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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莫斯科会议的纲领的革命性的批判
利维奥·迈坦（Livio Maitan）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个会议。显然，这个会议旨在阻止斯大林逝世以后和苏共二十大以后所出现的离心倾向，并制定一个代替斯大林时期的新的理论体系。I960年11 月的会议具有类似的目的：1959—1960年的争论，特别是苏联同中国之间的争论，确实使1957年重建起来的团结遭到了威胁。
要对这样一个富于变革的时期作出有效的概括性结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对于那些用经验主义的方法行事的人几乎是完成不了的。这些人冒着眼看他们由于形势所迫而勉强进行的一些建设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但是，在莫斯科完成了一件最不平凡的工作。这次会议，无论从代表团的数量，从它所付出的劳动的时间，从它的讨论的广度和尖锐程度，以及从它最后通过的文件所使用的语气来说，都远远地超过了1957年的会议。后来的各种评论，尤其是某些领导人的评论，都肯定了这次会议正式通过的文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1]
正像在会前几个月中苏的争论中那样，在莫斯科会议上也提出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全部或者几乎是全部重大问题，或者说得更广泛一点，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性阶段的各种重大问题。因此，对于会议所选中的解决办法，应当不仅仅看作是（或主要不是）过去的总结，而且应当从它给了国际反对资本主义阵线中的各个阶层在进行短期或长期的斗争时带来了前景这个角度加以评价。
我们要请读者们原谅，我们将大体上遵循前一篇文章的梗概来分析这些问题，虽则这未免有重复的毛病，但是，这种做法将便于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和平共处、战争和革命
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特别是决议的第一章，鲜明地反映了过去几年来的重大事件。因此，这种概括的估计比1957年的文件更为明确，尽管它还不如中国人过去几个月来在各种文章和演讲中常见的若干提法那样明确。事实上，不应忘记，尽管美帝国主义遭到很多失败，他们还有许多可怕的箭可以射出[2]。
同1957年比较，有一个着重点显然是不同的。美帝国主义被称为全世界的头号敌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等等）。而三年前仅限于说“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和“美国某些侵略集团”自从首脑会议失败以后，在这个有限时期内所出现的形势，对于使用某些激进的语句，特别是中国人所要求的那样，例如对艾森豪威尔的作用的争论，再也没有多少反对的意见了。
更有意义的是，这种论断的重要性已被一些正式的评论家们特别加以强调。
“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与世界大战相联系而产生的，而是在两个体系的竞赛和斗争中……而产生的。”
[3]
乍看起来，这种论断似乎是再明白不过的真理，是可以立即被接受的。但是，这种论断是同另一种论断相联系的。即：
“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事实，绝不意味着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一定要通过世界大战，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存在着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代。”（I960年莫斯科声明第五章）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争论的方式提出的前述论断，这种论断实质上否定了中国人提出的某些论点。虽然，提出战争是革命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样一种“理论”是荒谬的。但是不应忘记：第一，在上面引用的决议第一段（它同第二段是矛盾的）似乎认为，归根结底，战争所造成的变乱是产生帝国主义当前危机的根源，而这种变乱是从中国的革命开始的，这个革命是最近十五年来产生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基本因素；第二，问题是，不应满足于一般化的论述，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现阶段是否存在各种发展的趋势，因而战争和革命必然会交织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战争——革命的进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决议除了有它明显的正确方面以外，它的论断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归根到底，它掩盖了最近几年来所发生的，以突然的分裂、尖锐的冲突，几乎是从未间断过的各种局部战争，以及不断出现的全面战争的新的危险为标志的历史进程的真正革命内容。
因此，我们就接触到“共处”和到底战争是否不可避免的争论问题。
1957年会议实际上是重新提出了二十大的论点。新决议要解决的是更为广泛得多的问题，它不但要重申一般的看法，而且特别要解答自从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争论以后，尤其是中国人表明了立场以后，所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和保留意见。
我们已经看到，关于战争将会引起革命的论断已经遭到驳斥，中国人在许多演讲和文章中所表达的关于帝国主义本性并没有改变的中心思想再次遭到申斥（确实，怎能否定这样一个基本的真理呢？），但立即加上新的因素，因而这样说：尽管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但从今以后，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所周知，这种看法的主要论据是：世界上新的力量对比的出现，能够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者由于他们的制度的逻辑所驱使而发动的全面冲突。
由于中国没有直截了当地否定战争可以避免的论点和共处的论点，他们现在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装得若无其事。但是，他们却不能掩饰他们的退却。正如我们在前一篇文章所强调指出的，这种分歧主要是在：强调了某些论点而不是强调其他的论点；使用一种调子而不是使用另一种的调子。因此，完全用不着怀疑，八十一个党的文件——特别是在这一点上——基本上代表了赫鲁晓夫的看法而不是中国人的看法。
