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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奥·迈坦：被忘却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伟人
恩佐·特拉韦尔索（Enzo Traverso） 著
2023年8月[1]
志愿者 翻译；素侠云雪 校对
意大利共产党的示威者，1946年，罗马（Roger Viollet Collection / Getty Images）
利维奥·迈坦（Livio Maitan）属于一个失落的职业革命者的世界，他们的斗争与牺牲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此，历史学家恩佐·特拉韦尔索（Enzo Traverso）向这位意大利左翼中最具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与活动家之一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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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23）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利维奥·迈坦诞辰一百周年。[3]迈坦是左翼激进派中的杰出人物，于2004年去世，在新一代政治活动家中几乎无人知晓。他的思想和政治轨迹出自于一段血与火交织的历史，这个时代终结于20世纪90年代，介于冷战结束和911事件之间。
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五十年间，迈坦一直是第四国际托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与皮埃尔·弗兰克（Pierre Frank）和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齐名。作为一名不知疲倦的战略家和组织者，他对第四国际的许多重要决策都有很大影响力——尽管他没有其他领导人那么多姿多彩、耀眼夺目，在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关于第四国际的讽刺小说《救赎》（Redemption, 1990）中也只是作为一个角色短暂出现过。[4]
在他的祖国意大利，迈坦是左翼激进派的公众人物。最近在罗马的国家图书馆举行的一次会议讨论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从福斯托·贝尔蒂诺蒂（Fausto Bertinotti）到卢西亚娜·卡斯特利纳（Luciana Castellina），意大利左翼的许多杰出代表都参加了会议。[5]
在迈坦出生一百年、逝世近二十年之后，他的精神遗产值得回顾与反思。从这个广阔的视角来看，他似乎与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遥远。他属于一个不复存在的世界，或许正因如此，他对我们的历史意识至关重要。
职业革命者
利维奥·迈坦是一个崇高的人物形象，在许多方面带有英雄和悲剧色彩，他在20世纪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职业革命者。这个词的定义值得深究。革命者从未消失：时至今日，仍有一些革命者，而且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多。虽然二十一世纪已经经历了革命，但职业革命者的形象却属于过去。
利维奥·迈坦体现了一种深深烙印在20世纪历史上的崇高形象：职业革命者。
除了全世界南部的一些民族解放运动之外，现在的职业革命者属于一个劳动分工、政治党派和公共领域的结构都不同的时代。[6]最重要的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革命是一种期待视域，或者如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所说，是一个具体的、必要的和可能的乌托邦，一个已然渗透到千百万人的精神世界中的乌托邦。[7]
对职业革命者而言，革命不仅是一个需要坚持或为之奋斗的计划，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引导和塑造其全部存在的选择。这种选择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动机，这些动机可以被质疑、反思或纠正，但它们构成了经历现实的起点。
我们可以说，这些革命者克服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政治作为天职和作为职业的二分法。[8]但应当补充的是，对于职业革命者而言，政治绝不是一个“职业”机会。这种选择意味着完全放弃任何高薪、体面和有声望的职业生涯。这是一种与社会相反的选择。
作为职业革命者，他们的生活非常俭朴，物质条件往往朝不保夕。当他们的活动经费不足以支付他们微薄的薪水时，这些男男女女可以为报刊杂志撰稿、翻译和编辑书籍，有时还在大学里教授研讨会课程，迈坦也正是这样做的。然而，这些并不是他们的职业选择，而仅仅是权宜之计——为了实施他们的主要工作，即准备革命。
这种生活方式塑造了介于波希米亚人与僧侣之间的人物，他们既有完全的自由，又有最严格的自律，既拒绝一切常规，又带有某种禁欲色彩。马克斯·韦伯将新教的工作准则描述为一种“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我相信，在职业革命者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道德规范。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隐藏的传统》（The Hidden Tradition, 1943）中写道，反叛者是有意识的“贱民”，不是因为他们悲惨（尽管他们没有遗产可以捍卫），而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承担起自己的边缘地位。[9]
生活方式
