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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

蒋路

1976年


　　〔说明〕摘自《蒋路文存》（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部分译名、标点有改动。


生平和活动


　　19世纪80-90年代是俄国人民解放史上一个大转变的时代。

　　原先构成革命主流的民粹派，经过“到民间去”运动和个人恐怖活动，逐渐趋于衰落。从民粹派中分化出来的普列汉诺夫等人反戈一击，于1883年在国外建立起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深刻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论和实践，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头一次使马克思主义间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此，俄国社会解放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即无产阶级时期；从此，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出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的阶段。

　　卢那察尔斯基正是在80-90年代这个大转变中展开他最初的革命活动的。

　　安那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875年11月23日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城。他的义父亚·伊·安东诺夫官居四品，先后在下诺夫戈罗德和库尔斯克担任监察署署长，生活富裕而思想激进，对年幼的卢那察尔斯基起过强烈的影响。母亲亚历山德拉具有广博的教养，可是任性、专权。

　　卢那察尔斯基三岁时由波尔塔瓦迁居下诺夫戈罗德，在那里度过他的童年，义父病逝后重返乌克兰，于1887年进入基辅第一中学。[1]在几个波兰同学启发下，他从十五岁起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领导基辅一个包括两百来名成员的秘密的进步中学生读书会。十七岁参加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开始在基辅城郊的铁路员工和手工业者中间进行宣传鼓动。但是他的思想还颇为杂乱。在中学的最后几年，他醉心于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1820-1903）的《综合哲学体系》，企图把马克思和斯宾塞的学说融为一体。

　　1895年卢那察尔斯基念完中学，由于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毕业证书上面的操行成绩不佳，使他难以指望在国内继续升学。他勉强取得母亲的同意，于同年前往瑞士，在苏黎世大学自然科学哲学系修业一年左右。他学习解剖学、生理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和文学。他以虔诚的态度，受业于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理·阿芬那留斯。苏黎世大学原是阿芬那留斯的老据点，他从1877年就在那里讲授哲学。1895年起，马赫主义的另一创始人马赫在离苏黎世不远的维也纳大学任教，同阿芬那留斯互相呼应。当时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在哲学领域内，“经验批判主义是通往马克思所建筑的堡垒的一个最好的阶梯”。[2]阿芬那留斯散布的毒素，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长久的痕迹。

　　但同时，卢那察尔斯基也受到了正面教育。他同侨居瑞士的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巴·阿克雪里罗德有着密切联系。他在普列汉诺夫指点下研究了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虽然普列汉诺夫对阿芬那留斯的批评没有使他折服。此外，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也是两人谈话和讨论的一个主题。将近三十年以后，卢那察尔斯基回忆起普列汉诺夫在这方面给他的教益，还不禁感叹道：“我从任何一本书上，在任何一次参观博物馆时，都从来没有像我从当时同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谈话中一样，得到那么多真正富于营养的决定性的东西。”[3]

　　那个时期罗莎·卢森堡也在苏黎世大学上学，她那些“像剃刀一样锋利，像白银一样闪闪发光的演说”，[4]同样在卢那察尔斯基心中产生了深深的印象。

　　后来他到巴黎，结识了让·饶勒斯、拉法格和夫人劳拉·马克思以及其他法国社会主义活动家，进一步开扩了眼界，增长了政治经验。

　　马克思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两个对立因素的互相消长，成为此后多年内卢那察尔斯基思想演变中一项基本特征。

　　卢那察尔斯基也多次走访过流寓巴黎的革命民粹派思想家彼得·拉夫罗夫（1823-1900），向他畅谈各民族的神话的起源和变化规律。拉夫罗夫曾经从理论上阐明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和个人恐怖的策略，在70-80年代的俄国知识界享有广大的声誉。他参加过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一度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可是一直到他逝世前不久同卢那察尔斯基见面的时候，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仍然持怀疑态度。[5]这对卢那察尔斯基没有起到作用。他决心在实际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

　　1898年，卢那察尔斯基返回俄国，[6]同列宁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老布尔什维克米·弗·弗拉季米尔斯基一起，积极恢复被警察破坏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他们创办印刷所，印发传单，组织罢工，建立革命的自学小组，过着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活。次年由于内奸谢列勃略科娃的出卖，[7]卢那察尔斯基以“在工人中进行反政府的宣传”的罪名被捕，[8]在莫斯科和基辅的监狱里以及俄国北部流放地卡卢加、沃洛格达和托契玛总共度过约六年之久。

　　他在卡卢加接近了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并同波格丹诺夫的妹妹安娜·亚历山大罗夫娜（1883-1959）结婚，[9]思想的契合又加上亲戚关系，他开始觉得波格丹诺夫几乎是在哲学领域内马克思的唯一继承人，他把这个经验批判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看做一种革新。他一生所犯的两大错误，即参加“前进报派”和在无产阶级文化派问题上摇摆不定，都是同波格丹诺夫有关的。他在哲学和美学上的深刻矛盾，从他的第一篇重要理论著作《实证美学的基础》（1904）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流放期间，卢那察尔斯基不顾警察的监视，仍然在工人中间，特别是在当地教师、青年学生、流刑犯及其家属中间，开展党的工作。

　　1904年流刑期满，[10]卢那察尔斯基重返基辅，立刻同那里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布尔什维克取得联系。1903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已经形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了。

　　他刚回到基辅，就遵照列宁领导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指示，[11]出国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工作。他在巴黎初次会见列宁。这次会见成了他生平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那个时期，孟什维克把持着党的领导大权，马尔托夫之流气焰正盛。布尔什维克人手不多，又没有自己的报纸，处境非常困难。为了打击孟什维克分裂党组织的活动，宣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05年，列宁根据旧《火星报》的革命传统，在日内瓦先后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周报《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约请卢那察尔斯基担任编辑和撰稿人。在1904年12月初《前进报》编辑部第一次会议上，卢那察尔斯基结识了该报的其他两个编辑奥里明斯基和沃罗夫斯基、列宁夫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以及主管行政和财务的邦契-布鲁也维奇。虽然卢那察尔斯基从前也参加过许多革命活动，但“正是在日内瓦，我才接触到了真正重大的党的工作、真正创造性的党的思想”。[12]

　　可是卢那察尔斯基为这两个周报撰写政论不多，他主要是作为一个辩论家，仆仆奔走于瑞士、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之间，以列宁给他取的化名“沃伊诺夫”（战士），在俄同侨民和留学生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扩大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反击马尔托夫等孟什维克的咄咄逼人的攻讦。此外，他还做过不少哲学和文艺的专题报告，如同列宁所说的，他原是一个“艺术家的天性”。[13]

　　后来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安那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给人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名战士的印象。这位同志来到日内瓦，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当时还不大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集团站在一起，把他的全部才能、全部力量献给捍卫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斗争，献给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14]克鲁普斯卡娅又在另一个地方提到，“卢那察尔斯基来到日内瓦加入了《前进报》编辑部。卢那察尔斯基是个杰出的演说家，他对巩固布尔什维克阵地起了很大作用。从那时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对卢那察尔斯基很好，因有他在旁边而感到愉快，甚至在同前进派分手的时期对他还是相当偏爱。”[15]

　　1905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这时国内的革命运动已经蓬勃开展。五一节那天，几乎有两百个城市发生罢工，一致提出“打倒专制制度！”的战斗口号。农民骚动也在许多省份蔓延开来。组织武装斗争的任务被提到首要地位。卢那察尔斯基受列宁委托，并依据列宁面授的基本论点，在大会上做了武装起义问题的报告。这个论题正是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激烈争议的焦点。

　　革命高潮为党创造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党充分利用了群众奋力争取到的一点自由。1905年门月初，卢那察尔斯基根据列宁的紧急召唤，从国外赶回彼得堡，协助列宁编辑第一个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印数达五万余份、销行全国的《新生活报》。他在编辑部认识了高尔基，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将近三十年之久的友谊关系。

　　卢那察尔斯基并不局限于报纸的编辑和政论工作。他同彼得堡一批布尔什维克一道，在连结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尼古拉铁路上组织罢工，拆毁铁轨，以阻止彼得堡政府部队前去镇压，莫斯科工人12月起义。他经常在工人区和大学生集会上进行宣传。1905年底，他在二次工人大会上被捕，监禁了一个半月，罪状是他的一篇文章“对最高当局狂妄无礼，对俄国根本大法所规定之政体横加指责，抑且煽动叛乱”。[16]狱中他写了他的第一个大型剧本、借古讽今的《国王的理发师》。这个戏后来曾受到列宁的赞赏。

　　出狱以后，卢那察尔斯基又回到宣传岗位。他在彼得堡各高等院校，特别是在各综合中等技术学校作专题演讲，以门票收入为党筹集经费。1906年4月，他去斯德哥尔摩出席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在发言中尖锐批评了普列汉诺夫反对武装起义、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夺取政权的错误观点。

　　会后，为了顶替被查封的《新生活报》，卢那察尔斯基又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同奥里明斯基、沃罗夫斯基、邦契布鲁也维奇协力合作，创办了新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浪潮报》、《前进报》和《回声报》。

　　可是革命浪潮日趋低落，党的报刊连续遭到扼杀，反动派的进攻加强了。卢那察尔斯基被迫于1907年初撇下家室，取道芬兰离国，开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同年，他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参加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上他再度批驳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主张——工会要对党保持独立。

