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章龙 -> 《椿园载记》 十九、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
―九二三年六月，我离开多年战斗和工作的中共北方区委，去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这次会上，我被选进中央局工作。 “三大”前后—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是二十年代我党最重要的一次全国大会。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是年五月间，中共北方区委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决定在下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北方区选派代表出席，代表人数根据北方区内党员人数比例，约十至二十名党员中选派一人。要求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其次为从事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和省、区的书记。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区委进行了讨论。事后，发通知到所属铁路、矿山和北方区各大城市的党组织，说明中央即将召开“三大”的意图，要求同志们重视这件事，及时选派代表。对较为重要的地方如长辛店、天津、唐山、南口、洛阳等产业工人区，要求他们选派当地的代表参加。 通知发出不久，又接到“钟英”（当时中央的代号）给李守常和我的信，内容是了解北方区参加“三大”的准备情况；补充了出席“三大”应该注意的事项，多半属于事务和保密工作问题；信中还要求李守常和我都出席“三大”。当时北方区委书记是李守常，我是区委委员，兼管组织工作并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央希望我们去，以便于全面了解北方区的工作情况。我们两人也经群众选举，通过为出席“三大”的代表。北方区在所属铁路、矿山及地区支部，经选举产生出席“三大”代表共十二人，居全国各区代表人数之首位。其中有： 李守常（北方区委代表） 罗章龙（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兼全国铁路系统党团代表） 王荷波（津浦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王仲一（津浦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王 俊（京汉路长辛店工会党团代表） 张德惠（京汉路长辛店工会党团代表） 何孟雄（京绥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邓 培（京奉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孙云鹏（正太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陈 涛（北京地区工会党团代表） 刘天章（陕西中共支部代表）等 为安全和保密起见，代表们分批出发，尽量做到不乘同一趟车，不坐同一条船。我是先坐火车到天津，转乘海轮去上海，再坐船到广州的。和我同船到广州的有湖北代表项德隆。到广州后，我们立刻换上了一套半长不短的“唐装”，一副广东人打扮。广东区委派有专人负责接待。当时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是“管东渠”。我没有固定住所，时而在谭平山家中，时而在广东区党委机关，有时还住在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所（开滦罢工期间，他曾亲来北方，深入基层，视察工人情况，与我过从较密）。我第一次到广州，道路很不熟悉，几乎每次开会都有人来指引，带我们去会场。广东区委同志担负大会后勤工作是很尽力的（当时一些中央负责同志也没有住在大会会址）。 出席大会的代表，除上述北方区代表外，还有南方各地代表，他们是： 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朱绍莲、林育南、项德隆、陈潭秋、恽代英、王用章、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嵩等 还有一些代表和没有表决权的列席人员、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的代表等。总计有三十多人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代表的组成，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中以铁路和矿山工人运动中涌现的新人物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是前两次大会所未有的。 “三大”的筹备工作从五月就开始了，到正式开会约近一月时间。筹备工作主要由第三国际代表和二届中央委员会主持。各地代表齐集广州后，在正式会议开幕之前，上届中央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准备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准备“三大”的各项问题，由国际代表马林主持。 在扩大会上，马林报告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工人革命斗争的概况，并强调了建立国际工人阶级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文件，是关于指导国共合作问题的。文件是由英文打字机打印的，由翻译译成中文，全文有几百字，大意说：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革命发展很迅速、前途很乐观，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共同革命。这个文件无疑对这次会议起了指导作用。这次会议起草了政治报告和准备了决议案。 “三大”的事务性准备工作和生活安排，统由广东区委谭平山、刘尔嵩、阮啸仙等人负责。 “三大”正式召开前，马林还事先找各地代表谈话，特别是工人代表。内容主要是交待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这一问题，对工人代表来说是一个新课题。过去各地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做工人运动，对国共合作多不理解，马林的谈话就很必要了。除此之外，马林还向代表谈到了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并不厌其详地反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马林在提到“三大”的组织路线时指出，下届中央要多选一些工人同志到中央来，包括长期在基层做工运工作、能联系群众的同志。他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除国共合作的政策外，还谈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共产国际的观点和政策。在大会期间，马林是每会必到的。 大会的地址，是在永汉路太平沙望云楼，即陈独秀的住所。他家有一间较宽敞的客厅可作为大会会场。会议有时也在春园马林的住处召开。会议的日程安排有：国际代表的报告，“二大”中央报告，各区工作报告，并分组进行讨论。还成立了若干小组，分别起草决议和文件。这次大会通过并公布的文件和决议有： 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三、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四、劳动运动议决案 五、农民问题决议案 六、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 七、青年运动决议案 八、妇女运动决议案 九、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十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国共合作”的问题，是“三大”的中心议题。这个问题在报告和决议案准备小组会上讨论费时较多，最后大家接受了国际代表的意见，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国共合作”的问题，如果从酝酿时算起，时间就比较长了。早在建党初期，苏俄和第三国际就着手联合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当第三国际派代表东来帮助建立中共组织时，苏俄政府也同时派人来中国活动。先是在陈炯明驻防漳州时，苏俄曾派某海军大将亲率军舰悄悄进入闽南，访问陈炯明，表示愿以军火资助陈扩充军队。陈当时受宠若惊。但是，由于漳州海港设施简陋，海轮不能入港，无法起卸大宗军火，致未实现。一九二〇年冬，陈炯明攻占广州后，引孙中山入粤，于是联合国民党事复又积极进行。 中共“一大”前后，陈独秀曾与孙中山交换对时局的看法。随后，陈又介绍国际代表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张继陪同前往桂林会晤孙中山。当时马林化名为西蒙博士（Dr. Simon）。张太雷系马林的翻译，亦随同前往。双方在会谈中，广泛涉及苏俄对远东的各项政策。一九二一年岁杪，马林始返沪。旋又到北京，在北方区委会上报告赴广西与孙中山晤谈情况。其双方谈话内容：（1）有关革命的三民主义理论问题，赋予三民主义以革命内容。