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那察尔斯基
艺术史中的社会学因素和病理学因素
卢那察尔斯基
1930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导言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题目非常广泛，相对来说，也很新颖。我打算对某些因素的相互关系尽量作一些说明；在我看来，这些因素正在主导着，甚至完全决定着我们的文学，那就是社会学因素和远未引起人们注意，甚至还存有争议的病理学因素。直说了吧，我的任务是：在不否认病理学现象对某些文学作品的影响的情况下，把病理学溶化于社会学之中。
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许多作家精神上有病，最后往往完全发疯——住进医院；这种疯狂，病情轻一些的，是严重心理变态，其根源是不良的遗传性和机体解剖心理学上的种种变化；这种疯病和严重的心理变态在他们的文学活动上是有所反映的，甚至常常反映在那些跻身于杰作之列的作品上。结果是：生物学因素好像闯入了文艺学的领域，同认为文学和一切意识形态都是由纯社会原因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矛盾。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证明我们总的方法的正确性——包括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但是我们证明的方法不应该是粗暴的，庸俗化的——说我们根本不想了解任何病理学因素，也不是简单地断言——说文学中的一切都是纯社会现象。相反，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把问题摆在自己面前：怎样才能把文学史上实际遇到的病理学影响及其所带来的畸形怪胎，同任何作品的社会学动因和制约性结合起来；怎么能够断定某一部作品完全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甚至置精神病专家从该文学现象中看到的确定无疑的临床特征于不顾。另一种态度可能就是驼鸟政策，用这种态度是无法创造出真正包容一切的理论的。这里有困难。这个困难我看是可以克服的：把病理学完全溶化于社会学因素之中就能解决这一困难。但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采取相当慎重和深思熟虑的方法。
一项研究工作完成后可以做一个报告。比如，如果我完成了关于文学的病理学因素及其社会学意义的问题的研究，带着最后的成果来到这里，这样，无论是对于你们还是对于我，都是一件很好的事。然而，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相反，这项工作刚一开始我就到你们这里来了。我指出一定的道路，指出源于我们总的方法的特定的局部的方法；我通过一则实例检验了这个方法，我认为这个例子在这方面恰好非常能说明问题，并且认为我是站在正确的道路之上。我想，我能够把这一研究工作进行到底。当然，我的工作遇到的合悖（即使不是直接的，间接的也好）的气氛越浓，它就越能成功。我希望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家的重要工作中也能占一席之地，希望人们思考这些问题，谈论这些问题。这里要进行的讨论应该是这种研讨的开端。[1]
我的报告在很多方面还一种假定。我提出了一定的建议。你们的事情是对这些建议进行考量、检验，给我提出意见，我将非常乐意听取。
虽然我今天的报告只是我工作的开始，但它却相当的长。不过，未必会有人嫌报告太长，也未必会指责它枯燥无味。
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尽量把问题本身提出来，通过预先的、假定的程序，指出哪条按我的意见为解决这里提出的问题应该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道路。第二部分我想谈的是专门有关荷尔德林这位上个世纪初德国伟大诗人的，[2]因为这是全世界文学的一个最惊人的例子，他把两个方面辛辣地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诗人时代特定社会集团的社会感受的极其鲜明的反映，另一方面则是诗人的典型精神分裂症的显而易见的临床症状。他得这个病非常之早——三十岁时就非常典型了。我觉得这个人极其合适，何况我们还有关于他的大量文献资料。这里有社会学家们的言论——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也是社会学方法的拥护者——如文德尔班、狄尔泰等。[3]此外，文献中有荷尔德林的同时代人，非常了解他的席勒和黑格尔的精辟评语——很有教益的评语。同时还有大量精神病学方面的材料。这里还应该补充的是，神秘主义者也想把荷尔德林抓住，然后按照自己的胃口对他进行解释。对于这些企图解释荷尔德林创作的种种尝试，我在报告的第三部分中自有评述。
由于这种种情况，我们有了今天可供认真分析的大量材料。
一
文学中的病理学现象，决不能和诸如工程艺术中的病理学问题同日而语。工程师也可能患精神病。但是，大致他的精神失常只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失去制造机器或建造房屋的可能，理由很简单：这是一种非常客观的职业，需要高度健全的思维。可是一位精神失常的作家则可能获得很大的成就，他的病不仅没有妨碍他，而且还多亏了他的这种疯病，当然，这要有一定的条件。在其他艺术领域里——比如说，在绘画领域——同样有许多呈良性反应的病态创作现象。其实，在远古时期，艺术家和诗人必定得是病态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病态型的人才被宣布为诗人。这种事实的痕迹，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中都有。举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闪米特人的作品最初只是口头传说，[4]后来才收集在古籍中，传到如今；圣经里说，诗人是先知先觉，是“上神附体的人”。至今乌克兰语中对精神失常的人还保留着这样的称谓：“神人”，即深受神的影响的人（同样还有很好的例子：在有些民族那里，某些传统概念是口头语言从远古时代传下来的）。任何呆傻人员，各种躁狂症患者，总之，一切患有不同类型神经错乱症的人。他们的言谈有些莫名其妙，难以理解——或低于一般人的言语能力，或高于中等人的理解水平——这种现象常常被视为非同寻常，表明和上界有所联系。一般疯疯癫癫、傻里傻气的人到处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尽管他们恰恰是人类的低级类型。不过，慢慢地，他们被筛选出去了，被人遗忘了；但是人类的高级类型，灵感独存者（附带说一句，灵感与轻度癫痫，而有时候干脆与癫痫有许多共同之处，古代认为癫痫是一种“神病”）被看成是先知先觉，不仅在文学中作用巨大，在社会运动中的影响也非同小可。直达神意的先知先觉（经师）和圆梦的先知作用是尽人皆知的。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文化层次中举出这样的例子：女巫或诸如此类的占卜算命，俄耳甫斯教派诗人的合辙押韵的格言警句或男女祭司们的种种预言，都是古希腊的一种主要显赫的文化势力；在古罗马文学中，诗人被直接称为“瓦戴斯”，即预言家，代言人——另外某种非人力量的代言人，等等。
总之，我们到处都能看到文学家当初都是病态型的痕迹。最初，要想成为文学家（至少是抒情诗人和叙事诗人），必须要有点并不总能提高精神活动的确定无疑的疾病。至今有时还是这样。
首先，如果我们考虑某些心理和心理结构的恃点（这些特点常常伴随一些艺术才华）——这就跟，比方说，特定的矸石包围着某种宝石和金属一样——我们就会发现，要想象一个根本没有高度感受能力的艺术家是极其困难的。很难想象一个被认为是艺术家的人，即一个恰恰在这方面出类拔萃。高于自己的观众、听众、公众等平庸之辈的人，会没有高度的敏感性。艺术才能这一事实本身说明神经的敏锐细微，说明他易于接受各种各样环境的影响，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环境方面的震动。因为对于环境（既包括社会方面，也包括自然方面），我们远不是都能完全适应的。
同样，不言而喻，艺术家不仅应该有强烈的感受力，而且还应该是容易冲动的人：否则他可能感受颇多，但就是没有把自己的感受传递给他人的要求。这是一种外向交往型的性格，痛了就喊，高兴了就叫，干脆爽快。就是说，这种人的感情很不稳定，外界影响对他的触动很大，而且很深，能引起内心巨大的反应，立刻就想以一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因为不然就不称其为社会名士派艺人了，谁还知道他是艺术家）表现出来，成为艺术作品，最初可能表现为舞蹈、格言、疯疯癫癫的歌唱，而后才慢慢成为一卷卷的故事。
所有这些艺术家几乎必备的特点，已经在证明某种心理失衡了。此外——请在座的选择这个专业的同志们不要见怪——选择艺术这个专业的人不可能是完全正常的。这一点毫不可笑。我这就说明为什么。一切当父亲的，所有“品德高尚的父辈们”在各自的传记中——确有其事的或艺术家自己杜撰的——通常对想成为诗人或画家的孩子们的愿望都有一种恐惧心理，并千方百计地规劝他们：“找个正事干吧！”确实，只有在很少情况下，艺术不仅能够养活业者，而且还能使他发财致富。在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家注定只能过所谓“流浪者”的日子，即茨冈人的生活。流浪者之所以叫做流浪者，是因为他们为现实社会所遗弃，他们生活在所谓现实社会的孔穴里。就像茨冈人生活在“破旧的帐篷里”，[5]游荡于人世各城市和乡村之间一样，这些流浪者行踪无定，过的是与众不同的游牧式的生活，虽然充满了诗情画意。某个阿乐哥找到他们，向某一位真妃儿大献殷勤，但这些人毕竟是另一个阶层。虽说这里五光十色，很富吸引力，但就社会性而言，他们同社会的其他阶层是格格不入的。当然，有整个家族、子孙后代一直步先辈艺术家的后尘的。但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艺术家大都来自精神多少有些失调、情绪颓废的无业游民，有时来自破产的农民，破产的小资产阶级或经商的市民，来自知识分子，有时来自没落的贵族阶层，等等。总之，来自一切在先前的环境中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然后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终于决定迈出在健全人看来是冒险而轻率的一步——选择写诗或绘画为专业的群体，当然，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流浪者。他们许多人以他们的才能或灵感作起交易来很有头脑，是艺术领域中杰出的企业家。但是应该说，这种经办事务的技能很少和在艺术史上能够留下显著痕迹的真正天才联系起来，大多数情况是：这些异常聪慧、敏感、性格外向的人，从生活的意义上说，都是流浪者和精神失常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职业领域常常发生严重的，往往是病态的、带有临床症状的破坏平衡的事而不必大惊小怪的缘故。例如，俄国文学中就有许多一般说应该认为是病态人物的杰出作家。
就在不久以前，有人说，好像普希金本人就是光明，就是春天。他天性严整，坚强，是一座伊奥尼亚柱型的大理石纪念柱。但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即使普希金也曾为自己内心的深刻矛盾所苦恼，他赖以生存的社会力量在经受着旧宗族世系从中等地主阶层迅速蜕化的过程，他经受了俄国从贵族时代向资产阶级时代发展的过渡时期，经受了自己本身从正统贵族的行列向以写作为生的作家队伍的过渡时期；这是那么地充满病态和惊骇，以至现在我们倾向于认为普希金是一位悲剧性诗人。因此，我们认为，这些成为诗人过早死去的间接原因的悲剧性感受，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普希金作为自我保护的、希腊化时代的清新明快的作品。大家知道，普希金笔下的“发疯”一词往往是指他决心要与横行肆虐的恶势力全力斗争的一贯想法，他在自己著名的《千万别让我发疯》中表达了这种危险的全部尖锐性，他就是从这一方面亲身感受到这一点的。
目前我们所描绘的莱蒙托夫，要比以前我们心目中的莱蒙托夫更像普希金，更接近普希金。他为同样的分裂所苦恼。这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旧制度同生活中新萌芽的尖锐矛盾造成的，而这种新的萌芽，归根结底，反映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诞生与发展。
果戈理开始自觉生活时好像完全是个令人羡慕的幽默风趣的健康人，最后落得精神完全分裂，原因是他既要经常为俄国的政治现实进行自我辩解，又要为自己无力与这个现实展开斗争而自我开脱。
同样也完全可以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的基本秘密。这位作家的几乎全部活动都是在没完没了地试图为他和生活的黑暗势力所结下的机会主义的联盟作辩解，为自己内心抗争的转向变节，为自己在强大的思势力面前的退缩作自我辩解，因为他感到这种黑暗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摧毁的。
我认为，就是被列宁公正地视为农民老爷和独特革命者——愚钝的托尔斯泰——的“勿抗恶”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好像暴力终归消除不了恶；明知是恶，但是它势力强大，托尔泰不相信对恶进行直接攻击会有什么好处，可是他又不愿与之妥协，而竭力想创造一定的保护性适应能力，以保证他能够生活，能够尊重自己，甚至能够自认为是生活的导师。
这些有助于自我辩护的立场的探求，我们在各种场合下都能够看到：有人在回避自己作为艺术家所觉察到的和作为艺术家与生活的导师实际上应该完全解决的生活基本矛盾。这种专门为了心理适应而为错误的社会立场进行辩解的苦心探求（所有这些作家都在千方百计地为上述心理适应创造一套套的理论，一批批的形象）造成了他们在精神上的痛苦感受，这种感受完全歪曲了他们的思想和艺术创作由以发展的正常途径；如果说他们不是表现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新因素的人，那么他们干可以完全抛开或者忍受这一切矛盾，就像某个普通死硬派地主或旧的商业资本的顽固代表那样。
当然，无怪乎在戈列勃·乌斯宾斯基这样深刻而富有才能的作家的变态心理中，[6]同样的社会原因也能够得到反应。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他的病的临床症状，我们立刻就能够发现我们应该承认的乌斯宾斯基的基本意思——知识分子对苦难中的人民的责任（民粹派的基调）、革命责任心的经常增长、良心的不断责备——我自己是否尽到了责任？知识分子是刚刚出现的民主势力的爱民代表，他们这种病态的，但同时又理所当然深受尊敬的立场，有可能站到社会主义民主一边，也有可能站到资产阶级民主一边。
当然，在这种痛苦的基础上，只能产生诸如列昂厄德·安德列耶夫和赫列勃尼科夫这样有意思的作家，[7]后者至今还无人从这方面研究过。[8]
在欧洲文学中，我们同样能够举出大量病态型人物：密茨凯维奇、莫泊桑、波德莱尔——这些人全是病态的——最后死于精神病的作家；他们的精神病在灾难性的发作前很长一段时期内无疑对他们的作品投下了自己的阴影。这一切现象应该从社会方面去寻找原因，用社会学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说明，因此，我再说一遍，简单地无视病理学因素，是无法作出这种说明的。
