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笔下的冯玉祥

《十、北方革命复兴》

六、冯玉祥饥附饱扬：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倒戈后占领北京。十二月二十日攻下天津，由是国民军夺得京津二市及河北、河南两省地盘。由国民一、二、三军分据之。北京政变以前，由北方区介绍冯向苏联输诚。冯自称为泥水匠儿子，倾向共产主义。一九二五年冯开始向苏联取得军火物资援助，其运输路线经过库伦，军火运输由骆驼二千匹，汽车一百辆组成。自一九二五年四月间起至一九二六年三月止，整整一年间从苏联输入武器，分别交给国民一、二、三军接收使用。内计国民一军获得三寸口径大炮二十四座，炮弹二百四十万发。机关枪九十挺，步枪二万六千支，子弹一百五十万发。国民二军获得大炮十二座，炮弹一百二十万发，步枪三千五百支，子弹四百万发，机关枪四十挺。国民三军获得步枪三千支，子弹三百万发，机关枪五十二挺，大炮十二座，炮弹八百万发［注：上数行各述“炮弹二百四十万发”、“炮弹一百二十万发”、“炮弹八百万发”，疑有误。——补注］，迫击炮十八座，附炮弹一千八百发。据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冯玉祥在莫斯科亲笔借据，计开收到步枪三万一千支，子弹五千一百万发，机关枪二百二十七挺，大炮六十座，炮弹五万八千发。此外尚有军用飞机十架，铁甲车八辆等。国民军对苏联运来军械由冯玉祥实行郊迎大典，并同时迎接苏俄派来军事顾问十七人，分驻各军所在地，协助国民军改进军队素质。计第一军顾问为乌斯马洛夫，参谋长西尔哥耶甫，喀尔边科。孙良诚顾问为赛福林，方振武顾问为安特尔士，弓富魁顾问为洛加等（余略）。但冯玉祥后见大批军械己到手，于是对苏俄态度渐变，冯玉祥对（毛子）顾问釆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平日使其单独居住，与军队隔离。中共派往国民军工作人员，冯除暗中拉拢一部使为己用外，对于不接受冯拉拢的中共党员则公然排斥，不令接近国民军，甚至采取非常手段对付。冯尝向郭名忠说：“国民军对中国各政党都可讲合作，惟西披［即CP，共产党简称］手段毒辣，最难做朋友。”郭闻言大恐，遂投冯以求自容。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军全部兵力约二十五万人，占有直、热、察、绥、陕、甘、豫等。后奉直联合攻冯，冯为战略关系，是年三月十八日，国民军与三军退出北京与天津，国民二军退出河南，此时冯仍拥有庞大军力，割据自雄。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军队共编为七军，计二十个师，合计十余万人，这便是冯玉祥后来（一九二七年）联蒋反共的基本力量，且为苏联所供给的精良武器所组成。

七、活曹操马二：

　　冯平日熟读《三国演义》，深谙权谋，一切言行规仿孟德，军中号马二为活曹操。冯到郑后，曾经大量发行军用票，但市面不易流通，冯大窘，乃微行，偶然遇一小贩提篮卖烧饼果子，冯出军用票十元向小贩买饼，小贩无法找零，冯大怒，喝道：“原来就是你在破坏我的军用票！”即叫大刀队将小贩砍死，悬头示众。有人问冯，小贩何罪至于死，毋乃罚得太重。冯说：“这是借头政策，否则军用票就行不通了。”当时为此事曾引起罢市，冯大感狼狈，托人出面转圜了事。

八、降王长胡笠僧：

　　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字笠僧，在陕西三原时原隶属靖国军，中途投降直系。胡行径大类冯玉祥，一贯以善于倒戈著名，时于右任曾以诗嘲云：“时去难为穹寨主，时来争做降王长。”胡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进入开封，向铁总送旗匾，表示友好。胡在豫西与刘镇华、憨玉琨军作战时，要求铁总派交通队助胡作战，又由车辆厂代胡制造迫击炮弹，修理军械汽车等。胡对于工人群众组织力量，颇有认识，但毕竟不脱军阀习气，一切唯冯玉祥马首是瞻。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三日，胡手腕患疮进医院施手术，不慎毙命。

