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1923年
Zveza 翻译

参考阅读：列夫·托洛茨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934年1月1日）

　　〔说明〕本文确切写作时间不详。1923年，卢那察尔斯基《剪影》（Силуэты）一书出版，其中收录了本文。1965年，苏联再版此书时，删掉了本文。
　　原文链接：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politica/lunachar/lunaa014.htm

　　托洛茨基有点突然地出现在了我们党的历史上，并且立刻就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据我所知，他和我一样，还坐在中学的长椅上听课的时候就开始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他被流放的时候好像还不到18岁。
　　不过，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比我生平第一次参加革命事件要晚得多，因为托洛茨基比我小了五六岁。他好像逃脱了流放，无论如何，我们第一次谈起他是在他出席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也就是在那次会上发生了分裂。显然，托洛茨基的口才、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相当了得的文化水平和自信的举止打动了海外的听众。有一则也许不真实但很典型的轶闻是这么说的：薇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一向是个感情热烈的人，她在见过托洛茨基之后当着普列汉诺夫的面感叹道 “这个年轻人毫无疑问是个天才”，而普列汉诺夫离开会场的时候对某个人这么说：“我永远不会原谅托洛茨基做的这件事。”确实，普列汉诺夫一直以来都很讨厌托洛茨基，不过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善良的薇·伊·查苏利奇认定托洛茨基是个天才，而是因为托洛茨基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非常活跃、直接攻击了他，而且对他的看法很不恭敬。当时的普列汉诺夫认为自己在社会民主党这些人中间有着绝对不可侵犯的威严，哪怕是和论战无关的人走近他的时候也要脱帽致意，所以托洛茨基这种生硬的态度肯定会激怒他。那个时候，托洛茨基身上可能还充盈着青少年的激情和血气。其实，大家觉得他还年轻，所以并没有很严肃地对待他，但所有人都完全承认他有着杰出的演说才能，当然也感觉到他不是只雏鸡，而是只成长中的小鹰。
　　我结识他的时间相对比较晚，是在1905年的一月事件以后。他当时来到日内瓦——我不记得是从哪里来的了，那场流血灾难让我们召开了一场大型集会，而他要在会上和我一起发言。托洛茨基当时表现得异常雅致又相当漂亮，和我们其他人显得完全不同。他这种雅致，尤其是他同任何人讲话时都带着的那种漫不经心、高高在上的态度，让我感觉很不愉快。我非常不怀好意地看着这位公子哥，看着他翘起二郎腿，用铅笔写下在会上即席致辞的大纲。但托洛茨基讲得非常好。他还在一次国际集会上发了言，那次是我平生第一次用法语发言，也是他第一次用德语发言；外语给我们两个都造成了障碍，但我们还是勉勉强强撑过了这个麻烦。我记得之后我们被任命去某个委员会——我来自布尔什维克，他则是孟什维克——去分配一些公用款项。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说话的语气冷淡又傲慢。我在第一次革命发生之后回到了俄罗斯，而在那之前就没有再见到过他。革命期间我也不怎么能遇见他：他不仅同我们保持距离，也同孟什维克保持距离。他主要是在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工作，和帕尔乌斯一起组织了某个单独的团体，出版了一份非常大胆的报纸，这份报编排得很好，而且版面不大，相当便宜。我记得有人在列宁面前这么说：
　　“赫鲁斯塔廖夫^[1]这颗星星已经落山了，现在苏维埃里的大人物是托洛茨基。”列宁的脸色似乎阴沉了一下，然后说：“算了，托洛茨基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杰出的宣传才赢得这个位置的。”
　　那个时候，托洛茨基在一众孟什维克当中同我们的关系最为密切。我们同孟什维克为了达成一致进行过相当漫长的谈判，不过我不记得他有没有参加过哪怕一次这种会议。到斯德哥尔摩大会^[2]召开的时候，他已经被逮捕了。
　　他被捕的时候已经在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他在法庭上的表现相当生动，举止富有英雄气概，这就让他更受欢迎了。我不得不说，1905年到1906年间的所有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当中，托洛茨基无疑是大显身手了，尽管他年纪轻轻，却准备得最为充分、最没有某种侨民狭隘观念带来的印记，而我之前就说过，那个时候就连列宁也被这种狭隘影响着。他比任何人都更能意识到“广泛的国家斗争究竟是什么”。在知名度这方面，他在这场革命当中是收获最大的；列宁和马尔托夫事实上都是颗粒无收。普列汉诺夫则因为表现出半立宪民主派的倾向而损失惨重。自此以后，托洛茨基就走在了最前列。
　　托洛茨基第二次侨居海外是住在维也纳，所以我和他见面的次数不多。
　　我谈到过他在斯图加特的时候扮演的角色：他在会上保持低调，而且建议我们也这样做，因为他觉得我们都被打退了，没有办法给大会留下深刻印象。