（2）建立有广大工、农、学生为基础的群众性的新型政党，涉及未来国民党的改组问题。（3）建立革命性新军队，同时改造旧军队，设置军校改革军事教育。（4）苏联以实力援助广州政府，包括财政、经济、军用物资与专家等。 经过这次双方会谈，孙中山同左右详加研究与突破现状有关问题。这样酝酿经年，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工运兴起后，孙对中共与苏俄才有了新的认识，最后，孙中山终于下了亲俄决心。他对左右亲信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说：苏俄是社会主义大国，国力强盛，可与为友。中共是中国新兴势力，我们在推翻清朝革命运动中，黄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二百人，钦廉之役不过一百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革命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动中外，其势尤不可侮！左右听后，亦以为然，联共政策，遂确定下来。 在这期间，国民党酝酿改组。一九二二年九月六日，成立修改党章起草委员会，并延聘陈独秀加入委员会。十一月十五日提出修改草案，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公布党章，同时发表宣言后成立上海执行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孙中山得滇军杨希闵、刘镇寰之助，击败陈炯明。一九二三年三月孙再回到广州，国共合作条件遂经双方正式商定，即自上而下，在中共协助下改组国民党（包括中央及地方），接受苏俄各种援助（包括军事、意识形态各面），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在此之前，一九二二年十月，越飞（Jeffe）来华，旋赴日本与廖仲恺会谈合作问题，表示愿提供物质援助，并晓以利害。越飞后来又访孙中山，双方谈话结果，发表了一个公报，即所谓“孙越宣言”。 又据国际代表报吿：一九二三年前国民党以中国革命正统自居，一部份人认为中共在中国社会尚无政治力量与地位，实在无资格与国民党谈合作，因此主张只联俄不联共。直到“二七”前后多次大罢工发生，中共政治声望猛然增高，孙中山才断然赞成与共产党全面合作，借以增高国民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 溯自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始，中国共产党在党报《向导》上先后刊布了几个文件，包括党的宣言及陈独秀的署名文章。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即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二期发表《造国论》，主张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倡议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釆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向导》第二十二期，刊布了陈独秀以《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为题的文章，对资产阶级进行了分析。据该文论证：（1）革命的资产阶级，如华侨及长江新兴工商业家之一部份。（2）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官僚资本家及买办资本家，如新旧交通系。（3）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不问政治，采取中立立场，如小工商业家。（4）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无产阶级联合打倒共同敌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上面两篇文章可作为当时主张国共合作的代表理论。国际代表马林以孙铎的笔名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亦表达了同样性质的论点。 “国共合作”在共产党内也为许多人所不理解，特别是工人和作工运的同志，因为国民党并不注重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影响甚微。而国民党脱离群众，成份中官僚、政客不少，鱼龙混杂，却为人所共知，许多同志不愿与之为伍，反对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阻力。直到这次会议，经过多方工作，“国共合作”始为全党所接受。陈独秀在会上多次提出中共应全力帮助国民党，各级组织应派出最得力的干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自此，“国共合作”乃成为全党的一项中心任务。 对“二七”斗争评价，也是会议郑重讨论的议题。“三大”正值“二七”斗争四个月之后，为总结这次罢工经验教训问题，首由北方代表，书记部负责人提出“二七”斗争的详细报告。报告后展开讨论，有人认为“二七”罢工与军阀武装冲突，如以卵击石，伤亡重大，得不偿失，是闯了大祸，并提出要处分闯祸的人。但是绝大多数代表批判了这种错误意见。在讨论中，马林发言高度评价这次罢工的政治意义，肯定了这次罢工的重要价值，并总结了罢工的经验。我记得这次讨论会是在春园举行的。 原来对于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问题，在“三大”以前，二届中央曾召开扩大会议（杭州会议），作出了决议。这次大会着重总结其经验教训，重申二届中央决议，认为：“二七”事发于北洋军阀统治强盛时期，犹如万马齐喑之会，风雷乍起，给予北洋军阀一大闪击。事虽未成，但在政治上确有极大影响，足使曹吴气夺，令天下振奋。事后证明，“二七”的政治影响确实很大，北洋军阀从此陷于与全国人民为敌的困境。反对封建军阀的伟大统一行动，由此酝酿臻于成熟。 国际代表在会议上还强调，北方开滦罢工与“二七”罢工从表面上说来，虽都不算成功，但却是中国工人革命运动史上空前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战斗。开滦反帝斗争、“二七”反军阀斗争与党的纲领要求完全符合，从此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才真正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二七”后共产国际来电，亦云：“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列里了！”在“三大”会上，秘书处并以《京汉工人流血记》作为正式文件分发给各代表。 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讨论和选举，“三大”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的中央委员九人：陈独秀、李人钊（守常）、毛泽东、罗章龙（文虎）、王荷波、蔡和森、谭平山、项德隆、朱绍莲。新中央委员会名单，系由国际代表向三届大会提出讨论后通过的。国际代表强调，中央委员会组成应以工人运动领导者占多数，其中必须有产业工人。这一原则，为大会所接受，认为是进一步发展工人党的组织的重要保证。因此，“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了工人革命政党，阵容颇为严整，工作效能亦高，为前两届中央所不及。 “三大”选出了五人中央局，其成员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和蔡和森。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委员长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全会会议，与秘书共同签署一切公文函件，秘书负责党内外文书、通信及开会记录、管理党内文件等，会计管理全党财务行政，并对中央机关和各区各地方机关财政、行政负审议之责，主持审计财务预算和决算有关事务，稽查现金出纳等项工作。中央委员李大钊、王荷波、项德隆、朱绍莲则分別参加北方区、上海区、鄂区及湘区的委员会工作。 “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原在广州，后因地处偏隅，交通不便（当时粤汉路未通），对指导全国斗争不利，中央乃决定迁回产业工人聚居的上海，留中央委员谭平山在广东工作，并改选王荷波入中央局。 中央作出上述决定后，我和荷波都到中央局工作。我们二人原来均在北方区委工作，同时又都担负铁路工运工作，唯恐同时离开北方会影响北方区工作，所以有些顾虑，想保留一人在北京工作。我于是将此意见报告中央，并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北方区工作。中央乃将我的来信转商国际代表，意思说，文虎本人有意留北方区，由荷波一人南行，这样可减少北方当前的人事困难。中央和国际代表考虑后表示不同意，批示说：“文虎不能留北京，应该从全局着眼，三代会既已作出决定，就应该全部执行。”国际代表坚持让我和荷波二人均应到上海中央主持工作。 北方区委乃立即举行会议，商定关于我离京交代工作诸问题。长辛店、石家庄、天津、唐山、南口等处党的负责人均应邀来京参加会议。会议对当前工作及人事调整等均作了具体决定。会毕，尽美和我共赴天津，抵津后又参加了天津市有关工作交接事宜。天津会议结束后，决定派尽美回山东报告北方区委决议案。我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乘津浦路火车南下，尽美亦同车到济南。