九、茅延祯被刺：

　　国民军驻河南时期，中国南北各派军阀代表及政客等均云集郑汴，政学系李根沅亦为胡笠僧座上宾。这些政客们除与国民军进行自身交易企获取本派利益外，其共同目的是反对中共与正在勃发的工人运动。冯玉祥尝对其左右说：“对付西披问题我心中有底，不劳旁人代谋，你们以后瞧着吧。”因此国民军头领与中共双方均感到貌合神离，所谓合作只是虚有其表，后来竟发生中共党员茅延祯被刺杀的事。

　　茅延祯，安徽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国共合作期间期派到河南国民军任联络工作，经常与俄国顾问到各军视察。茅被刺前一周，春熙从他方面获悉冯玉祥近对茅延祯与俄国顾问接触频繁，表示猜疑，谓茅有刺探国民军军情嫌疑。文虎闻讯，立嘱茅注意，并建议茅暂时离开郑州，候查明实情后研究对策。茅坦然道：“马老二等不敢把我怎样，你放心！”正谈话间王度亦至，告文虎，春熙所云确属实情。因此文虎仍嘱茅速离郑州，且行动须十分机密，勿令对方知悉。茅勉表同意，但称尚有他事须办理，事毕即行。但当茅决定动身时，由于行踪被对方探悉，茅于赴车站时即遇刺。据目击其事者称，茅匆匆行赴车站途中，于僻静街道转角处忽遭遇二军人拦住去路，一人出盒子枪向茅射击，一弹即中要害，倒地毙命。凶手身着军服，但自摘去符号，行刺毕，袖枪扬长而去，军警不敢阻拦。事后文虎偕宫云涛到出事地点察看，并转请地方军警机关缉拿凶手。郑州警察局长摒人告文虎道：“此案案情蹊跷，凶手并未远扬，但恐怕难得归案。”言讫摇头不止。后经查明，此事实系国民军方面主使，铁总曾向冯请严惩凶手，冯阳诺，竟未理落。中共同志及工人无不义愤填膺，乃暂厝茅柩于郊外，派宫云涛经纪其丧事。又茅延祯被刺后，旋发现散兵骚扰铁总办事处，幸经纠察队制止，未肇祸。

《十九、国共分歧》

三、东征问题辩论：

　　讨蒋会后，湖北省委开会讨论对蒋军事制裁问题，会上一致认为一纸褫职命令，徒托空言，于事无补，建议中央应速决定出师东征，捉拿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次日中共中央会议正式讨论东征问题，出席中央会议如国焘、文虎、荷波等主张迅速动员东征，否则养痈遗患。多数人发言一致同意主张立即东征……

　　但会议上同时持反对意见者［注：即反对东征讨蒋。——录入者］亦大有人在，反对理由是：……（4）最后理由是冯玉祥盘踞西北，拥有强大实力，冯对武汉信誓旦旦，可以为我方出力，如能迎冯出关，则武汉实力增大，蒋势将为之日蹙。而更为重要者是第三国际的意见，当时国际方面意见既认蒋为革命内部矛盾，不宜用兵，同时又认为冯玉祥为可靠的联盟者，所以出师北伐，把冯从陕西迎接出关，足以藉冯力以制蒋，将来革命形势有变化时，西北亦不失为缓冲地带，此即所谓西北路线的形成。因此中央会议讨论结果，决定停止东征，改道北伐，北伐成功实行联冯制蒋，届时冯玉祥从北方出兵南下，直指金陵，蒋可以不战而服。但后来经过事实证明，结果与此完全相反。东征流产，全局皆输。蒋介石知武汉决定不威胁南京，他一方面利用四川军阀及夏斗寅袭击武汉，一方面暗中与冯玉祥勾结反共。自是以后东南属蒋，西北属冯，武汉偏安，势难久持。此乃由于国际对冯信任过深，为冯所卖，以致一误再误，弄得全盘皆输，诚非始料所及！