　　之后，托洛茨基对和解路线和党内团结的想法着了迷。为此他多次在全体会议上来回奔走，还把他的《真理报》^[3]和团体统统投入到“把党统一起来”这项完全没有希望的工作当中。
　　他在这方面取得的唯一一次成功就是把取消派清除出党、又几乎把“前进派”除名的那次全会^[4]，那次他虽然破绽百出、手法很不牢靠，但还是设法在一段时间之内把列宁一派和马尔托夫一派缝合在了一起。顺便一说，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派加米涅夫同志（补充一句，也就是托洛茨基的妹夫）来对托洛茨基进行各方面监督，但两人的关系产生了很深的裂痕，结果加米涅夫很快就回了巴黎。我紧接着要说的是，托洛茨基不仅很不善于组织党派，甚至连一个小团体都运作不好。他从来没有过任何直接的支持者，他在党内虽说令人尊敬，但那只是因为他个人的人格。他根本无法融入孟什维克的内部，这一点深深激怒了他们，让孟什维克一方把他当作是某个无政府主义预备队里的人；而完全向布尔什维克一边靠拢这种事当时也根本谈不上。托洛茨基好像更接近马尔托夫一派，而且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
　　托洛茨基相当专横，而且他不会对别人表示哪怕一点亲热和关心——我不知道他是不能还是不愿意这么做——他缺少始终围绕着列宁的那种魅力，所以陷入了有点孤独的处境。想一想，哪怕是他为数不多的友人（我当然说的是政治领域的友人）也变成了他的仇敌。比如，他的首席副官谢姆科夫斯基^[5]就是这样，然后还有几乎是他最青睐的学生斯科别列夫^[6]。
　　托洛茨基似乎并不适合在政治团体里做工作，但是在历史事件的汪洋大海当中，这种私人的组织就完全不重要了，因此托洛茨基积极的一面凸显出来。
　　我在哥本哈根大会期间和托洛茨基拉近了关系。当我到会场的时候，托洛茨基不知为什么认为必须要在《前进报》（Vorwärts）上发表一篇文章，并且在文中不加区别地批评整个俄国代表团、宣称这个代表团除了侨民群体以外实际上代表不了任何人。这个想法同时激怒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而普列汉诺夫一直都对托洛茨基恨之入骨，所以就借此机会把局面变得像是在批斗和审判他。我觉得这并不公平，所以相当坚决地为托洛茨基辩护。普列汉诺夫的计划完全破产了，而我大体上为此出了一份力（和梁赞诺夫^[7]一起）……因为上面这件事，同时可能也有单纯偶然的因素，在大会期间我们开始经常和托洛茨基见面：我们一起休息，谈了很多话题（主要是政治），最后各自散去的时候关系相当不错。
　　哥本哈根大会之后不久，我们在博洛尼亚组织了第二期党校，并邀请托洛茨基来我们这里主持新闻工作的实践活动，以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要负责讲授“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实践”这门课程，好像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课。托洛茨基欣然同意了，随后在博洛尼亚呆了接近一个月。不可否认的是，他在这段时间里一直追求自己的路线，并且试图把持有激进左翼观点的学生们推向中间的、和解的观点——而他自己却认为这些观点非常左派；他玩的这种政治把戏完全没有成功，但是他才华横溢的讲座还是很受学生喜爱，总之，在整个逗留期间，托洛茨基相当惬意，他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对我们极为忠诚，也给自己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事实证明，他是我们这第二期党校当中最厉害的工作者之一。
　　我和托洛茨基的上一次会面甚至持续得更长久，关系也更密切。这件事要追溯到1915年的巴黎。我之前写过，托洛茨基加入了《我们的话》（Наше слово）^[8]的编辑部，当然，这当中也并非没闹过不愉快：有些人被他的加入吓到了——他们害怕这样一位强势的人物会把报纸据为己有；不过，这些事情还是在幕后发生的。托洛茨基对马尔托夫的态度要突出的多。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在国际主义的新基础上把从列宁到马尔托夫的整条战线完全统一起来。我用最为有力的方式倡导这种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下面这个口号的发起人：打倒护国派，一切国际主义者的团结万岁！托洛茨基完全赞成这个口号，因为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而且它似乎也证明：他先前的整个方针是正确的。
　　托洛茨基和我们布尔什维克没有分歧，至少没有大的分歧；和孟什维克一边的进展则不太顺利：他千方百计地劝说马尔托夫，希望他和护国派断绝联系。编辑部的会议变成了马拉松式的辩论，而马尔托夫在这期间表现出了惊人的灵活乃至于诡辩式的狡猾，避免直接回答“要不要和护国派决裂”这个问题，托洛茨基有时候则会非常愤怒地攻击他。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的关系几乎是完全破裂了，不过，顺便一说，托洛茨基还是认为他很有政治头脑，也一直非常尊重他。与此同时，我们左翼国际主义者和马尔托夫一派也彻底决裂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和托洛茨基找到了许多政治上的共同点，甚至也许可以说我们彼此是最为接近的。我代表他，以及和他一起代表其他编辑，进行了所有的谈话：我们经常和他一起在各种学生侨民的会议上发言，一起编排各种传单——简单来说，我们形成了最为密切的联盟。这条线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的友好关系从那时起就一直持续下来。然而，我必须补充声明一点，我当然会对这样的亲密关系感到自豪，不过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关系都完全来源于我们相同的政治立场和托洛茨基动人而广博的才华。