时尽美患病颇重，临别时，我再三嘱咐尽美去青岛德国医院检查身体，作作透视，并休养一个时期后再工作。我对他表示：“一年期满，我仍当北来，望多保重。”尽美说：“我自觉体力日弱，不知以后如何变化，党需要兄方面甚多，不必一定要回北京。” 车次浦镇，王荷波得信到站相迎，并领我至其家下榻。其室内只有一双人铺，因嘱其夫人至邻家借宿，留我共榻。我遂传达中央来信旨意，荷波漫应之。荷波夜间向我谈说：“虎兄，你大嫂闻你在火神庙蒙难，曾亲往寺院祈祷，她并求签问卜，据称，你在三十六岁还有一‘跳’（即惊险事故），当小心在意。”我听后，暗自好笑，因答道：“我们天天在‘跳’，何待三十六岁？”荷波道：“那是自然，娘们的话，信之则有，不信则无。”二人一笑而罢。次日，我劝荷波就此同行到沪，荷波初尚感犹豫，说不愿离开工厂，怕脱离群众。其夫人在旁催促他说：“你走，我同你一道去好了，是真神到处可以显灵。”荷波遂决定离开多年的工作位罝，携眷赴中央工作。 车抵上海，我与荷波寓火车站界路旅社，随至中央接头处。晚间，仲甫来寓，倾谈至深夜始兴辞而去，并约定举行中央局会议。 当时出席中央局会议除中局委员外，尚有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等。会议首由国际代表马林致词，接着是委员长陈独秀报告政治问题及中央局今后工作纲要。报告后即席讨论工作纲要，并进行具体分工。其后，润之因事赴湘，改由我任秘书兼主持宣传部工作。王荷波则任会计，监察财务。蔡和森负责《向导》编委。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是恽代英。代英因事离职期间，有一个时期由我兼代团中央书记。 在这期间，中央发出的重要文件都由委员长和秘书联署，方发生效力。一般信件则仅署名钟英（中央代号）。中央代号也时有变动，从一九二三年九月起至一九二四年上半年，中央连续发布的通告，大多由独秀或我起草，并由我们二人共同联署。如目前保存下来的十三号通告，就是经中央局讨论后由我起草的。该件的署名：委员长T.S.Chen是陈独秀的英文签名；Lo Dshan-Lung是罗章龙的德文签名。 国际代表经常列席中央局会议，因我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大家对国际代表很尊重，实际上很多决议都经过国际代表同意。 随着工作开展，中央局成立了秘书处、组织部和宣传教育委员会。 秘书处：掌管文告、总务、对外联络、交涉等事项。 组织部：主要负责组织、建党、人事调动、党员训练等。组织部长为毛泽东。 宣传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宣传工作、教育工作。宣传方面主要是办中央的党报——《向导》，后又加了《中国工人》，并协助国民党办了上海大学，邓中夏任上大总务。还办了训练班，组织学生出国学习等。我兼负宣传方面的工作。 还设有几个委员会，主要工作是设计、规划、制定方案。有工人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稍后成立了军事委员会。 工委：王荷波为主任。 青委：实际就是共青团，书记为恽代英，委员为李求实等。 妇委：向警予为主任，下面设妇联。 “三大”后的军事工作，属中央局直接领导，中央及各地没有正式设立军委。 另外各省还有民委，党中央没有。主要是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也就是后来的统战部。 三届中央的全部工作方案，主要可分为党的日常工作与“国共合作”两个大的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工人运动、农民协会、青年、妇女工作等。后者包括有关改组与加强国民党等工作。 日常工作中值得一提的是，“三大”以来在工人运动方面作了新的部署。其重心特别放在当时比较薄弱的上海、广州与武汉等处。于是开始集中干部在上海建立工人俱乐部，项德隆、林育南、邓中夏、何今亮、李震瀛、刘剑华、李立三等先后调到上海沪东、沪西二区主持工会工作，从而揭开了上海工人斗争的序幕。随后纱厂、丝厂罢工相继兴起，影响波及武汉、广州、青岛及北方各地，工会运动风起云蒸，经时约一年遂汇合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五卅”运动、省港罢工运动和全国总工会的建立等，这是三届中央坚持工人运动均衡发展新方针所获致的革命成果。在农民运动与军事工作方面，当时亦渐渐开辟道路，积极建立新的群众组织。 帮助国民党改组，其中包括建立黄埔军校，目的是为了争取工农运动进一步开展。当时最迫切的工作是筹备北伐，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迎接大革命的高潮。“三大”在中共党史上，在大革命高潮进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关于国共合作，从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都贯彻这个精神，原则始终没有变动。这个时期国共合作，对方是孙中山。孙中山当时特别重视双方平等合作，成立了改组委员会。国民党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共产党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苏联派来了特别顾问鲍罗庭。孙对鲍的意见很重视，鲍在两党合作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现今留有一个文件，记载了孙中山聘请鲍为总理特別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委，总理如果缺席，会议由鲍罗庭主持，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罗庭同意。意思是：鲍在国民党会议上有“否决权”，可代行总理职权，权力相当大。为了国共合作，苏联派出以鲍为首的广泛的顾问团。有政治的、军事的（海陆空三军）。军事顾问团以加伦为首席代表。加伦是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如东征、海南岛战争、北伐战争，加伦决策起了重大作用，大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广东政府海空军方面，苏联顾问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有十几架飞机，由加伦领导。并曾由中共中央派刘云等到苏联学习航空专业。各军政治部主任及政工人员，也由苏联顾问及共产党共同协商派出。 黄埔军校，原来是清朝训练海军的地方。新建的黄埔军校的教官多半是中共和苏联顾问所任命，经费全部由苏联供给。苏联前后分批送给一万多支枪，各种型号的轻重武器都有，质量很好。苏联在莫斯科办了一个专供国民党留学生学习的“中山大学”，去学习的人不少，有名可查的就有一、二百人。我党还派出了一些军官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当时，中国的军官主要来自保定、清河两个军官学校。海军方面，最大的一条舰是中山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舰长是从北方区烟台海军学校党支部挑选出来的。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任务是帮助改组国民党，不少中央委员做这项工作。国民党省党部的改组工作，中共也投入了不少力量。北方是北方区委主持，南方是广东省区委负责。通过改组国民党造成一个国民革命的高潮。第十三号通告前段主题就是讲这件事。 十三号通告后段讲的是争取关税独立自主问题。当时，这件事比较复杂。孙中山的口号是争“关余”。北京政府段祺瑞的意见是与帝国主义协商，稍为提高一点进出口税率，使北京政府财务上有所增加，这个要求最低，当然说不上维护国家主权及人民的利益。“关余”问题是南方政府关心的问题。因为北京政府外债太多，以海关收入担保，还本付息。每年关税实际收入比还债数额多些，多的一部分叫“关余”，孙中山当时在西南组织了一个西南政府，北洋海军有几十条军舰拥护他，纷纷把兵舰开到广东，因此孙要把“关余”争来发海军军饷。共产党认为“关余”是临时的财政措施，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收回关税自主权。在中共策动下，后来全国爆发了关税自主运动，北京政府被迫召开关税会议，帝国主义亦被迫让步。 关于中央通告为了执行“三大”的政策，三届中央产生后，从一九二三年六月至一九二五年一月，前后签发的正式通告约二十四、五件，目前保留下来的很不完全。 “三大”中央拟了一个全国工作规划，内容包括有宣传教育、建党建团、工运、农运、妇运、青年团工作等。各项工作还分别有所规划。中央的通告反映了上述规划的内容。当时的大部分通告由委员长陈独秀和我共同签署。一九二四年夏我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被派出国工作，我出国期间的通告则由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签署发表。 目前中共中央机关保留下来的由独秀和我共同签署的中央通告还有五号、九号与十一号、十三号等。现已公布的有第十三号通告，该通告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前部分专说国共合作问题，后一部分说的是收回海关问题。 通告十三号各区执行委员会并转各地方同志们：兹有两个重要工作，望同志们努力进行。 （一）国民党改组问题 自大会议决本党同志参加国民党扩大运动以来，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第一次本党执行委员会开会时，适值国民党有改组之议，遂议决关于国民党进行计划，以冀实行大会之议决案。此时国民党之改组已着着进行，颇有振作之希望；广州已设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驻沪执行部业已成立；广州上海二市，已着手党员重新登记，定期开全体大会，分区组织；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赴此大会之代表，每省六人，由当地推选三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其曾有组织之处，业已准备推选赴会之代表。