迈坦的一大优点是避免了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给实践者带来的边缘化的危险。从文化和性格上讲，他完全不同于那些小派别的魅力型领袖——那些在革命运动史抹上污点的祸害，尤其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如果说他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过分谦虚，限制了他的个人抱负。
这种人生选择显然有着坚实的道德基础。这是一个与压迫和不公作斗争的选择，建立在被统治者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念之上，也是对人类自我解放能力的孤注一掷。全球革命使这些人走向世界主义。
迈坦正是这一传统的体现。作为第四国际的领导者，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于各国之间，参加公开和秘密的会议，与来自四海的政党、运动、工会、组织和集体的领导人进行讨论。他的著作正是这种工作有力的见证。
拒绝职业生涯、接受长期的不稳定生活、信念坚定、道德动机强烈、流动性极强——这些特征的结合表明，职业革命者的生活也是由牺牲构成，而这正是不墨守成规的另一面，尤其是放弃常规的生活。
在许多情况下，职业革命者的生活并没有摆脱父权制社会的性别等级制度。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依靠要养育子女或有稳定工作的女性伴侣。
迈坦从未向我透露过他的私人生活，他对此非常腼腆。他的自传《走过的路》（La strada percorsa, 2002）完全是政治性的，几乎没有提到他的感情、伴侣或孩子，显然他们为此责备过他。这也是选择革命作为生活方式的后果之一。
外围刊物
这种生活选择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知识层面的抱负。迈坦留下了大量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分析新颖而深刻。但这些分析几乎都屈就于第四国际的报刊杂志上，或是发表于兴起的外围出版社中。
迈坦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内容丰富多彩，阐发详尽，独具匠心，深入浅出。
在意大利，公众对他的了解主要是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翻译者和宣传者。他受过古典教育，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但他的写作以参与战略辩论和政治论战为主，寻求为组织指明方向，或从理论层面深入探讨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我个人并不认为他曾试图以撰写文章来满足私人的知识欲望。
作为党员，他从未打算像他最亲密的合作者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或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ïd）那样撰写雄心勃勃的理论专著。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迈坦的这种自愿牺牲感到遗憾。这是内敛与谦逊的结果，但也可能是某种政治上不够远视的表现。
如果托洛茨基主义曾经在意大利建立起更坚实的历史定位、政治解释与理论阐述，它的历史就会有所不同。它从未有过像工人主义那样的理论光辉，后者有《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 1961-1966）和马里奥·特龙蒂（Mario Tronti）的《工人与资本》那样的基础，又有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的后期作品作为支撑。[10]迈坦是唯一能完成这一任务的人，但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翻译和传播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决定将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或意大利共产党（Italian Communist Party, PCI）历史的犀利论述委托给小出版社，这些作品从未得到更广泛的阅读。这恐怕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而非客观环境所致。
这种选择源于一种生活方式。迈坦是在为一个组织写作，而他的读者则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从罗莎·卢森堡到弗拉基米尔·列宁，再到列昂·托洛茨基，职业革命者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而他走的也正是这条路。
而在另一方面，马里奥·特龙蒂和托尼·奈格里都是大学教授，就像曼德尔或本赛德一样。他们与迈坦这样的人有着相似的经历、辩论和选择，同时又参加了同一运动的领导组织，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也属于另一个社会界，使他们既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又能成为政治领袖。也许这正是意大利托洛茨基主义在其影响最大的20世纪60年代所欠缺的。
历史与政治之间
现在，请允许我把重点从迈坦的生平转向他的作品。正如意大利女权主义者莉迪亚·西里洛（Lidia Cirillo）所言，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但政治却并非如此。正如莱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指出的，胜利者并非是历史的最佳诠释者。对过去的认识做出最深远贡献的是失败者，他们的目光所带着的不是歉意，而是审视。
迈坦是正义事业的捍卫者，而正义事业几乎总是被击败。他在二十多岁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参加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后来又加入了第四国际，拒绝服从将世界划分为对立阵营的冷战的胁迫。他不想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这是正确的。