五、郑州会议：

　　武汉出师占领郑州及开封，此时冯玉祥军乘势东出与武汉军会师。六月十日召开郑州会议。十三日会毕，汪、谭、唐等返汉，六月十五日北伐军奉令复员回师武汉。此次郑州会议系山冯玉祥为主角，蒋介石幕后操纵。郑州会议参加人为：谭延闿、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于右任等。当时关防极严，会议详情外间无由知悉，以前重要军事会议鲍罗廷均被邀出席，此时鲍已去职，不得参加会议，中共方面竟无人参加。传说郑州会议冯拿出大宗现金送汪、唐等，作为取得河南地盘的报酬，同时汪等同意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与苏联断绝关系，以孤立共产党。至于分共问题自然亦在议程以内。因此有人说蒋先云牺牲大为不值，死既未归葬，不过为汪等在郑州会议上博得冯若干赃款，完成一笔反共交易，先云地下有知当不瞑目。

　　据汪左右说：冯在郑州会议时暗奉蒋意旨密语汪，用非常手段拘捕陈独秀及中共其他重要分子，实行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否则任其逃脱，将如黄蜂出窝，不堪收拾。但汪当时有顾虑，恐怕这样做激成巨变，危及自身，所以仍主张用软工夫对中共虚与逶迤。郑州会议开完，冯见汪态度犹豫，深感不满，汪恐冯下毒手，未及辞冯，急登车南开，仓皇返武汉云。汪、谭、唐左右随行到郑州开会者有顾孟余、孙科、徐谦、邓演达等。中共方面各军政治部主任亦有随往者，但均未列席。会毕后仲甫询以郑州会议实际情况，彼等均茫无所知。当时中共选任干部，工人运动居于第一线，重要干部集中在这方面；至于各军政治工作人选，多属二流干部，所选任的多数是既缺乏政治修养又无斗争经验，一般被称为政治荷花太少（林伯渠等例外）。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第三军朱克靖，第四军罗汉后易为麦朝枢，第五军李朗如，第六军林伯渠，第七军黄日葵，第八军彭泽湘，国民二军刘伯坚，总政治部科长章伯钧、俞墉等（麦朝枢、李朗如均国民党员与中共无涉）。各军政治工作人员原应起政治领导与监督作用，其次应起搜集情报作用。但事实上却“没有寸用”（湘语），最后只能起革命花瓶作用，所以陈潭秋称之为姨太太工作。他们对军队行动茫无所知，对敌方政治阴谋如蒙在鼓里。反之对方却是长于纵横辟阖，阴贼险狠的人物，以此抗彼，成败之数，可以逆睹。这些中共政治工作人员在清共时一筹莫展，均仓皇逃避。总政治部科长章伯钧亦中共党员，后赴上海与杨虎勾结，组织民盟，由杨虎给章一百万元作活动费，章遂纠合罗隆基等自成一派，与中共对立。汪、唐在郑州会议前对鲍与仲甫非常恭顺，会后神情异常，但各军政治部主任向中央汇报工作仍痴呆傻笑，盲目乐观。如彭泽湘、王度◇甚至谎报军情，仲甫见状大愤，向人说：“我们的耳目都被堵塞住了，怎么办？”但是仲甫在《向导》为文却仍说道：“国民政府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进展之一个重大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见六月十一日《向导》一九八期“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可见其受蒙蔽之深。

　　中共曾派刘伯坚担任冯军政治部主任，但冯对刘严加封锁如同禁锢，因此刘对冯一切奸谋，事前毫无所闻。在北伐期间冯玉祥自称有兵二十八万，机关枪六百挺，大炮六百尊，所以处举足轻重地位，为各方所重视。当时冯玉祥一方面派李鸣钟向蒋输情，同时又派刘骥到武汉向武汉政府骗去几船军用物资，从襄河用一营兵运走。（据刘伯坚谈到刘骥得款钜万，在武汉以重价买坤伶车伯华为妾。）刘骥亦曾秘密到南昌参加蒋介石的军事会议，凡此一切武汉政府明知故昧，鲍罗廷对冯行动亦甚隔膜，所以造成郑州会议的失败。