这种估计已进一步为其他各种因素所证实。因此，在关于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后果问题上，决议一方面重申“帝国主义国家如果发动战争，人民将会消灭资本主义，并把它埋葬掉”[4]但是，另一方面却特强调这样一场冲突所具有的灾难性，强调首要的任务是要通过斗争来避免这场冲突；并且没有对中国当场提出的任何论据作出让步[5]。同时，在关于裁军问题上，基本上也是苏联的看法，认为裁军是可能的看法比中国的看法占优势。中国的看法认为，归根到底，裁军运动不过是一种宣传的策略[6]。最后，还有一种讲法，根据这种讲法，为了要消灭战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完全胜利”不再是必要的了。这也就暗含地驳斥了中国人的论点：反动势力即使处于被孤立的境地，他们仍然不会降服。[7]
但是八十一个党会议不能忽视国际工人运动中提出的、反对共处理论的某些基本论点——这些基本论点已部分地反映在中国的观点中——的论战力量，以及，对共处的内容，特别是在有关否认共处的“调和”性质方面，作出一系列详细说明，如同某些共产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决议里所做的那样。
“和平共处的路线是动员群众开展积极行动反对和平敌人的路线。
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调和。相反，它要求工人级阶、所有共产党为争取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而加强斗争。”（1960年莫斯科声明第三章）
要制定一种公式，使它在纸面上能解决各种矛盾，调和对立的看法，往往是可能的。但是事物的实际发展如何，却尚待证明。因为，共处的思想，它本身可以成为陈旧的真理的一种说明，或者不过是一种可以随便充塞内容的空洞的辞藻，要不然，它本身就具有某种逻辑，这种逻辑以某种方式通过国内或国际的政治斗争具体表现出来。
现在，让我们先把宁愿通过和平而不愿通过新的大战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撇开不谈。这是一个无聊的，但又是经常不断地被提出来的问题，特别是在针对革命运动而发生争论的时候。[8]抽象地说，没有人竟会疯狂到“宁愿”用新的大战的道路来代替和平的道路。但是，让我们无数次重申，这不是一个表示愿望的问题，而是分析各种客观趋势，根据最有希望的前途予以决定的问题。从这一点看来，莫斯科会议坚持一般化的提法，提出折衷主义的办法，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作不同的解释（达成一致这是有必要的），总之，一面说战争是会爆发的，同时说帝国主义将会分崩离析而没有力量发动这样一次战争，可以说他们的这种说法是对的。[9]
但是，所缺乏的正是具体的分析，根据这样一种分析来确定 （用一般政治分析中所难于避免的那种大体上的准确性），在最近的将来，什么因素必然会占上风，因此，什么是最有希望的前景，而工人运动应为此作好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运动在上届大会通过的文件中采取了更为严肃的立场、而不满足于臆想出来的诡辩理论。尽管帝国主义遭到了削弱，尽管它在核导弹武器的某些方面处于劣势，但是它仍然具有必要的力量来挑起一次全面的冲突。由于它的制度本身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而使它遭到经常不断的压力而不得不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危机，从其总的趋向来说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冲突的危险特别加深。因为美国领袖们深知，时间对他们是不利的，作为一个统治阶级，他们绝不会不使用最后垂死挣扎的手段就甘心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和他的追随者们坚持列宁的共处原理，但是，除了少数引语以外，列宁某些看法的意义却被遗忘了。列宁的论点实质上并不像一些在不利的条件下参加革命战争的某些极端分子所看的那么简单化。它重申这个基本的真理，即不能从热战的角度来设想国际资产阶级同第一个工人国家之间的斗争，而会有不发生战争的“共处”时期，工人国家必须尽可能地利用这种“共处”的时期。
托洛茨基对共处持有类似的看法。[10]
显而易见，在八十一个党会议上并不是这样解释的，在这次会议所通过的文件中，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似乎把共处当作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总的概念。而这种概念有其本身内在的逻辑性及其相应的实际的含义。
这些含意之一是，如果战争甚至在不推翻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能避免的话，那么，反对战争的斗争就可以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甚至可以包括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在这里，我们就碰到斯大林主义政策和斯大林主义以后的官僚领导集团的政策之间的新传统矛盾的问题。同时，我们也碰到这两者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之间的最大分歧之一。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矛盾呢，因为要不是认真地争取同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结成联盟，就是要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前一种做法对不断发展的群众斗争不能不是严重的限制，经常为此付出代价，特别是在西欧的某些国家。后一种做法则会使拟议中的联盟不能为那些被争取参加这个联盟的人所接受。这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分歧之一，因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一直认为，要真正避免一次新的全面战争，其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即使不必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一系列有决定性的国家内这样做。
赫鲁晓夫在八十一个党代表会议以后所作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他对共处概念的最本质的看法，他说：
“苏联在同美国经济竞赛中的胜利，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胜利，将是历史上根本的转折点，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将发生更加革命化的影响。那时即使最怀疑的人也会明白：只有社会主义能为人的幸福生活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因而他们将做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选择。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赢得时间，是现在的主要任务。”
[11]