由此可见，不能认为我们常见的卓越的作家天才和心理变态乃至精神病的结合，是一种偶然现象。对这种现象有两种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的唯物主义——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和医生的原始的、机械的唯物主义。从医生的观点看，这里的主导原因是遗传或解剖生理学上的蜕变。从社会学的唯物主义观点看，主导原因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一定时代的阶级力量的配置等。
能不能说一个具有一定遗传特性的作家在任何条件下都会有同一种命运，他的艺术王作也将有同样的特点呢？
你们随后从我的引文中会看到的，精神病学家回答说“是的，这样的作家不管生在哪个世纪，他的作品、他的命运都将是一个类型，因为那就是病史。”
但是能不能说，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时点（不是时代，而是时点）内，在注意到一个作家个人生存的全部条件的同时，任何个人，不管其生物学方面的情况如何，都将是一样的呢？能不能说，不管有没有遗传性精神分裂症，或者，比方说，不管有没有像莫泊桑或尼采这种形式的遗传性梅毒（到一定时期必然出现神智模糊），尼采仍然是尼采，莫泊桑仍然是莫泊桑呢？
这对于我是很清楚的：两种提法都简单化了。按照我的意见，这里有某种双重制约性，而社会的制约性明显占主导地位。我在报告中将力求表明，我们不能忽视病理学，不过，正如我说过的，应当把它溶化在社会因素中。
为此，我们必须首先仔细探究一下什么是心理疾患，什么是精神病；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对它是怎么个说法。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家（非辩证的、非社会学的）所理解的原来意义上的精神病——眼下古典精神病学还这样认为——是这样一种疾病：身体上的变化查不出来，或者说很难查得出来，这里无法指出任何明显的、能够强烈改变人体一般解剖学和一般生理学现象的解剖生理学性质的过程。与此同时，在精神领域却出现了极大的紊乱。这里有神经官能症、休克、创伤、歇斯底里。至于歇斯底里，则所有的精神病学家，尤其是在弗洛伊德的著作问世之后，在此基础上都承认（甚至包括那些反对弗洛伊德某些个别思想的人）这种非常严重的、有时是危害极大的疾病，可能发生于纯粹的精神震荡之后，就是说，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他经受了这样的震荡就可能得病。这种观点可以导致如下结论：超强刺激或矛盾的总和，能够使人致病。这样的例子在现代科学中要多少有多少。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巴甫洛夫的反射搏动：当接受实验的狗在理应引起两种完全相反的反射刺激的压力下，要么“无法自控”，成为半疯，要么昏昏欲睡，陷入昏迷状态。当这两种刺激同时把狗拉向两个方向，引起相互排斥的反射时，就会出现病态效应，而且机体会用丧失知觉和昏厥的办法来减轻痛苦。众所周知，我们人的生活往往比狗的生活还要糟，经常遇到诸如此类截然对立的力量，这就是几乎一切悲剧冲突的实质所在。不同意向的冲突就是两种或数种外部刺激的总和，这些刺激应该引起我们针锋相对的反射，这就会导致心态失衡。
现代医学越来越多地推出一种保护适应和合理反应的理论，并且开始怀疑（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应该大力推动之）许多疾病，也许——谁知道呢？——所有的精神疾患都是机体对痛苦的这种独特的合理反应。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皮肤受到强烈磨擦，上面就会起泡，泡应该保护皮肤不再接触外界的硬物；作为保护性组织的老茧是不正常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又是必不可少的。炎症、寒热病、发烧，从前都认为是单纯的病态现象，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它们是机体为消灭自身各种异己因素的一种适应。近来哈内曼的理论（顺势疗法的创始人）越来越被人看重了。[9]不久前，当代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之一比尔宣布要重新看待关于顺势疗法的全部争论，[10]并承认该疗法在自己的疾病哲学上基本是正确的；学术界的一部分人对此感到脸上无光，另一部分人则兴高采烈，整个学术界都为之震动。哈内曼的著名理论“simila similibus curantur”，即“要选用引起疾病的手段进行医疗”，归结到一点，就是机体自身具有几千年形成的大量遗传性自疗适应能力。因为在很长时期内，既没有医生，也没有医院和药物，这些东西只是在有了人之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动物世界的最高级阶段才出现的。机体应该自行治疗，对于所有外部的破坏性作用，它都能出色地作出反应——既像外科医生、神经病医生，也像各种内科医生。顺势疗法医师的想法恰恰是：应该加剧疾病，以引起整个机体对一定病态现象的警觉。比方说，您患了鼻炎——鼻咽粘膜出现了炎症，机体对此有所反应，但是不够有力。如果施加某种药物，使鼻咽粘膜普遍发炎（当然是微弱的），那么机体就会立刻制造出这以前所没有的相应的抗毒素。顺势疗法的医生说，试验证明，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比如说，大剂量的碘能够引起鼻炎，顺势疗法用小剂量的，即用它能够达到出色医疗效果所需要的量（这一点，比尔也予以证实）。
这对于我们非顺势疗法医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根本不是顺势疗法的追随者，而且顺势疗法的医生几乎把我看成某种残酷无情的人，因为我把他们的列宁格勒中央疗养院送给X光专家们了）。我完全不是新入门的顺势疗法医生，但我认为这中间有一种不能不考虑的极其深刻的生物学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机体确实拥有比我们的估计要大得多的，为麻痹破坏力量肆虐而出现的这种反应能力。
现在请把这一原理应用到社会现象上来。一个人生活在社会环境中，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包括不愉快的、破坏性的影响。机体对这些影响作何反应呢？在非常严重的不愉快的情况下，在惊吓和极度悲伤的情况下——会出现昏厥。这似乎是一种笨拙的生物学适应，因为失去知觉的人是无法自卫的。但是机体有一种允许打破自身平衡的倾向——不仅通过积极的、革命的办法，找出原因并加以根除，而且可以用对有关原因闭上眼睛，即通过由内部终止有关痛苦和破坏过程的办法。这是非常重要的现象。实际上，我们可以拿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拯救幻想为例。比如，列宁的格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1]或马克思所说的在人类不幸的生活消除之前，宗教是无法消除的，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这里形成了一系列的欺骗，不仅仅是伏尔泰所说的剥削群众的祭司们的欺骗，而且比这种欺骗要深刻得多。这就是自我欺骗。这种欺骗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对群众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群众实际上无法克服自己生活的恐惧，于是就创造了我们认为是极其病态的疯狂的适应——迷信和宗教；后来，统治阶级为达到自己的种种目的而加以利用。马克思主义在其关于宗教的学说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说它是类似的保护性组织——社会的和个人的。“睁只眼闭只眼”，“一切从好的方面去想”，这都是一种内在适应（其表现比上面提到的要小），目的在于不要破坏我们的内心世界。这是各种各样自我欺骗的一个大系列。要使这种自我欺骗达到完全入迷的程度，达到对严重的感受没有内心反应的地步，没有外在的帮助往往是不行的。于是只好诉诸于各种各样的刺激。音乐、歌唱、舞蹈自古以来就和宗教、宗教上的心醉神迷或简单地忘掉自我，摆脱苦恼与忧虑的愿望联系在一起。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化学麻醉剂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它们或使人心情快乐，或使人的心理状态降低到与动物的心理状态毫无二致，或者催人入眠，从而忘却病痛。我们正在认真开展反对使用酒精和其他种类的麻醉品——人类所有道路上的伴侣——的斗争。这决不是什么不幸的、偶然的创造发明，而是一种巨大的社会适应。如果可以说宗教是群众的鸦片，那么同样也可以说鸦片是大烟鬼的宗教，有鸦片瘾的人希望在鸦片引起的飘飘欲仙的感觉中忘掉现实世界。
现在我们知道——这一点未必会引起争论——任何神经官能症（包括癌病在内）常常都是一种内在的适应，目的在于经受或者减轻某种震荡、某种创伤的遗痕；但是许多心理疾患也能够引起同样的作用，比如躁狂性兴奋，届时一个人好像永远处于醉酒状态；这种兴奋可能是这样一种生物学上的适应，它使大脑的一切功能发生扭曲，使一切作用于大脑的印象似乎染上了某种欢快的颜色。当然，表现为精神沮丧的变态心理，如忧郁症的直接原因，常常是肉体的损伤，但是对于忧郁症患者来说，这是一种机体的适应；面对这种情况有人必然会提出问题：为什么人会突然变得（受客观生理因素制约）忧郁了呢？为什么会感到生活不可爱了呢？于是忧郁症患者就自己的过失作出最荒诞的结论，就是说，据此制造出保护性适应——找出机体能够与之因应，能够与之斗争的道德上可感的原因。但是忧郁症几乎总是（不是一时性的，而是严重的经常性的时候）导致精神沮丧：忧郁症患者整个显得那么情绪低沉，面部肌肉松弛，完全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的身体仿佛抵抗不住地心引力的规律，像枯萎的植物，向下低垂着——死气沉沉的低垂着。这同样是一种保护性反应，不值得奋力抗争，不值得恢复自己身体的活力，因为这样做毫无用处，只能带来新的苦难。
如果承认精神病（也许是大部分精神病）常常是正常机体对不正常环境条件的反应，这样马克思主义就能从非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病学家那里夺回四分之三（也许更多）的地盘。因为这等于承认了这样的结论，即个人的不正常是由不正常的环境条件所引起的。而这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还在马克思的时代有一种现象就广为人知了（而且是马克思本人发现的），这种现象后来已经为统计所证实。在农村，在穷乡僻壤，大量的精神病都带有痴呆的倾向。记忆模糊，浑浑噩噩，呆头呆脑，由此而来的是懒惰，是精神生活的泯灭倾向。城市中忧郁症和躁狂性兴奋症居多。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是城里人和乡下人不同？不，如果我们把某一年出生的孩子换换地方，把乡下孩子送进城里，把城里孩子送到乡下，那么，就环境对精神病的性质的作用而言，尽管有遗传性，结果仍然是那样。
统计材料清楚表明。在危机、饥饿、革命、战争等时期，不正常者的人数有所上升；正常的人也快变成了心理变态者，半正常的人变成了完全不正常的人。不正常人的这一极由于纯社会原因而增大了。
这里我想推出两条（我看未必能够被驳倒）规律：一个是生物学规律，另一个是社会学规律。我们的每一代人中都有相近的，甚至完全相同的人才。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一代人生来就才高八斗，另一代人则全是无能之辈。当然可以说（暂且假定说，以后对此可以进行科学检查。这是大单位的研究课题）大体上有人才辈出的时代和碌碌无为的时代。人才辈出的时代乃人人各得其所的时代，碌碌无为的时代——乃无路可寻的时代。每一个时代的人类资源的数量，在人才的意义上说，都是一样的。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能够断言：需要时总能找到需要的人。在个别情况下也许不是这样：巴黎公社需要领袖，可布朗基身陷牢笼，就是说，需要的人有时候好像没有到位。但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带有根本性的历史事件决不会因为当时的一代人平庸无能而发生变化。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只能说：经常变化着的历史的生物长卷本身——即人——在每个时代都有某种自己神秘的纹路，社会环境在这一纹路上已经打上了我们叫做历史的另一种纹路。这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会是一个重大打击，它会迫使我们变成折中主义者，并且说：历史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生物学的原因，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学的原因。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点，相反，我们认为，人类历史的生物学方面的材料和生物学的、解剖生理学的数列在任何一代人那里都是相同的。至于由此引出的结果每次各异，在同样的长卷上印出的纹路每次也各不相同，这完全取决于社会的条件，也只能取决于社会的条件。
我想，可以进一步地说，在任何一代人中，不同心理生理结构的人的数量大致都差不多，也就是说，每一代人中各种喜怒无常者和矮小肥胖者等（按照性格学理论家目前看重的外部特征和内在品质都是这样）的数量都不相上下。结果就出现一个人类键盘。这个键盘世代相传，毫无改变，它保存着所有的八度音和所有的基音。而钢琴师就是历史。它的发展规律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了解的。它在这个键盘上能够弹奏完全不同的曲调，而且有时候键盘的一部分是不需要的，没有声音，然而在以后的时代它可能发出声音。
由此我得出一个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总的结论。
有机的、所谓健康的时代，风格稳定、生活稳定的时代，不需要精神变态的表现者。如果这时候一个精神病患者说起话来——写小说或画画，人们会觉得非常奇怪。情况特别严重时甚至会把他送进医院。在文化和生活方面都失去平衡的时代，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一切正常的人都在为种种矛盾所苦恼，都在寻找对矛盾特别敏感并且能够特别外露、极富感染力地表现负面感受的代言人，在这样的时代，历史正好以其高明的艺术家的双手，敲击着病理学的琴键。