　　1905-1907年革命失败以后，出现一个因内阁总理斯托雷平而得名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8-1912）。国内白色恐怖猖獗一时，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数以千计的革命者惨遭杀害，更多的人被监禁、流放、判处苦役。孟什维克取消派仓惶退却，推行阶级投降主义，不惜放弃革命，向沙皇政府换取一席合法地位。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形成的召回派和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变相召回派即最后通牒派，则以“左”的姿态，主张从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反对利用杜马、工会、合作社、俱乐部、文教机构以及其他合法或半合法团体，来保持同人民的联系，配合党的地下工作，积聚力量，为新的革命高潮准备条件，却断言合法与不合法手段相结合的策略是折衷主义，从而把党推上一条脱离群众、盲动冒进的道路，其结果同样是断送革命。因此列宁将召回派叫做改头换面的取消派。

　　1909年6月，列宁在巴黎召开有12个人参加的《无产者报》编辑部扩大会议，把召回派清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17]于是召回派建立了自己的派系——前进报派。

　　1925年卢那察尔斯基回顾说，当时“我觉得主要的是必须支持无产阶级的高昂情绪，不让这场举世闻名的革命的气氛消亡下去”，而合法斗争的“虚有其名的实践活动”却使这种革命气氛“变得猥琐起来了”。[18]所以他很快就加入了前进报派。

　　1909年8月至1911年间，前进报派先后在意大利喀普里岛和波伦亚举办派别性的短期党校，以培训来自俄国各地的一些工人，讲课的有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高尔基、波克罗夫斯基、柯伦泰、李亚多夫等。卢那察尔斯基在那里讲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史、职工运动的理论和历史、宣传鼓动实习、世界艺术史、俄国文学史、法国大革命史。

　　卢那察尔斯基参加前进报派，是同他在反动年代的理论上的严重错误有联系的。

　　那些年份，正如19世纪8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炸死后的一段时期一样，悲观颓废情绪、极端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神秘论、宗教思想等等，在俄国知识界大为流行。卢那察尔斯基也得了列宁所说的那种“最可恶的‘传染病’”，[19]提出一个“造神说”。他忘记了卢梭和罗伯斯庇尔试图用“理性的宗教”去代替所谓天启的宗教而遭到失败的历史教训，[20]竟想建立一种人间的、没有任何彼岸世界和超感性因素的宗教。这“新的宗教、人类的宗教、劳动的宗教”“不会引起消极情绪”，不包括“可怜的静观的因素”，而是“完全致力于行动”，充满着“孜孜不倦的积极活动的因素”的。[21]这正好符合他那“支持无产阶级的高昂情绪”，不让“革命的气氛消亡下去”的主观意图。

　　既然是宗教，就不能不有一个神。卢那察尔斯基从抽象的、去掉了阶级性的“人”的观念出发，认为人类拥有一股集体的潜在力，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这潜在力将得到充分发挥，创造出形形色色的奇迹，使大自然完全服从理性的安排。“我们要把人类的潜在力即我们的潜在力加以神化，给它加上荣耀的光轮，以便更强烈地爱它。”[22]因此，“神……就是人类、完美的社会主义的人类。……这个神还没有出世——它刚刚在建造中。那么谁是造神者？当然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关头来建造的。”[23]在卢那察尔斯慕看来，把人神化竟是为了鼓舞革命热情，讴歌无产阶级。

　　普列汉诺夫的《再论宗教》等文章，尤其是列宁的伟大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结合着当时俄国的历史背景，对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说作了深刻的批判。

　　列宁充分注意到了卢那察尔斯基立论的本意，肯定他的言论里“没有明显的、普通的、即纯粹信仰主义的含义”但是“我们决不能用作者的‘善良意图’、他的话的‘特殊含义’来为这些可耻言论辩护”，因为“所谓‘善良的’意图，至多也不过是……主观的事情而己，至于这类言论的社会意义却是绝对肯定的、无可争辩的，并且是任何的声明和解释所不能削弱的”，所以必须向他进行“同志式的斗争”。[24]这里说的“社会意义”是指什么呢？列宁在谴责高尔基的造神说时讲得更分明：

　　“您美化了神的观念，也就是美化了他们[25]用来束缚落后的工人和农民的锁链。”[26]

　　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说是经验批判主义的产物。波格丹诺夫完全颠倒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断言主观的心理经验（心理世界）可以引出并且“普遍代换”物理经验（物质世界）。卢那察尔斯基的所谓“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也是用“无限扩大了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死的、‘一般心理的东西’来代换”客观的物质世界。因而列宁说，“只有瞎子才看不出”他们两人在“思想上的血缘关系”。[27]

　　包括卢那察尔斯基在内的俄国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等于1908年出版以后一段时期，列宁虽然在哲学上向他们划清了界限，但是他反复强调，必须把哲学论战同布尔什维克的实际工作分开，使内部的思想分歧服从更为重要的政治斗争。1908年4月，列宁写信给高尔基说：

　　“绝不容许把著作家们关于哲学的争论和党的（派别的）事情混淆起来。……我们对于自己派别的工作仍应和从前一样协力进行。”[28]

　　列宁还照样发函约请卢那察尔斯基为《无产者报》撰稿，说“这是十分必要的”。[29]

　　1909年《无产者报》编辑部扩大会议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问世之后，双方的斗争趋于激化。不过前进报派原非铁板一块。列宁极力想把卢那察尔斯基争取过来。1910年8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前进报派，可是彼此仍能协力合作。据克鲁普斯卡娅追忆，“在代表大会上他有机会同卢那察尔斯基作了长谈。[30]伊里奇总是对卢那察尔斯基有一种很大的偏爱，卢那察尔斯基的才能使伊里奇非常喜欢。”[31]那个时期列宁对高尔基也说过：“卢那察尔斯基会回到党里来的，他的个人主义没有那两位多。[32]一个天赋异常丰厚的人。我对他‘有偏爱’……您知道，我很喜欢他，是个出色的同志！他有一种法国人式的光芒。他的轻率也是法国式的，这轻率来自他的唯美主义。”[33]

　　列宁的严正批评和政治上的关怀，以及国内工人运动的新的高涨，使卢那察尔斯基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1911年春，列宁在巴黎郊区的龙寿姆村创办了一所以布尔什维克为主体的党校。列宁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土地问题等重要课程。卢那察尔斯基在那里教文学。[34]1912年，[35]卢那察尔斯基重新为《真理报》等布尔什维克报纸积极撰稿，尽管他在政治、哲学和文艺上的谬见还没有完全消除。

　　1911年底，卢那察尔斯基从喀普里迁居巴黎，到1915年为止。这个期间，他为《基辅思想》、《一天》、《戏剧和艺术》等俄国报刊和文集写了大量剖析西欧文化的文章，向工人讲授世界文学史，给巴黎、瑞士、德国和比利时的俄国侨民做专题报告，还建立了一个名为“无产阶级文化”的俄国工人小组，参加者有作家和诗人别萨里柯、加斯捷夫、费·加里宁等。[36]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卢那察尔斯基立刻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面，进行战斗。他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群众大会上发言和做政治报告，给巴黎和俄国报刊撰写文章（大战期间，他为俄国各报所写通讯达200篇以上），揭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群众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猛烈批判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人的护国主义观点。在1915年3月一封信里谈到第二国际领袖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阿德勒时，卢那察尔斯基坚决指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他们步调一致。”[37]他要求建立第三国际。

　　1915年，卢那察尔斯基从法国迁往瑞士。他继续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沙文主义口诛笔伐，并同列宁取得联系。罗曼·罗兰在1931年《向过去告别》一文中提到，当时卢那察尔斯基对俄国革命如何满怀着信心：“1915年l月底，未来的苏联教育委员长安那托里·卢那察尔斯基来访问我。我可以说，对我来说，他是未来的大使——未来的俄国革命的使者。他以安详的态度、明确的语言和我谈论俄国革命，预言战争一结束，革命一定爆发。”在瑞士出版的反战的《明日杂志》上，罗曼·罗兰经常看到列宁、米·加里宁、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名字——“正在着手推翻旧世界的整个参谋部的名字。”[38]

　　1917年5月，即二月革命后不久，卢那察尔斯基紧跟在列宁之后，取道德国和瑞典，回到阔别十年有余的祖国。

　　他一到彼得格勒，马上投入紧张的革命活动。那正是他所说的“群众大会的黄金时代”，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各派政治力量在公开进行较量。工厂、广场、喀琅施塔得海军营房，都是他从事宣传鼓动的据点。他几乎每晚在“现代”杂技场向数以千计的士兵、工人、城市贫民和知识分子发表演说，揭露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同敌对党派争夺群众。6月间，他由区联派提名，[39]当选为彼得格勒市杜马议员（同时当选的有布尔什维克斯维尔德洛夫、米·加里宁、越飞等），后来又担任主管全市文教事业的副市长，[40]为他在十月革命后领导教育人民委员部做了一次预演。在有五十万人参加的、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响亮口号的7月大示威的日子里，他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所在地克谢辛斯卡娅大厦的阳台上欢迎游行的工人和士兵群众。紧接着，资产阶级及其帮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布尔什维克猖狂反扑。8月，卢那察尔斯基以“叛国罪”被临时政府逮捕，在十一年前他被拘禁的“十字”监狱里蹲了半个多月，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才使他得以早日获释。