被征服者看向过去的眼光最为深刻，那不是致歉，而是批判。
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意大利，选择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既不平常也不显眼。成为一名异端的、反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意味着被孤立，选择这条道路的人寥寥无几。但正是他们挽救了左翼的荣耀。
1956 年，苏联入侵匈牙利[11]；同年，迈坦翻译了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几年后，他为埃诺迪（Einaudi）出版了一本关于托洛茨基遗产的书，并继续翻译波兰左翼持不同政见者亚采克·库罗恩（Jacek Kuroń）和卡洛尔·莫泽莱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的著作。
在意大利，他是极少数谴责斯大林主义但又不陷入反共主义的人之一。他在战后认识的许多社会主义者都走上了后者的道路，尼古拉·基亚罗蒙特（Nicola Chiaromonte）和伊格纳齐奥·西罗内（Ignazio Silone）等知识分子正是如此，他们最终加入了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12]
他选择支持当时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革命，这也同样正确。就迈坦而言，这种支持热情、慷慨和具体，是上述革命中世界主义者的自然流露。他为世界革命而四处奔波，从智利到阿根廷，从玻利维亚到墨西哥，从阿尔及利亚到伊朗。
他关于这些革命运动的著作清晰地体现了他的这一奉献。在这些经历中，他结下了许多友谊，即使有时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为这些革命带来了思想、经验，以及第四国际所能提供的物质支持。
独特的打入主义
所谓的打入共产党的问题则更为复杂。从1952年开始，迈坦就是这一策略的主要启发者之一。在他的概念中，“打入主义”并不是一种阴谋行动。那种以渗透到权力机构中为目的，或基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观在地下为分裂做准备的行动，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所主张的战略后来被称为“独特的打入主义”（entryism sui generis），其基础是对共产主义力量的客观观察。
意大利的情况就是明证。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内聚集了两百多万名成员，拥有令人钦羡的社会根基，以及来自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非凡光环。这支力量为数百万工人带来了尊严和政治代表权，在捍卫他们的社会利益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还培养了他们的知识和文化。
战后的意大利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变幻着。随着工人阶级从内部被改造，社会形态也在变化。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垂直专制的党，其领导层与几乎不识字的基层民众之间存在着可怕的鸿沟。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斯大林主义政党，与莫斯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曾帮助意大利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出于反对宗派主义的动机，加入该党以表达不同意见是不错的选择。
然而，战后的意大利的变化从未停滞，社会形态在改变，工人阶级自我迭代，大批工人从农村迁往城市，从南方迁往北方。在同一时期，大众型大学诞生了，新的叛逆一代也随之涌现。
意大利托洛茨基主义是这一深刻变化的体现。我们只需想想《真理报》（La sinistra）这样一份短暂却重要的周刊，或者萨莫纳·萨维利（Samonà e Savelli）出版社，它在意大利运作了二十年，相当于法国的马斯佩罗出版社（Editions Maspero）或英国的沃索出版社（Verso）。[13]然而，奇怪的是，迈坦和他的同志们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全部含义。
迈坦在他的自传中提到，在1968年末至1969年初期间，他决定结束他们的打入主义做法，但却出现了致命的推迟，而他将这种“不自觉的保守反应”归咎于纯粹的战术考虑。事实上，我认为他并没有领会意大利处于深刻变革中的政治层面。他所受的文化熏陶使他只从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的角度来看待劳工运动，但这种对现实的理解已经过时了。
漫长的1968年
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出现了，旧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认为，他们不想要“工人解放”，而是转向“拒绝劳动”（rifiuto del lavoro）的实践。学生们不再为已基本实现的受教育权而战，而是对“资产阶级大学”和市场社会进行激进的批判。新一代走上街头，希望成为变革的主角与主体。
对于任何超出其控制范围的事情，意大利共产党总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也无法引导这场反抗。而工人主义的“工人群众”和“阶级构成”理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好的解释，这或许是它在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期间成为激进左翼文化霸权潮流的原因之一。