也有这样的情况，即才思横溢的人生活在相对有机的时代，但是他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且就在这个有机的时代他已在反映开始出现的恼人的矛盾了。不过他只是个半被注意的作家或艺术家。一旦时机来临，这些他早先觉察出来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那么这位往昔的作家便会“死灰复燃”，就是说，他所创造的材料正好成为最适宜的琴键。历史不仅敲击活人的键钮，甚至也敲击死人的键钮：死人变活了，成为后来时代的同代人。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时势造英雄的道理，即总能够找出所需要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对个人因素可以淡然处之。但从上面这段话中决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对个人因素可以完全置于脑后。我坚决反对这种观点。艺术史上和文学史上我们一些很成熟的作家——反个人主义者和反树碑立传者——经常说，在分析拜伦或普希金的创作时，只有他们所表现的那个社会集团的材料才是有意义的，而且他们在这方面所占的地位，与他们所属的大都由三、三流作家组成的整个文学团体所占的地位是一样的。诚然，这样的文学团体中充其量只有一个普希金和一个拜伦。如果我们不想确切了解这些倡导某种文学运动的作家们的社会环境，不想了解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受到过什么样的个人影响，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会滞留在令人肃然起敬但永远谈不上具体历史蓝图的王国中。恰恰在艺术中不能这样说“重要的是团体，而不是天才”。这是一种僵化的观点。写文学史可以一个人名不提，一个人不提。只谈文学作品，就像在谈没有人称的群众和各个社会集团的产品那样。如果您把这样的著作照原来的样子推出来，就是说，把它当作社会学的公式，也没有什么不得了。但是如果您想用它来取代文学史，那就不会有好的结果，红火一阵后肯定会遭人讥笑。
对于艺术来说，能手和大师以特别尖锐和充分的功力表现一定时代的一定阶级的感受，这是它的特点。要绕过它是决不可能的，它是时代的基本表现者。但这位大师能否总是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纯正无邪的传递者呢？能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这位艺术家属于大、中贵族或小贵族，属于大、中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属于大、中农民或小农民——把艺术家装进这个袋子，并认为他表现自己的集团，决不会扭曲和改变集团的观点呢？不，这纯系无稽之谈。具体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偏离对一定阶级倾向的准确表现是确实存在的。指出这种偏离，分析这种偏离，是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我们，在我们党内，非常清楚，即使像无产阶级这样严谨的阶级的表现者，有时也会发生偏差（努西诺夫：他们表现另外的社会集团）。[12]是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完全站到另一个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去了。但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关于在表现某个社会集团利益时会出现一定的异己杂质。我们不能说是我们左倾或右倾了，不能说他的理想完全在表现资产阶级的倾向。这样讲就未免太简单化了。
但是，如果说在历史-政治的分析中个人所起作用不大的话（尽管我们有那么一些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那么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一个作家，开始时他可能是一个阶级的代表，后来变成为另外一种观点，到了自己创作生活的后期又成为第三种观点的代表。差不多每个作家在四分五裂的社会中所走过的路都不是笔直的，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谁不明白这一点，他就等于什么也不懂。既然如此，当对于某人的生平传记一无所知时，那就只好去猜测。如果我们对普希金的个人生活一无所知，就必须去猜测：为什么普希金对某些过程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或者只好把这种改变和总的历史发展与重大政治事件联系起来观察。这样我们就成了半盲人。当然，我们有可资研究的材料。作品就是很丰富的材料。但是怎样研究它们？怎样作具体的分析？把历史-具体的内容化解在社会与社会学之中是可以的，只是得首先认识这些个别的具体特点。否则化解不成，搞成了公式，这是一方面；现实与公式相矛盾，这是另一方面。
这就是我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这种公式主义的原因。也许可以把公式化仅仅当作我们艺术学的必然的幼稚病；无疑，等我们的艺术学变得更成熟一些时，这种幼稚病一定能够治好，届时它就能够真正学会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说明问题的整个具体复杂性，考察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乃至个人的和独一无二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是不敢舍弃个人的和独一无二的东西的，而社会学家则必须舍弃之。
如果我们遇到纯个人的因素，那么在社会学研究中就可以绕过它，理由至少是：既然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感受绝对是个人的，那么它就不会有任何社会意义，得不到任何反响和任何评价。这样的作品（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据此我将最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会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不仅没有社会意义，而且没有任何意义，成为莫名莫妙的东西，因为如果它们不是莫名其妙的东西的话，那么就会有人理解它们，从而将它们纳入社会生活之中。只有投身于社会生活的东西才会有意义，作品投入的程度越大，对自己时代的涵盖面越广，而且能够延及后代，那么它的社会意义就越大；这样的作品也就越突出，越有才能，越不同凡响。这使我们有权利说：一切绝对个人的东西都会完全游离于艺术学的视野之外：我们的科研对象只是社会现象。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对某种内在矛盾的这样或那样的解决，就像人类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某种不满的表现一样，否则任何运动和任何行动，我们都根本无法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艺术作品所由以产生的那种生命变异状态是绝无仅有的，就是说，只为一人所独有，那么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产生艺术作品的生命变异状态一定得是社会的。产生艺术的社会原因更应该是社会的。但是这些社会的生命变异状态的感受是不同的，各人有各人的情况；它们的感受是作为我自己的困感、我自己的动摇和我自己的痛苦而出现的，由此产生的作品也是作为我的作品被人们所接受的。文学史家的任务不是要抛弃作者主体的独特性，将其一笔勾销，而是要说明这种独特性的社会渊源及其特殊的社会影响，把个人因素置于规律性的社会网络之中，而个人因素则是这种网络的独特的纽带。
我在这个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如果不是针对个人因素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研究出任何名堂。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一定个人的解剖生理学方面的不正常，对于它从现代社会材料那里所得到的反映有没有歪曲，歪曲了多少呢？这就是我在第二部分中提出弗·荷尔德林这样鲜明个性的原因，我尽量检验这些思想，以便在我后来的总结性发言中，更确切地予以表述。
二
弗利德利赫·荷尔德林1770年生于劳芬市（他是士瓦本人）。十八岁时他就是当时青年人中才华卓著和表现突出的代表。这些德国青年深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当然，他们并不了解这场革命的真正社会经济实质。他们不懂得实质上这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目的在于推翻以前的统治阶级并取而代之，为自己的继续发展，特别是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部分知识分子的民主阶层（在法国革命中表现小市民利益的）的立场同这些阶级同样是格格不入的；他们超出了这一任务的范围，采取了激进的立场，大家知道，这种激进的立场也是各不相同的：从三心二意、半自由主义，经过向平等派方面的摇摆（左的雅各宾派）直到向社会主义方面迈出的最初步伐（巴贝夫主义者）。[13]这些现象的整个社会音调和德国知识分子是格格不入的。这些德国青年从法国革命中首先看到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它在理性的旗帜下反对中世纪的偏见，主张给人以自由，在人类生活中开创新的纪元。
当然，法捷耶夫同志在《打倒席勒》一文中犯了个大错误：他引用（不完全正确）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把席勒说成是一个自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说席勒一心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说他把自己的目标涂上鲜艳的色彩，以便把这枯燥乏味之物当做某种崇高的和杰出的东西。[14]事情并非如此。无论席勒还是他的追随者，包括荷尔德林，都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成是所发生现象的真正实质。所以，席勒的浪漫主义精神自然是出于至诚的了。像已故舒里亚科夫所做的那样把这些文化和文学现象称为意识形态上的自觉谎言，[15]是不正确的。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揭露欺骗，还揭露自我欺骗，而且正是这一点才使它能够揭示出意识形态的真正实质。说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用理想主义掩盖了大资产阶级经营呢绒或粮食的愿望，情况并不是这样；不，他们是从革命所提出的口号和打出的旗帜的思想价值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巨大社会变革的。正是革命的思想意识极大地震撼了他们。
不过海涅早就指出过，德国的现实连不成功的革命也决不允许发生。法国革命失败了，但它是一次行动，一个事件，可是在德国，革命被歪曲了，它仅仅具有发生在思想和形象上的过程的性质，只具有意识形态性。你们记得海涅是怎样把进步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行动同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精彩对比的吧。[16]
席勒类型的理想主义者（荷尔德林也属此类，下面我将说明他与前者的不同之处），能够向自己提出很高的理想；当您具体要建造房屋时，您往往是很节俭的，因为您必须考虑到材料、人手等等，如果您不需要建房，只作建房的设想，那时您的想象就可以放开，达到幻想的临界程度，这种幻想将表现一种在不可能建房情况下对新住房的真正需求。
当商业资产阶级或工业资产阶级的某个阶层作为阶级开始强大和定型时，根据马克思的著名观察，他们总是要从先前时代那里因袭一些服装；[17]那些以前时代的文化服饰、思想方式具有更大的成熟性，尽管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则高于它们。这就是文艺复兴时代，例如复兴（想象的）希腊和罗马的生活方式。注定要比古希腊的资本主义强大得多的年轻资本主义却在竭力因袭古希腊盛时的形式。法国革命用内阁制、帝制的形式一心要创造出古代世界资产阶级黎明时分意识形态上的文艺复兴。但是，在法国是外部的东西——庆祝会、戏剧演出、公共建筑物的式样等——对于德国人都成了实质。而且这一代所有的人——歌德、席勒、所有的“狂飙突进”派，还有我们的荷尔德林，[18]都认为古希腊才是和谐的人类关系的真正实现。法国革命中主要以理性意志形式出现的东西，在这里则以理想、口号——“回到古希腊去”的形式出现。这好像是对这些青年所遇到的一切心理失衡、烦恼、痛苦、屈辱的一种解决。“打倒现在的德国！让德国古希腊化，返回到和谐的人那里——他们是人又是艺术家，他们在自己的神的身上体现了自然，并与诸神保持着最深的交往。”
年轻的马克思说过，古希腊决不是社会制度的某种典范；相反——他说——不让婴儿长大成人，这显然是愚蠢的；但长大成人后可能没有婴儿那么幸福，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19]他认为古希腊是在艺术中得到最完美反映的时代。正如梅林所证实的，已经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在其生活的晚得多的时代说过：“只有白痴才无法理解古代艺术对无产阶级文化有什么意义。”[20]
对于马克思来说，古代世界是非常之高的，也许是迄今人类艺术发展的最高点。[21]但他决没有把古希腊的社会生活理想化，也不认为它是高不可攀的典范。当时的人们并不是这样想的（如青年黑格尔）。对他们而言，一般地说，这是人类最幸福的时期。诚然，黑格尔很清楚，新的时代必然要从这个时代脱颖而出，但是他仍然把古希腊的社会制度看作是永远不能复返的、消失了的黄金时代。对于荷尔德林来说，这失去了的黄金时代是应该回来的。青年人像他一样认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让古希腊回归的。这是他们的纲领——一个文化大于政治的纲领。当法国革命的雷声隆隆作响时，这个纲领有政治色彩，当革命的雷声已经过去，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同旧势力达成了机会主义的交易（这种勾当在德国尤为卑鄙）时，不言而喻，他们的一切政治希望全都破灭了。
荷尔德林对古希腊的热烈向往使他对现实非常厌恶，而现实越是显得牢固，他对现实的厌恶就越强烈，他希望返回到古希腊的愿望也就越强烈。
他当时的朋友——谢林和黑格尔——也赞同他的观点。他们全部在杜宾根神学院这所令人讨厌的宗教寄宿学校里学习，在这里，连荷尔德林这样天使般的人类的绵羊也差一点打了一个教员的耳光，因为这个教员粗暴无礼，对学生们的私事横加干涉。学校里对学生可以滥施暴力。
荷尔德林的母亲非常专横，想让儿子成为神甫。可以想象，这位“古希腊迷”、泛神论者、对基督教深恶痛绝的荷尔德林怎么能成为神甫呢！在此基础上，他和谢林、黑格尔成了朋友，按照这二位的父母的意思，他们也应该成为神职人员。他们三人同住一室。我无法证实狄尔泰提出的那个观点，但是我想，狄尔泰是对的：那种设想未必正确，即这些无可争议的天才人物——谢林和黑格尔——对荷尔德林有片面的影响。相反，一切情况使人不得不认为，荷尔德林的热情性格，他对浪漫主义精神这一初级阶段的非同一般的追求，他认为古希腊的理想同现实截然对立的态度，对黑格尔相谢林倒是发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