　　当他在狱中的时候，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随同区联派重新回到党内。二月革命后，前进报派中的大部分人如波克罗夫斯基、越飞、德·曼努伊里斯基、李亚多夫，也都陆续归队了。

　　8月下旬科尔尼洛夫发动反革命叛乱时，卢那察尔斯基和捷尔任斯基一同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彼得格勒自卫委员会工作，他所写的传单，从飞机上往科尔尼洛夫部队中大量散发，揭露科尔尼洛夫的实际同谋者克伦斯基政府妄图将彼得格勒拱手献给德国人的阴谋。

　　十月革命期间，卢那察尔斯基在指挥首都起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从事宣传鼓动。他的演说中充满着强烈的阶级仇恨、为人民立功的号召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心。[41]

　　11月7日，即俄历10月25日夜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卢那察尔斯基在会上痛斥了退出会场、公然投奔反革命阵营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并且宣读了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庄严宣告全部政权转入苏维埃手中。

　　次日，代表大会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府——由列宁担任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列宁任命卢那察尔斯基为委员会所属十二个部之中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部长），，并于当天夜间向他指明今后的工作任务。

　　在卢那察尔斯基任职期间（1917-1929）和此后一段时期，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职权不限于扫盲、社会教育、学龄前教育到高等教育，还包括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出版等领域。卢那察尔斯基作为20年代初所通称的“第三战线”即文教战线的负责人，开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19年1月，高尔基写信给列宁：“有不少事实甚至是苏维埃政权可以用来自夸的，特别是在卢那察尔斯基那个部门。”[42]

　　1921年2月7日，列宁明确地说：

　　“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中，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负有特殊任务的同志。那就是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副人民委员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前者担任总的领导；……全党对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是十分了解的，当然相信他们两人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上述工作中是本行的‘专家’，其余所有工作者都不可能有这种‘专长’”。[43]

　　克鲁普斯卡娅曾长期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主管社会教育司，卢那察尔斯基病逝以后，她评论道：“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同安·瓦·一起工作，大家都对他怀着热烈的尊敬的感情”，认为他是“为了用知识来武装群众、为了用艺术领域内的全部成就来武装群众这一事业而斗争的一名战士。”[44]

　　卢那察尔斯基不只是担任文教方面的行政领导。他亲自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讲授本国和外国文学史，他的《西欧文学史纲要》就是这些教学工作的成果之一。他主编过很多学术和文艺刊物、作家文集。仿佛要弥补自己早年所犯的造神说的错误，卢那察尔斯基为反宗教斗争付出过大量精力。20年代他写的有关基督教的历史、有关一般宗教和教会的起源及其在人类文化发展上的作用的论著，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他同苏联东正教总主教亚·符威登斯基的公开辩论，成了当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社会生活中一件大事。

　　卢那察尔斯基的活动甚至远远超出了文化教育的范围。国内战争期间，他经常作为党中央授权的政治工作人员，亲临前线，对红军和居民作宣传，整顿部队纪律，在一度陷敌的地区重建党的机构，足迹遍及乌克兰、库班、伏尔加流域等战区。1919年，正当邓尼金向莫斯科猛扑的紧急时刻，他被派到敌军主攻方向图拉防区，担任革命军事会议的代表。按照克鲁普斯卡娅的评述，卢那察尔斯基

　　“对军事还算是一个小小的专家”。[45]在1923-1924年和1926-1927年反托洛茨基派的大辩论中，在1928-1929年反右倾的大辩论中，他积极捍卫了党的路线。他曾多次参加外交工作。

　　这里我们要着重谈一谈卢那察尔斯基对于苏联文学发展的意义。

　　从十月革命到1933年卢那察尔斯基逝世，这十六年间，他一直处在苏联文艺生活的中心，是这个部门的主要组织者、领导人和参加者之一。他同好几代苏联文学界重要人物有过直接联系。他本人未加入任何文学团体，但是一直密切注意着它们的动向，鼓励各种流派、风格和手法在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争鸣竞艳。文学界没有一次大论战他不曾介入，没有一篇出色的作品不曾引起他的重视。他不但长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而且参与制订了1925年有历史意义的《党在文艺领域内的政策》。

　　卢那察尔斯基在文学战线上所承担的任务十分间距。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遭到严重的内忧外患。文艺界也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斗争和分化。大部分作家还在彷徨。只有绥拉菲摩维支、勃柳索夫等少数人坚决站在革命一边。有些人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才幡然醒悟，如斥普林、阿·托尔斯泰、特烈尼约夫、希什科夫、谢尔盖耶夫-青斯基。远有的坚持反动立场，逃亡国外，如梅烈日科夫斯基、吉比乌斯、巴尔蒙特、阿威尔岑柯、安德烈耶夫、布宁、阿尔志跋绥夫。留在国内的文痞则蓄意捣乱怠工。原先的象征主义诗人勃洛克成了十月的歌手，而在革命前一年多被卢那察尔斯基誉为“托尔斯泰死后俄国文学的良心的化身”的柯罗连科，[46]却几乎像他当年看待沙皇暴政那样来看待无产阶级政权。连伟大的高尔基，在革命初期也曾摇摆不定。

　　卢那察尔斯基无情地揭批从国外诋毁十月革命的梅烈日科夫斯基、吉比乌斯和巴尔蒙特，热烈支持政府为粉碎反动文人的破坏活动而采取的断然措施，因此受到外同资产阶级报刊和逃亡白俄的肆意攻击；就连流寓异邦、本身也受到白俄政治影响的画家列宾都为他愤愤不平。[47]1927年，在革命后堕落成为白俄侨民中黑帮头目的原前进报派成员阿列克辛斯基，甚至策划趁卢那察尔斯基出国时在巴黎暗杀他。[48]

　　但对于文艺界大多数人来说，基本还是一个团结、教育、改造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戏称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间的布尔什维克”。[49]他深深地了解旧知识分子，善于根据列宁制订的政策，争取他们为新政权服务，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谁反对资产阶级，谁就同我们在一起。”[50]他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1917年12月6日他致书高尔基说：“我为这件事献出了全部心血和全部脑汁，并以我从未经历过的紧张程度，每昼夜工作二十小时，好像从花岗岩中开辟地道一样，一点一点向前推进。”[51]到了1919年7月，列宁已经能够对高尔基宣告：“在苏维埃共和国，真心诚意地帮助工人和农民，而不是终日埋怨和疯狂发泄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百分比正在逐月增长。”[52]；在这项成就中也包括着卢那察尔斯基的一份贡献。

　　在20年代，卢那察尔斯基一方面争取老作家，另一方面又以更大的热情去发现和扶植青年作者，他们大都来自内战前线和基层，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在一星期内经历的事情，比过去年代有的大作家毕生经历的更多。”[53]卢那察尔斯基为他们的作品做序，写书评，同他们通信，在物质上接济他们。他以敏锐的眼光，往往凭着他们的第一篇诗文便能正确无误地看出他们的创作特色。他所推崇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别德内依等人的诗歌、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14-69》、谢芙琳娜的《维丽涅雅》、李别进斯基的《一周间》、富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毁灭》、格拉德柯夫的《水泥》、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以及老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新作《水泥》，后来都成了苏联文学史上公认的丰碑。

　　然而卢那察尔斯基并不像拉普分子所编造的那样，是一个“好心的自由主义者”。他尖锐地批评了作家中的错误倾向。包括左琴科在内的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宣扬的不问政治和不讲思想性，爱伦堡对苏联现实的怀疑论，后来的《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思想混乱、词意晦涩的诗作，都受到卢那察尔斯基的严正谴责。他也点出了20年代高尔基短篇小说的悲观情调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的偏激性。

　　可是因为卢那察尔斯基本身的思想弱点和对社会主义文学缺乏经验，他在文艺领导和评论工作中也犯过重大的错误。其中之一，是他对未来派的姑息态度。卢那察尔斯基坚决否定未来派的形式主义把戏和对古典文艺的虚无主义观点，把未来主义看作资产阶级文化衰落的产物。但是考虑到俄国的未来派和其他“左”的文艺派别比较早地接受了十月革命，卢那察尔斯基一度为未来派提供广阔的活动场所，让他们占据一些艺术机构的领导岗位，支持他们的某些虚假的革新，例如他给他们的集子《黑麦的话》（1918）写过序言，称颂书中洋溢着热情和革命的青春的气韵。[54]他不顾当时纸张和印刷的困难条件，批准大量印行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一亿五千万》，受到列宁的批评。

　　更为严重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在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要求上所犯的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197年9月成立于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后成为一个工人业余文娱团体，在全国拥有会员五十万（1922），[55]办了一些刊物，在许多城市设有分会，对文学、戏剧、美术各界影响颇大，到1932年才解散。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家波格丹诺夫、瓦·费·普列特涅夫、加斯捷夫等主张，工人应该用人为的、“实验室的”办法建立一种脱离传统遗产的“纯无产阶级文化”，又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作家，强调机器对人的思想和心理能起良好作用，甚至要把无产阶级本身变成“一架奇异的社会自动机”。[56]对于这类谬论，卢那察尔斯基都给了有力的批驳。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刚一诞生，就提出要完全离开国家政权而独立。它同克伦斯基时期的教育部果然毫无干系。这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因为当时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十月革命以后，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手中，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仍然坚持其自治的要求，断言它自己是“纯无产阶级的机构”，教育人民委员部则是工农政府的一个机构，不够“纯粹”，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不能受其领导，以免玷污自己的纯洁性。