　　中共对于南京方面湘军原派有人分任第六军及第二军政治工作，蒋到南京后，第六军军长程潜首先附蒋，第二军谭延闿所部鲁涤平等亦全部投蒋，二人遂被逐，只身逃武汉，由于仓皇离职，中共原在第二及第六军党的组织亦全部溃散。

六、徐州会议：

　　郑州会议后，冯自取得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志得意满，六月十九日应蒋介石召赴徐州与蒋见面，交换谱谍结为兄弟，参加徐州会议。出席徐州会议者有蒋介石、吴稚晖、胡汉民、李烈钧、冯玉祥，在徐州会议冯拍胸担保，拖垮武汉政府，要汪公布反共态度。二十一日蒋冯联名通电，声讨武汉政府联共行为。七月八日冯玉祥实行清党，遣回武汉总政治部派去之工作人员，驱逐共产党。当时有种议论说东征原可以送走左派（指汪、唐军队），惜未实现。北伐实际是迎狼入室，反属多余之举，所谓有损无益。由郑州会议结果看来，可见北伐攻下郑州反使南北隔离的蒋介石与冯玉祥得以联合反共，取得国民革命领导权。于是武汉政府遂陷于四面包围之中，而最后不得不向南京屈服。假如早及时出师东征，纵令相持不决，亦不会促成冯蒋结合反共局面，武汉政府仍有可能击退蒋的进攻。

　　又在郑州会议前，国际对冯玉祥曾寄以极大希望，因此鲍罗廷在讨论东征问题时曾提出西北路线，意思是说中国革命沿海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不易取胜，环顾国内，惟西北地形空阔，且靠近苏联疆界，缓急可恃，足为中国革命未来后方地带。但自郑州会议以后，西北路线却被冯玉祥堵死，由此直到冯失败时为止，中共在西北遂无立足余地。

　　冯玉祥出身大兵，受倒戈训练，全靠手法灵活，因缘时会，像驴打滚一样，几年间就扩军几十万。他手头黑银（指鸦片）、黄金堆积如山，多财善贾，各方肆应，无不如意。这是他屡次赢得大赌注的真正凭藉。

《三十一、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南北新旧军阀反共大屠杀》

二、四月国际代表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汉口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又云：“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就其阶级成份说，不仅代表工农及手工业者，亦代表一部分中产阶级……他已经走向工农专政的道路上。”决议文中再次指出“应将国民党成为劳动群众的真正伟大的组织。”从国际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国际主要意旨：命令中共拥护国民党到底，中国革命宁可无共产党，但不可无国民党。第三国际领导把中国革命大业主观片面寄托在不断蜕化的国民党左派身上。

　　自五月份起汪精卫开始发动攻势，如五月八日汪下令禁止工人集会游行，十四日下令禁止工人纠察队行使职权，十九日令对劳资纠纷实行强迫仲裁，二十三日下令保护绅耆，这一系列措施，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六月一日武汉政府下令宣布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鲍黯然受命，苏联政府默无表示，汪唐等喜形于色。六月五日，江西朱培德遣送苏联顾问出境后仓皇离汉。六月十九日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冯玉祥素以“亲俄派”著名，所得苏联武器物资独多，至是倒戈，联蒋反共，苏联仍无表示，冯蒋声势益张。武汉方面受冯蒋鼓舞反共益烈。汪唐趾高气扬，目无中共，着着进攻，湖北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遂于六月二十八日被迫解除武装。六月二十八日李品仙派军队进占湖北总工会，限制工会活动，工会开始转入秘密活动，向忠发卷逃。（八月五日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式封闭总工会及其所属各工会。）

《二十三、国共危机恶化过程与最后决裂》

　　本文所纪中国南北（新旧）军阀反共大屠杀约自一九二七年四月起至一九三〇年止。自国共分离后，中国革命名存实亡，南北军阀，新旧嬗递，旗帜虽易，本性难移！他们对于共产党员与劳动人民屠杀镇压，变本加厉，旷代鲜见，现略揭其要，以见一斑！