他们三人和另外一些人组织一个政治俱乐部，自诩为法国革命的同盟者。
这时候，荷尔德林的道路同较年长的席勒相交叉了，他又遇到了赫尔德和费希特①（在耶拿），[22]于是他们三人在荷尔德林的生活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各人有各人的方式。他们对荷尔德林全是这样的态度：一个杰出的年轻人——他们相互推荐他——一位真正的才子；很有修养，但有点古怪，一个怪人，一个过于谦逊的人，不善于扼住生活咽喉。总之，所有这些人对荷尔德林都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认为他是有才能的，但是像德国精神病医生说的，患有低能症，就是说，有生理缺陷。这使荷尔德林感到奇耻大辱，于是他变得越来越孤僻了。以前对他最感兴趣的人之所以这样对待他，主要原因是他们全都汗始倾向于同当时已经建立的所谓革命后秩序达成的机会主义协议。他们所有的人通过不同的道路，常常利用非常狡猾的心计（他们自己未曾意识到，还真心诚意相信它们是正确的），即使不是在为现存制度开脱，也是在为自己对这个制度的消极态度进行辩护。而荷尔德林绝对不会这样做。他是为数不多的部分德国青年的代表，他们应当在幻想的岗位上以身殉职，因为他们看不到任何能够适应拿破仑时期形成的资产阶级德国的道路。
在荷尔德林的经历中，灾难的临近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他努力想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但是却落得同卢梭、黑格尔和十八世纪后半期至十九世纪后半期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同样的地步，即给银行家龚塔尔当家庭教师的地步。知识分子通常在有钱的资产者家中（在贵族家中较少）当秘书或者家庭教师。这种地位接近于侍从，被当作佣人，遭人歧视。这种情况对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可悲的。知识分子在文化水准方面有权认为自己是自己的顾主所无法比拟的。这决不是偶然的个人经历特点，这个特点是社会性的，是大量的。
家庭女主人常常在这里起着独特的作用。当然，大资产阶级或者大贵族为自己择偶大都挑选优媚动人的女子。这些女人的生活豪华奢侈，可以非常方便地表现自己风采照人和殷勤好客等。大家知道，那时候的女子是在寄宿学校和修道院里接受教育的，生活在家庭圈子里。家庭环境限制了他们。不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产者的凶狠狡诈的特点对她们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她们是在家庭环境中培养长大的，像温室里的鲜花，应该为自己主人点缀生活，为他们生儿育女，为他们装饰门面——在主人的招待会和舞会等应酬活动中充当美丽动人的女主人。这些妇女常常感到自己脱离周围生活，寂寂一身，而且她们往往不是单纯的百无聊赖的太太，而是有所思念的人。在女主人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家庭教师之间，经常有某种约合。他崇拜她，她满足青年人的审美需要，满足他对美的渴求。他是她的内在精神生活的某种促进者。大家知道，卢梭的小说《新爱洛缔丝》曾经广为流传，其印数之多超过当时任何别的艺术作品；这部小说是对这类关系的一次文学表述；这种关系一再重复，反复出现，至少一直到瓦格纳租马蒂尔德·冯·威增顿克①的爱情故事为止。[23]
这种情况对荷尔德林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意料中的事情发生了。银行家龚塔尔是这样一种性格：年轻时跟人斗气，一怒之下，自己用餐刀把自己的眼珠子给挖了出来。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个可怕的怪物了。他的妻子苏珊塔·龚塔尔是一个大美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很聪慧——尽管是个温顺的聪明人——心地非常之好。她和荷尔德林之间产生了爱情，而且爱得很深。主人发现之后，把荷尔德林痛打了一顿，逐出家门，就像赶走一个犯错误的侍从和奴仆一样。于是荷尔德林失了业，无处安身。他去找自己唯一的朋友辛克莱。他不愿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忍饥挨饿，回到自己在纽廷根的可怜的母亲身边。荷尔德林当时三十岁。他是一个像德国人说的破了产的、翻了船的人。他想找工作做。写信给席勒，请他帮忙。席勒没有回信。荷尔德林希望到各种资产阶级家庭里教教课，但是无人接受。他前往波尔多，在那里，不知是通过书信，还是如人们常说的，通过心灵感应——也许是通过传闻——他得知他的狄奥提马（他这样称呼龚塔尔夫人）去世的消息，他经过瑞士，回到德国，情绪极度颓丧。当时他的神志已经开始不清了，后来有所好转，接着又开始恶化，终于成了完全明显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我想就荷尔德林的生活简单地说几点。
他住在龚塔尔先生的家里。他钟爱的女人用爱来回报他。他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的全部生命力都焕发出来了。下面是他写给奈非尔——他的一个朋友——的信（1796年6月初）：
“你可以想象，我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高涨的艺术力量。没有欢乐就无法再现永恒的美。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大喜大悲都是很有裨益的。”
他给席勒的信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请求。席勒回信劝他从事点实际活动。他认为荷尔德林太脱离现实生活了。荷尔德林在这之后又给席勒写道：
“您要我向您靠近一些。您说这样可能会使我更明白一些。这话出自像您这样的人的口里，对我来说，意义太非同寻常了。但是请相信我：离您太近——对我不合适。当我在您身边时，您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您的存在使我不能自已，以至见面后好几天都完全不能思考。在您身边时，我的心一直是沉默的，一旦我离开了您，我甚至无法控制我那沸腾的感情。在您的面前——我像一棵刚刚被栽种的植物。中午时分必须遮掩着它。您笑我吧，但这是老实话。”
[24]
下面是他写给他妹妹的信，谈到他周围的环境：
“这里（法兰克福）很少有真正的人。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些对人的可怕的讽刺画。财富对他们的作用，就像酒之对于农夫。他们笨手笨脚，粗野无比，自高自大。当然，这里自有其好的一面：在这些人中间，我学会了沉默。这种人往自己的马车上套的马越多，他上锁的房间越多，他身边的仆人越多，他藏匿的金银越多，他为自己这个大活人挖的坟墓也越深。”
[25]
荷尔德林病后几年，德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威廉·魏布林格访问了他。[26]下面就是他所看到的情景（最初他回首往事，勾勒了青年荷尔德林的形象：
“荷尔德林非常招人喜爱，这从他的外表上可以看出。他那深邃、热情、美妙的眼神，高高的额头，谦逊的风度，饱满的精神和那一眼就能动人心扉的面孔，使他在众人中超凡脱俗，鹤立鸡群。他心地善良，性情高尚，思维和感知的方式热情活泼，能迅速领会任何事物，明显的才智过人——所有这一切，使那些了解他的人对他抱有最良好的希望。”
“在幸福的少年度过之后，这位天资聪慧的青年人如果能够步入正轨，得到适合予他的志趣、愿望、理想和才能的发展，那么他的神志将永远是清醒的。”
[27]
当然，这是外行人的意见，但是它的意义在于它没有绕任何弯子，而是单刀直入地说：是的，这个人死了，疯了，因为他找不到任何正常的道路。
下面是魏布林格用马蒂松的话对人们确信荷尔德林显然有病的初步事实的描述：[28]
“不知为什么，荷尔德林突然重返故里（在波尔多滞留之后——卢那察尔斯基），既未带任何行李，且一文不名。马蒂松亲口对我讲了他和荷尔德林见面的情形。
“马蒂松坐在自己屋内，房门开着。这时忽然走进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人面色苍白，像一具僵尸，骨瘦如柴，两眼从头颅骨的两个小孔里怯生生地向外探视着。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很长，衣服破烂不堪。马蒂松被吓得一跃而起。陌生人站立在他面前，矗立良久，一言不发。随后走近他，用肮脏的双手扶着椅子，马蒂松看见他手上长着莫名其妙的长指甲。他用幽灵般的有气无力的声音说：‘荷尔德林’。之后立刻转身而去，这时不知所措的马蒂松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29]
荷尔德林离开马蒂松到自己母亲那里去了。在完全疯狂的情况下他把母亲痛打一顿，逐出家门；这对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是常有的事。然后便立即安静下来，变得像小牛犊一样温顺听话，智力衰竭的征兆无可怀疑地都表现了出来。然后，正如我曾经指出过的，他又恢复了理智，尽管他永远也摆脱不了忧郁症的困扰。他写了一些颂诗，翻译了希腊古典作家，主要是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他的译文颇有争议，但是很有意思。在这之后，病情又重新发作。魏布林格是这样描述的：
“望着他的身影和那高高的、充满智慧的额头，望着他那双无神但却友好的眼睛，不能不令人感到非常惊奇。摧残健康的疾病痕迹在他的双颊、口、鼻周围明显可见。同样，疾病在他的额头生也深深刻下了自己可悲的皱纹。有时候看着他的脸，甚至双肩和手指的阵阵抽搞，实在叫人揪心和发愁。”
[30]
对于来访者，他不叫别的，一律称呼“陛下”，“至圣先师”或“神甫先生阁下”。
他最初在木匠那里住的时候，疯病发作得相当频繁，发病时，木匠就挥拳狠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制服他。他常常就这种样子被送回来——不是由他以前住过的医院里的人，就是由街上围着他起哄的孩子们或其他人。
荷尔德林经常地、几百次地反复阅读自己的长篇小说《许佩里翁》。他喜欢高声朗读。他不时作出各种敬重和欣喜的怪相，高声赞叹：
“多么美啊，陛下，真是太美了！”
他喜欢弹琴，有时弹得还不错。他保持着很好的男高音，唱一些忧伤的歌曲。
他常写诗，不过越是往后，他的诗也越发粗糙，意思也含混不清。
提奥多·施瓦普看到荷尔德林时，后者差不多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这时荷尔德林已不再用自己的名字，如果有人当着他的面直呼其名，他就非常生气。他自称是布奥纳罗蒂，更多的自称是斯卡尔达涅里。他喜欢人们叫他图书管理员先生。当他不愿意答话时，常常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爱说：“Pallaksch”。之后就再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31]
非常有意思的是，荷尔德林对于在他生活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记得非常清楚。他深深地怀念席勒，从不提歌德，如果有人当他的面提歌德的名字，他甚至会非常生气。但是访问过他的人讲，他们常常听见他喃喃自语地说：“参事歌德先生殿下对此会怎么说呢？”关于他所喜爱的狄奥提马，他说，她是一位非常美的女子，她给他生了十三个孩子，一个儿子现在是俄国的皇帝，另一个是英国的国王，第三个是罗马教皇，但她却是个蠢人。
在简要介绍了他的生平之后，请允许我来谈谈他的最重要的作品——《许佩里翁》。这部作品是德国文学最出色的创作之一。是脱离现实的知识分子的感受的最杰出的典范。
《许佩里翁》的前言本身就很有特色：
“解决这个或那个性格的不协调，既不应该单纯地把它作为议论的材料，也不应该把它作为空泛的审美满足的口实”。
[32]
这话是极其深刻的。荷尔德林说：“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在解决这个或那个性格的不协调。他解释说，简单地把这种艺术作品当作享受是不对的，同样，把它仅仅作为问题看待，不讲享受，也是不对的。可见这个公式是非常微妙的。这里表现了这部作品由此产生的总的心绪。
小说主人公许佩里翁，是一位现代希腊人，生活在土耳其人征服下的希腊。他说：
“一个人的心能够从祖国的繁荣昌盛中获得欢乐与力量的源泉，他的感觉一定是很好的。但是当有人向我提起我的祖国时，我感到我好像被人扔进了泥沼，或是在我头上合上了棺材盖。
“有人叫我希腊人时，我觉得我的脖子上紧紧拴着一条绳索。”
不言而喻，这里的希腊指的就是德国。许佩里翁认为自己祖国衰落的基本原因，是理性主宰了一切。
“是的。当一个人自由幻想时，他像是上帝；但当他前思后想，踌躇不定时，他就变得一无所有。
一旦失去灵感，他就像被父亲逐出家门的浪子”
许佩里翁告诉自己的朋友阿拉庞德，说他生活在理性主义者和各种资产阶级贤达中间非常苦恼：
“你知道，最优秀的力量未被起用就毁灭了，这样的事目前实在太多了。”
“像一头受伤的鹿被投入激流之中，有时候我也跳入消遣的深渊，想使我那燃烧着的胸膛焕然一新，洗掉我内心中无时不在沸腾的荣誉和伟大的火一般的梦幻。但是一切对我都没有用了。[33]
当我望着一个婴儿，心里想，等待他的羁绊是多么的可耻和有害啊，我想，他一定也会像我们那样凋谢枯萎，像我们那样寻觅求人，像我们那样追求美好和真理，可是他的努力将是徒劳的，因为他也会像我们一样形单影只，孤掌难鸣，当我想到他…啊，赶紧把您的儿子从摇篮里抱起来，把他抛进水里，以免他遭受您自己所遭受的奇耻大辱！[34]
当然，他认为自己这种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因素，因为他不了解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
“与人人和谐一致——这是神仙的生活，是人间天堂。与所有的生者和谐一致，在神圣的忘我中返回到自然——是思想和喜悦的顶峰，是圣山，是永远宁静之地；这里当午不热，惊雷无声，汹涌彭湃的大海和清风习习的田野分辨不清。”
这就是他的泛神论古希腊化观点。
“但是大自然关闭了自己的怀抱，于是我站在那里，像一个和它素不相识的人。”
“我无法更多地了解它。”
“这是科学害了我。”
这种感情同马克思的一段话如出一辙，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说：是生活毁灭了审美上的满足，因为审美地解决问题的地方——自然与人的斗争——被科技解决所取代了。
“是科学害了我。我变得如此的理智，学会了清楚地分辨身边的事物，使我在美好的世界中变得孑然一身。”
荷尔德林的言论达到了非常革命的程度。
请看从阿拉庞德嘴里说出来的话，毫无疑问，这些话说在黑格尔关于伟大精神、“时代精神”，关于精神的运动的著名言论之前，它们描绘的是同样的景象：
“怎么会呢！蛆虫能够挡住上帝？”
“须知上帝就在我们心中，对上帝而言，无限像一条道路，是畅通无阻的，可是就因为道路被蛆虫所阻，这位神灵就应该停下来等待吗？”
“不，不，我们不想问你们：你们是否有所求。因为你们从来一无所求，你们是奴隶和野蛮人。我们不想努力纠正你们。作这种努力也会是徒劳的。我们关心的只是你们不要阻挡人类凯旋的进程。
“啊，给我点燃起火把，我要烧尽人类森林中的一切杂草！”
“给我准备好地雷，我要炸碎地下偷懒的巨石！”
“我心甘情愿地献身于未来。不管怎样，我的结局不会是庸俗的。”
“成为幸福的人——这话在奴隶口中等于白日作梦。”
“成为幸福的人？光是这句话就使我嘴里有一种令人作呕的甜腻腻的味道。”