　　1920年10月7日卢那察尔斯基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违背了列宁事先的指示，没有坚决顶住该协会关于完全自治的狂妄要求，虽然在当天早晨，即他临讲话之前，他在给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上还引用了列宁的指示，表示要“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服从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有关机关的监督”。[57]

　　可是正如他在1924年《列宁和艺术》一文中所说，“我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措词颇为含糊温和。我觉得不宜来一场进攻，使与会的工人感到不快。这篇讲话传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时，措词就更加软弱无力了。他把我叫去申斥了一顿。”[58]

　　10月8日，列宁写了《论无产阶级文化》，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59]

　　列宁没有看见卢那察尔斯基讲话的原文，只从10月8日《消息报》上读到有关这次讲话的新闻报导，而报导却不大合乎事实。因此卢那察尔斯基在当天（8日）向列宁说明真相以后，立刻写了一篇《必要的更正》，说他那讲话的用意，在于“指出有必要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同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有关机构在组织上接近来”。[60]而不是如报上所转述的，“应该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完全的自治权。”[61]于是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末尾附了一笔：“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说，别人把他的意思曲解了。因此，这个决议就更是十分必要的了。”[62]

　　然而有一段时期，在党和苏维埃国家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问题上，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确实是摇摆不定的。在1981年4月8日全国教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不但坚决主张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而且认为既然有了政府的文教部门，该协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63]但到了1919年，他却在《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一文中，表示赞同波格丹诺夫关于该协会有权完全独立的意见。[64]列宁的文章端正了他的立场。在1920年12月上半月所写的《给我的反对者》里，他明确地宣称：“完全的自治对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都应该同革命步调一致。”[65]1929年他在题名《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的演讲中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分散主义时，说道：“敏锐的列宁立刻了解到这一点。他了解这是一种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倾向，当时我还不了解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其有害的倾向。列宁了解这个，从政治上粉碎了无产阶级文化派。”[66]

　　那个时期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维·舒里庚后来回忆：

　　“在反无产阶级文化派斗争最尖锐的时刻，由于卢那察尔斯基没有执行列宁的指示，我像是责怪似的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可您还是爱重他。’于是列宁立刻作了反应，而且反应大大出人意外，我当时就把它记录下来了：

　　“‘我劝您也爱重他。他一心向往着未来。所以他才有那么多的欢乐和笑声。他还准备把它移赠给所有的人。这当然是徒劳。他不该落进波格丹诺夫的圈套。不过我们要从那里找他出来。’”[67]

　　1921-1922年间，即是无产阶级文化派问题以后不久，苏联著名科学家奥·尤·施米特院士（1891-1956）曾经听到列宁对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段评语。为了回答人家对卢那察尔斯基的责难，列宁说道：“这个人不光是什么都懂，也不光是有才能，这个人还会完成党所交下的任何任务，并且完成得很出色。”[68]

　　卢那察尔斯基在对待未来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态度上所犯的错误，当然不能盖过他在苏维埃时期的活动的主要方面。总的说来，他在那十六年当中是执行了列宁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政策的。他1925年所作报告《苏维埃政权的戏剧政策的基础》说得好：“有人大大抬举我，以为真有一套什么卢那察尔斯基的政策；其实他们简直不知道我们的国务活动的规矩。我推行的当然是一条在我们中央的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中经过审查并得到支持的路线。这是苏维埃政权的政策。”[69]

　　1929年9月，卢那察尔斯基辞去了他从十月革命第二天就担任的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他得到的新任命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1931年他是该委员会委员）所属学术和学校委员会主席。1930年他被一致票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当时院士中间几乎还没有共产党员。次年起任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和列宁格勒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原普希金馆）所长，同时兼任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文学、艺术和语言研究所所长、《苏联大百科全书》文艺和语言部分和《文学百科全书》的主编。

　　卢那察尔斯基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他曾代表苏联参加牛津哲学家代表大会（1930）、海牙国际历史学家会议（1932）等学术会议。[70]他同本世纪最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意大利的克罗齐（1866-1952）进行过论战。他是“国际革命作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常在国外发表文章，阐扬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年轻的苏维埃文化和科学的成就，又在苏联报刊上向读者报导外国文学情况，并且翻译了不少西欧和东欧诗人的作品。他主编歌德、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左拉、莫泊桑、法朗士的诗文集，为许多西方作品撰写序文。他同巴比塞、罗曼·罗兰、肖伯纳、威尔斯、斯·茨威格等人私交很深，他同他们通信，约请他们为苏联报刊写稿，出国时访问他们，在本国接待他们，这对他们本人和资本主义国家文艺界都有巨大影响。

　　卢那察尔斯基离开教育人民委员的岗位以后，他同文学生活的联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了。从1929年到他去世，是苏联社会的大转变时期，是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整个国民经济战线上展开社会主义攻势的狂风暴雨的时期。卢那察尔斯基号召作家积极反映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反映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对于我们，同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直接间接有关的主题，应该占居首要地位。”[71]苏联的“艺术应该卷起袖子，唱着欢乐的歌曲，同那些为社会主义大楼的第一层奠定基石的泥水匠一起工作”。[72]1929-1930年间，卢那察尔斯基兼任规模宏大的文艺书籍出版社“土地和工厂”的总编辑，同广大作家的接触更为密切。

　　继20年代前半期以文艺政策、作家的政治思想立场为重点的大辩论之后，20年代末期起，文艺界又热烈展开了创作问题和文艺学的大辩论。在这些辩论中，卢那察尔斯基批驳了各种谬说，同时又不断提高自己。例如在探讨意识和下意识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时，他强调文学的思想性，指责了普列汉诺夫、沃罗夫斯基那种认为明确的政治倾向必然导致艺术水平的低下，和沃龙斯基等人断言思想信念有害于艺术，[73]创作要凭直觉的错误观点。卢那察尔斯基反对拉普派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并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集体探索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卢那察尔斯基一生的最后五年间，他对于他过去多次论及的苏联作家勃洛克、绥拉菲摩维支、别德内依，特别是对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作了总结性的概括的评议。更值得注意的是，当30年代初苏联开始大力研究和普及马列主义奠基人的美学观时，卢那察尔斯基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例如1933年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他写了专文《马克思论艺术》和《马克思论知识分子》，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辑并为它作了序。

　　从1927年起，卢那察尔斯基先后作为苏联代表闭的副团长和团长，经常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和裁军会议，宣传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他发表过许多有关的论文、通讯和演说。

　　监狱、放逐、流亡国外、地下工作、动荡不定的生活、十月革命前夕尤其是革命初期的异常紧张繁忙的活动，逐渐损坏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健康。1922年起他得了心脏病，晚年病情加剧，一目失明，但是他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情绪、乐观的精神、强大的工作能力。1933年7月，卢那察尔斯基去法国治疗，8月被任命为苏联驻西班牙第一任大使。他兴致勃勃地学习西班牙语，准备赴马德里履新。可是还没有赶到任所，就在12月26日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滨的小城门通病故，卒年五十八岁，他本来是自信能活到六十五岁左右的。他没有完成他的庞大的写作计划，其中包括《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歌德的〈浮士德〉》、《笑是阶级斗争的工具》、[74]列宁传、回忆录，等等。逝世前一天，他还口授了一篇论普鲁斯特的文章。

　　他的遗体被移至巴黎苏联大使馆，大批作家、工人和外交家前往吊唁。罗曼·罗兰发来唁电说：“我的朋友卢那察尔斯基的逝世使我深感悲痛，他在西方是苏联的思想和艺术使节，人人都尊敬他。”

　　1934年元旦，卢那察尔斯基的灵枢运到莫斯科，停放在职工会圆柱大厅。千千万万的人前去哀悼。次日红场举行了隆重的丧礼。为了表彰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功绩，苏联共产党决定把他的青铜骨灰盒埋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内，同其他一些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遗骸一起，供广大人民凭吊。党中央发布的外文，称誉卢那察尔斯基为“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和布尔什维克、杰出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在《文学报》刊载的悼词上署名的重要作家达五十余个，其中有许多是他生前著文评介过、得过他的助益的。[75]

　　1932年，当卢那察尔斯基的健康情况急剧恶化，不得不缩小活动范围，主要只是从事文字工作的时候，高尔基一再劝他写一本自传，以教育年青一代，为描写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文学作品提供范本。高尔基在那一年10月给他的信上写道：“您度过了艰苦而又光辉的一生，做过巨大的工作。您曾长期——几乎是终生——跟列宁以及最杰出、最光辉的同志们并肩行进。……作为一位语言艺术家，您能驾驭语言，只要您愿意这样做。这一切并不是恭维话……”[76]

　　高尔基这段话，给卢那察尔斯基生平绘出了一幅缩影。

　　卢那察尔斯基根据历史授予他的权利，可以这样评论他自己和他那一代革命家：“无论我们做过的事情中有多少渣滓和错误，我们总能以我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自豪，并且无所畏惧地把自己交给后代去评判，对他们的裁决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77]