　　至于说托洛茨基精神生活的其他方面，那就恰恰相反，我完全没有办法同他打好关系：他对艺术的态度很冷淡，觉得哲学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他有点回避世界观方面的广泛问题，因此，很多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东西根本不会引起他的共鸣。我们谈话的主题几乎完全是政治，时至今日也是如此。
　　我一直认为托洛茨基是个大人物。谁又能怀疑这一点呢？在我眼里，他在巴黎的时候已经迅猛成长，变成了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而之后他还在继续发展。我不知道这种发展是因为我对他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意识到他在历史赋予我们的广阔天地里更能大展拳脚，还是说革命的考验和挑战让他真正地成长起来，练出了更为有力的翅膀。
　　1917年春天的宣传工作已经是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了，但我还是必须要说，托洛茨基展现出了极大的胆识，夺得了惊人的成功，一些同他关系密切的人甚至倾向于把他当作俄国革命真正的领袖。比如，已故的摩·索·乌里茨基就非常尊敬托洛茨基，他对我，好像还有曼努伊尔斯基^[9]，说过这样一段话：“伟大的革命来了，我的感觉是，不管列宁多么聪明，他在托洛茨基的天分面前都显得苍白。”事实证明这种评价是错误的，这不是因为乌里茨基夸大了托洛茨基的才能和力量，而是说列宁在国家大事方面的才干当时还没有充分显现。列宁抵达俄国并雷鸣电闪般地取得了第一次成功，但是在这之后一直到七月之前，他确实显得有点逊色，不经常发言，不怎么写作，主要是在掌管布尔什维克阵营内部的组织工作；而与此同时，托洛茨基正在彼得格勒的集会上慷慨陈词。
　　托洛茨基的雄辩才能和笔头功夫是他主要的外在天赋。我认为托洛茨基几乎可以算是当代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在我这一生当中，所有排得上号的社会主义代言人在议会或者群众当中做的演讲我都听过，资产阶级政界好多著名演说家的讲话我也听过，而在这些人当中，除了饶勒斯以外（至于倍倍尔，我听他演讲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我很难把任何一个人同托洛茨基相提并论。
　　他的外表让人印象深刻，手势奔放而优美，演讲的节奏非常有力，嗓音响亮而且完全不会疲倦，用语相当流畅连贯，句子饱含文学气息，带有丰富的意象、辛辣的讽刺、高昂的热情，他的逻辑极其独到，又像钢铁一样坚固而清楚——这些都是托洛茨基演讲的长处。他的讲话可以相当简练、一针见血，也可以口若悬河、漫谈政治——而像后者这类气势磅礴的演讲我到目前为止只在饶勒斯那里听过。我见过有一次，托洛茨基面对一片寂静的听众讲了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大家就这样站着，像着了魔一样听他讲这宏篇巨著一样的政治论述。托洛茨基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讲的东西我都很熟悉了，并且每个宣传者肯定都需要在新的群众面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的想法，但每次提出同一个观点的时候，托洛茨基都能采用新的形式。我不知道托洛茨基现在身为一个大国的军事部长还需不需要说很多话——他需要组织工作，需要不知疲倦地去各处广阔的前线考察，这些事很有可能让他无暇发表演说——但尽管如此，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宣传者。他的文章和书籍则可以说是他演讲的凝固形态——他在演讲当中表现出文学素养，在文学创作当中表现出演讲的气势。
　　因此很明显，托洛茨基作为政论家也是相当杰出的，尽管直接听他讲话所带来的那种魅力会不可避免地消失在字里行间。
　　至于说让托洛茨基当领导人时的内部结构，我上面已经讲过：就算是在小规模的党组织内，他也显得笨拙而悲惨——组织虽然规模小，但是它在之后有重大的影响，因为正是有像列宁、切尔诺夫^[10]、马尔托夫这样的人在地下做了工作，才给了各个党派机会，让它们有能力争夺俄罗斯乃至于全世界的领导权。总之，我不知道托洛茨基能不能当好一个组织者。在我看来，他在军事部长这个位置上应该更多地发挥他的宣传能力和政治头脑，而不是真的去做组织工作。而且，他各方面极其明确的性格让他没法把这种工作做好。
　　托洛茨基是个尖刻的人，他不考虑别人的意见，喜欢发号施令。我想象得到他这一点会引起多少摩擦和冲突，并且实际上也确实经常听说这样的事，哪怕到现在也是如此。假如他的个性更好相处，这些麻烦本来完全可以避免。
　　但是，托洛茨基不止有极高的演讲天分，他在苏维埃里进行政治活动时也有同样的水准。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思想来照亮他的发言，哪怕是最熟练的演说家也会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漂亮的辞藻会显得空洞无物。使徒保罗所说的那种爱对于一个演说家或许并不那么必要，因为他也可以让自己充满仇恨；但思想本身是必不可少的。伟大的演说家必然也是个伟大的政治家。由于托洛茨基主要进行政治演说，所以他的发言里面必然体现的是政治思想。