“你们用出卖自己的桂冠和不朽而换取的一切，是何等的愚蠢和空虚啊！”
当然，怎么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荷尔德林有过严肃的政治革命倾向。例如，阿拉庞德对所引的话当即就作了这样的说明：
“我发誓，凡是认为国家能够成为道德学校的人，他甚至没有想到自己会犯下什么样的罪孽。”
“国家——它仅仅是包着真正种子的坚硬外壳，仅仅是保护开花结果的人类花园的石头围墙。”
“做无辜的蜜蜂，筑自己的蜂巢，比自认为是人民的牧师，在这一不洁的材料上弄脏自己的双手要好。”
[35]
革命的道路为德国现实所制约。进步知识分子们知道，没有人跟他们走；革命的尝试等于自我毁灭，因此他们不想成为人民领袖（不过下面我要说明，某种形式的革命对他们还是有吸引力的）。
荷尔德林关于什么是希腊的论述是很精辟的。他关于希腊的思想非常接近于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的那段著名论述的思想，同时也是当时希腊文化迷的最尖锐的表现：
“雅典人如此出类拔萃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他们的生活是自由的，没有任何束缚人的羁绊；第二，是大自然赋予他们的适中的生活条件。”
“另一方面，雅典人的高尚精神培养了他们的自由感情。”
“埃及人不知痛苦地忍受着专制和暴力。北方的儿子——则忍受着法律对自己意志及其不公的肆虐。”
“这是因为埃及人自幼就养成了敬重和崇拜的本能。北方人则很少相信自由的自然的生活，所以总是用对法的迷信来衡量生活。”
“雅典人之所以无法忍受对自己施暴，因为他们崇信自然，不愿干扰它。他们不允许法律到处插手，横加干涉，因为他们很少需要法律。”
“自由创作、诗歌——这就是哲学的最佳形式。”
“归根结底，这是科学的伊始和终结。”
“就像密涅瓦从朱庇特的头中跃出一样，
[36]哲学出自无限的神的存在之诗，而且又返回到原处。
“妙就妙在一个人很难相信他所喜欢的人会真的死去。大概还没有谁在离开自己心爱的人的坟墓时，不心存哪怕是一线的希望：一定还能在什么地方看到他。”
“古老的雅典娜的奇妙幽灵，对于我来说，就好像是从死者王国里返回的我的母亲的容貌。”
“啊，帕尔式农庙，
[37]你是世界的骄傲！你的脚下就是尼普顿的王国，它像一头温顺的狮子，其它的庙宇、雄辩的人民大会场和学院的小树林，
[38]像一群孩子紧紧环绕在你的身旁。
“当春天来到雅典时，就仿佛是姑娘胸前的一朵素雅的鲜花。太阳在恢宏的大地上走过，不会因羞愧而满面红通。”
“希麦特和潘台拉的大理石断崖像孩子挣脱母亲的双膝一样从梦中大地的摇篮中一跃而起，在雅典人温存的手中获得了形态和生命。”
荷尔德林认为，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就是美感，也就是使自己的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自己同自然的关系完全和谐的追求。”
“人类美的第一个孩子就是艺术。通过它，人变得年轻了，而且重现了自己。他希望感受自身，于是把自己同自己的美作了对照。”
“人就是这样赋予神以生命的。”
说的是希腊，但荷尔德林认为德国也将如此：
“因为最初人和神是同一回事。他只是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身的永恒的美。我谈的是神秘的东西。但的确是这样。”
“美的第二个女儿是宗教。”
“宗教不是别的什么，它是对美的一种钟爱。哲人爱的是美的本身——无限的和包罗万象的美，而人民大众则只爱美的孩子们——出现在哲人面前的神的形象。”
了解黑格尔这方面论断的人也会知道荷尔德林在这里与黑格尔不谋而合。荷尔德林所称的宗教之对于哲人者，和黑格尔所称的直接思辨哲学，同理念、精神、自然本质直接接触的哲学本是一回事。黑格尔认为，宗教是诸多具体形象透过一定棱镜对本质的折射，这些形象本身包含有这种理念——世界的基质，但是为了使大众明白，这种折射把理念下降了几个台阶。[39]
“任何国家，没有对美的热爱，没有这样的宗教，都不过是一具没有生命和灵魂的骷髅。没有这些力量，任何思维和任何行动都不过是无冠之木，无头之柱。”
荷尔德林认为，真正的哲学在诗中诞生，又以诗为归宿。这种宗教、这些象征和形象体现了人对于自身和自然之爱，它们为出色的哲学提供了论据：
“赫拉克利特的名言：统一体本身是可区分的。”
[40]
“只有古希腊人才能得出这种公式。”
“因为这是美的本质，而且在这一公式得出之前，实质上任何哲学都不存在。”
荷尔德林指出，现代失去了这神美好的才智；谈到现代对古代的态度，他深感苦恼：
“是啊！他们崇敬雅典娜。因为他们从庙里偷走了圆柱和雕像，而且相互出售。”
“他们崇敬这些圣像，就像崇敬伟大的稀世珍品，就像崇敬色彩艳丽的鹦鹉和滑稽可笑的猴子那样。”
从这些片断中，我们看到了以极其崇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德国唯物主义哲学。这些片断写于一八〇〇年代。[41]是当时德国唯心主义所能提供的最高成就。荷尔德林超过了自己的盟友。
下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页，它说明后来生病并发疯的这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成了自己时代的喉舌。
“人民曾经从幼时的和谐中走了出来，这样的和谐应当成为新的世界历史的起点。”
马克思说，和谐属于希腊发展阶段的人类，但我们永远不能返回到那里。[42]荷尔德林说：是的，属于过，但我们放弃了这种和谐，我们应该返回到那里。这就是他的革命的反动性。
“一开始人们就享有植物之福。成熟之前他们一直在成长。一种伟大的骚动在此开始了——运动由内部向外部扩展…"
如你们所见，这里的表达方式在辩证法上也是极为可贵的。
“…现在，这个过程疏通了我们看来是一团混乱的整个人类。与此同时，实际情况又使我们头晕目眩。因此，美离开了人们的生活，转移到精神的王国。以前的自然，现在成了理想。”
在我看来，这就是荷尔德林世界观的突出特征，对于理解他大有好处。如果人们过着和谐的生活——而他认为古希腊就非常和谐——那么美就寓于人的自身。现在缺乏这种和谐，因此才产生了对它的怀念，就是说，产生了唯心主义和类似的唯心主义的心态。
“生命之树的根与干在枯萎，在遭受破坏，但是它还有鲜活的树盖——个别沐浴在阳光里的绿色枝条，它们像年轻时期一样，全神贯注地把阳光吸收到自身中来。
“这些青嫩的枝条就是理想。它们正在取代以往的整个生活。”
“根据这一理想相互认识的还有为数不多的焕发青春的人，世界生活的新纪元当从他们开始。”
“为了使我的想法清楚明白，我说得够多的了。”
按照他的意见，思想革命家有责任把人类的幸福归还给人类，他们之所以彼此了解，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得多么美好和他们本人有多么美好，而是因为他们对当前的生活非常厌恶。重心转移到了理想——这就是这种自我议论的实质。
《许佩里翁》第一部写成时荷尔德林绝对没有任何患病的征兆，当时他正在恋爱，十分幸福，他所爱的女人具有和他一样的感情，他体验到了对自己的尊重，自视甚高：
“像朱庇特的神鹰聆听缪斯的赞歌一样，我也在悉心倾听我自身的美妙无尽的音乐。”
后面我将说明这一段文字有什么哲学-社会意义。
“像满目繁星的天空，我寂静无声，充满了活动。”
于是，当狄奥提马告诉许佩里翁（即荷尔德林）他是何人时，我们在此看到了他的生活的整个纲领——英勇无比且富有挑战性。狄奥提马说：
“许佩里翁，我觉得你生来必有大用！切勿错失良机！不要让物质匮乏妨碍了你的事业。”
“诚然，一切进行得太缓慢了。这在困扰着你。作为一名青年斗士，你上场得太早了。你的身体尚未发育成熟，你已经投身于斗争了，因此你所受到的打击多于你的出击。你好像被这一点吓住了，开始怀疑起自己来。
“要知道，你的敏感和你的勇敢是相等的。但什么也还没有毁灭。”
“如果你急于活动的要求没有这样早地施展出来。那么你的精神也不致于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你没有激扬的感情，如果你感受不到痛苦，你也许就不会如此清醒地思考了。”
“请相信我：你所以能够如此正确地感到一位杰出者的平衡，那是因为你自己已经遭受了不少的损失。”
“你像阳光四射那样直泻而下，又像滋润万物的雨露，降落在常人的国度。”
“你应该像阿波罗那样光照四方。
[43]你应该像朱庇特那样复苏万物，震动寰宇，否则你就有愧于自己的上苍。”
“怎么样！阿拉伯商人传播了自己的《古兰经》，于是有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像一望无际的林海，可在你那里并没有一块供你播种已经经过检验的、能够焕发新的青春的真理的土地呀！”
“不，新的世界当然产生于人性的这些根源，新的神灵会管理它的。新的未来的天空将用明朗的幕布覆盖其上。”
《许佩里翁》的第一部就是这样满怀希望结束的。
有意思的是，在遭受命运可怕打击之后写成的《许佩里翁》的第二部是这样开始的：许佩里翁和自己的朋友阿拉庞德打算解放希腊，为此，他们纠集一伙匪徒，这些人在第一次冲突中就忘记了解放灾难深重的祖国的使命，开始抢劫财物；许佩里翁本人为匪徒所伤，因为他不许他们为非作歹。彻底失败了。他感到吃惊的是：他竟想以这样的代价购买自由，借强盗之手修建天堂。
这一情节决不是偶然的：例如，席勒的《强盗》中有，莱蒙托夫的许多早期作品中也有。莱蒙托夫说，最初的奋力抗争的思想，他是从可怕的童话故事和女佣们唱的关于强盗的歌谣中听来的。[44]《大贵族奥尔沙》和《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即是由此产生的。莱蒙托夫笔下的反抗者的形象经常都是些强盗。我们四十年代的浪漫主义和德国的浪漫主义在这里遥相呼应。他们说：无法指望群众——他们不会响应的。而个人活动又无济于事；必须聚集起哪怕一小批能够反抗法律，敢于触犯它的志同道合者。可这些人恰恰是强盗，是罪犯。必须不顾一切地否定现实的法律；鉴于无法从社会方面否定它们，那就从刑事方面否定它们。但问题是刑事方面的否定根本不是革命。它实际上只是对斗争的一种歪曲，使一些游离于社会之外、脱离了自己阶级的人堕落为无业游民；这些人不能改造社会，只能危害社会。席勒的《强盗》非常鲜明地表现了一定时期这种受社会制约的对强盗的同情。不过席勒同时也表明，任何人对这种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烧杀掠夺、无政府行为都不会满意，这种行为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成果。这是少数具有革命情绪的人的悲剧之一，他们脱离了阶级，失去了某种有效影响生活的可能。
甚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考虑常常以犯罪形式出现的这种强盗式反抗的农民暴动时也曾反问过自己：这能不能成为革命的运动，或者只会导致双方受害？革命者越是争取和真正的群众运动打成一片，那种打家劫舍式的浪漫主义精神就越没有生存的余地。
荷尔德林恰恰也是让自己的许佩里翁在这条道路上遭到失败的。
遭受失败的许佩里翁动身去德国了。关于这一点。荷尔德林专门腾出篇幅予以描写，长期以来德国人怎么也无法原谅他写的这些内容，因为它们是对当时的德国，部分地也是对现代的德国的辛辣的鞭挞。下面请看一段这样的牢骚文字：
“就自己的出身而言，他们是野蛮人，他们以自己的勤奋、科学和宗教使自己变得更加野蛮。他们根本无法体验任何神圣的感情。他们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他们感受不到幸福，不懂得神圣的优美。”
“他们愚蠢笨拙，毫无和谐可言，像打破了的花瓶的碎块躺在我的面前。”
“当然，这些话是严厉的，但是我应当说：我不知道任何一个比德国人还要支离破碎的民族。”
“我看到了手工业者，但不是人；我看到了思想家，但不是人；我看到了神甫，但不是人；我看到了老爷和奴隶、中年人和青年，但都不是人。”
“一切都使人回想起尸骨累累的战场；鲜血横流，浸染了大地。”
“德国僧侣有时说，古时候的美德只不过是光彩夺目的罪行。其实，就连古代的迷误也是美德，因为美好的童贞精神当时尚在。”
“相反，德国人的一切美德只不过是粉饰过的罪恶罢了。”
“凡此种种皆系人为所致。是胆怯恐惧的结果，是强迫贯彻奴隶义务的结果。”
荷尔德林还有更具社会色彩的指责：
“德国人不断反复说：世上的一切皆非完美。是否会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不幸的人，就说他们周围的一切之所以如此的不完美，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干净的、未被污染了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粗野的双手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夺去了呢？”
“他们无从收获，因为一切收获的根基——神圣的自然——都被他们忽略了。”
“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空虚，这样充满烦恼和冷漠的敌意，那是因为他们排斥了天才——它能够给每一种人类事业带来力量和高尚的情操，给国家带来欢乐，给城市和家庭带来友爱与和睦。”
“这就是他们如此怕死并准备忍受苦难，只要能够苟且偷安就行的原因。”
“他们打算忍辱偷生，因为除一般着活外他们不知道任何更崇高的东西。”
“只有热爱美、尊崇自己的艺术家天才的人民才能感受到自己身边的生活气息，感受到普遍的精神。”
“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够打破思想的狭隘性，消除夜郎自大，使自己的心胸变得既开阔宏伟，又温柔细腻，这样，灵感才能够造就英才。”
“这样的人民的祖国，是一切高尚者的祖国。”
“但是，在一个大自然及其艺术家如此受辱，美好的生活乐趣荡然无存，好像任何一个星球都比地球要好的国家里，奴隶精神和根深蒂固的傲慢精神日见增长；烦心的事情层出不穷，盲目情绪也在滋长，一部分人发财致富，另一部分人挨饿受冻，每年的祝福变成了诅咒，各路神灵四散而逃。”
如上所见，这是在承认：我对这个世界毫无办法，我一败涂地，焦头烂额，但不要以为我同你们媾和了。
《许佩里翁》的最后一部有顺利解决这一矛盾的暗示，在狄奥提马给许佩里翁的信中。狄奥提马在努力地安慰他，并为他勾勒出一幅美妙的图画——生活历来就是生活，它永远是胜利者：
“请看看世界。难道这不是经常发生的大自然永远能够战胜各种危险的胜利大进军吗？难道大自然不是仅仅为了赞美生命而招致死亡的吗？”
“不错，被金链锁着的死神，宛如一位被俘的王后，跟在统帅——大自然——的装饰华贵的凯旋马车后面，缓缓而行。”
“而我们呢？我们作为伴随胜利者凯旋行进的载歌载舞的少男少女们，随同宏伟壮观的游行队伍，不断变换着花样，以改变自己的形象和声音。”
不言而喻，这种俯拾即是的安慰，实际上只是一种听天由命的形式。因而许佩里翁的绝望心态并没有减弱：
“最卑微的手艺人都可能说，他干的比我多。”
“精神空虚者可能讥笑我，说我是个想入非非的人，因为我的事业没有成熟，我的双手没有自由，我的时间就像疯狂的普洛克路斯忒斯，
[45]他把凡是落入他手的人都放在一只儿童摇篮里，如果装不下，就把他们的肢体削去。
“告诉我呀，你说，归根结底，避难所在哪里？”
“昨天，我看到了高耸于我头顶之上的埃特纳火山，我想起了伟大的西西里人，他们辛辛苦苦地描算着时间，笃信世界灵魂，在大胆渴求生活中投身于那奇妙的熊熊烈火之中；因此爱说笑的人讲：‘冷诗人想热起来了’。”
这里，我们看到了未完成的悲剧《恩沛多克勒斯》的思想雏型。[46]这部后来在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的悲剧的实质，在于他刻画了一个对众神即自然的恩典顶礼膜拜的人，刻画了一个被故乡城市奉为先知和领袖的天才。他不再需要众神的统治了，因为他知道众神本身就产生于人类的头脑。于是，他开始宣传所谓“人神”的思想，确定人、雄辩地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恩沛多克勒斯在此感到自己对于这件事的局限性太大，而且，民众开始反对他，不愿跟他走这条路，于是他陷入了绝境。