著作


　　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范围甚为广泛，涉及了哲学、历史、教育、外交、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宗教、建筑、文艺等各个方面。在文艺领域内，撇开他的二十八个剧本、一些诗作和翻译不谈，仅以论著而言，他就在先后三十年间写了有关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电影和美学的论文、书评、报告、随笔共约二千种，其中论述托尔斯泰、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的各达三十来篇。他精通多种西方语言，[78]又曾长期侨居国外，他一直密切注意着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瑞士、波兰、匈牙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重大文艺现象，经常发抒他的见解。他说他不是一个职业评论家。早在1906年，他便意识到：“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雨时代，使一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可能以必要的恬静心情和认真态度去埋头做系统的学术工作。”[79]卢那察尔斯基不是坐而论道的理论家，他基本上是一个行动家，行有余力，而后为文，或者说，为文只是他的行动的一部分。他的文艺论著，一向是在风险很大的斗争第一线，在地下工作的余暇，在敌人的监狱里，在流放地，在亡命国外的时候，而十月革命以后，则是在内战的烽火中，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之余，利用星期例假的零碎时光或两次会议当中的间隙，更多的是牺牲正常的睡眠和休息，赶写出来，或是由他口授，请亲人或速记员笔录下来的。[80]

　　这些论著，价值高低不一。有的经过长久的时间考验，至今仍然保持着生动的现实意义，有的则包含着重大的错误和缺点。同卢那察尔斯基的政治活动的记录一样，他的文艺理论活动也经历过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其间既有创辟和上升，也不乏因袭和下降。

　　卢那察尔斯基最早的文艺论文《俄国的浮士德》、《生活悲剧与神术》和《莫利斯·梅特林克》等发表于1902年，那时候他还困守在沃洛格达流放地。从此以后，他一直把文艺评论当作他的副业。1905年革命的准备时期，他在许多文章中提出“艺术与革命”这个重大问题，以饱满的激情，宣传了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依靠无产阶级来变革现实的必要，勾勒出一幅幅的新世界图景并屡次对安德烈耶夫之流的悲观主义和颓废主义痛下针砭，可是当时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思想还有不少唯心主义的谬误。

　　在这次革命的高潮里，他几乎全力从事政治斗争和政论工作，对文艺注意较少。但这少数文艺论著都带有那个伟大时代的深刻印记，贯穿着他从列宁的直接教导中、从他本身的学习和实践中、从他同沃罗夫斯基和奥里明斯基的经常交往中获得的明确坚定的见解。在列宁的雄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启示下，他写了《艺术对话录》（1905），揭穿了艺术“超阶级”的神话，指出艺术的未来命运如何，要看它间无产阶级的联系密切到什么程度而定。1907年发表的《社会民主党艺术创作的任务》在政治和美学上更为成熟，它宣布党性原则是艺术创作的根本原则，阐述了新的无产阶级艺术的主要特点，并提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在许多方面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塑造了雏形。这篇文章是十月革命前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的高峰，也是一般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佳作之一。

　　对高尔基的《母亲》抱什么态度，对于文学评论家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这部小说问世以后，不但资产阶级论客们发出疯狂的叫嚣，连普列汉诺夫也为“扮演社会主义宣传家角色的高尔基”惋惜，断言“他的那些政论因素强烈的作品也都是失败的，例如……长篇小说《母亲》。”[81]卢那察尔斯基虽然对《母亲》的艺术价值估计不足，却在1908年《现代俄国文学概论》一文中针对吉比乌斯的诬蔑，引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报刊评论，证明《母亲》在国外获得了辉煌的成功。[82]在次年的《评〈知识〉文集第23辑》里，卢那察尔斯基写道：马克西姆·高尔基已经写出社会主义类型的严肃著作《母亲》、《敌人》……尽管还有缺点，却都是杰出的作品，它们在无产阶级艺术发展中的意义，总有一天会被注意到的。”[83]

　　1908年发表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社会主义与艺术》也值得一提，它在颓废主义、悲观主义、没落情绪和其他反动思潮泛滥一时的环境中捍卫了接近人民的革命艺术。

　　1908年以后一段时期，卢那察尔斯基在政治和哲学上背离了列宁的正确路线，从一个积极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变成宗派组织前进报派的重要成员。这个错误看似突然，其实却有长远的思想根源。早在中学和大学时代，他就企图用一些资产阶级学说“补充”马克思主义，这不能不影响他的早期文艺论著。在这方面，他的《实证美学的基础》表现得最为突出。

　　《实证美学的基础》（1904）是卢那察尔斯基在流放地写成的一篇分量较大的艺术理论。它吸收了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等各种不同的哲学和美学见解。它宣称人（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又从抽象的真善美的观念出发，说“美学是一门谈评价的科学。人从三个观点，即真、美、善的观点来评价”。所谓美，就是“其一切要素都优美的，由优美的线条、色彩、声音所构成的，引起快乐的联想”的东西。作者虽也承认不同的阶级对事物有不同的评价，而实际上，在他那里，阶级性却被笼统的人性淹没了。

　　卢那察尔斯基又认为，艺术的起源和发展不仅同人的劳动和社会活动有关，尤其同生理特点和机体的能力等生物学因素有关。他把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概念搬进社会科学领域，美学成了“关于一般生命的科学即生物学的最重要部门之一”，“视觉和听觉方面的美学评价取决于机体所拥有的能量”。他甚至说：“作为审美感情之基础的生物学现象，同样也是所有一切评价的基础；在我看来，人的一切评价都是一个基本评价的发展和变异，这个基本评价的根子就是生的渴望。”[84]他在《宗教与社会主义》中要使美学“彻底生物学化”。

　　以生物学法则代替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用人的生理特点和机体的能力来论证其艺术活动和审美感情，忽视美同社会生活、同历史发展的联系，将美的概念同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分割开来，——这些自然主义的谬误不只见于《实证美学的基础》和作者同一时期的许多其他论著，甚至十月革命后他的某些言论中也间或有所流露。

　　固然，在实际的文艺评论中，卢那察尔斯基很想用他的生物学观点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例如他的《泛论艺术家，并专论几个艺术家》（1903）一文，一方面断言艺术中的悲观主义是“虚弱的机体和薄弱的意志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又要求艺术家生气勃勃，“热爱生活”，能激发人的积极性，消除人身上和周围环境里一切导致生活毅力衰退的东西，因此作者反对悲郁低沉的情绪，抨击柴科夫斯基，怀疑契诃夫，而赞扬高尔基。可是由于立足点错误，无论批判或赞扬都不可能深刻中肯。

　　1908年之后，卢那察尔斯基不但没有清除自己思想上的经验批判主义的杂质，而且把经验批判主义的恶性发展——造神说搬进了他对本国和外国文艺的评论中。就在前面引用过的那篇《评〈知识〉文集第23辑》里，他于赞扬《母亲》的同时，还歌颂了高尔基的宣扬造神说的小说《忏悔》，断定：“就艺术意义而论，《忏悔》比《母亲》更高得多，因为这里可以感觉到作者充分自由地表现了他的个性，而这种自由又是间新艺术的基调即集体主义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85]

　　卢那察尔斯基从他的评论活动的初期起就很关心欧洲文艺的动向。他严肃批判资产阶级现代派，分析它的没落倾向，颂扬工人所创作或在工人阶级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文学。1911-1912年间以《剪影》为总标题发表于《基辅思想》的一组文章，就是属于这一类。[86]在1912-1915年为基辅各报所写的通讯中，他在俄国头一个评介了罗曼·罗兰、肖伯纳和尼克索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但是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他所犯的错误也表现在他对欧洲文艺的评议上。《易卜生与小市民》（1907）等文含有经验批判主义观点。《天才与饥馑》（1911）和《年轻的法国诗歌》（1913）带着造神说的烙印。[87]不过情况是矛盾复杂的，他的某些论著中又有与造神说相反的见解。例如副题为《意大利来信》的长篇连载《颜色和大理石中的哲理诗》（1909-1910）里说：“甚至最先进、精力最充沛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们都号召通过宗教来提高创作精力。可是现代真正先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却抱着另一种观点，为了在哺育万物的大地上精力充沛地专心建立美好的生活，无产阶级不需要任何宗教信仰。”[88]

　　列宁向高尔基表示要争取卢那察尔斯基“在美学上脱离波格丹诺夫”，[89]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无产阶级文学的信》（1914）证明他没有辜负列宁的殷切期望。这篇文章虽然还有一点：波格丹诺夫思想的残余，却从头至尾洋溢着革命激情，对工人阶级的精神力量满怀信心，力图把发展先进艺术的任务同这个阶级的政治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文章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否存在着无产阶级文学？梅林和拉法格持怀疑态度，沃罗夫斯基也是。卢那察尔斯基根据他对俄国和外国文学的观察，仍然坚持他原先的看法，认为优秀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确实存在着：“是的，它们存在着。也许还没有一篇决定性的杰作；还没有无产阶级的歌德；还没有艺术上的马克思；然而像尼克索这样的工人作家是“比较接近无产阶级创作的理想的”，“连资产阶级评论界也把他同伟大的狄更斯相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卢那察尔斯基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揭露和谴责了文学界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他发表在彼得堡《一天》上的《诗歌与战争》（1915），是俄国报刊第一篇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概括帝国主义情绪在各参战国文学上的表现的文章。《梅特林克对战争的想法》（1916）不仅谴责了梅特林克的民族主义，还把罗曼·罗兰的立场同那些附和帝国主义宣传的作家加以对照，此文虽被俄国审查机关删节得支离破碎，仍然有力地证实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鲜明态度。此外他又坚决抨击了安德烈耶夫、阿尔志跋绥夫、索洛古勃等扬言要“用战争来振兴停滞过久的艺术”的反动文人。