　　在我看来，托洛茨基比列宁要正统得多，尽管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观点很奇怪；在他们看来，托洛茨基走的政治道路似乎有点曲折，他过去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孟什维克，一直试图找到中间的道路，然后才让自己这条溪流汇入了布尔什维克的大河。但实际上，托洛茨基可以说一直一字不差地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列宁是政治思想领域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他经常能提出全新的口号，把我们所有人惊得目瞪口呆；在我们看来，这些口号简直是在胡闹，但它们之后却带来了最为丰硕的成果。托洛茨基的特征并不是这种思想上的大胆：他信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他做的所有结论都来源于此，并且根据特定情况进行运用；他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半社会主义的时候表现得极其勇敢，可一旦要做任何创新，他就力有未逮了。
　　同时，列宁比他要机会主义得多——我指的是这个词最深刻的含义。这里又很奇怪：托洛茨基才是那个在孟什维克阵营里的人吧，他才是和那些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混在一起吧？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方面表现出的优柔寡断罢了。我说的不是这种机会主义，而是一种对现实情况的感受，它有时候会迫使列宁改变自己的策略；同时，它也是一种极其敏锐的嗅觉，列宁能注意到时代提出的要求，这就促使他同时做好两手准备，以备不时之需。
　　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能力就差一些，他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开辟自己的革命道路。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伟大俄国革命的这两位领袖之间有一场著名的争论，从中就能够体现出二人的上述特点。
　　人们通常会说，托洛茨基功名心很重。当然，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记得托洛茨基在切尔诺夫接受部长职位的时候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贪图权势，真是下贱——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部长位置就把他的历史地位扔到一边去了。”我认为这就是托洛茨基的全部观点。他身上没有半点虚荣，完全不看重任何头衔，也不关心表面的权势；他极其重视的是他的历史作用，而在这方面他确实是野心勃勃。或许从这一点来看，他还是有很正常的功名心态。
　　同样，列宁也完全不看重权势，对此他甚至比托洛茨基还要轻视得多；我想列宁从来就没有打量过自己，从来没照过历史这面镜子，甚至从来都没想过后代会怎么评价他——他只是在做自己的事业。他做这项事业的时候很专断，这不是因为他被甜蜜的权力迷住了，而是因为他确信自己是对的，不能容忍任何人破坏他的工作。他的专断来源于极大的自信，他相信自己的原则是正确的；或许也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接纳对手的观点（这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很有用处）。
　　对他来说，争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言语讨论，而是不同阶级、不同群体，也可以说是不同种类的人之间的冲突。对他来说，争论始终就是斗争，只要情况有利，它就能变成真正的战斗。当这种变化真的要发生的时候，列宁已经准备好迎接它了。
　　和列宁不同，托洛茨基很明显经常审视自己。他极其关注自己的历史作用，并且准备着，不惜做出任何个人层面的牺牲，其中当然也包括最为艰难的一项——那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样就能在全人类心目中留下“悲剧的革命领袖”这样一份荣耀。在专断这方面他的性格和列宁一样，但不同的是，他没有列宁那种几乎无懈可击的直觉，犯的错误更多一些，而且他容易生气、性格暴躁，所以他显然会被这种激情所蒙蔽，哪怕只是暂时的。而列宁很稳重，总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他大概从来不会被气愤冲昏头脑。
　　然而，我们不能说俄国革命的第二位伟大领袖在所有方面都不如他的同事。托洛茨基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这一点无可争议：他更加璀璨夺目、他的形象更加突出、他的活动更加敏捷。如果是要在人民委员会担任主席，运筹帷幄、领导世界革命，那么没有比列宁更合适的人选了，但他肯定应付不了托洛茨基肩负的巨大任务。托洛茨基就像雷霆闪电，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发表热烈的演说，像雄壮的军号一样宣布命令。他就像一个电击器，不断地刺激各处软肋，让斗志松懈的军队振作起来。在这个方面，没有人可以取代托洛茨基的地位。
　　真正的伟大革命发生时，伟大的人民总是能为每一个角色找到合适的演员。而我们革命的崇高标志之一就是：共产党能从自己的内部提拔这么多杰出的人才，或是从其他党派借用这么多优秀的成分，把他们安排到最适合的国家职能上去，让他们在党的躯干上生根发芽。
　　和各自的角色融合得最多最好的人，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位强者中的最强者。