这一切，清楚反映了一个失败的先知的自我评价。
我阅读被逐的恩沛多克勒斯在投身埃特纳火山前的情况描写，因为这是荷尔德林本人在瑞士之行的确切写照。我尽量想判定这到底是荷尔德林瑞士之行以前所写，还是写于这次旅行之后。可惜他的笔记本记得很乱，没有注明他写的是预感，还是对往事的追述。
潘蒂霞——恩沛多克勒斯的崇拜者——说：
他活着，不分白天黑夜，
在峡谷中前进。
他以乌云为屋顶，
以石头为床铺，
山风吹拂着他的卷发。
倾注的雨水，
淌满了他的双颊。
只有太阳在荒凉的沙漠中，
晒干他淋湿丁的衣蒙。
她不走惯常的羊肠小道，
一味沿着峡谷的方向——
那里栖息着和他一样的
流浪者、强盗和流刑犯。
矫健美丽的雄鹰！你不幸被击中倒下，
你的鲜血标明了你走过的道路。
很快就会山摇地动，
狩猎人定会跌入乱石堆中，
到那时你的头颅就是山地不死不活的君主，
就是雷神殿中新来的客人。
[47]
荷尔德林是少数革命者这一特别有意义的阶层的表现者，为了说明他的这一高峰点，还应该谈谈他的抒情诗和颂歌。不过我只能简单地谈谈，因为颂歌实际是无法翻译的。它们的韵律非常考究，均为精雕细刻之作；目前，德国批评界，德国的诗歌风格专家，都承认这些作品是整个德国文学中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最上乘的音乐表现。这些颂歌，特别是后来他已经有明显精神分裂症状时写的颂歌（《面包和葡萄酒》、《阿尔卑斯山》、《莱茵河》），从资产阶级研究者的观点看，是神秘莫测、无法解释的。我认为这些作品的奥秘我们是了解的：“基督教的、庸庸碌碌的、小市民的、牧师的文化把德国变为不幸的国家。我荷尔德林的使命就是拯救这个国家，我是救世主。但是我势孤力单，就像耶稣当年那样，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扼杀、被毁灭了，从而德国未来的希望也破灭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非常巨大的世界悲剧”——这就是这些作品的内容。
我再说一遍，这些作品几乎是无法翻译的。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使你们对荷尔德林创作的这个方面和他的悲剧《恩沛多克勒斯》有一个起码的概念；荷尔德林创作的这个方面是高于他的散文作品《许佩里翁》这部哲理小说的，而他的悲剧《恩沛多克勒斯》可惜我只能简单地提几句。现在我来读一首我所翻译的抒情诗，荷尔德林写这首诗时还是讲究韵律的；这首诗表明，缠身的疾病是如何反映在他的尚具社会意义的诗歌之中的。这些颂歌至今仍被看作是杰作，也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这些作品没有社会意义。
我所谈的这些用希腊韵律写成的美妙诗篇，描绘了逐渐降临的夜的愁思。
“光明”，你在哪里，通体透明的少年？
你在哪里？每天早晨你高兴地唤醒我。
我的心没有沉睡，但是夜的神圣的刀量
总是把它牢牢抓住，死死不放。
有时候我倾听朝霞的脚步声，
在山丘上信心十足地欢迎旭日在什！
你的报信人——习习清风，
从不欺骗我，
你容光焕发，沿着老路，
大驾光临。
如今，“光明”，你在哪里？
我的心没有沉睡，
但是无尽的黑夜，
总是牢牢地压着，
使我无法醒来。
以前，草木给我绿草，
花儿悦我心田，
我心爱的人的明媚的脸庞，
总是在前面闪现，离我不远。
我面对天空的翅膀，在森林上空起舞，
那时我还是个热情洋溢的青年。
如今我孤身一人，在消磨时光，
日复一日，时久夜长。
只有幻想从往日的爱恋与痛苦中，
为自己编织出美好的形象。
我细心听着：是否来自远才的勇敢的朋友，
能帮助我自立自强。
[48]
最后一个诗节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荷尔德林的病态情绪：
唯有夏天您这位万能者
给了我唯有秋天的成熟之歌
为的是使我的心尽情地游乐
然后毫无怨言地死去。
[49]
我再说一遍，鉴于我无法翻译这些颂歌，那么我来读一段荷尔德林写作颂歌时成篇的优秀片断之一，即布伦坦诺在其《浪漫情怀》中称为德国文学最伟大的抒情作品之一的佳作。[50]其缺点要算在不以译事为职业的译者身上。这段文字译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唯一一首用六步韵诗和五步韵诗轮番写作的颂歌。它的题名叫《夜），是通过抒情诗的形式传达作者社会心态的杰作：
城市睡了，万籁俱寂；街头巷尾，空无一人，
只有马车在路灯的闪烁下不时地驰过。
人们带着娱乐与交易的重重心事，
各自回家，心里盘算着利弊得失。
家里宁静舒适。市场上既没有果子，也没有花束。
手工艺品也无声无息，只图清静安逸。
只有花园深处传来和谐的琴声：
也许是一首情歌，也许是孤独者的心声，
是在回首昔日的幸福，追忆失去的青春。
喷泉夜间发出有规律的节奏，
溪水在草地土潺潺流动，
钟声在黑暗的夜空中低声长鸣，
更夫掐算着钟点，报出几时儿分。
一阵清风，像一声叹息，在枝头骚动，
且慢！我们星球的影子——月亮出来了。
她悄然升起，凝神地与夜空窃窃私语。
周国一片闪烁的明星。
月亮根本不关心人间的事惜。
它古怪地发出光照，漫游天涯，孤身流浪，
把自己的愁思漂亮地洒向万重山岗。
[51]
还有一首短诗。这时作者己处于半疯痴状态。诗中荷尔德林晚期所特有的那种节奏上的呼应就更加突出了：
湖岸垂满了黄色的玫瑰，
千姿百态，
万花纷呈。
可爱的天鹅，
低着头，
深情地一吻，
把嘴深深扎进神圣清醒的水中。
我真是一筹莫展，
隆冬季节，
我哪儿去寻找鲜花？
哪儿去寻找阳光
和地球的阴影？
高墙冷冷地默然矗立，
风在呻吟，
风信旗在风中拍拍起舞。
[52]
荷尔德林发疯后还写过两首带有社会意义的诗。我愿意跟踪研究他的创作，直到它真正变成纯病态表现，已经没有社会意义为止。只有那时我们才允许精神病医生完全作主，因为实际上那时已经没有什么社会意义可言，有的只是临床医学了。
已经完全发疯的荷尔德林写道：
我享尽了人间的乐事，
青春的欢乐早已逝去…
春天的桂冠已经枯萎；夏天的太阳已经死去。
我是否还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53]
这最后一节诗是写给狄奥提马的：
如果从把我们分开的遥远的往事中，
你还能认出我和我的过去，
你，这位痛苦的当事人，
但愿我能给你留下一点良好的回忆…
[54]
……以后就再没有写什么了。
三
现在我们来看看不同作者对荷尔德林创作所作的阐述。著名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是和我们最接近的一位阐释者。如你们所知，他把文化及其发展的概念当作自己全部哲学的基础。请看狄尔泰关于荷尔德林说些什么：
“在我国文学的伟大时刻——我们的诗歌总体上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峰，法国革命和它的理想主义，对个性和自由的推崇具有特殊的意义。青年人完全被一个更完美的社会制度的前景所吸引，为实现这一任务挺身而上。他们期望的是更高级的人类类型，并愿意促进这一过程的发展。荷尔德林正是这部分青年中的一员，是较纯真、较和谐的人类个性的真正体现。他和席勒非常接近，但是他性情温和，与席勒又有很大不同。当革命注定要失败，被战争所取代，并导致欧洲反动势力气焰嚣张时，德国青年的这一运动怎样才能保护好自己呢？赤裸裸的暴力时期开始了。对于这部分青年来说，德国已经没有他们可以自由活动的余地了。专制制度、贵族和资本的社会高压政策、宗教限制，大获全胜。必须服从。许多天才的抒情诗人深感生存无望。他们的孤独感是无法避免的。”
[55]
如你们所见，这里原本可以不提荷尔德林。只须谈谈这批青年人的某种集合类型就可以了，因为他们许多人都是和荷尔德林同时走上这条道路的。狄尔泰说：“必须服从”。但问题是一些人服从了，一些人没有服从。
狄尔泰进一步地说明荷尔德林——仍不是作为一个个性，而是作为一定的艺术类型——时，道出了这样一些思想探邃的话：
“抒情天才首先表现在诗人非同寻常的独创性上，由于这种独创性，他成了发生在他内心的、具有自我规律性的过程的牺牲品。他对这些过程的感受是非常充分，非常纯真的。外部现象只触及他的表面，无法打破他的精神生活的内在规律。荷尔德林是这样一种诗人，他不认为自己的内心世界只属于作为个性的自己。”
[56]
实际上这内心世界是什么呢？是疯子的诡计，痴呆的大脑产物，道地的“神的喉舌”，还是什么偶然的古怪念头？不。荷尔德林认为是神的声音的东西就是社会舆论之声。法国革命和荷尔德林身在其中的资产阶级青年的抗争决定了他的创作的社会内容。所以，当他说：“朱庇特的神鹰倾听缪斯尤如我倾听自己的心声”时，实际上是在说他也在关注社会的情绪，这些情绪杂乱无章，但却带着自发的力量开始在德国社会的进步阶层中流传，它们遇到了反动现实的顽强抵抗。这就是抒情灵感的内容。荷尔德林具有抒情的天赋，因此，这种冲动相他所受到的这些社会影响，在他身上便具有内在规律性过程的性质，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当时最恰当的声音。四分五裂的病态的现实在为自己寻找表现者。它要找的表现者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对现实的正面因素能够无限的信任，并且能够十分和谐和十分深刻地加以表现。只有这时这种静观才能被人理解。只有这时，时代的经济本质才能得到自己的思想表现。这样的人把内在的规律性同现实对立起来，认为这种内在规律性是神的语言，是自己内在的主观目的性，同时表现了自己的革命的召唤。如果有关的个性不是个病人，他也许会达成妥协。不表现这种矛盾，他会掩盖它。
歌德（相当了解荷尔德林）不是在谈荷尔德林，而是在谈一个才能比他略逊一筹的年轻人居特尔时写道：[57]
“他不会自我控制，所以生活从他手中挣脱了出来，他的创作本身也变得模糊不清了。”
[58]
至于歌德，他把握住了自己，所以他的生活没有从手中挣脱，他的创作也没有变得模糊不清。但是他的创作被扭曲了。歌德的整个经历（贡道尔夫竭力把它描绘成一个解决矛盾的真正天才的一生）是机会主义者牺牲的一生——为了保存点什么，他扼杀了自己身上的优秀东西。”[59]歌德从伟大的高峰降低到同德国当时现实妥协投降的地步。而荷尔德林做不到这一点，他根本无法接受。内在规律性使歌德发疯似地来整治维持。他仿佛在说：“凡不能把自己的内在目的性同拜倒于现实面前的必要性妥协的人，统统都应该死去。我歌德只是在小说中死了，而在生活中我屈膝投降了——不过是做得非常优雅，非常明智，非常体面，非常完美而已。”不向现实低头的灾难深重的天才人物，在我们面前受尽了折磨，最后弄得面目全非，而歌德——奥林普山的山神。但我们不应该被奥林普山的假面具给吓住了。我们应该揭露歌德的真正本质。当然，这简短的说明并不是他的全部，但却是他这个历史人物的很大一部分。
非常有趣的是，当时的另一位巨子——黑格尔——荷尔德林原来的挚友，专门谈到了荷尔德林，他把荷尔德林纳入也是伟大机会主义体系的自己的哲学之列。众所周知，黑格尔驳斥了和荷尔德林的世界观很接近的费希特的世界观，因为费希特说：“作为精神载体的个人是高于现实的，如果星星落到我身上，其碎片把我埋住的话，那么我的精神毕竟还是要驰骋于这一片混沌之上的。”于是，为了给这受害的个人（周围都在跟他作对，他只有一死了之）鼓劲打气，他向自然挑衅说：“你可以用石斧打碎我的头颅，挤出我的脑髓，但是我有不朽的精神，其本质是高于你的力量的”在正在到来的绝望时期，这些话是给人增添勇气的。
黑格尔是怎样看待这一点的呢？他说：“使自己同客观发展规律相对立的个人是不值得尊敬的。”但是荷尔德林——黑格尔自问道——蓝眼睛的荷尔德林，我的朋友，这位出类拔萃的人，他的灵魂唱出了我无法忘怀的长笛之歌，他照亮了我的青春少年，他该如何看待这一点呢？黑格尔写道：
“秉性高尚的人因担心玷污自己而避开种种生活关系，因为他无法既置身于这种关系之中，而又出污泥而不染；但他避开的这种生活关系越是重要，他这种人的不幸也就越大。这种不幸既不能说是公正的，也不能说是不公正的。它之所以成为命运，那是因为这里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完全被随心所欲地否定了。”
这是黑格尔需要两副面孔时常常采用的一个很好的辩证法例子。
在俄罗斯童话中，严寒问：“暖和吗，姑娘？暖和吗。美丽的姑娘？”如果她快活并讨好地回答说：“暖和”，那样她就能得到好处；如果她说了实话，并且表示不满，严寒就会杀死她。而为严寒所杀的姑娘定是个傻瓜，命该如此；童话中这一点说得很直率，毫不含糊。可是黑格尔说：这是不公正的，但也不完全是不公正的，也许甚至还是公正的。
“这种不幸之所以成为命运，那是因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完全被随心所欲地否定了。不幸可以变得如此伟大，命运可以变得对生活如此厌恶，以至秉性高尚的人可能被逼入空泛虚无之中。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一方面因受到命运的打击而跌倒，另一方面又由于他愿意接受挑战而能够凌驾于任何命运之上。可以说，不是他背叛了生活，而是生活背叛了他。高度的自由是灵魂美的负面特性，即它为了自己的原则而弃绝一切的能力。”
你们瞧，一个怎样非同寻常的思想弯子啊。只有在非常尊重革命抗争，而且对它的胜利的可能完全不信的地方，这样的哲学才能够发展。黑格尔既没有胆量和费希特一起说，“抗争吧。你一定能胜利，”也不敢和歌德一起说：“妥协吧！不然你就是犯傻，你会被现实吃掉的”；他说：“看来，不妥协吧——这样你肉体上会被消灭，道义上却能高于命运，或者，妥协吧——那样道义上低于命运，但肉体上却能免遭毁灭”。这种骑墙的观点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黑格尔走的正是这条机会主义的道路，并且他得出结论说。普鲁士君主政体就是辩证发展的最后、最高阶段。晚年，他和僧侣们结成联盟，抛弃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只是黑格尔的后来人和持批判态度的追随者们才把他的学说从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清理了出来。不过，未能坚持住高度的黑格尔，理应对坚持不妥协的荷尔德林表示一定的尊敬。
至于神秘主义者是如何看待荷尔德林的，我只想顺带地说一下。例如，恩斯特·米海尔就说：[60]
“可以这样看荷尔德林的命运：诗人一生的种种偶然性都带有骇人听闻的重要意义，他的整个一生也成了伟大的和普遍的象征。”
“这证实了诺瓦利斯的话：‘每个大人物的一生都是带有象征意义的’”
[61]
米海尔说，荷尔德林是俄耳甫斯型的诗人。[62]但什么叫“俄耳甫斯型的诗人”呢？就是抒情型的诗人，认为自己的内在规律性表现了某种超世界、超历史的东西，并把自己的这种内在规律性同外在命运对立起来。这样的诗人的命运，彻底分析起来，总具有象征的意义，因为它是一种与现实分离的理想。它的意义接近于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的意义，接近于关于破灭的伟大希望的神话的意义，就是说，实质上接近于有关革命暂时失败的神话的意义。
现在请允许我来谈谈精神病学家们。
应当说，写过关于荷尔德林的文章的精神病学家，和普列汉诺夫在看法上是完全不同的。普列汉诺夫说，马克思主义不允许自己把作家的作品看成是随心所欲的结果，或是某种精神疾患、生理变态等使然；它认为作家的作品是社会的产物。荷尔德林的例子可以说明，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家和生理学上的唯物主义者大都是机械论者，他们从没有看得如此远过。可他们关于荷尔德林写得却相当之多。
1901年或1902年，克莱因的书问世了，书名叫《荷尔德林、莱瑙、海涅的生活与爱情》，[63]书中有一篇著名精神病学家梅比乌斯的文章，[64]作者写道：
“荷尔德林的大多数传记作者都想成为实用主义者。他们希望证明，生活中一切都是因因相陈、接踵而至的，灾难在逻辑上产生于生活事件。这种实用主义的想法在戏剧作品中是很好的，但在生活中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这里，主观意愿是行不通的。”