　　俄国三个主要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当中，普列汉诺夫晚节不全，十月革命前已经离开无产阶级阵营；沃罗夫斯基的文学工作全盛时期在1907-1912年，革命后他几乎完全搁笔，而且早在1923年便不幸殉难了；只有卢那察尔斯基得以亲身参加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建设，并对它们发挥强烈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革命导师列宁的热情指引和严格要求，卢那察尔斯基也不可能逐步克服他前期思想中的唯心主义，进入一个较为成熟的新的境界。

　　在20年代的苏联，普列汉诺夫被普遍奉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鼻祖和无可争议的权威。20年代末期清算以彼烈威尔泽夫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的大辩论，[90]就是在拉普领导人之一叶尔米洛夫首先提出的“维护普列汉诺夫的正统”这一口号下进行的。列宁关于文艺的重要教导还没有被辑录、整理、研究。不少人甚至相信，列宁在这个领域内并未留下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

　　卢那察尔斯基十分尊重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功绩，然而他认为，“我们向列宁学习的那种方法，比普列汉诺夫的方法准确得多”，要“在列宁的有关口论的烛照下重新检查普列汉诺夫的艺术学”。[91]他比同时代的文学家更早地认识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伟大贡献。列宁逝世以后，他在文章、报刊和谈话中屡次讲起这个问题。其中的长篇专著《列宁与文艺学》（1932）概括了他多年来在这方面的可贵的心得，这在苏联是头一次有系统地记述和阐发列宁的文艺思想，并为30年代初期开始的同类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总的说来，卢那察尔斯基在苏维埃时期的文艺论著，既不同于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流行的庸俗社会学，尤其不同于庸俗社会学被基本肃清以后出现的另一极端，即排斥阶级分析，宣称优秀作品乃是人民性的表现，而人民性又被说成一种在任何国家和任何历史时期都固定不变的、没有阶级内容的东西。

　　卢那察尔斯基力图把文学现象摆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摆在具体的时间和社会环境之内来加以考察，而且把阶级斗争当作一个基本的指针——“这类剧烈而多样的斗争充满了历史，构成历史过程的最主要的、占优势的内容。”[92]因此他能在看似迷离混沌的复杂情势中发现规律性，比较恰巧地判定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卢那察尔斯基论述19世纪俄国文学时，总要密切联系到封建农奴制的衰落、资产阶级的兴起、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式的改良主义道路、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壮大，换言之，即是联系到俄国人民解放运动所经历的三个阶段——贵族时期、平民知识分子时期和无产阶级时期。对于这些社会大变动，不同的作家从各自的阶级地位出发，分别作了不同的反应。例如，格利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产生在资本主义初期的俄国。照卢那察尔斯基的独到的阐释，“智慧”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启蒙学家所标榜的、被“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惟一的裁判者”[93]的理智、理性。“理性”这一口号，表明由贵族脱化而来的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支先锋队已经出现，并提出了严肃的政治要求，而格利鲍耶陀夫正是这先锋队的喉舌。理性的体现者、剧中主角恰茨基使用批判的武器向旧世界大胆挑战，预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虽然他出于民族自尊心，并不赞成盲目崇拜西方。但是苏醒过早的理性缺乏一个强大的阶级基础。恰茨基面对着重重阻力，感到“万般苦恼”和深沉的悲伤。因此，同历来流行的看法相反，卢那察尔斯基认定，《智慧的痛苦》不是一出喜剧，而是一出悲剧——智慧遭受摧残、智慧无用武之地、智慧的代表感到痛心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并非俄国所特有。后来，卢那察尔斯基又在《莎士比亚人物陪衬下的培根》一文中，以莎士比亚的几个剧本为例，进一步发挥了“智慧的痛苦”的命题。除此以外，对于格利鲍耶陀夫作为俄国早期殖民主义者出使波斯时被杀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也作了公允的评议：“这是正当的报复。持剑者要死于剑下。谁若对邻国肆行暴虐，他就该知道自己会遭到普遍的仇恨。”[94]这同那班故意为格利鲍耶陀夫护短，以掩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反动文人的论调，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既然运用阶级观点来剖析文学现象，便必须反对那些宣扬博爱与阶级调和的人道主义及其派生物，颂扬革命的暴力。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文学的思想核心。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的时候，或者当各国人民对侵略者和压迫者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攻击革命暴力，其危害尤其显著。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柯罗连科和罗曼·罗兰。

　　柯罗连科无疑是最正直的俄国作家之一，他在穆尔坦案件中仗义执言，更是赢得普遍的尊敬。然而他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不能理解和接受十月革命，卢那察尔斯基曾受列宁委派去争取他，但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托尔斯泰死后的和平主义的教皇”罗曼·罗兰的剧本《爱与死的搏斗》，[95]则在劳动群众拿起武器反击帝国主义的时代企图“超出混战”，谈生命的神圣和流血的罪恶。对于这一切，卢那察尔斯基都作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他认为批评柯罗连科的人道主义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十分重要：“我们在经历一场伟大的攻击战，目的是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我们各色各样的敌人，包括用理想主义作掩护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派，正在加紧顽抗美妙的辞句、温情主义和人道主义，都可能变成敌人的工具，对我们是很有害的。”[96]卢那察尔斯基又不顾自己同罗曼·罗兰的长期交谊，严肃地指出：《爱与死的搏斗》“就许多方面说都是真正的反革命的剧本”。[97]

　　威尔斯和肖伯纳宣扬改良主义，同样受到卢那察尔斯基的毫不留情的批驳。对于要求进步的作家，“我们欢庆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要迈出步子前去迎合他们的动摇、暧昧和机会主义。”[98]

　　对于作家的政治经历或世界观中的重大问题，修正主义文艺学家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甚至穿凿附会，极力文饰。卢那察尔斯基没有掩盖这些矛盾，他笔下的作家形象要复杂得多。他不讳言格利鲍耶陀夫、普希金、别林斯基、歌德、席勒等曾经“同现实和解”，并且不是简单地用个人性格，而是用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下俄、德两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去加以说明。卢那察尔斯基看到，涅克拉索夫是愤怒和复仇的诗人，爱人民的诗人，泼辣尖刻的讽刺诗人，同时－又是由于自己在斗争中有过绝望、畏缩和自私的时刻而感到极大的悔恨的诗人。卢那察尔斯基对契诃夫的政治倾向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契诃夫固然有其抗争的一面，“不过他的抗议是调和性的，既不促使人走向绝望，也不推动人走向斗争。”[99]评论家完全有理由推测，如果契诃夫活到十月革命以后，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很可能采取柯罗连科式的立场。卢那察尔斯基又敏锐地发现，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中，除了雄壮豪迈的主旋律之外，还存在着柔弱感伤的音调；这种两重人格不仅限制了他的创作的深度，甚而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的自杀。即使是巴比塞那样的作家，当他在论耶稣的书里背离正确的方向，把耶稣看成被压迫人民利益的代表时，卢那察尔斯基也怀着与人为善的诚意，联系到自己宣扬造神说的错误，语重心长地规劝了他。可是卢那察尔斯基决没有像十月革命后那段时期的未来派、无产阶级文化派和其他极“左”派一样，对文化遗产和前辈作家抱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符·基利洛夫（1890-1943）在轰动一时的诗作《我们》（1971）中扬言“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拆毁博物馆，踩死艺术之花”，[100]马雅可夫斯基则自称是基利洛夫在“反拉斐尔之流的战役中”的“同一团队的战友”，号召向普希金“进攻”。[101]稍后，马雅可夫斯基在谈到未来派的团体“列夫”（“左翼艺术战线”）时，又宣称“活的‘列夫’胜似死的列夫·托尔斯泰”。[102]到了1982年，老布尔什维克奥里明斯基还断定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是反革命作品，把它们重版是政治上极端可耻的事。[103]

　　卢那察尔斯基历来坚决反对诸如此类的偏激片面的观点，他注重具体的分析。他善于发现矛盾，同时又能够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比较准确地衡量作家的功过。他在阐发列宁的哲学思想时说道：“把‘对立面的统一’的问题运用到某个作家的创作上，就是耍弄清这个创作的内在矛盾，并确定矛盾里面的主导的、起组织作用的因素。”。[104]他对高尔基的创作的评论就是一例。

　　从1905年至1933年，在卢那察尔斯基所写三十来篇论高尔基的文章中，绝大部分作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当时苏联文艺界对高尔基的看法正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现代文艺学中惟一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自命的彼烈威尔泽夫派根本否认高尔基是无产阶级作家，他们的观点一度占了上风。彼烈威尔泽夫亲自出马，判定高尔基是“小市民艺术家”，甚至斩钉截铁地断言：“任何科学、任何思想改造都不可能使他变成其他社会集团的艺术家。”[105]1928年卢那察尔斯基欢迎高尔基从意大利养病归来，建议适当照顾他的身体，竟被人讥为“保护文物”。[106]拉普派也在反高尔基的高潮中推波助澜，以致联共中央不得不在1929年12月25日专门作出一项决议《关于一部分西伯利亚文学家和文学团体反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言论》，严肃指出这些言论“大错特错，而且近乎无理取闹”，[107]直至1930年，虽然彼烈威尔泽夫派和它的一整套庸俗社会学已开始受到清算，共产主义学院内部却还在讨论高尔基算不算无产阶级作家。[108]