　　武汉政府分共以后，在中国南北以蒋介石、唐生智、程潜、冯玉祥、李济深为首的军阀统治仍然复活，在枪杆政治之下，自国共合作以来中国工农人民所争得的若干民主权利，悉被国民党军阀全部夺去。国民党军阀为消灭中国革命起见，联合北方军阀对于中共及工人农民实行大规模的残酷斗争，造成当时弥漫全国的白色恐怖。蒋介石对革命党人所采取的政策是见着就捉，捉着就杀，唐生智在两湖实行四六对开屠杀共产党，冯玉祥在北方更是挥舞大刀诛锄革命党人，杀了一个三翻满贯，因此有人说蒋、冯等的统治是以人头指标显示出来的。现就一九二六至三〇年期间，中国南北各地区军阀统治下的屠杀政治择要记述如下：……

五、冯玉祥在北方大屠杀：

　　在北方，冯玉祥向来是自认联苏反共的民主军阀，联苏意在取得武器物资的援助，反共是出于“自卫”，就是说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国民军在北方时，在冯玉祥势力范围内，中共党与群众工作是备受限制的。冯对于苏联顾问也不让他们自由说话行动，说顾问只是供咨询，必在见问时才答话。因此可以说冯对于苏联与中共是常怀警惕，随时处于戒备状态。冯在陕西时对人民实行过度征发与剥削，横征暴敛又高出其他军阀之上，因此引起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发为抗捐抗税运动。冯认为中共捣乱后方，怀恨在心，隐忍未敢发作，直到宁汉冲突，冯认为时机已到，乃暗中策动反共，拆武汉政府的台，随后亲自出场，一马当先作为反苏反共的急先锋。冯玉祥于六月二十一日宣布反共，七月八日起大肆屠杀，其布置非常周密。先是冯部下曾罗致不少中共党员团员使为己用，郭春涛（原C．Y．团员）向冯提出北方中共党员详细名单，该项名单包括马克思学会及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党部、铁路工会中共党团负责人及成员名单，冯对郭大加赏识，根据所得材料，在本系势力范围内作成一网打尽计划。因此中共党员及重要干部漏网者少。

　　一九二八年冯玉祥在开封时利用中共党员作内线，先后将周以粟、张金刃、李泊之、任作民等逮捕，立即处死十四人。任、周等化名无证据被处徒刑。冯又首先向蒋介石建议中共党员不过十万人，以此作为捕杀处刑标准，三年之内，中共势力可以完全肃清。在大屠杀共产党以后，冯遇到失意时仍向苏联暗送秋波，用他自己的话说：“下面机关枪吵架，上面香槟酒碰杯！”继续取得支持，直到美洲作寓公时代仍是如此。

以上资料来源：罗章龙回忆录中编

《三十三、中央工委及全总》

　　一九二八年冬间，冯玉祥、岳维峻在北方自组御用工会，指使工贼大规模残杀铁总工作人员，铁总受到重大破坏，全总乃加派王仲一、吴汝铭等到北方组织铁总领导机构，恢复各路被破坏组织，击退冯玉祥进攻，在斗争中损失同志姚佐唐等五人。

　　在东北方面，全总与张学良政府间的冲突日烈。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下旬，张学良纵兵屠杀哈尔滨工人、市民和学生，死伤一百余人，被捕工会会员及工会工作人员十余名。（全总于十二月常委集会，讨论张学良前在上海、近在哈尔滨屠杀工人学生问题曾发表宣言。）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国际劳工局局长汤麦（法国社会党）来到中国与蒋介石、冯玉祥、甶崇禧、阎锡山会见，共商反共问题。全总于十一月十四日决定开始举行反汤麦周并发布反汤麦宣言，在反汤宣传示威中，工会会员四人被拘于西牢。……

　　谈及白色恐怖问题时，提出比较可靠统计数字，自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全国工农被屠杀者约十万人，其中经过法庭正式宣布死刑者为27,699人，蒋介石所杀者为四万人，冯玉祥所杀者为三万人，李济深、唐生智所杀戮者为三万人以上。当时被蒋、冯等判刑囚禁狱中者为17,200人，工人因政治原因解雇失业者约十万人。（报告在《中国工人》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第四期刊出）