“支配我们的完全是于事无关的力量，而我们的自觉的思想与活动就发生在身边，可以说是浮在表面。”
这里，梅比乌斯的思想同我们的世界观已经完全相矛盾了：自觉的思想、自觉的活动被认为是某种本原的东西，可它们实际上是社会条件的反映。但是人在自己的自觉世界中，在自己的自觉活动中，最多而且首先接触的就是这些社会条件，梅比乌斯的后一个论点使人想起了我们和弗洛伊德主义者的主要分歧。弗洛伊德主义者说：“思想歪曲、自我蒙骗来源于比我们强大的我们的无意识。”我们则认为，人们的意识形态最终取决于利益。诸多的阶级的利益从内部推动、歪曲着思想，创造着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同时我们也知道，即使是潜意识的东西也渗透有社会的因素，它并没有和意识截然分离。梅比乌斯则希望表明，每一个单独的人好像是从社会环境中摘出来的，完全决定于部分生物学的、社会学上无法考虑的力量。此外，他的下述意见尤为奇特：
“在医学上，唯物主义是最好的启迪原则，尽管在哲学上和理论认识上它是站不住脚的。”
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对唯物主义的典型公式！在自己的领域，在自然科学中，他希望而且能够做个唯物主义者，他说：“唯物主义是很好的启迪方法”，但是他否认它是世界观，在不理解唯物主义的实质的情况下，他要求更宽泛的“哲学观点”。这样的生物学家的观点似乎在说：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人的行为是由人的大脑发展支配的，而发展是一个过程，其一部分在娘胎里时就已经在进行了，而且是由遗传决定的。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
梅比乌斯接着说：
“在类似荷尔德林这样的生活中，个人体验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荷尔德林1802年患了小儿性痴呆症。就是说，成了大脑蜕化的牺牲品，变成了白痴。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内原性疾病，即这种病是与生俱来的，是从胚胎里发展起来的。“
“由此可见，荷尔德林生来就有病。他的种种特点，爱幻想，缺乏自控力，找不到自己在世界上的用武之地，凡此种种，都是这种病的早期阶段的一般表现。即使他周围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和事，结果也还是一样，他仍然会犹疑不决，仍然会想入非非，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致命的病终归是要发作的。”
梅比乌斯把荷尔德林同和他差不多一样不幸的，最后发了疯的奥地利抒情诗人莱瑙作了比较，认为他们的才能本身取决于他们的疾病。
文德尔班力图用实用主义的观点，[65]说明荷尔德林的整个悲惨命运，来源于荷尔德林的精神基础，来源于他的抒情哲学的基本特点。[66]另一位自认为是唯物主义者的著名精神病学家弗莱坦医生（弗洛伊德主义者）在回答文德尔班时写道：[67]
“应该抛开一切关于荷尔德林身上反映了‘世纪病’的无稽之谈。这种病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这里我们遇到的是铁一般的必然性。疾病的发展像任何化学变化过程一样的精确，它1804年的发展跟1904年的发展也同样的准确……”
[68]
也就是说，随便把人放在哪一个世纪，只要他患了精神病学家先生们所确诊的疾病，我们将会得到同样的病史。
朗格是杜宾根大学的著名精神病学家，他写了一部名为《荷尔德林，病理志》的巨著，很有才气。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经典性著作，是一位力图客观地对待材料并进行仔细研究的精神病学家的真正值得人们尊敬的著作。所以，和那些我上面谈到的精神病学界的泰斗们相比，朗格在对待社会学观点方面（显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态度要谦虚多了。但朗格未能达到我们所能接受的那种观点。
朗格首先规定了心理变态的概念。他说，心理变态既不是健康，也不是疾病。它是一种中间环节。心理变态者可以毕生保持一般的健康状态。那么心理变态的特征是什么呢？
" 心理变态者抵抗于生命有害的影响的能力降低了，整个精神生活懒散脆弱，变幻无常，明显的易于疲劳，本人容易受影响，喜欢想入非非，容易用想象的图景代替世界的真实面貌。总之，现实感被破坏了，由此常常引发一种陌生感，一种空虚感-心理变态者总感到自己好像是从别的星球上来到地球上的。”
“另一方面，心理变态者特别容易表现出一种宽宏大度，即人们常说的‘宽大为怀’。”
“心理变态者容易疯狂地爱恋，突然的心血来潮，同样，也容易莫名其妙的切齿痛恨。”
他们喜欢流甜蜜的眼泪，抱古里古怪的希望，高兴起来简直能闹翻天，灰心丧气时往往又一蹶不振，如此等等。”[69]
"
朗格接着证明，荷尔德林是典型的心理变态者。从本质上说，这与对这个问题的社会学态度没有任何矛盾，因为朗格本人就认为，艺术家，包括诗人，尤其是抒情诗人，恰恰是以这些心理变态者为主要构成的，当然不是全部，但也不只是许多人，而是绝大多数人。
他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说心理变态决不是轻易就能看出来的疾病，心理变态者在诗歌、音乐等领域内都可能创作出非常出色的作品，甚至是伟大的作品。
对此，如果我们补充说，荷尔德林肩负着所谓的历史使命，他就是要用抒情的方式表现对现实的深切失望，就是要用对未来的理想和向往，同现实相抗衡，那么问题很清楚，在这里，事件的社会进程不可能在“心理变态者”中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现者。
所以，我们对类似他咬手指甲，经常头疼，抽烟很多，喜欢喝咖啡等诸多证明很少感兴趣。因为另一方面，我们从同一个朗格那里知道，荷尔德林从不酷酒，从未得过大病：尽管他是个疯子，但却活到了古稀之年。[70]
我们从朗格那里得知，谢林和黑格尔——无论怎么是两个天才人物，不仅对荷尔德林评价很高，而且年轻时从他那里学过一些东西。
朗格说，荷尔德林曾演奏过小提琴、长笛和老式钢琴。我们还可从自己这方面补充说，他还演奏过曼陀林琴，并且会演唱，表演也很出色，被认为是一名演技高超的长笛演奏者。
下述情况丝毫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即荷尔德林属于听觉类型的人，不是视觉类型的人，他对大自然等的自然主义情趣格格不入。
过人的记忆力，勤奋的精神，本领域（语文、历史）渊博的知识——这一切都说明荷尔德林恰恰是"世纪病"的合适的代表，而不是自己疾病的奴隶。
下面这句话与此也不矛盾。荷尔德林谈到自己的情绪变幻无常时说：“常常感到忧愁，而且容易愤怒”（那还用说！）。
“缺乏幽默”与我们的观点也不矛盾。
朗格的理论说荷尔德林对苏珊特·贡塔尔的爱情缺乏男性的特点，完全是幻想式的和柏拉图式的爱情，这话从书信中，特别是从《许佩里翁》中得不到证实。最后，请看朗格对“健康的”荷尔德林的描述：
“不管怎么说，荷尔德林是一个崇高的类型。虽然他有种种不正常之处，其心态和性格的这种高度，吸引了一代代人对他的同情。”
“他有高度的吸引力，为人正直，坦诚，有自豪感，爱好自由，不依赖他人。他忠于自己，在任何问题上从不出卖自己的观点。他不嫉贤妒能，对伟大的同时代人深为尊敬。同时，在感情生活中，他既不会阿谀奉承，也从不轻佻浮躁。他是个非常严肃的人，如果说他对周围世界的要求颇为严厉，那么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毫不降低。”
[71]
要知道，在精神病学家们认为是确定无疑的这种性格特点的情况下，荷尔德林体质的心理变态特征丝毫也没有妨碍他严重关切自己时代的社会内容，发挥自己最大的"世纪病"患者的代表作用。
朗格直率地向自己发问：
“怎样解释荷尔德林的主要作品呢？说他是早期浪漫主义者（而浪漫主义可是一种社会现象——卢那察尔斯基注），还是说他是个病人呢？”
尽管朗格非常谨慎，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对于精神病学家来说，还是令人震惊的，他直截了当地宣布：整个浪漫主义都是心理变态。
由于浪漫主义无疑是一定时代的“病症”，那就必须从两个结论中取其一个：要么是一定时代产生大量的心理变态者，要么是时代故意号召这些心理变态者进行有效的服务。
朗格下面的话狠狠击中了他自己的论点。他说：
“不能不承认，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是如此的强大，恐怕足以将比荷尔德林精力旺盛得多的完全健康的人彻底摧毁。”
这里我再一次援引席勒的话，他和黑格尔同样深刻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很想知道，”他在荷尔德林发病后写道，“所有这些施米特们、里希特们、荷尔德林！门是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这样主观呢？是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他们的神经都这样紧张，他们身上都有那么多的片面性呢？一言以蔽之，这一切是起因于某种主观因素，还是因恶劣的审美食粮和外在的不良影响所致？那种他们生活其中的对经验世界的立场，那种他们深受其影响的唯心主义精神，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呢，还是受外在影响的？我倾向于认为后一种情况更正确一些。
“当然，强有力的、幸运的人能够战无不胜，但是我想，许多才华卓著的人在我们时代遭到毁灭，纯粹是因为他们的不正常。”
[72]
即使正常的人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也会变成病人和半正常的人。他们定然会遭到灭顶之灾，但同时对于自己的毁灭却又唱出美妙动听的歌，他们以此表明在社会的先进阶层和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这就是这一秘密的答案。
朗格是庸俗唯物论者，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也许因荷尔德林经常挨饿这一点起了作用？精神饥饿这个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很亲切的术语所表明的概念也是纯马克思主义的——诗人意识的营养短缺，对于朗格来说，是不重要的，可是要是肉饼少了，按照他的意见，倒是会决定诗人的创作和整个生活的。
我们决不否认这样的情况，即疾病在这里起了令人遗憾的和无法避免的作用。我们只是说：只要病情没有发展到使现实授意于荷尔德林的社会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变得阴暗艰涩，形式上无法理解，那么他的创作就还具有社会意义。同情荷尔德林的团体就会跟着他走，对他表示理解。克利芒斯·布伦坦诺不是男疯子，佩蒂娜不是女疯子，[73]但他们甚至在荷尔德林晚期的作品中都发现了某些东西。比如佩蒂娜在谈到荷尔德林翻译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时说。她简直爱不释手——以致能够从书中听到神圣的韵律——非同凡响、动人心魄、情真意切。她说，这是她头一次看到把希腊的天才作品翻译成德语。[74]这不是病人的语言。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荷尔德林的诗渐渐地——随着他最后发疯的时间越来越近——开始失去任何社会意义，甚至失去了音韵的价值。是的，生物因素在这里战胜了社会因素，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一名社会成员，而是一名患者，是有病的动物，除言语外什么都谈不上了，而且言语也是不明不白的，与社会没有什么联系。
这时他已被完全转交给了精神病医生。
但是当他还是一名社会重要成员的时候，他的创作只能通过社会分析来说明。如果病中的版本的社会内容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为一大批人所推崇，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病情只起了放大与“扩音”的作用，因此无法用“健全的”乐器表现有关的社会内容，这样的内容只能用带有结疤和创伤的乐器来演奏，其声音是如此的令人肝肠寸断，以至这样的音色能够使人更好地领悟用这样的乐器所表现的悲剧。
我想再谈一谈尼采的意见。当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开始成为资产阶级在伦理学、心理学的主导时，尼采也和他的同时代——瑞士伟大诗人施皮特勒一样，[75]充当了这种发展在知识界所引起的变化的表现者。
荷尔德林时期的知识界，幻想在地球上发生反对资产阶级的彻底变革，幻想某种含糊不清的、人道的民主制度。因此，问题产生了——软弱涣散，无所作为，缺乏实际力量，有些势力仅仅口惠而实不至，厚物质而轻精神。尼采也想改造整个世界，但是他与正在到来的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钢铁步伐配合默契，一唱一和，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则希望建立一个冷酷无情，但光影夺目的超人的时代。尼采把他所看到的贫穷的德国和帝国主义希望建立的时代作了对比，其眼力一点也不比把贫穷的德国与自己的古希腊相比的荷尔德林的眼力差。尼采崇拜俾斯麦，[76]崇拜资本主义的强大的侵略者。所以对他来说，物质力量；物质势力具有巨大的作用。但他本人毕竟只是一介书生，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幻想家。
不能否认尼采的查拉图什特拉和施皮特勒的普罗米修斯对恩沛多克勒斯的极大依赖性。[77]他们也是超人，是伟大的领袖，他们应该以自己天才的力量造福人类，但查拉图什特拉和普罗米修斯更为务实，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胜利，强调自信。
请看，尼采写道：
“我无法充分反对虚伪的理想主义，那里的优秀人物的性格太过纤细，以至同世界发生异化现象。”
“很可惜，南部欧洲并没有及时地救助他们，也没有治好他们过于控制情欲和为了精神而严加克制的毛病。”
“像雪菜、荷尔德林、莱奥帕尔迪这些人的毁灭，真是太可惜了。”
[78]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毁灭又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最后我已不把这些人看得那么高了。我甚至可以轻松地思考大自然和一切自然事物对他们的报复，特别是当我听说莱奥帕尔迪年轻时喜欢手淫。后来又患阳痿的时候。”
“应该有讥笑这些人的勇气。”
[79]
如果说尼采“有讥笑荷尔德林的勇气”，那么我们就应该有讥笑尼采本人的悲喜剧处境的勇气。他自己在性关系方面就很不正常，生来就有很坏的习性，心理变态很厉害，而且像荷尔德林那样，最后以发疯告终。尼采本人也是腐朽的小市民的旧世界大分裂的产物。尼采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抛弃了民主和基督的思想，抛弃了曾一度掩盖过资产阶级赤裸裸掠夺本性的所有那些令人作呕的破旧遮羞布，因此他才说：“世界属于强者，属于大炮多、意志强的人。”这将是某种美的胜利，将是某种新的宗教的胜利。但是，对于像尼采这样个性的人，对于像他这样天生软弱无能的理想主义者，帝国主义及其丑恶的嘴脸对他来说毕竟是一场恶梦，尽管他曾幻想借助它跳出这个泥坑。他经常因帝国主义的粗暴和残酷而备受折磨。他所有的书都在反映这种疾病——无耻的贪婪，动物般的无耻贪婪，而有文化的人，有文化的小市民是无法容忍这种无耻行径的。