中局方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各地方同志在此工作中，望依下列步骤切实进行： （a）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要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b）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即与S．Y．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改组分区事竣，即应由两地方会在各区指定我们的同志一人组织国民党委员会，受两地方会之指挥。 （c）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委会与地方会员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代表选定后，即报告国民党总部（上海法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川资由总部发給。 （d）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二）收回海关主权问题 协定关税制，税则与用人均不能自由行使主权，这是国际帝国主义者致我死命的最毒政策，因为在此关税制度之下，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进口税，以遏外货之输入；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出口税，以遏原料之输出；如此产业落后的国家，永远不易发展，永远为销行外货之市场。 目前广东海关问题，广东政府原来之目的固然仅在关余，然相持之际已发展到用人问题。我党此时应一面声援广东政府并督促其根本的收回海关全部主权，勿仅仅争在关余；一面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主权，废除协定关税制，以排斥英货美货为武器，若军阀有表同情者，虽与之合作亦所不惜。 各地方同志们应立即尽力之所能设法联络各团体，以地方公团名义，散放传单，通电全国，游行示威，发起排货。此主张一时未必即能贯彻，然我们断然不能失去宣传的机会。 以上二工作，为本党目前最急要之工作，各同志接到此通知后，拟如何进行，并已进行至何程度，各地方务须随时报告区委员会，各区会务须随时报告中局，中局即以此二项工作进行如何为各地方工作勤惰之标准。
“三大”前后发行的主要报刊中共“一大”前，最先刊行的党报为《共产党》月刊，至“一大”时停刊。“一大”以后，党以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上海党报为《劳动界》，由独秀主编。北方党报为《工人周刊》，由我主编。 中共“二大”后，国际代表马林来京时，向北方区委提出建议，出版一种英文日报，争取在中国外交界及国际工人运动中扩大党的影响。区委讨论后，决定创办英文日报，并定名为《远东日报》，由北方区委负责筹办，并在南池子冰窖胡同租定报馆馆址，克日开始筹备工作。 《远东日报》编辑部，主要由马克思学会西文翻译组负责。在筹备过程中，立案事宜发生波折，而且一时亦无法购置英文排字机。由于上项困难，经中央商议决定作罢，改在上海出中文周报，即《向导》周刊。 《向导》周刊，原定名为《政治向导》，后简称《向导》。《向导》主编陈独秀，早期编委会成员有国际代表马林、伍廷康以及高君宇、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蔡和森等。编委会下设翻译室，有英、法、德、俄、日五个组。《向导》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旬集稿，每周星期三出刊。独秀主编《向导》，他几乎每期都执笔写文，仅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出国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中断了一个时期；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独秀患慢性肠炎卧床不起，《向导》遂改由我主编了几期。 《向导》编委要求熟悉各国党的过去与现在的政治文献，须经常阅览中、西文报纸，如康民特尔、朴罗芬特尔出版的报纸与刀刊，及英、德、法文版国际通讯等刊物。《向导》编委会对读者所提意见十分重视，一般均须作答，或在通讯栏刊布，或个别函复。《向导》编委在集稿前一、二日，齐到编辑室漫谈，交换对于下期题目及内容的意见。有时谈锋所及漫无界限，谈毕亦不必写成文。即令写成文章，由于篇幅所限，亦不一定全部刊出。 《向导》与一些党内刊物、书藉一度曾在北京印刷、发行。由于政治迫害，没有固定的发行机关。如第一期至第三期，总发行所为上海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三号徐白民。第四期起始办妥邮局挂号手续。第六期至七期，在北京后门内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一号。第八期至十一期恢复徐白民，加北京大学第一院收发课转罗璈阶（我的学名）。第十二期，北京发行改由刘伯青负责（他同时是《工人周刊》助理发行人）。第二十期公开发行集中在北京。第二十一期至二十五期，除北京外，再加广州一处。第二十六期，北京照原址，取消广州发行处，改由杭州马坡巷法政学校安存真（安体诚）转。第二十九期，杭州发行处撤销，仍恢复广州昌兴街二十八号。第三十期至三十三期，又取消广州发行处，恢复杭州原址，第三十四期又撤销杭州发行处。第四十二期，恢复广州发行处。第四十三期起，独存北京一处，其他撤销。第四十四期起，又恢复杭州原址。一年间《向导》发行不断变易地址，可见其处境的艰难。前后发行人与发行地址，大多数都被军警机关传讯或搜查过。北京大学、杭州法政学校就常为此遭到检查，发行人受到侦缉。 《向导》文风泼辣、形式多样。政论文章如刀枪上阵，言辞锋利，英气勃勃，凌厉无前。以笔名只眼、独秀、孤松所为短文及诗，则语调幽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次，在我写的一篇文章中有“延误革命的佳期”的句子，独秀偶然看到，失声笑道：“以革命与佳期联用，实为新颖，形象非凡，气氛乐观。我们平日草文，均属一时急就的篇章。如从文艺角度看，竟无一是处。”三届中央还出版了一种党内刊物《党报》，记载党内文件和通告，但出版期数不多。 《中国工人月刊》：一九二三年中共中央曾决定办一种工人运动理论刊物，但因人力不足，久未实现。一九二四年，中央再次作出决定办一个革命理论与实践综合性的工人运动刊物，定名《中国工人》，我适由欧洲回国，遂推我负责主编，并组成编辑委员会。一九二四年十月，创刊号问世。后刊行国际职工运动专号，销数很大。至一九二五年五月前后，共出五期。经编委会审定的稿件，累计约几十万字。参加写文者有下列二十余人：邵时威、李守常、徐典、刘伯青、林伟民、若愚（林育南）、邓中夏、赵世炎、项英、辟世（任弼时）、张伯简、.张特立、吴南铭、罗亦农和我等。 《中国工人》当时在国内与《向导》平行发刊，销路仅次于《向导》，而为革命阵营第二大刊物。“五卅”运动发生后，因编委会重要成员工作繁忙，且分居各地，集稿发生困难。一九二五年六月，经中央决定，暂时宣告停刊。一九二九年重组编委会，由沧海（即我的笔名）、石溪（育南）、项英三人负责。一九三一年后，印刷厂因故复停，《中国工人》便成绝响！ 《中国青年》是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创刊的，由恽代英主编。社址设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一八六号。一九二六年五月移广州，改由李求实主编。一九二七年五月移到武汉出版，十月迁上海，易名《无产青年》。一九二八年十月，改名《列宁青年》（化名《光明之路》），一九三二年停刊。 “中央出版委员会”，是一九二三年十月，中央局会议讨论关于党内外出版方针与机构问题时，决议由中共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合组而成立的。以我、徐白民、恽代英、顾琢之、苏新甫等为委员，并指定张伯简、成伟、郭景仁等参加专门筹议有关出版事项。第一次会议决定统一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发行事宜。原在上海南市民国路小北门设立上海书店，经整顿后，由徐白民任上海书店经理。并以上海书店为中心，建立全国书报刊物发行网。各地负责人为： 广州《新青年》社苏新甫（一九二六年改设国光书店，由黄国梁任经理）； 武昌利群书社林育南（一九二七年设立长江书店）； 北京大学刘伯青； 杭州法政专门学校安体诚； 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 太原晋华书社杜时； 济南齐鲁书社王尽美。 又决定自办国民印刷厂，厂址设在闸北香山路香兴里，延聘胡忧天任经理。 三曾里三户楼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后，决定“三大”中央设在上海，“三大”中央局的常委全部到上海集中。常委们陆续到达，有的由湖南到上海，有的由北方到上海，有的由广州到上海，到达上海的时间路线都不一致。到上海后，在闸北找了一所房子作为中央办公处，这就是三曾里三户楼。 三曾里的房子是王荷波租的，离闸北火车站一二里路远。在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地方有个小里弄，称三曾里。这个名称很费解，后来才知道这个里弄只有三个门牌，由此而得名。 三曾里的房子结构是普通的二层楼房子，用上海话说叫做两楼两底。我们决定找这地方作办公地点，是因为此地属于中国地界，周围有几十家缫丝工厂和一些手工业工厂。