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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卢那察尔斯基
1933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那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在一切时代，文学的任务就是把自己所表现的那个阶级组织起来。即使自称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尽管它想方设法与一切政治的、宗教的或其他文化-生活的目的划清界限，可实际上它仍然在为这些目的服务，因为所谓的纯文学，也是对推出这种文学的阶级的特定状况的特定反映。
年轻有为的阶级面对的是改造整个社会的任务，它们采用人一定能够征服自然的新的方法——倾向于现实主义。这是容易明白的：它们必须把握周围的事物，审时度势；它们必须准确地了解自己，了解自然，了解敌视它们的社会力量和它们需要为之奋斗的胜利成果。
资产阶级年轻的时候在各种艺术门类中也喜爱现实主义。但是资产阶级的好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实主义在这个阶级发展的不同阶段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最初是进步的现实主义：资产阶级的讽刺作家嘲笑上层阶级，他们维护资产阶级的“德行”，赋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鲜明响亮的形式，竭力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变为追随资产阶级的所有被压迫群众的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年轻的时代已经过去。接着来到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现实主义者。这些人只不过是单纯地对周围事物进行一些观察，简单勾勒一些鲜明的现实生活图画，但是这些图画生动有趣，极富表现力，尽管这些现实主义第二阶段的伟大代表们（例如巴尔扎克或狄更斯）还不太清楚要把社会带往何处，向哪里引导，也分不清他们真正的敌人在什么地方，甚至自己究竟为什么人写作也不甚了了。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他们好像是在服务于某种艺术真实，而且对周围现实生活的描绘令人惊叹不已，有时从中能够得出意义极为深远的结论。
不管事情有多么奇怪，但是客观地说，他们服务的最大受益者是无产阶级，自然，不是当时尚处于不发达状态的无产阶级，而是后来时期的无产阶级；他们可以从这些现实主义者那里搬取武器，充实自己的军械库。
接下去我们看到的是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时候小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者对现实开始感副心灰意懒，大失所望自；他们觉得现实是丑恶的，令人憎恨。贫困恶劣的社会制度甚至对自然和宇宙都投下了自己的阴影，悲观现实主义（福楼拜就是最好的例子）开始发展起来。
自然主义距离这里也就不远了，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规律描写周围社会，什么也不号召，任何药方也不开，对一切都极其淡漠，冷眼旁观。左拉的本意就是希望这样来描写。但是，众所周知，他没有坚持好自己的这个角色。这里，愤怒或悲痛使其初衷摧折，功败垂成，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冷眼旁观的照相式描写仍被认为是一种良好的鉴赏趣味。
德国也经历了现实主义的这一阶段（年轻时候的豪普特曼、阿尔诺·霍尔茨等人）。[1]
有一个时期，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文学向德国的工人阶级涌来，《前进报》等报刊的文艺副刊上铺天盖地，比比皆是。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在布列斯拉弗尔），工人们曾经表示抗议。这种文学描写的全是贫困、疾病、愚昧、种种弊端，没有任何出路，也没有任何希望，完全不对工人们的胃口。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当时梅林不无骄傲地说，[3]代表大会就敏感的艺术问题开了好几次讨论会。[4]
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目前在我们苏联是反动的。因为它观察事物的态度是静止的，它描写事物时是什么就是什么，从不考虑它们在现实推动下所发生的强劲发展过程，根本不想作为积极的力量参加到这个过程中去；这样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者，在我们这里当然只能是一名怨天尤人者和反动分子了。
因为，不言而喻，我们的建设工地上还有很多未尽事宜要做，各种不尽如人意乃至很不像话的事情，各种令人伤心的细节，随处可见。对于这些现象，艺术家绝对不能三缄其口，保持沉默，但是，当他面对这些现象，把它们当作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作应该克服、实际上也正在克服的现象来对待时，得出的是一种结论，然而如果把这些事例看作是某种具有独立意义的现象，那他就会批评我们的整个斗争，谴责我们整个的建设事业。这是不言自明的事。
以上所讲已经表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有着深刻的区别。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本人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不是在单纯地认识世界，而是在努力改造世界。他认识世界就是为了进行各种改造，所以，在他的所有的画面上有一种诸位一下子就能感觉到的独特的烙印。他知道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的，它们总是通过矛盾而发展，因此他能首先感觉到这种脉搏，这种时代的飞奔。
况且，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他知道哪儿是善，哪儿是恶，知道哪些是阻碍运动发展的力量。这一切给每一个艺术形象带来了由表及里、表里如一的全新的阐释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它自己的特殊的题材，因为对于它来说，重要的恰恰是跟我们生活的中心过程一一用社会主义精神进行全面改造的斗争——或多或少有直接关系的东西。由此可见，这样的作家本身就应该具有某些特点（它们尚未完全表现出来），他们的作品的体裁也应该是新颖的，不落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窠臼。