注释：

^[1] 赫鲁斯塔廖夫，本名格奥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诺萨里（1877—1919），俄罗斯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在1905年10月至11月间任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第一任主席。他被捕后被判在西伯利亚终身监禁，并于1907年逃往国外。他在侨民群体中先后成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无党派者、工团主义支持者和寻神说的宣传者。他笃信护国主义，于1915年回到俄国，并因为当初从流放定居地出逃而被判苦役。二月革命期间获释出狱，并于1918年领导了所谓的佩列亚斯拉夫共和国，反对布尔什维克。1919年佩列亚斯拉夫革命委员会通过决议将他枪决。——译注

^[2] 指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1906年4月10—25日（公历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译注

^[3] 这里指的是托洛茨基从1908年10月到1912年4月出版的《真理：工人报》（Правда: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它最初在日内瓦和利沃夫出版，是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随后改在维也纳出版。它于1910年短暂地成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中央委员会成员加米涅夫加入编辑部）。——译注

^[4]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译注

^[5] 谢苗·尤里耶维奇·谢姆科夫斯基（1882-1937），本姓勃朗施坦，是托洛茨基的表弟。苏联哲学学者。他于1901年起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起成为孟什维克，曾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908年起曾在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工作，1918年二月革命后成为孟什维克国际派，并在1920年与孟什维克决裂。此后在哈尔科夫大学担任教授，直到30年代中期被捕并枪决。——译注

^[6] 马特维·伊万诺维奇·斯科别列夫（1885-1938），俄国和苏联政治家，孟什维克。曾任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副主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17年6月）和临时政府的劳动部长。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布），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特许经营委员会和无线电委员会等机构任职。他曾在维也纳高等技术学校就读，期间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并在维也纳的《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直到1912年毕业回国。——译注

^[7] 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1870—1938），俄罗斯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档案保管员、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建立者。一战之前他居住在维也纳，曾在维也纳的《真理报》编辑部工作，并和托洛茨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个人友谊。——译注

^[8] 《我们的话》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俄语日报，政治倾向为社会主义，虽然出版时间比较短，但影响遍及欧洲。出版时间开始于1915年1月29日，停刊于1916年9月15日。——译注

^[9] 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尔斯基（1883—1959），乌克兰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共产国际活动家。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等职。1917年8月以前属于“区联派”，后随区联派回归布尔什维克。——译注

^[10]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1873—1952），社会革命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1917年二月革命后，切尔诺夫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农业部长，主张立即进行土地改革，之后又担任立宪会议主席。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后他在萨马拉领导温和派的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府，之后流亡欧洲和美国。——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