居民以广东.人最多，其次为江北人。这个地方既不是贫民区，也不是绅士区，五方杂居，环境条件对工作很有利，所以才定了下来。这个房子，楼上楼下大小共有八、九间房，当时没有户口制度，但住房必须有个户主，我们三户联居，称它为三户楼。毛泽东、杨开慧一户，向警予、蔡和森一户，我一户，大大小小算起来有十口人常住。对外就说是―家人，向警予是一家户主。 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栋房子的前厢房。那时杨开慧身体好，虽然有了孩子比较劳累，但她仍然挤出时间做了很多工作。 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小孩住的房间和润之的房间只隔一层板壁。向警予在中央参加工作，负责妇委，兼做工人运动。在三户楼中间，她是年长的一个，做事很有经验。我们推她当户主，中央开会和里里外外的事都由她安排、照顾。 另外，有一个管事务的女同志，叫王熙春，共青团员。她是扬州邗江人，原上海某教会大学英文班学生。她排行第九，外号九姑娘，主要是在秘书处领导下负责对外联系，管理机关内一些政治性和事务性的工作，包括警卫、后勤等。房子上有一个警报电铃，也由她管。熙春同时负责女工运动，组织领导丝厂工会斗争，曾被捕过一次。我们还请了一个娘姨，叫魏贞秀，苏北盐城人，是个丝厂女工，有三十多岁。她是工会成员，不是党员，但很忠实可靠。 三户楼设有公共伙食，由向警予管理，平常吃饭有七、八人。每月休息时间由向警予和王熙春规定。为了工作，我们口头约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纪律，不成文的公约，即不准到外面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上海街上游逛，休息时间和业余时间如要出外，可在空旷的地方散步，假日可到吴淞炮台，兆丰公园，或远处如松江、太湖、虎丘、苏州等地旅行。 中央机关不止这一处，英租界威海卫路瑞兴里也有办公处，其他如共青团中央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和辣斐德路等处，国际联络处即外白渡桥苏联领事馆，太平洋工会书记处设在英租界汇山路。 经常到三户楼来的有王荷波，他住在英租界同孚路，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约四十多岁。国际代表也来开过会，他不常在上海，有时到广州等地去。恽代英当时是共青团的书记，中央开会他也要来列席会议。陈独秀不住在这里，离这里有一、二里路，但在三户楼设有床铺，开会晚了或有事不能回去就在这里留宿。我们这个“家庭”对外以“报关行”作职业，即帮人填外文表格到海关去报税。经常来的这几个人对外就说是亲戚串门子的。其他人非经允许不准来。例如，有一次陈独秀的爱人高君曼来找陈，王熙春不认识她，不让她上楼。还有一次，湖南有个青年从长沙来找杨开慧，杨问明来意，知道他头次到上海，很想在此留宿，杨说不行，叫他回去。这个青年远道而来，很难过，杨说你一定要离开，以后也不能来，就把他送到了车站。这只是一个例子，足见其严密了。一些特殊的、经中央允许的人和来接头的人可以来住，这个地方是不公开的。苏联领事馆派专人和我来往，他可以进我们的房子。当时，常委会在楼上的客庁举行。 在三曾里，我们订了《新闻报》、《申报》、《新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天津的《益世报》；订外文报有《密勒氏评论》，这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一家外报。还订了一些外国杂志，主要是第三国际的英、美、德、法各种文字的报刊。润之主要看中文报，代英、荷波、仲甫和我都看外文报，有时我们也在一起谈论有关报刊内容诸问题。 毛润之每天早上利用吃早饭的时间看报，把重要的记录下来或剪下来。我们的报纸头天取回来，第二天仔细看，主要是了解政治情况。报纸中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申报》、《新闻报》的北京专电，可借以研究全国的政治动向。我们的报纸不是送到所住的地方，而是送到信箱，由小王每天去取。我们的信箱不止一个，在北四川路离苏州河不远的邮政局地下室，也有我们的信箱，也可以收到报纸。 三曾里离环龙路执行部比较远，我们坐车子前去办公，大家指定一个地方集合，然后坐车前去，大部分坐出租汽车。当时出租汽车很多，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上车。就是专车，我们也不让他开到住处，让它在指定的地点停下来。 我从一九二三年秋搬到三曾里，第二年六、七月才搬走，住了近一年。后来我出国到欧洲工作，以后的情况就不太了解了。向警予住在此地，到丝厂做女工的工作也很方便。这附近有个湖州会馆，是浙江大资本家盖起来的，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时，它是最著名的司令部所在地。 三户楼诸人，平日生活十分紧张，如草拟文件、决议，为《向导》及党报撰文，经常静思澄虑直至深夜，但大家以革命为信仰，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生活又十分有朝气。“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是我们遵守的信条。当时，我曾有诗记述三户楼：
①黄浦指进浦江；
②西方瘴疠指西方帝国主义侵略。 按一九七〇年上海房管部门查到解放前一张房产建筑的旧图纸，确认三届中央办公处是在上海闸北区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三曾里。但是，原房屋在“一•二八”时，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毁了。现在原址建筑了一座新楼，三曾里已看不到了。 国际代表马林―九二一年至二四年间，国际代表长期在中共中央工作者主要有马林与伍廷康等，二人对中国革命均有劳绩，而以马林的贡献最为显著。 马林自中共“一大”以来便在广东、上海工作。北方会议前后，马林作为国际代表曾留驻北京多日，参加北方区委会议，指导工人运动，同时研究国共合作问题，并提出方案与建议。马林全名：Henker Slievlied Maring，原籍荷兰阿姆士特丹（Amsterdam），在荷京大学读完政治经济学课程后，投身荷兰工人革命运动，担任荷京港运秘书，周游世界多地，后遂侨寓泗水。一九一四年成立东印度社会主义联盟。一九一五年出版荷文《自由呼声报》。一九一八年出版印尼文《人民呼声报》。一九一八年间，马林因迭次著文抨击荷兰政府的殖民政治，被驱逐出境。一九二一年受第三国际派遣来到中国，帮助中共推动工人运动，有运筹帷幄之功。 当时，马林年富力强，兼通英、德、法等国语文，器识宏通，对中国革命问题从世界形势盱衡全局，故观察与议论非寻常之见所可比拟。仲甫对马林颇尊重，但二人秉性均倔强，如遇议论不合时，互以盛气相凌。一次仲甫尝向马拒绝国际经费支援，说道：“何必国际支援才能中国革命！”马林颇为难堪。仲甫亦自觉失言。马曾戏称仲甫为“火山”。又一次在中央会议上，仲甫与马因争论，致使会议不能进行，我当时任三届中央常委会秘书，只得宣布暂时休会。马林心平气和去邻室抽烟，陈仍余怒未消。片刻后我说：“时间已到，继续开会。”马问：“‘火山’是否熄了？”我说：“熄了！”马林说：“革命党头脑应该冷静。”时润之亦在场，会议结束后，润之提议：以后开会，大家不能发脾气。我们均表支持。 马林关心工人运动，身体力行，在北方时，尝不顾环境险恶参加工人支部会议。某次在会上与铁路工人谈话，有人发问“革命主要目的何在？”马答，“首在争取政冶自由，实现政治自由以后，经济各项改革自然水到渠成。”又问，“敌势强大，如何着手？”马答：“从组织群众力量入手。敌人对我施百吨压力，我们以千吨革命强力回报。”马林这些简明有力的谈话曾给予参加会议工人以极强烈的印象，亦是他长期从事实际工作，锻炼出来的战斗意志和语言。 一九二二年我在唐山领导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斗争很激烈，双方冲突，死伤很大，罢工遇到重大困难。我即发了一个西文急电到上海中央，时值中央开会，陈仲甫和张国焘之间因意见分歧，相持不下，马林接电说：“目前唐山问题是党的首要问题，要全力以赴！其他个人争执均属次要。”于是大家转入讨论支援唐山罢工问题，及时作出决定。马林还为此事亲临天津和我见面，反复商讨罢工问题。 “三大”会上，代表们对“二七”罢工问题，认识不一致，马林在会上提出共产国际文件，对“二七”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同意国际的看法，以理服人。马林对确定“三大”路线，贡献亦大。 国共合作，起初阻力很大，第三国际授权马林具体执行。中共“一大”后，仲甫与孙中山交换对时局意见，即介绍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张继陪同前往桂林会晤孙中山。直到党的“三大”，马林在这一期间做了很多解释说服工作，对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马林对中国革命视同自己的事，遇事率直倡议，不稍瞻顾。他曾担任《向导》编辑，很刻苦，每篇稿文都要我翻译讲给他听，不对的地方，就提出看法，要求我们改正。对他自己亦是如此。他在上海时曾向工委提议组织北方矿业工人联合会问题，当时我心不谓然，乃将此事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会议上详加讨论后，认为北方矿区分散与铁路性质迥异，目前只有开滦、焦作煤矿尚有基础，六合沟、枣庄、阳泉与淄博次之，其他矿区尚无眉目。认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策略原则，北方至少须有几个大矿工会作基础，才能成立联合组织。目前尚无此条件，因此对马林提议决定缓办。此项决定尚未正式通知马林以前，马林托春木（张太雷）送来亲笔德文信一封面交给我，封面上书Mandat（命令）字样，内容仍是坚持限期成立矿工联合会事，我即往见马林，将会议讨论情形详告。马不悦，说这是“外交词令”，但亦未坚持下去，此事遂作罢。