　　卢那察尔斯基对高尔基的评价并非一贯正确：前文已经提及，他颂扬过高尔基的《忏悔》，对《母亲》的艺术性估量不足。他也没有全盘肯定高尔基。1917-1918年高尔基对革命的信心功摇时，卢那察尔斯基在给妻子的书信上，在一篇题名《致高尔基》的未发表的诗作中，都曾尖锐地指责过他。[109]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有影射高尔基之意，这一点，鲁迅早就注意到了。[110]

　　20年代前半期，卢那察尔斯基又公开批评了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初期所写的一些悲观主义的短篇小说，特别是批评了他的《论俄国农民》（1922）等政论作品。但是卢那察尔斯基能够分清主流和支流。即使在他同高尔基论争的时候，也仍然承认后者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而坚决反对贬之为小资产阶级的或小市民的歌手。从1928年起，随着高尔基的回国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卢那察尔斯基连续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根据列宁的有关教导，对高尔基的功过和地位作了公正的评判，广泛论述了他的创作历程，包括政论和回忆录在内的重要著作及其艺术特色，头一个真正揭示了克里姆·萨姆金这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的社会本质和现实意义，不仅再现并且深化了这个形象。

　　强调文学必须为当前的阶级斗争服务，阐明作家、作品和典型形象的现实意义，这是卢那察尔斯基在文学评论中的着重点。他赞许那些“从现实出发，笔锋所及，处处回答重大的迫切问题”[111]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作家，他自己也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今天的。他认为一个评论家不能像普列汉诺夫或彼烈威尔泽夫派那样，主要是从起源论上追溯作品的社会根源，即由社会学角度确定作品的产生原因，然后从美学上说出对这些根源的论断，而是要指明该作品的意义和作用，特别是它在我们今天，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广大读者能有什么损益。回答最后这个问题，才是文学评论的“主要任务”。[112]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仍然是为了当前的战斗。卢那察尔斯基反复地说，古典作品对我们具有认识上的价值，古典作家的语言和艺术手法、他们对丑恶社会现象的揭露和抗议、他们观察生活的敏锐眼光等也有可取之处，在我们反对陈腐的意识和习惯时，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可以充当我们的得力助手，只要这场斗争还在继续，这些人的生命就不会结束。卢那察尔斯基的几乎每一篇论作家的文章，都不限于复述和引申马列主义的有关教寻，而总是具体地点出了他们的可供借鉴的方面和应该排斥的方面，因而带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他以前的俄国批论家当中，很少有人如此全面地论列过遗产与当代的课题。

　　卢那察尔斯基立足于现实，但又并不局限于现实。他把现实看作一个发展过程，看作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辩证运动，而人则是能够影响现实进程的积极力量。他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篇充满战斗激情的纲领性的即兴演讲中批判“写真实”论时说：“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今天和明天、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同高尔基一样，认为“描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弥漫着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时代，不能单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这里也需要浪漫主义”。[113]卢那察尔斯基一向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主张社会主义艺术家应该创造出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可以使人展望未来、加快现实的发展速度的作品，因此革命浪漫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不能短缺的组成部分。

　　除了注重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以外，卢那察尔斯基又常常注意到它们的艺术性。他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马稚可夫斯基等人的艺术特色都作过精当的分析评议。他不认为社会因素仅仅同内容相联系，美学因素仅仅同形式相联系，而是将内容同形式结合起来考察。例如狄更斯的主要手法幽默，是由他所代表的英国小资产阶级在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企图安抚自己、缓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性这一总的思想倾向决定的，所以他的幽默并不单纯是个形式问题。卢那察尔斯基不像普列汉诺夫那样，把思想家托尔斯泰和艺术家托尔斯泰截然分开。

　　卢那察尔斯基本人的写作手法也很值得一提。他在苏维埃时期的文学论著，其创作年代和动因各不相同，或为了辩论，或进行正面的阐释，有时信笔铺排，汪洋恣肆，有时又大题小做，用寥寥数千字概括了作家及其时代的基本面貌。在大多数场合，他总是写得富于战斗精冲和生活气息，贯穿着他从长期实践中培育出来的蓬勃的政治热情，即使是他的学术著作．也没有迂腐的书卷气。他同那种不带感情、不动声色的冷冰冰的“零度风格”毫不相干。他不欣赏普列汉语夫式的“不是哭，也不是笑，而是理解”的冷峻态度。他论《爱与死的搏斗》的文章，就体现了这种泼辣鲜明的高度成熟的战斗风格。

　　卢那察尔斯基有过艺术创作和宣传鼓动的丰富经验，懂得生动的、深入浅出的表达方法，他在他的论著中发挥了他这项特长。他善于把思想、化为形象，把论说语言变成艺术语言。在他的笔下，形象的感染力不亚于逻辑的说服力，这正符合他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既是科学著作，同时又是具有独特艺术性的著作。”[114]有的时候，一个恰当的譬喻比长篇大论更能说明问题。为了批判“写真实”论，他作了这个经常为人称道的比方：

　　“请想象一下，人们正在兴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是房子还没有建成，您便照这个样子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当然是现实主义者，您说了真话；但是一眼可以看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言，只有了解正在兴建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如何建造的人。只有了解这座房子一定会有屋顶的人，才能说出社会主义的真实。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115]

　　谈到不应该忌讳肖伯纳等进步作家的错误时，他说：

　　“我们很高兴有这位那位中间类型的伟大作家带着他的全部行李来乘坐我们的红色轮船，但不能由此推论说，我们认为他的行李统统是宝贝。相反的，我们应该反复检查它，好像细心履行职责的海关官员一样。”[116]

　　由于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在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方面具有上述种种突出的特点，十月革命后他虽然没有写过长篇巨制，却在苏联文学评论史上留下了显著的业绩，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然而我们对卢那察尔斯基的遗产，正如他对他的前人的遗产那样，只能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他自己也没有把他的见解当做定论：“现在已经到了该由我们自己来对普希金作出评价的时候。要说这个‘我们’便是十足的无产阶级，那大概是言之过早。必须再等待一些年月，才能从无产阶级深处涌现出大批重新评价的人，就新时代对历史珍宝的裁判发表足以影响数十年之久的决定性意见。我们目前只是进行预审……”[117]

　　事实上，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著的确有其重大的缺陷。首先，他在阶级界限方面划得不够明确，有时混淆了剥削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他以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将来建设内心世界的时候，普希金能够而且应该“成为无产者和农民的老师”，“普希金宝库里留存的每一颗种子，会在每个公民的生活中长出一朵社会主义的玫瑰或者一串社会主义的葡萄”。[118]卢那察尔斯基亲自参加过苏联早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对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估量不足，没有想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会有严重的反复甚至复辟。1928年他预料，私有制消灭之后，“那么一二十年之内……我们就真能在理性威力战胜自然的基础上面，建立一个由理性和光明磊落的人们主宰的王国。”[119]1933年，他就感到苏联已经“面临阶级斗争完成的局面”了。[120]

　　在确定作家的阶级属性时，卢那察尔斯基通常把世界观而不是仅仅把政治态度当作衡量的标准，因而正确地论断勃柳索夫和法朗士尽管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却没有突破资产阶级的范畴。可是有时候，他又用政治态度顶替了世界观，即只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有所揭露的，纵然没有同资本主义制度决裂，他也不认为是，或不认为完全是资产阶级作家。例如写《日落之前》时的霍普特曼，由于在这个剧本中对当时的德国有过消极抗议，卢那察尔斯基便肯定他“不是资产阶级的人”了。[121]

　　卢那察尔斯基爱作抽象的历史类比，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尤其是这样。不顾时代和阶级的根本差异，以今人今事比附古人古事，往往容易模糊阶级界限，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他把“无产阶级的春天”和“普希金的春天”相提并论，竟能发现两者之间有“共同之处”。[122]他又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倡导的、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中，引申出了所谓“崇高的无产阶级的利己主义”。[123]而无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却是破私立公，是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互不相容的。

　　在有些问题上，卢那察尔斯基经过长期的摇摆才获得正确的结论。前面提到，他的《实证美学的基础》等早期著作夸大了生物和生理条件对人和美学的影响。这个偏向，在《论托尔斯泰的创作》（1926）、《艺术史上的社会学因素和病理学因素》（1929）等文中还有所表现。他认为托尔斯泰的意义和特点，首先在于他拥有“异乎寻常的、浑厚得惊人的、同社会的感觉和激情密不可分的生活力”。[124]这个一再被强调的“生活力”虽然与社会有关，但基本上还是生理的东西。1922年，卢那察尔斯基批判了那些宣称“富于智慧的作品总是不可能有充分的艺术性，艺术作品完全来自直觉，在这里，思想是一个有害的因素”的议论。[125]但事隔两年，即1924年，在反对“纯理性主义者”的论战中，他却又片面地突出了直觉、非理智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几乎回到他原先的批判对象的立场上去了[126]1926年评《爱与死的搏斗》时，他也谈起了“那种能使一个人成为艺术家的、下意识的创造因素”。可是通过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谢德林和乌斯宾斯基的小说的研究，通过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的探讨，他认真检查了自己的观点，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他的后期著作中那一系列维护文学的思想性、倾向性和政论因素的篇章。