当然，意大利托派周刊《红旗》（Bandiera rossa）对“持续斗争”（Lotta Continua）或“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等新左派团体的许多批评都鞭辟入里，一针见血。[14]然而，在判断当时的基本趋势时，工人主义更具远见。迈坦批评了这股思潮的理论上的变形，却没有察觉其历史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说，1968年的政治情况证明他错了。他原以为意大利共产党会引导学生、女权主义者和工人政治激进化的新浪潮。当他明白这股激进主义浪潮发生在传统左翼政党之外时，为时已晚。20世纪60年代初，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着共产党的大多数青年联合会。到1968年，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成员和领导人已经弃党而去，加入了新生的激进左翼力量。
意大利托洛茨基主义始终未能与工人主义进行有效对话，而工人主义则是意大利新左派的思想支柱。1964年，红旗协会（Bandiera rossa）和赤色札记（Quaderni rossi）之间举行了一次圆桌讨论，维托里奥·里瑟（Vittorio Rieser）、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和伦佐·甘比诺（Renzo Gambino）等思想家参加了讨论，但讨论却没有了后续。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因为这场对峙本会给双方带来丰硕的成果，甚至可能为新左派在随后十年的努力带来不同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迈坦注意到打入主义的窗口期已经结束，他认为托派的作用是为激进左派的统一提供纲领。但他们提供的列宁主义政党模式恰恰是新左派务实但紊乱地试图克服的情况。政治再次证明他错了。
游击队时代
在同一时期，“不自觉的保守反应”使他无法把握意大利发生的变革，而推动他将拉丁美洲游击战的战略选择理论化的则是一种冲动——我不知道该如何定义，但是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迈坦是这一战略的主要启发者之一，他负责起草了1969年第四国际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974年的下一届代表大会对这些决议进行了实质性的重申。
在意大利，他批评了赤色旅（Red Brigades）的恐怖主义，他们的行为瘫痪了群众运动，并将政府推向镇压的例外态度。[15]然而，在阿根廷，古巴的经验无法复制，他转而支持人民革命军（People’s Revolutionary Army, ERP）的游击战，这是第四国际阿根廷支部的军事分支。阿根廷政府甚至请求迈坦进行调解，以解救一名被人民革命军突击队绑架的菲亚特集团（FIAT）高管。
迈坦与整整一代拉美革命者抱有同样的幻想，认为游击战争将是整个拉美大陆通往革命之路。
游击战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迈坦认识其中的许多遇难者，并在自传中向他们致敬，但他从未认真讨论过这一战略的结果。在他的《第四国际史》（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中，他仅限于冷静的叙述，有时还带有歉意，却并没有深入探讨事情的根本。丹尼尔·本赛德在该书的序言中宽容地称其为“不完善和片面的”。[16]
迈坦与一代拉美革命者都以为游击战将为整个拉美大陆的革命铺平道路。不仅如此，作为理论家和战略家，他还是这一幻想的缔造者之一。
在诠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他要清醒得多。他认为这段动荡时期根本不是自由主义的爆发，而是一场政权危机，其特点是共产党官僚机构中两个派别之间的激烈冲突——毛泽东通过调用党内基本力量成功地克服了这一冲突。他的分析非常犀利，尽管他针对毛泽东思想作用的警告对于左翼激进派影响有限，这本书仍然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抵抗之路
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迈坦也慷慨而热情地参与重建共产党（Rifondazione Comunista）。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政治证明，他是错误的。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他并没有屈服于资本主义那最高调、最低俗的新自由主义式的胜利，而是立即坚韧地走上了反抗之路。
他并不认同埃内斯特·曼德尔的幻想，曼德尔曾一度自欺欺人地认为，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再次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是西方反资本主义革命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反官僚主义革命之间的纽带。我记得在1991年的一次谈话中，他告诉我，我们已经倒退了近两个世纪，必须从头开始，就像工人运动的开端一样。然而，这一前景并没有使他气馁。
政治证明他错了，不是因为参与重建共产党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他不明白这个党是在用过去的手段、体系与思想来应对新世纪的到来和历史上的失败。有人曾试图将2000年代初的“另类全球化”运动与新政党结合起来，但最终失败了。
利维奥·迈坦体现了20世纪的革命理念与革命生涯，那是一个史诗般的悲剧的时代，如今已不复存在。他的遗产值得我们铭记、思考与批判，但我们这个世纪的左翼激进派将走上另外的道路。
[1] 英文版原载于：https://jacobin.com/2023/08/livio-maitan-italy-marxism-trotskyism-professional-revolutionary-history. 又见：https://aliveadvisor.com/blog/livio-maitan-is-a-forgotten-giant-of-italian-marxism/.