事后马林自觉前信失之操切，乃在出席会议时加以解释，并撤回前次提议，同时，对中央工委处理问题态度认真负责加以赞许。由此一事可见当时国际代表与中共组织关系互相遵守民主原则，故能同心协力共赴事功。 马林在中国工作颇称顺利，自一九二一年至二四年，中国革命循序渐进，收到确实成效，马林之功不可抹煞。但由于当时国际东方部倾轧排外政策的结果，马林于一九二三年下期被调回莫斯科，改派伍廷康继任。伍为俄罗斯人，原先来过中国，后回国，自此以后长期代替马林职务。马林回莫斯科后与东方部意见龃龉，众口烁金，马林遂辞职重返荷兰，一年以后，我们于阿姆士特丹又曾相逢。 马林自离开中国后即返荷兰担任码头工会秘书，在汉堡参加国际运输会议，我们同时出席，在会上相遇。会后他约我到荷京阿姆士特丹一行，我乃与马林同往荷京访问，约经一周时间，即暂寓其家。其夫人热情招待有如家人弟兄，亲切异常。荷兰是世界闻名的航海国家，其海员工作效率为欧洲之先进。阿姆士特丹，港政修明，足与汉堡相埒。但见海上艨艟巨舰，往来如织，工人组织极严密，生产与文化均极可观。马林尽数日工夫陪同参观造船厂、堤防口工程以及近郊农场，其中奶油乳酪、蔬菜生产量丰质高，不愧为欧洲诸国的“厨房”。几千年东方专制大国毫无民主传统，视此蕞尔小邦，经济、政治、文化均远所不及。马林对中国革命备极关怀，他告诉我说：“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今天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更无达到民主的道路。”①在马林家连夕倾谈，情谊隆重，临行时，夫妇二人依依惜别，请留诗以作纪念，我用当地文体写了“十四行”诗相送，他们夫妇均曾学习过汉文，又要求把诗译成中文，我勉译成下列绝句一首： ①关于马林在中国工作的概况及其评价，我以后在本书下集中还准备详细加以说明。
①威廉Wilhelm系荷兰开国君主。
夫妇两人阅后，喜甚，互道珍重而别。 环龙路国民党执行总部国共合作具体执行时，中共曾多次郑重地进行讨论，各次会议均有国际代表参加。中央局会议曾作出决定，对于国共合作问题中共中央采取下列原则，即： （一）中共保持独立自主原则，中共党报及中共各级刊物对国民党施政得自由批评，不受限制。 （二）中共领导的工农群众组织不受国民党及其政府干涉，工会、农会享有集会、结社、罢工、纠察自卫之自由。 （三）中共党员（包括团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任群众工作，但一般不做国民政府官吏。工人运动领导者及中共所属工会会员不得加入国民党。 （四）在组织方面，自一九二三年七月起，中共中央由仲甫代表中共出席国民党最高会议。党组织自中央到省市各级按系统派遣党员分别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部及基层组织，训练干部，整饬宣传机构，协助国民党工作，扭转该党在民众中的不良影响，帮助国民党改善军事教育训练，建立革命军队等。 根据上述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派政治局委员（时称中央局常委）王荷波、毛泽东、罗章龙三人参加国民党执行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事宜，后又续派中委李守常、谭平山等协助国民党在北方及广东的改组工作。中共各省委、市委分别派遣中共党员参加当地国民党省市委会的改组工作及军队改建工作。现就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国民党执行部、黄埔军校的建立诸项略述大要如次： 国民党“一大”—九二三年十月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正式召开。此次会议，中共方面全力以赴，动员党内大部人力协助筹备大会诸事。中共中央决定自中央到地方派遣多数干部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央工作。派遣干部时，曾经过详细讨论，决定原则如下： （一）李大钊、张国焘、韩麟符、毛泽东、高语罕、恽代英、谭平山、瞿秋白、于树德等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委会，为跨党党员。 （二）原有国民党籍之加入中共党员，由中共方面提名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委会，人名为：林伯渠①、沈玄庐②、邵力子等。上述名单是党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 ①林祖涵（1886－1960），字伯渠，湖南临澧县人，常德师范毕业，东渡赴日本留学，1909年归国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处任吏员，其兄林建藩（修海）曾任零陵镇守使，曾起义，与国民党有渊源。林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并参加改组国民党工作。
②沈玄庐，原名定一，浙江萧山人，家资豪富，有沙田千顷，清末以捐款报效得任云南霑益知县，任满家居，有妻妾仆婢甚多，后在衙前做农民运动，借此与我党接近，随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因其媳他恋迁怒于党，遂脱离党，后积极参加国民党清共工作，任国民党中委及浙江省政府委员。 （三）省、市党部委员由国共双方经地方党部决定。人名为：夏曦、董必武、宛希俨、于方舟、侯绍裘、江浩、李锡九、谢晋等。作为跨党党员得当选为国民党机构委员。 （四）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级工运干部，原则上不参加国民党。如罗章龙、王荷波、项德隆、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李震瀛、何今亮，北方工运负责人何孟雄、王仲一、张昆弟、邓培、孙云鹏、安幸生、康景星、李宝成，湖北工会负责人林育南、许白昊，江苏工会负责人朱宝庭、孙津川、姚佐唐、佘立亚，浙江工会负责人沈干城、朱阿堂、赵济猛，江西工会负责人陈赞贤、王凤飞、袁孟冰，广东工会负责人阮啸仙、刘尔嵩等，均不加入国民党。 独秀对于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委会的意见开始不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大多数中委都不同意独秀的主张，所以结果仍然决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委会。 （五）向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大会决议草案及宣言内容，决议主要包含下列几点， （1）对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重新作解释。 （2）提出联俄、联共与赞助农工的政策。 （3）国民党组织从总理制改革为委员制。 （4）选举时尽量引进国民党左派进入新中央委员会。 因此，国民党“一大”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体现着两党平等精神，从理论上奠定了名实相符的合作基础，两党联合会议决定了国民政府的施政总方针。 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主持人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置国民党执行部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执行部内主要设立组织、宣传、工人农民等部及秘书处。国民党派定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茅祖权等分任各部部长。中共方面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四人参加指导执行部工作（恽代英系代表团中央参加执行部工作），遇有特别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协商决定。同时，中共中央又决定派干部沈泽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杨贤江、沈玄庐、张秋人、李成、刘伯伦等参加执行部各部门宣传与组织的基层工作。当时上海社会传称环龙路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是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日，上海执行部国共两党工作人员齐集莫里哀路孙的住宅举行纪念活动。并在孙寓的花园中合影留念。当时参加者每人都有一张。六十年后，仅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一张，但仍然清晰可见。 在这张相片中，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茅祖权、叶楚伧、叶纫芳、戴季陶、林焕廷、孙铁人、喻育之、王陆一、周雍能、何世桢、葛建时、陈德徴和向昆等十六人。中共方面有毛泽东、王荷波、罗章龙、恽代英、向警予、邵力子、沈泽民、刘伯伦、韩觉民（团员）和张廷灏（团员）等十一人。总计二十七人。相片是由一家广东人开设的“王开照像馆”拍摄的。上海国民党执行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只三十多人，而参加合影的居其中大多数，且都是双方的主要主持人。因而这张相片也就成为当年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的真实写照，珍贵的历史见证。不仅如此，在党的“六大”以前，中共中央的同志如此众多齐集一起留影的相片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告诫全党党员，不计较权位，不营求私利，努力实干，相忍为国，把完成国民革命视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耿耿此心，薄海皆知。 在国民党中，胡汉民与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左右手。孙的亲信大都为广东同乡，中心人物为胡汉民与汪精卫，外间称之为国民党“平衡力量”。胡孙二人后乃分道扬镳。 胡汉民，原名鸿衍，字展堂，清末举人，一九〇三年赴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习速成师范，最先加入同盟会，为孙中山所倚重。胡平日对人称“位不过贤书”（意指最小的芝麻官），但自负极高，先是一九二二年五月，胡以代大元帅名义率师由韶关北伐，进入江西，攻下赣州。随闻陈炯明倒孙，即回师驰救，北伐遂无功而还。但胡对此颇炫耀，其部属也称他为胡代帅。 胡头脑冷静，能诗文，吐属隽永，外传说孙中山所刊布《三十三年落花梦序》，重要政治文告及悼刘揆一诸作品，均胡等捉刀。他尝戏用广东方言写咏史诗多首，亦极有风趣，其《垓下诗》有句云：
