但为什么没有成功？”这是一般势利人的想法。革命党所受的压力与阻力，与它之革命性成正比例。在近代的革命党中，以遭受的压力与阻力而言，我想没有比国际托派所受的更大了。虽如此，但无论组织上与思想上，五十年的托派运动却是大有进展的。根据我最近见到的第四国际第十二次大会的报告，这个组织在五十个国家与地区有它的支部，大会的出席代表约二百人。至于政治思想影响，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作为象征——随着各国共产党先后与社会党合流，“TROTS”这个新创的英文字，已成为国际主义与革命战略的同义词了。
我没有理由悲观，我也从来不悲观。
问：中共有无可能给托派平反？
一丁：对于中共有无给托派平反的可能这个问题，我觉得难于给一个有或无的简单答复。这问题是与中共整个未来趋向密切相关的，它不但要看中共走向××化的程度，而且要看它是否能探索到、并从而坚持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到目前为止，您知道，中共对中国托派，对陈独秀个人，曾经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情。近来我们见到，他们甚至对托洛茨基的生平和思想，都企图作出较为公正的评价。这都是好事，值得欢迎。但他们是否会让托派以合法的反对派资格存在和活动，我却是十分怀疑的。如果不经过一番更彻底的政治上与思想上的改变，我想，这个可能等于零。
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问：大陆托派52年12月被一网打尽以来，您的经历如何？香港托派还能有什么作为？
一丁：我个人的经历是非常平凡的。
1930年，我从立三路线转入托派，到现在已经过了50多年了。中间曾在国民党监狱中关了4年3个月。1949年和王凡西一同来了香港。自从1952年大陆托派被一网打尽之后，60年代我办了个小小的出版社，专门出版一些批评斯大林和毛泽东主义并介绍托派思想的书。这些书，我相信对于香港一部分青年人之走向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托派在香港的重起，都曾起了一些扶植作用。
香港一向是中国托派的一个重要基地。从1929年开始，香港工人中一直存在着托派的影响。但是50年代末期起，直到60年代末期止，长达十年的时期内，香港托派可以说是进入了冬眠期，其活动与影响都等于零。但是1968年后，香港少数的老托派苏醒了过来，不少的青年左倾学生和工人参加了这个运动。结果，今天香港让我们又看见相当活跃的托派运动了。
在我暮年看见这个情形，自然非常欣慰，只是由于健康关系，我无法参加到行动中去，我极少过问这些年轻朋友们的活动，但我知道他们是深入下层、面对现实的，我所能说的只能到此为止。他们在历史中将扮演何种角色，我自不能作任何预言。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个人的剩余精力，倾注在鲁迅研究中，北京的朋友，倒许为“一家之言”。
问：您的孩子怎样理解您？有代沟吗？
一丁：我的儿女对于政治无兴趣。遗憾得很，他们不能算是我的志同道合者。这里您不妨说有“代沟”存在，不过我宁愿用更大的原因来加以解释。他们成长的年代，正赶上毛泽东的“三面红旗”，他们在内地饱尝了“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饿之苦。来到香港后，适逢6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繁荣景气。对比之下，他们很难不把亲自见到的“社会主义”当作一场噩梦。我呢，觉醒于五四精神中，“五卅”给了我初步锻炼，接着展开于全中国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把我这个商店小职员也卷了进去。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搏斗中，我深深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人类。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1986年4月号专题“中国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