[2] 恩佐·特拉韦尔索（Enzo Traverso, 1957年10月14日— ），意大利学者，主要研究欧洲思想史。他著有多部关于批判理论、大屠杀、马克思主义、记忆、极权主义、革命和当代历史学的著作。目前担任康奈尔大学人文学科教授。参见：https://en-two.iwiki.icu/w/index.php?search=Enzo+Traverso&title=Special%3ASearch.
[3] 利维奥·迈坦（Livio Maitan, 1923年4月1日—2004年9月16日），意大利托派人物，第四国际和下文的红旗协会（英语：Bandiera Rossa Association，意大利语：Associazione Bandiera Rossa）领导人。参见https://en-two.iwiki.icu/w/index.php?search=Livio+Maitan&title=Special%3ASearch 。
[4] 塔里克·阿里的《救赎》（Redemption, 1990）是一部喜剧，描写了虚伪浅薄的托派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召开世界紧急大会，讨论柏林墙倒塌后的情况以及相关事件。小说写于1990年，反映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危机。阿里煞费苦心地指出它也反映了“现实存在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危机，但当今的托派都不承认这一危机。参见http://www.columbia.edu/~lnp3/mydocs/culture/redemption.htm。
[5] 为纪念利维奥·迈坦诞辰一百周年，这次会议于2023年4月1日在罗马的国家中央图书馆（地址：Viale Castro Pretorio, 105-00186）举行。 会议旨在通过分析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意大利和国际劳工运动的辩论中的政治和理论活动，重现这位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心路历程。本次会议有两个目的：评估他的思想和政治作用，将其置于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塑造了几代激进主义者的事件中；衡量有多少内容仍然具有意义，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下，并为那些希望继续开展反资本主义和国际主义工作的人开拓视野。参见：https://4th.international/index.php/en/europe/499.
[6]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德语：Öffentlichkeit）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这里，个人可以聚集在一起，自由讨论和发现社会问题，并通过讨论影响政治行动。这样的讨论被称为公共辩论，其定义是就公众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讨论参与者通常（但不总是）会表达相反或不同的意见。公共辩论主要通过大众媒体进行，但也在会议上或通过社交媒体、学术出版物和政府政策文件进行。参见Overland, Indra （2018-01-01）. Public Brainpower: Civil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pp. 1–22.
[7] 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s，德语：Erwartungshorizont）是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豪斯（Hans Robert Jauss）的接受理论的一个基本术语。具体而言，它是一个人根据其所处历史时期特有的文化和惯例来理解和评价任何文本的结构。因此，这些视野在历史上是可变的，这意味着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和评价可能与上一代人不同。参见"Horizons of Expectatio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4th ed.）.