胡对中国文、史、书法颇有研究，在办公室有暇辄练字，一心不乱，临“曹全碑”极为神似。 胡平日，高自期许，于人鲜所许可，尝在办公室当众评论汪精卫“华而不实”，戴季陶“有流无源”（指戴作文多译自日文书报），某某“周而不到”，《民国日报》文字散漫无章法，其他讥评尖刻，往往而有。他对我党诸人初亦不甚重视，不久态度渐改，尝对人言：“执行部中共党员各有长处，不可小觑。至于中共群众组织势力更不可侮。”胡对其属下曾说：“仲甫先生，戛戛独造，究竟与众不同。”胡善观察事物，但城府极深。一天会后，闲谈中俄关系，他说：“俄国即殷高宗时的‘鬼方’，当时中俄双方打了三年战争。”语意双关影射时事，因询问我：“罗先生对中俄关系掌故了如指掌，以为然否？”我已知其意有所指，因答道：“此乃先生创见，极可参酌，但就‘地望’而言，显属似是而非，且孟轲有言：‘此一时彼一时也’，战争与和平本是常见的事。”胡聆言嘿然，忽扬声鼓掌道：“高见！高见！”遂彼此一笑而罢。 一九二五年胡因廖仲恺被剌案涉嫌，亲往苏联报聘，以贵宾资格出席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其祝词云： “……我以中国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名义，对允许我出席这次国际代表会议表示感谢。只有一种世界革命，而中国革命就是它的一部分。
这是胡言不由衷的例子。一九二七年胡是发动并亲自主持清党的大员。国民党口号是：为了人民群众！这就是说：政权应由工农来掌握。”（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胡汉民在共产国际开幕会致词） 汪精卫与胡性格各异，但极能干，故时称“汪胡”。汪敏慧过人，善属文，兼擅长演讲，激昂慷慨，感染力极强，满座为之倾倒。汪为人圆通无棱角，善窥人意，对人彬彬有礼，故人乐与往还。在大庭广众间，汪对孙中山称先生，对独秀称仲甫先生，对鲍罗廷称鲍先生，对其他诸人词令婉约无不气顺言宜，即偶发笑语亦令人觉其真挚可亲，故人称其为“政治尤物”！汪对当时国共合作政策始终毫无间言，热诚拥护，对中共遇事体贴入微，奉国际代表若神明。迹其用意无非是想在合作过程中博取个人超额权益足以凌驾胡之上。一次，我与汪精卫同车到静安寺路中华书局工人进德会演讲，汪在车中与我攀谈，郑重说道：“我参加革命以来，由于个人学无专长，至今一事无成，今后愿诚恳向中共工人同志学习，多读革命理论书，在即将来临的国共政府中，贡献微力。”①由此可见汪说话动人处，“巧言如簧”，真是当之无愧！ ①汪精卫与我谈话时初读《京汉工人流血记》，误以为我是京汉铁路工人，故有意说向工人学习等语，后汪获悉我为北京大学学生，始知其误。
张继，字溥泉，直隶静海人，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孙中山指定他专门同我联系，加强执行部的日常政务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他在日本东京时与独秀友善，回国后时相往还。国共合作，张溥泉实为居间奔走撮合之人。在上海执行部成立前，国共双方接触频繁，多在法租界蒲柏路巨赖达路某里张溥泉寓所。一日，我至溥泉家商谈有关国共合作问题，谈锋所触极广，张性豪放，纵情高论，更无拘束。张云：“同盟会革命得日本友人助力不少，今日苏联拥有红军几百万，只要从库伦出兵，中国局势立即可以完全改观。”张又云：“我们过去从事中产阶级革命，十几年间浪费光阴，今后应改弦更张，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还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张继性情豪迈、健谈，其夫人亦身裁祁硕，丰仪俊秀，对客常提说我们溥泉是个直爽人，赤胆忠心，革命阵营少不了他，却不会做官……云云。张以目止之，夫人佯做不理，侃侃而谈。故外间流言张有“季常之癖”，未知确否？不久，鲍罗廷来到中国，张闻讯十分激动，走访仲甫，谈话中张幽默地说：“国共合作‘鲍姥’实良媒。”仲甫笑颔之。张去后，仲甫对我说：“溥泉说‘国共合作鲍姥实良媒’，老实说，不过炮姥做良媒罢了。”（鲍与炮谐音）从此以后，张溥泉乃成为国共合作狂热拥护者，直到一九二六年间，张溥泉忽一变而为仇共最力之一人。他向上海驻军李宝章献谋，派大刀队肆意砍杀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要“一个不留”。前后竟判若两人。 叶楚伧在国民党原是很重要的人物，叶是上海《民国日报》的主编，同他打交道的人比较多；他又是江浙人，为照顾上海地区，让他来参加执行部。他表面中立，内心非常抵触，我们那时不把他当左派。他是做青年妇女部工作的，我党派向警予做助理，实际上是向一手把工作做起来，叶是不甚管工作的。 于右任，代表西北国民党的势力，是执行部内的左派。于曾任陕西三原靖国军司令，诗文与书法独步一时，有“北方之强”的气质。尝自述身世，言其少而孤贫，有“我亦凄凉托外家，如今橐笔走天涯”之句。为人倜傥风流，不拘细行。如在上海闸北青云里办上海大学时，于对我说外间称上大为“野鸡大学”，并解释说，野鸡投宿榛莽，故与一般大学不同，上海大学是革命逋逃薮（如刘华、余泽鸿、黄仁诸同志均上大学生）。他当时支持国共合作，将工人部交给我们。在上海大学当校长时，亦将整个权力交给中共同志。他曾到苏联去过，后把在苏联所作的歌颂十月革命的诗写给我看，以表白他内心是拥护苏联和共产党的。他口诵七绝一首，云：“三原征战绩已陈，我亦关西一老兵（于常以“关西老兵”自称）；万里投荒阿穆尔，老而不死做诗人！”亦可见其性情为人之一斑。 另外，谢持代表国民党中国西部力量，辛亥革命时是四川省长，是右派代表性人物。孙让其参加执行部工作，不过是表示团结的意思。茅祖权是长江中部同盟会负责人，当过安徽省省长。在执行部任调查部部长，与仲甫同乡。 以后，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邓演达等也先后参加上海执行部工作。戴季陶原名天仇，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会员。讨袁失败后，政治失意，生活潦倒，流寓上海，混迹于证券交易所，慕陶朱公（范蠡）为人，易名季陶，后愿望落空，乃乘轮返川，在宜昌投江自杀，为一渔夫救起。其人文风平庸，但能阅日文书刊，抄译成篇，颇自矜持。平日好饮酒，醉后尝失言。在一次会议上，戴对《向导》文字不满，悻悻地向我说道：“你们太霸道，目中无人，要知你们是‘客卿’，我们随时可以下逐客令！”时汪精卫在傍，对其言感到惊讶，随笑道，你又说醉话了，我们并无主客之分，国共同志，大家都是好兄弟。几句话敷衍了过去。但戴心里并不悦服，耿耿于怀，现于词色。戴在宣传部任部长，旋开始宣传正统思想，扶植政治偶像。以上事例可见他与中共同人貌合神离，意见渐不协调。 在执行部内，左、右派斗争相当激烈。 当时，组织部有一个决策，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这个人就是谢持。胡说，这是新规定，先生（孙中山）也同意要我们这样做的。此人将桌子一拍，就是不肯填表。汪精卫也出来说：上有总理，下有组织部。意思是要他向我们说。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胡汉民、汪精卫也填了。要遵守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此人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但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准备召开一个会议，成立上海第四区国民党党部。四区就是环龙路所在的法租界地区，有许多下野的国民党政客住在那里。有的当过军长、师长、部长、省长，大约有千余人。审査后发了党证，同时还清洗了好多。他们在审査时一下子送来许多表，企图蒙混过去。在这个成立会上，国民党左、右派斗争表面化了。右派酝酿要争得更多选票，争取区党部的多数。他们自己估计没有把握，准备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合法的争取多数，请孙中山先生出来说话。二是如果办不到，就纠集一些流氓，在会上抢主席台、制造武斗，以破坏选举。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认为会一定要开好。于是决定我们全体同志，党、团员及同情我们的左派都要出席会议，保证会议胜利开好。右派曾经去请示孙中山，孙没有表态。胡汉民、汪精卫说，开会那天除极少数人留室办公外，其余的人都去。还让新闻记者去采访。当时上海有许多外报记者。当时执行部决定，这个会最主要的是要组织好，主席台不能乱，万一他们武斗，我们要出面制止，使他斗不起来。同时又成立了纠察队，严格控制会场，制止武斗。由王荷波领导组织了一个很强大的纠察队，从主席台到门口设立岗哨。布置好了以后，王荷波对我说，现在准备齐全了，他们如在外头闹，我们就在外头制止他。开会那天决定我担任区大会主席。第二天我们开会，右派就在外面扰乱，我们内外配合把会场控制得很严，流氓想进来，纠察队把他赶走。右派头子高冠吾多次捣乱都失败了。这一次斗争，右派失败了。他们不服气，在上海各报纸上写文章大肆攻击中共中央，攻击四区会会场主席，当时上海《中新》等报，曾记其事。 国民党执行部成立以后，继而成立黄埔军校，由是建党建军工作着着进展。在两党合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双方冲突亦渐渐酝酿，逐渐产生和发展，至一九二七年而更趋显著。 《亢斋载记》存稿之《五、环龙路国民党执行部》罗章龙回忆录中编（《亢斋载记》存稿）之《五、环龙路国民党执行部》注云：“本章内容《椿园载记》己刊，此处有删节。——补注”。应该说，两文互有删节。兹将《十九、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中未刊载的部分补录如下：