四、冯玉祥屠杀河南民众

　　文虎北巡从京汉路南下到河南视察，时北方军阀冯玉祥为直接镇压屠杀河南民众的屠夫。文虎到开封时，省委马尚德（杨靖宇）说：“狱中政治犯挤满，乃辟新监收容。”河南省委谈冯玉祥与蒋介石自在徐州结拜兄弟后，天天捉杀共党，一九二八年一月冯派吉鸿昌在彰德卫辉纱厂屠杀工人，死伤达百人之多，并在焦作、郑州、开封、洛阳大杀工人，死者累累，掘坑掩埋灭迹。某次逮捕工人二人，冯亲自审问，工人拒不回答，冯大怒，视为顽固分子，用朱笔在二人头上各画一杠，令行刑者推出斩首。当时流行二句话道：“徐州冯、蒋结拜，杀共产党如砍瓜切菜！”后来沧海曾为文揭露冯的野蛮行径说：“冯玉祥是现在军阀中最奸滑的一个。因为他最奸猾，所以他在一切战争中总是滑头滑脑，鹜虚名而兼重实利。他更有一种欺骗民众的手腕，遇事花言巧语，不知道他底细的人，一时竟容易为他所欺骗，把他捧为‘革命左派’。冯玉祥统治河南以来，屠杀无数工农群众，同时更十分害怕河南工农的势力。他常自言他的军事纵然失败还有办法，如果被河南工人农民所推倒，连鬼也没法做。”（《中国工人》第一期，沧海：《冯玉祥的矛盾》，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日刊出）

《三十、云梦丛谈》

　　……事后延年语文虎云：武汉出师北伐，先云冲锋陷阵，遂克临颖，奉军败北，先云亦阵亡，付出代价可谓极大，后果反促成冯玉祥出关反共，可谓人谋不臧，实堪浩叹！关于冯玉祥到苏联请求接济，获得大批步枪、大炮、机关枪及弹药等，从蒙古边圉用大队骆驼队运载回西北。冯本人于是年九月十五日由苏联返国，十七日在五原宣布就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加入国民党，十二月止完全控制陕西全省，戍卫潼关。此时冯东向戒备，窥伺中原。他尝告诫部下勿轻进，要师学卞庄子刺虎，不费一弹，取得河南。次年郑州会议，汪唐将血战攻取得来的河南，拱手让冯，冯遂宣布反共，为时不过年余。说者称冯饥附饱扬，翻云覆雨！政治缺德！

《三十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1928年5月）》

九、十大纲领与党章

　　3、工农武装提案搁浅：在大革命期间，中共武装力量保有五万人左右，由于“八七”会议以后临时中央指挥不当，各次战役着着失败。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结果将“三大”以还历年集聚的武装力量大部被断送。在六大会上，有不少来自基层，长期参加斗争的工农代表感到工农徒手赴敌，牺牲重大，一致要求大会讨论武装工农的具体的问题。经过交换意见后推中夏、文虎整理文字，提出方案。二人将初步方案提出后经过大家研究，认为应先向国际代表提出，征询同意，再作决定。随后即将方案转知国际代表，内容要点如下：（1）选择几个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建立地下武装，武装工会纠察队及农民自卫队。（2）先筹款十万元，就地购买或从外部运入武器，成立地下武装。

　　此案向国际代表提出时，国际代表立予拒绝，认为不可行。同时又说：“需款太巨，国际并非银行，不能照办。”

　　各代表闻悉，认为国际代表不重视此事，且又措辞失当，殊不可解，又找国际代表交涉。国际代表承认措辞不当，但仍认为问题重大，不能立即做出决定，事遂搁置。事后（中国代表们）愤愤不平地说道：“国际先后送给蒋介石、冯玉祥等武器各值数百万元，我们所要求尚比不上一点零头，何重彼而轻此，可谓本末倒置。”

——以上资料来源：罗章龙回忆录下编

（感谢吴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