[8] 天职（vocation）与职业（profession）的区别：天职（vocation）更多的是基于个人的激情或召唤，而职业（profession）强调专业知识与培训。这出自于马克思·韦伯的Politics as a Vocation，其中的vocation并没有统一的翻译，有译为职业的，也有译为志业或天职的。考虑到这里强调的情感因素与区分度，此处译为天职。下文的两个“职业”原文均为career。
[9] 原文为The Hidden Tradition（1943），疑有误。文章应为The Jew as Pariah: A Hidden Tradition （1944） , 出自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6, No. 2 （Apr., 1944）, pp. 99-122. 参见https://www.jstor.org/stable/4464588.
[10] 工人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股政治思潮，它改变了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的体制内外的左派。《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是由“新左派”工会活动家创办的杂志，1961—1966年期间出版。它为1968年的学生抗议运动和1969年“火热之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工人与资本》被公认为工人主义最重要的作品。
[11] 指匈牙利十月事件。1956 年匈牙利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反抗共产党政府及苏联强制政策的起义。它始于 1956 年 10 月 23 日的一次学生示威，很快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支持者。革命持续了十二天，于1956年11月4日被苏联军队出动坦克镇压。参见：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Hungarian-Revolution-1956。
[12] 文化自由大会（CCF）是一个反共宣传团体，于1950年6月26日在西柏林的泰坦尼娅宫成立，旨在反驳自由民主的文化兼容性不如共产主义的观点。1962年，《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World Marxist Review）发表了恩斯特·亨利撰写的题为《谁资助了反共产主义？》（Ernst Henri, Who Financed Anti-Communism?）的文章，揭露了美国和福特基金会是其的秘密财政支持者。参见：https://military-history.fandom.com/wiki/Congress_for_Cultural_Freedom。
[13] 萨莫纳-萨维利出版社由朱塞佩·保罗·萨莫纳和朱利奥·萨维利于1963年在罗马创立，主要发表政治性质的论文，包括托洛茨基、列宁、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一些文章。马斯佩罗出版社利用新媒体在新一波第三世界主义和工人运动复兴中传播政治信息，并以激进方式促进出版和政治的结合。英国伦敦的沃索出版社以出版左翼思想家的作品著称，它的作者包括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阿尔杜塞、哈贝马斯、詹姆逊、本·安德森、齐泽克等。参见https://www.culturedeldissenso.com/en/savelli/ 和 https://viewpointmag.com/2015/05/27/francois-maspero-publisher-partisan/。
[14] 革命团体 "Lotta Continua"（LC，意为“持续斗争”）于 1969 年在都灵成立，与正值学生抗议活动和意大利南部大规模北移引发的劳工运动交织在一起。Potere Operaio（缩写为 Pot. Op.）是工人主义的议会外左翼最有代表性的团体，是以马里奥·特龙蒂（Mario Tronti, ”Classe Operaia”的创始人之一）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潮流。参见https://radicalhousingjournal.org/2021/lotta-continua-and-the-italian-housing-movement-in-the-1970s/ 和https://it.wikipedia.org/wiki/Potere_Operaio#:~:text=Potere%20Operaio%20%28abbreviato%20con%20la%20sigla%20Pot.Op.%29%20%C3%A8,pi%C3%B9%20rappresentativo%20di%20quegli%20anni%2C%20Operai%20e%20Capitale.
[15] 赤色旅（Red Brigades，意大利语：Brigate Rosse），意大利极左翼激进组织，20世纪70年代因绑架、谋杀和破坏而声名狼藉。该组织自称其目标是削弱意大利政府，为由“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起义铺平道路。参见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Red-Brigades。有关下文ERP绑架事件，参见https://www.infobae.com/en/2022/03/22/sallustros-ordeal-the-shocking-details-of-the-kidnapping-and-death-of-the-fiat-executive-in-the-hands-of-the-erp/。
[16] 这本书由丹尼尔·本赛德作序，参见：https://resistancebooks.org/product/memoirs-of-a-critical-commun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