―、国民党诸政治人：“政治人”一词与近代流行所谓“经济人”相平行。经济人指在经济上以自私自利为主旨而活动的假设的人，政治人与他相仿，不过其自私自利行为是偏重在政治方面。政治人是只知有己，所以极其所至乃变成暴厉恣睢，不知民主为何物，更由此发展到党内互相倾轧、伙并与仇杀，其行为则与政治野兽无异。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以前为民族革命政党，其初期成员颇多志士仁人，献身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帝政，其功实不可掩没。但自辛亥革命成功后，孙、黄与袁世凯妥协，当时所谓革命党人如章太炎、吴景濂、谭延闿、阎锡山、胡瑛、林森等人，大都投降袁世凯担任官职或议员，博取衣禄。孙虽力图再振，但几起几落，终不免仍与南北军阀勾结，沆瀣一气，实行地方割据，专制自肆，涂毒人民。由此可知国民党于民元间，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实与其他政治派别同流合污，可称一丘之貉。特别是国民党号称革命党，而内部互相残杀与互相践踏，在民众中更留下极坏的印象。如谭延闿谋杀焦达峰与陈作新，四川两广国民党自讧自屠，湖北张振武被杀，黄岗许雪秋被杀，胡汉民与陈炯明抢夺广州政权，不惜造成内战等。在人民群众看来，国民党无是非公道，是与国内其他军阀完全没有区别的。 二、总理龙头气派大：诸政治人品格虽属极其卑污，但毕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了多年，并栽过不少筋斗，所以显得有些江湖本领。国民党上、中层人物多属非生产性分子，文人无拳无勇，脱离工农群众，本身却无实力，所以要求结伙，共同拥戴孙中山为头领，以资号召。他们称孙为总理而不名，有时则称先生，自居徒弟之列。国民党员虽共戴孙为党魁，但组织松弭，更无革命原则，朝秦暮楚，视为故常。独秀尝云：“混蛋的中国社会才会有混蛋的政党”，最初本为讥评国民党而发。中共参加执行部主要工作同志某次由孙邀请茶话座谈，表示联欢。时汪、胡等侍侧，不敢就坐。孙谈三民主义包罗万象，自矜创获，语多浮夸。会毕辞出，有人问仲甫，孙言论疏放，可谓“盛名难副”。仲甫说：“他向来就是如此！”（按：孙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等首先加盟，并怂恿独秀加入，独秀不允，盖认为孙为不学无文，后尝戏称孙为江湖医生，因孙本业澳门医师，又称孙为大圣。）孙好色好货与常人无殊，其所居法界花园洋房价值钜万，出入有汽车游艇，其纳◇◇◇为妾事，引起党内轩然大波，孙科及其卢夫人首先反对，孙置之不理，其左右亲信如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均表示反对，向孙力诤，并痛哭陈词，谓此事有失体统，损党魁威信，将丧失党员信任。孙恼羞成怒，声称此系个人家事，与党无涉，你们如再反对，即将开除党籍。汪胡等慑于孙之积威，不敢再持异议。但此事传出后，议论纷纷，因此荷波说：“孙龙头气派很浓厚，起居特殊，生活豪华，太不象话。孙妻、妾、子、侄、姻娅如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均富商巨贾，我们与此等人做朋友，无异帮他背黑锅（即代人受过的意思），劳动人民对此举将发生甚么感想呢？将来会有一天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三、国民党诸左派：孙左右亲信以汪、胡为著（均粤籍），汪、胡原书生，无武力作政治资本，故奉孙为偶像。二人在孙左右互相争宠揽权，自余诸人对孙关系，依违两可，饥附饱扬，视为恒态。其中如陈炯明拥兵自重，恶孙独裁，素不直孙夸张，诋为孙大炮，孙陈最后交恶，乃以兵戎相见。孙尝挈其妾出入会场，参加阅兵照相，陈大愤，因此孙在韶关阅兵，就非常大总统职时，陈竟拒绝参加，后竟詈孙为民贼，炮轰观音山。 四、胡与汪平衡力量：孙派政治集团大都为广东同乡，其左右亲信中心人物为胡汉民与汪精卫，外间称之为国民党平衡力量。二人初则狼狈为奸，后乃分道扬镳。 1．胡汉民捉刀能手：胡汉民原名鸿衍，清末举人，一九三〇年赴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习速成师范，最先加入同盟会，为孙中山所倚重。胡头脑明晰，善观察事物，但城府极深。胡能诗文，吐嘱隽永，外传孙中山所刊布三十三年落花梦序、政治文告及悼刘昆一诸作品，均胡等捉刀。胡自负极高，先是一九二二年五月，胡以代大元帅名义率师由韶关北伐，进入江西，攻下赣州，随闻陈炯明倒孙，即返师驰救，北伐遂无功而还。但胡对此颇炫耀，其部属时称胡为代帅。胡平日高自期许，于人鲜所许可，尝在办公室当众评论汪精卫华而不实，戴季陶有流无源（指戴作文多译自日文书报），廖仲恺周而不到。民国日报文字散漫无章法，其它讯评刻毒，往往而有。胡对中共诸人初亦不甚重视，历久态度渐改，对人言执行部中共党员各有长处，不可小觑，至于中共群众组织势力更不可侮。胡对陈独秀称“仲甫先生，戛戛独造，究竟与众不同。” 2．政治尤物汪精卫：汪与胡性格各异，但极有能干，故人称汪、胡。（以下文字与《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主持人》相关一节完全相同，略去。——录入者） 3．张溥泉狂热拥共：张继字溥泉，直隶沧州人……（以下文字与《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主持人》相关一节完全相同，略去部分。——录入者）不久，鲍罗廷来到中国，张闻讯十分激动，走访仲甫，谈话中张幽默地说：“仲甫说国共合作，鲍（罗廷）实良媒，老实说不过‘炮’作良媒罢了。”…… 五、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经年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正式开幕。此次会议，中共方面全力以赴，动员党内大部人力协助筹备大会诸事，中共中央决定自中央到地方，派遣多数干部参加一代会中央工作。派遣干部时经过详细讨论，决定原则如下：（1）领导工人运动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级工运干部，原则上不参加国民党一代会中央。（2）指定李大钊、张国焘、韩麟符、毛泽东、高语罕、恽代英、谭平山、瞿秋白、于树德等参加国民党一代中委会。（3）原系国民党籍之新加入中共党员，由中共方面提名参加一代中委，其人名为：林伯渠、沈玄庐、邵力子、吴玉章等。上述名单中共向国民党提出。（4）省、市党部委员，由国共双方经地方党部决定。其人名为夏曦、董必武、宛希严、于方舟、侯绍裘、江浩、李锡九、谢晋等。独秀对于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委的意见，开始不同意，反驳道：“如果这样办，那么只有送些二流子去参加国民党中委会，怎能说得过去？”但是，中共中央大多数中委都不同意独秀的主张，所以结果仍然决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等不参加国民党中委。 [注1]：林祖涵，字伯渠，湖南澧县人，常德师范毕业，东渡赴曰留学，一九〇五年归国，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处任吏员，其兄林建藩（修梅）曾任零陵镇守使，与国民党有渊源。林于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共，时年四十五岁，发须全白，有人问他何必再干革命，林说：“我干我的，反正发已不能再加白了！”人服其勇。后经中共介绍任第六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赴苏联避难，居莫四年，一九三一年归国入瑞金任财委。
[注2]：沈玄庐，原名定一，浙江肖山人，家资豪富，有沙田千顷，清末以捐款报效得任云南霑益知县，任满家居，有妻妾仆婢甚多。后在衙前做农民运动，藉此与中共接近，随后于一九二二年取得中共党籍，旋因其媳他恋迁怒于党，遂脱离党，积极参加国民党清共工作，得任国民党中委及浙江街政府委员，一九二八年被刺身死。事后刺客远逸，亡命东北，在哈尔滨戎通公司船坞隐慝。数年后刺客醉后失言，案情外泄，遂被逮，押还浙江，处以十二年徒刑。 六、向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大会决议草案及宣言内容，决定主要包含下列几点：（1）对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重新作解释。（2）肯定联俄、联共与工农三大政策。（3）国民党组织从总理制改革为委员制。（4）选举时尽量引进国民党左派进入新中央委员会。因此，国民党一代会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体现着两党平等精神，从理论上奠定了名实相符的合作基础。两党联合会议决定了国民政府施政总方针，因此有人说这与◇◇◇放弃原则，皈依三民主义，以护蒋独裁为主的所谓国共合作根本上完全不同。 国民党执行部成立以后，继以召开一代会及成立黄埔军校，于是建党建军工作着着进展，在两党合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双方冲突亦渐渐酝酿，逐次产生，至一九二七年而更趋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