我想，如果尼采的父亲没有患梅毒，他自己当然也就可能不会得麻痹性痴呆症了。他的病是由于生理的原因。但是我们也同意精神病学家的话：疾病的先期征兆的阴影以心理变态的形式在尼采的全部创作上都有所印证。而这种意识的分裂，这种心理的变态，在社会学上恰恰迎合了一种需要，即尼采能够成为小市民知识分子一定阶层的分裂的表现者。当然，以社会冲突为基础的严重而可怕的心理感受，不仅没有阻碍，而且加剧了大脑的进一步破坏。
请想象一下，我们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河流的性质取决于什么——是网里的流水还是沿河的堤岸？比如说，湖里的水越积越多，最后漫过了堤岸，水向哪里流？当然向有洞隙的地方流，向下坡的地方流。社会内容也是这样，它在为自己寻找特殊的河床，并沿流而下。但河水的力量在加宽、加深着河床，形成堤岸高低不等的所谓河流，用砂砾、沙子或淤泥为自己铺垫河床。由此可见，最初的河道都是一种类似的沟渠，受沿岸自发奔流的河水的制约。
个人也会发生某种类似的现象。为什么一定的社会内容偏偏要选择荷尔德林或尼采作为自己的表现者呢？因为这样的社会内容最容易渗透进去的正是他们这样类型的人。他们把这种内容视为真正的灵感，视为某种精神和某种神的本质的作用——但这是社会的本质，决非神秘的本质。这种社会本质压制这些人身上的一切，主宰他们的本性，使其处处于自己方便，直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完全打碎和消灭这种本性。
这就是我认为从我的总的论述中和从对荷尔德林的创作和生平的简单说明中所得出的结论。
应该说，当德国被击败，德帝国主义尚未达到决定性高度就已被推翻的时候，荷尔德林以非同寻常的力量复活了。德国资产阶级和与他们接近的知识分子深感绝望。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我先前所勾勒的那幅图景。我说过，任何社会性都能够在人类的键盘上找到适合于自己的琴键，不过它所能敲击的不仅有活的人键，也有死的人键。表现主义应该创造出这样的世界观和这样的形象系列——它们足以反映这种大绝望和大破灭的情形。于是历史敲击了荷尔德林这只键。荷尔德林复活了。人们开始出版他的作品。出现了关于他的学派。人们宣称他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很明显，这只能是指“社会名人”，而不可能是指具体的病史。恰恰是荷尔德林的那些极其悲惨地把理想和现实作了对比的病态作品，说明自己是正确的。荷尔德林本人部分地预见到了自己的这种命运，对此，他写道：
有时诸神从寂静的房子里，
给我们派来亲爱者，作短暂停留；
为了让人们记住高尚之举，
唤起内心的高兴。
[80]
但是同一个荷尔德林，即那个思想开朗往往大于神秘的荷尔德林，却写下了自己的《许佩里翁》的最后一句，[81]这句话他仿佛是对我们说的，也许，与其说是对我们这些当代人说的，还不如说是对我们正在建设的那个时期的人说的，到那时，社会将真正变得完全正常，不仅个别人的不正常倾斜将被消灭，甚至遗传的形态，祖传的倒霉东西，无论如何也将被消灭殆尽（用优生法或用对新获得的优良特征的自然继承法）。
“啊，你们，未来的人，新的狄俄斯库里们，
[82]当你们经过许佩里翁长眠的墓地时，请驻足稍停片刻。停下来缅怀一下被忘却者的遗骸，并且对自己说：‘如果他和我们是同时代人，他会和我们一样的。’”
这仿佛是在自我辩解：我要是生在正常的时代，我也会是正常的人。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开展的工人运动，对于这一事业——建立人类正常的生活——将会有最大的促进。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一切理论工作，对于人类正常的现象战胜自发的、反常的现象，战胜我们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自然有害现象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我们有幸怀着很大的希望和信心为获取这一胜利而工作，但愿我的这个假定性报告也能为我们这项宏伟的工作做一点哪怕是非常微小的贡献。
[1] 卢那察尔斯基的报告，1929年11月13日开始讨论。报告人首先发言，他简要介绍了报告的基本论点。最后他又回到艺术的社会学和病理学因素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来了。参加讨论的有许多著名学者、教授。卢那察尔斯基在结束语中一一回答了他们的批评。
《共产主义学院学报》1930年第37、38期的编辑部按语说：“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报告的讨论和报告人的结束语，将发表在下期《学报》上。”但是根据报告人和与会者协商，这些材料未曾发表。
[2]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精神病患者。
[3] 文德尔班（1848-1915），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狄尔泰（1833-1911）。德国文化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4] 亦称闪族人，古代包括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等，近代多指阿拉伯半岛的居民、犹太人、叙利亚人、埃塞俄比亚人等。
[5] 普希金的叙事诗《茨冈》（1824）中的句子。
[6] 戈·乌斯宾斯基（1843-1902），俄国作家。
[7] 列·安德列耶夫（1871-1919），俄国作家。
符·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俄国诗人。
[8] 我已试着对一些作家做过这方面问题的说明了。我给作为《三十天》杂志丛书出版的《莫泊桑文集》送去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希望关心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同志们看一看。同样，我在安德列耶夫选集的导言中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9] 哈内曼（1755-1843），德国医生，顺势疗法（又称同种疗法）的奠基人。所谓顺势疗法，即用极微量药物（如剂量过大反而会导致本病）治疗疾病的方法。哈内曼的理论并未得到应有的实验及临床证实。
[10] 比尔（1861-1949），德国外科医生，1901年提出治疗传染病的人工充血法和脊髓麻醉法。
[11] 这是马克思的一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页。
[12] 伊·马·努西诺夫（1889-1950），苏联文艺学家。
[13] 平等派（égalité），又译平均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激进派。
巴贝夫（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
[14] 法捷耶夫：（三十年间）。苏联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70-71页。
[15] 符·舒里亚科夫（1872-1912），俄国革命家，批评家和记者。
[16] 见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96-124页。
[1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18] 荷尔德林不属于“狂飙突进”运动
[19] 卢那察尔斯基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巷，人民出版社，第113-114页。
[20] 卢那察尔斯基转述的可能是梅林下述的原话：“他（马克思）始终是古希腊作家的忠实读者，而他恨不得把当时那些教唆工人去反对古典文化的卑鄙小人挥鞭赶出学术的殿堂”，见梅林的《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85年，第622页。
[2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巷，人民出版社。第113-114页。
[22] 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评论家，美学家。“狂飙突进”派理论家，歌德的朋友；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代表人物，耶拿大学教授。
[23]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指挥家，歌剧革新家。马蒂尔德·冯·威增顿克（1828-1902），德国女诗人。
[24] 1797年8月的信。
[25] 作者把荷尔德林给妹妹的两封不同的信的片断联在一起，一封是1798年复活节前不久写的。另一封是1798年7月4日写的。
[26] 魏布林格（1804-1830），德国诗人，作家。
[27] 卢那察尔斯基引自魏布林格的回忆录《病人荷尔德林》，慕尼黑，1921年，第61-62页。
[28] 弗·马蒂松（1761-1831），德国诗人。
[29] 魏布林格：《病人荷尔德林》，慕尼黑，1921年，第73-74页。
[30] 同上。第76-77页。下面的引文也是对魏布林格的话的转述。
[31] 魏布林格：《病人荷尔德林》，慕尼黑，1921年，第108-110页。
[32] 引自小说《许佩里翁》的前言。这里及以下有关这部小说的引言，皆是卢那察尔斯基自己的译文或转述。
[33] 许佩里翁的这些话不是对阿拉庞德说的，是对别尔拉明说的。
[34] 上述话是阿拉庞德说的。
[35] 这话是许佩里翁本人说的。
[36] 密涅瓦，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传说是从朱庇特（即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的头中生出来的。
[37] 帕耳忒农庙，一译帕特嫩神庙，雅典卫城的雅典娜处女神庙，圆柱式。外观壮丽、匀称，建于公元前5世纪，毁于1687年（已经部分修复）。
[38] 人民大会场（agora），古希腊民众集会的广场。
[39] 这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许多著作的一贯思想。
[40]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约公元前48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41] 《许佩里翁》第l卷1797年出版，第2卷1799年出版。
[42]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50页。
[43] 阿波罗，希脑神话中的太阳神。主神周四和勒托之子，权力很大。主管光明、青春、畜牧、医药、音乐、诗歌等。
[44] 卢那察尔斯基显然是指莱蒙托夫未完成的作品《我想对您说…》。其中萨沙·阿尔别宁的童年故事带有作者传记的性质，讲到冬天萨沙听女佣们讲伏尔加强盗的故事。于是在他心目中出现了粗放勇放的奇迹和阴森可怕的情形，产生了反抗社会的思想。
[45]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开设黑店，专门拦劫过往旅客。把旅客放在店里的小铁床上。以小铁床为标准，身长者截短，身短者拉长，普洛克斯忒斯后来披雅典王的儿子忒修斯杀死。
[46] 恩沛多克勒斯系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这里写的是他拒绝王冠，投身埃特纳火山口的传说。
[47] 荷尔德林：《恩沛多克勒斯之死》第一场结尾。
[48] 摘自《盲歌手》一诗。由卢那察尔斯基译成俄文。
[49] 这几句诗实际引自《致命运女神》的第l节。
[50] 克利芒斯·布伦坦诺（1778-1842），德国诗人。
[51] 引自《面包和葡萄酒》，这首诗的第l节在过去的一些版本中曾以《夜》的题名发表过。
[52] 见《生活的一半》一诗。
[53] 见《我享尽了人间的乐事…》一诗。
[54] 这四行诗卢那察尔斯基译自《病中荷尔德林》一诗。
[55] 狄尔泰：《经历与诗》，第221页。
[56] 同上。第281页。
[57] 居特尔（1695-1723），德国诗人。
[58] 歌德：《诗与真》。见《歌德文集》第9卷，莫斯科，1935年。第283页。
[59] 指贡道尔夫的《歌德》（1916）一书。
[60] 恩斯特·米梅尔（1889-1964），德国社会学家。
[61]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诗人。
[62] 俄耳甫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操竖琴，其琴声哀婉动听。能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借助音乐战胜了不少困难，后被宙斯用雷击死。
[63] 莱瑙（1802-1850），奥地利诗人。在爱情和事业上双双受挫，精神忧郁。以至失常。1847年披送入疯人院，3年后去世。
[64] 该文并未收入此书，而是对这本书的评论，刊载于1901年《时代》周刊第28卷第362号。维也纳。
[65] 文德尔班（1848-1915），德国哲学家。
[66] 文德尔班的这一观点表现在他的《荷尔德林及其命运》一文中，见《序曲·哲学论文与言论》，圣彼得堡，1904年，第120-144页。
[67] 弗莱坦（1874-？），德国精神病学家。
[68] 弗莱坦：《荷尔德林的精神病》一文，载《民族》1906年9月7日第40期。卢那察尔斯基转引自朗格的《荷尔德林，病理志》一书第170页。
[69] 朗格：《荷尔德林，病理志》，第12-14页。
[70] 荷尔德林生于1770年5月20日，死去1843年6月7日，活到73岁。
[71] 朗格：《荷尔德林，病理志》，第36页
[72] 1797年8月17日给歌德的信。
[73] 佩蒂娜（1785-1859）德国女诗人，布伦坦谢之妹。
[74] 卢那察尔斯基这里指的可能是佩蒂娜在《甘德罗特》中谈她对荷尔德林译的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的印象。
[75] 施皮特勒（1845-1924），瑞士德语作家，诗人。
[76]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实行强权统治。有“铁血宰相”之称。
[77] 这里指尼采的作品《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1884）和施皮特勒的作品《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1881）的主人公。
[78] 莱奥帕尔迪（1798-1831），意大利诗人。
[79] 朗格的《荷尔德林，病理志》，第175页。
[80] 卢那察尔斯基译自《致德骚的一位亲王夫人》一诗的第1节。
[81] 下面引的这句话并不是《许佩里翁》的最后一句，而出自该小说的第1卷第2部分。
[82] 希腊神话中宙斯和勒达的儿子，能征善战，所向无敌，建立许多功绩。
感谢 桨果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