　　卢那察尔斯基这些错误和反复，对我们也可以作为一种鉴戒。总的说来，正如鲁迅对他的评价，他“是革命者，也是艺术家，批评家”，[127]他“在现代批评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无须多说了”。[128]



[1] 卢那察尔斯基：《回忆和印象》第337页，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68年。十月革命前卢那察尔斯基的生活和活动，其日期主要是根据本书正文和编者特利丰诺夫附注。

[2] 《革命往事回忆录》，见《回忆和印象》，第20页。

[3] 《同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的几次会见》，见《回忆和印象》，第61页。

[4] 同上文，同上书第58页。

[5] 《革命往事回忆录》，见《回忆和印象》第23页。

[6] 《回忆和印象》第339页，注22。

[7] 《回忆和印象》第339页，注24。

[8] 特利丰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14页，文学出版社，1974年。

[9] 十月革命后离异，1922年同演员娜塔丽娅·罗森涅尔（娘家姓萨茨）结婚。

[10] 《回忆和印象》第340页，注40；第350页，注22。

[11] 贝奇柯娃等：《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第6页，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0年。

[12] 《重访日内瓦》，见《回忆和印象》第90页。

[13] 《革命往事回忆录》，见《回忆和印象》第34页。

[14] 转引自叶尔金：《卢那察尔斯基传》，第44页，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67年。

[15]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6] 《回忆和印象》第344页．注79。

[17] 不是清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次会议的决议指明：“派别并不等于政党。政党可以包括许许多多不同色彩的派别。”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l分册，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18] 《革命往事回忆录》，见《回忆和印象》第41-42页。

[19]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06页，给高尔基的信。

[20]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3卷，第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1] 卢那察尔斯基：《宗教与社会主义》第l部，第48-49页，圣彼得堡，1908年，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27-428页。三联书店，1962年；俄文本第382-383页。

[22] 卢那察尔斯基：《无神论》，见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第159页，圣彼得堡，1908年。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29页；俄文本第384页。

[23] 卢那察尔斯基：《谈〈知识〉文集第23辑》，见《文学的瓦解》第2册，第92-93页，圣彼得堡，1909年。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传》86页。

[24] 均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352-353页。

[25] 指反动派。

[26]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12页。

[27] 均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353页。

[28]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02页。

[29] 同上，第399页。

[30] 指列宁。

[31] 《列宁回忆录》第184页。

[32] 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

[33] 《列宁》，见《高尔基30卷集》第27卷，第21页。

[34] 《列宁回忆录》第195-196页

[35] 《卢那察尔斯基传》第300页，作1911年。

[36] 《卢那察尔斯基传》第109页，《回忆和印象》第49页，《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l14-115页。

[37] 《卢那察尔斯基传》第112-113页。

[38] 罗曼·罗兰：《向过去告别》，见l961年第4期《世界文学》第92-93页和103页。

[39] “区联”即“联合社会民主党人区间组织”，1913年成立于彼得格勒、这是一个介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人数不多的中间派，其中一部分是一度脱离组织的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8月布尔什维克党第6次代表大会上。“区联派”被吸收入党。

[40] 《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第12页。

[41] 特利丰诺夫：《卢那查尔斯基在列宁城》，载1965年11月《星》杂志。

[42] 《高尔基30卷集》第29卷。第387页。

[43] 《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3-114页。

[44] 1934年第1期《共产主义学院学报》第85页。转引自《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第17页。

[45] 《列宁回忆录》第443页。

[46] 1916年8月26日致罗曼·罗兰信。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155页。

[47] 1927年4月29日列宾致楚柯夫斯基信，见楚氏《同时代人》第423页。

[48] 卢那察尔斯基：《剪影集》，第508页。编者萨茨附注。

[49] 《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第23页；卢那察尔斯基：《在音乐世界》第8页。

[50] 《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第22页。

[51] 《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146页。

[52] 1919年7月31日致高尔基信。《列宁选集》第4卷，第59页。

[53] 《学校和青年读物（现代作家丛书）序言》，1925年，见《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2卷，第300页。

[54] 《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4卷，第451页。“卢那察尔斯基”条，“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67年。

[55] 《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236页。

[56] 同上书，第242页。

[57] 《文学遗产》第80卷，第221页。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238页。

[58] 《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7卷，第405-406页。参看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卷，第925-926页。

[59]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60] 《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7卷，第235页。

[61] 《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238页。

[62]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63] 《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237页。

[64] 1919年9-10期《国民教育》，见《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237页，文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第224页。

[65] 《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2卷，第228页

[66] 《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241页。

[67] 维·舒里庚：《值得纪念的会见》第77页，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8年。

[68] 1935年第3期《共产主义学院学报》第39页。转引自《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第14页。

[69] 《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3卷，第275页。

[70] 《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436页。

[71] 卢那察尔斯基：《造型艺术为现实生活服务》，载1929年第23期《红色全景图》，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400页。

[72] 1929年第35-36期《共产主义学院学报》。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397页。

[73] 旧译瓦浪斯基

[74] 《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489页。

[75] 同上书，第553-554页。

[76] 《列宁与高尔基》第307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

[77] 《符拉季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柯罗连科》，见《卢那察尔斯基文学论文集》第30l页，文学出版社，1957年。

[78] 许多人提到卢那察尔斯基一件轶事。1925年，隆重庆祝苏联科学院的前身俄国科学院成立二百周年时，大批外国科学家前去参加盛典。卢那察尔斯基在大会上致欢迎词，号召全世界科学家为科学的发展和昌明而奋斗，说明科学可以为各种不同的目标服务，看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而定；他先使用俄语，然后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拉丁语，最后以贺拉斯一首赞颂人类理性的诗作结。这篇演说使那些认为苏联是个未开化的国家、布尔什维克是土包子的外宾大为惊讶，在当时的国外报纸上引起过广泛的反响。见《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第3页，《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l卷，第7页编者前言，1975年10期《星》第189页别烈查克的文章《细节和会见》等。

[79] 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生活的反映》序，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117页。

[80] 据原卢那察尔斯基的秘书萨茨证明，在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中，只有少数文章，而且是短篇文章，才是他亲手写成．其余都是由他口授，请他的亲人（十月革命前）或速记员（革命后）笔录的。见《卢那察尔斯基文学论文集》第9页编者萨茨前言。

[81] 普列汉诺夫：《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1909年。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36，437页。

[82] 《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86页。

[83] 《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87页，又见《俄国批评史》下卷第602页。

[84] 转引自《俄国批评史》下卷，第596页。

[85] 《俄国批评史》下卷，第602页。

[86] 《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5卷、第627页。

[87] 同上书，第630页。

[88] 转引自《俄国批评史》下卷，第606页。

[89] 1913年2月给高尔基的信，《列宁全集》第35卷，第72页。

[90] 庸俗社会学认为文学创作是社会学的“形象的插图”，现实的消极记录，过分强调作品对社会经济条件和作家的阶级地位的直接依存性，甚至用经济因素去解释句子的结构特点、比喻、韵律等等。

[91] 《文学遗产》第82辑第101页。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545，535页。

[92] 卢那察尔斯基：《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93]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7页。

[94] 卢那察尔斯基：《亚·谢 格利鲍耶陀夫》。

[95] 卢那察尔斯基：《〈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的新剧本）》。

[96] 卢那察尔斯基：《符·加·柯罗连科》。

[97] 卢那察尔斯基：《〈爱与死的搏斗〉（罗曼· 罗兰的新剧本）》。

[98] 卢那察尔斯基：《评谢·谢·季纳莫夫〈肖伯纳〉一书》。

[99] 卢那察尔斯基：《安·巴·契诃夫在我们今天》。

[100] 《简明文学百科全书》“基利洛夫”条。

[101] 《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126页。

[102] 同上书，第315页。

[103] 列别杰夫：《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观点》第136页，“艺术”出版社，1962年。

[104] 卢那察尔斯基：《列宁与文艺学·列宁的哲学观点》。

[105] 1927年第24期《共产主义学院学报》，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479页。

[106] 卢那察尔斯基：《马克西姆·高尔基》，见《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2卷，第69页。

[107] 叶尔金：《安·瓦·卢那察尔斯基》第127页，苏联作家出版社，1961年。

[108] 谢尔比纳：《列宁与文学问题》第276页。

[109] 《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171-172页。

[110] 鲁迅在《〈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后记》（1933）中说，卢那察尔斯基笔下的“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集外集拾遗》）

[111] 卢那察尔斯基：《亚·谢·格利鲍耶陀夫》。

[112] 卢那察尔斯基：《批评家普希金》。

[113] 卢那察尔斯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

[114] 卢那察尔斯基：《马克思主义评论任务提纲》，见《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8卷，第18页。

[115] 卢那察尔斯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16] 《评谢·谢·季纳莫夫〈肖伯纳〉一书》。

[117] 《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118] 《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119] 《托尔斯泰与我们现代》。

[120]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21] 《日出和日落之前》。

[122] 《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925年）

[123]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

[124] 《论托尔斯泰的创作》。

[125] 卢那察尔斯基：《科学艺术著作概论》，1922年第1期《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429页。

[126] 卢那察尔斯基：《文学剪影》第152页。见《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426页。

[127] 《艺术论》小序，《鲁迅译文集》第6卷，第3页。

[128] 《奔波》编校后记，《集外集》，《鲁迅全集》1973年版第7卷，第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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