我们已经有了这种类型的目标明确、态度积极、思想辩证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佳作。这样的作品，如高尔基的优秀纪事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第三部已经问世。诚然，小说写的是不久以前的往事，不是当前的事情，但是他描写了各种社会力量毁灭前的情况，表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钢铁种子是如何苗壮成长的。
肖洛霍夫最近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也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它的人物形象真实可信，而且具有高度的意志力，和蔼可亲，善解人意，洋溢着作者投身当前事件的极大热情。
我们在诗歌领域同样有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优秀代表人物：有已经故去的马雅可夫斯基，还有别济缅斯基等人。
不过这里可能有人要问我：这在一定意义上能不能说是浪漫主义风格，既然我们的现实主义者不是在简单地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描写周围的现实，而是把自己主观的精神加了进去，这算不算是对浪漫主义的某种倾斜。所言极是。无怪乎高尔基曾多次说过，文学应该高于现实；认识现实，这本身恰恰是为了把握现实，于是他干脆把这种通过艺术反映对现实的战斗的、劳动的把握称为浪漫主义风格。[5]
然而，我们的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浪漫主义参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它和无动于衷的记录式描写的区别。它是现实主义加上热情；现实主义加上战斗精神。当这种热情，这种战斗精神居优势的时候，比如说，为了达到讽刺的目的，我们采用了夸张或漫画手法，或者是我们在描写我们实际尚不大清楚的未来情景，再不就是我们在塑造一个生活中尚未定型的人物典型，我们把他的形象塑造得非常高大，把他当作我们的楷模，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当然是让浪漫主义因素占上风了。
然而这丝毫不能把我们的浪漫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混为一谈。
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产生于对现实的不满，它没有任何改造现实的纲领，也不希望去推翻打倒它。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所以它不是带有纯艺术的特点（苟安于美的王国），就是带些想入非非的宗教神秘特点或悲痛欲绝、失魂落魄的特点。
诚然，年轻的资产阶级曾经有过比较好的浪漫主义形式。它们在于说明年轻的资产阶级把自己的纲领、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饰以某种幻想。而且资产阶级的优秀人物完全没有撒谎，他们真诚自然，相信自己的伟大使命。此外，为加重色彩，他们常常从过去，从被认为是顶峰的人类生活的制高点汲取营养，比如，从古代世界，从中世纪或者更早一些——从圣经时代汲取营养。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运动完全不需要用这种旧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但是他们立刻又指出，如果社会主义运动需要展示自己的光彩，它将不是因袭过去，而是从未来为自己借取服装。[6]这种从未来借取服装的作法完全不是诉诸于幻想。
关键就在这里，我们的艺术同样也不满足于现实，这也是它和浪漫主义非常亲近的原因。但是，它在不满足于现实的同时，寄希望于改造现实；它知道自己能够改造它。那个时时都令人心醉神迷，个个都企盼到那里休养生息的国度，它就是未来。
不是像谢德林讽刺的那样去单纯“追求未来美满和谐的享受”，而是那种实现我们正为之奠定基础的伟大计划的理想；关于这个计划，列宁说过：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这种想象力的共产党员会是一名真正优秀的党员。
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基本原则的大致特点，也是目前已经具有相当明确形式的那个流派的最基本原则的大致特点。当然，还需要一些时间，使这一流派的内部整合得更严实一些，使无产阶级的风格及其惯有的体裁得到落实，使属于这一流派的题材的充实与圆满得到有力的实施与兑现。这正是我们的文学要做的工作（也是我们所有其他艺术形式要做的工作）们将怀着激动的心情，关注着这项工作最近期间的逐步开展。
[1] 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他的第一个剧本《日出之前》首演成功，轰动柏林，成为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作。以后他的剧作相继问世。19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阿尔诺·霍尔茨（1863-1929），德国作家，柏林自然主义作家团体“突破”的成员，创作不少自然主义的诗歌、小说、剧本，19世纪末，成了自然主义的理论家，著有《艺术的本质及其规律》（1892），认为“艺术的趋向就是自然”，并说这是艺术的科学规律，而从亚里士多德到泰纳所宣扬的美学理论全是“伪科学”，应该统统抛弃。
[2] 这场发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争论不在布列斯拉弗尔，而是在戈塔，时间是1896年，是因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1933年间的机关报《前进报》的文艺周刊《新世界》引起的。有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了这份周刊。代表们谈到，工人们对周刊发表的小说内容非常不满，要求阐明党的一些重要问题，引导人们去参加斗争，而不要一味描写无产者艰难贫困的生活。李卜克内西、倍倍尔都参加了讨论。——原编者注
[3] 梅林（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左翼领导人，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4] 在戈塔党代会上谈到这一点的不是梅林，而是党的执委会主席辛格尔（1844-1911）。
[5] 见《高尔基文集》（30卷集），俄文版，第26卷，第420页。
[6] 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603-604页。
感谢 桨果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