这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许不过是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明白地说出来罢了。自然，赫鲁晓夫对殖民地人民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是无知的。但是对他来说，这几十年来在同资本主义所进行的历史性的斗争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现在是将来也是苏联经济的发展，以及在“和平”竞赛中苏联的生产能力超过美国的生产能力。这个公式的逻辑的结论是：要尽可能争取同国际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合作，希望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合作并且接受对革命运动采取某些控制的必要性，只要这样做会被认为是有利于达到总的战略目标的话。[12]
中国人争论的目的，归根到底就在于反对这种战略的某些具体做法。但是，他们的弱点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声称在总的方面接受（共处）这个概念，但是，又不肯接受这个概念必然具有的含意。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有无视也没有低估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客观和主观意义上作为一个革命的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在集体主义制度的历史的潜在优越性变成经济上在一切方面占压倒优势以前，同时尽管社会主义建设的范例愈来愈具有吸引力，却仍然不是一个很充分的因素，就在这个时候，需要进行在世界范围内打倒资本主义的具有决定性的战斗。决定性的因素将是世界许多地区的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以及更先进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只有在上述的最后一种斗争取得胜利，而且还要取决于在国际资产阶级武装力量最优良的堡垒中所取得胜利的程度，才能确保不受核战争浩劫的悲惨的威胁。这种威胁今天仍然笼罩着那些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坚持这种主张，并为其具体实现而进行斗争。还有另一种理由，即世界各地革命斗争的开展将会调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无穷尽的力量，从而能把任何官僚主义的污垢从根铲掉。毫无疑问，基于同样的理由——从相反的利害观点考虑——官僚主义者“宁愿”并企图把“共处”的看法和概念强加于人，其实，这个概念绝不是阶级斗争“根本”的形式，它实质上只不过是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把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这旧理论作一种极端的引申。基于同样一些基本的理由，三十年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接受后一种理论，今天，他们也绝不接受前一种理论。
殖民地革命和“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
最近几年来的混乱现象，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混乱现象，以及中国对赫鲁晓夫路线某些方面所进行的批评，使得八十一个党的会议比1957年那次会议更加重视殖民地革命的问题。1957年的决议只是一些仓促提出的综合材料，而去年11月八十一个党的会议的决议中却有整整一章，不仅对这种形势作了概略的分析，而且还阐明了群众斗争的前景和各个共产党的行动。[13]
我们自然可以同意会议文件中的一系列论述。除了本章开头部分的概括性总论外，我们也不否认，“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说来，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同样，文件比过去更及时地谴责了现代殖民主义；现代殖民主义是老殖民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用以使已经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仍旧处于它们的剥削和霸权之下的工具。[14]
但是，一当文件提出现阶段殖民地革命动力的问题及其发展的趋向与前途时，分歧就变得明显了。
在对现代殖民主义所进行的谴责中，认为帝国主义者在力图 “收买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这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腐朽的退化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现象。虽然，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在力求以“积极的中立主义”来保障自己，但另一些人却预见到一种同宗主国的有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新形式，可以作为巩固那条反抗群众运动的压力的阵线的办法，哪怕这种巩固只是暂时的。
如果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决议起草人在语言上的疏忽，那就错了；实际上，它已经是根据下述分析而提出的总路线的一个反映，这种分析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积极作用，认为它即使在现阶段也是一种领导力量。
是的，文件宣称民族阵线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它还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这种观点。但是，尽管文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它之所以提出上述观点，显然是前几个月那许许多多争论的结果，而其目的则是，再一次为各种各样的解释及今后在中途可能提出的改变大开方便之门——它却肯定了“一切爱国民族力量的伟大作用”（其中包括资产阶级，至少是包括它的某些阶层），肯定了资产阶级仍然能够具有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这种进步性。[15]
关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所进行的革命的性质，文件称之为“民族的、反帝的、民主革命”以及“反帝、反封建革命”；资产阶级仍然具有领导作用的这种可能性便从这里产生了。然而首先一个关键问题恰恰就是：从民族资产阶级的结构、成分及其社会经济关系来看，民族资产阶级亦或它的某些阶层，难道能够始终一贯地进行文件本身所说的那种包括根本的土地改革和“清除帝国主义统治的经济根源”等等在内的革命吗？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上述弱点，但八十一个党的会议仍然承认这种可能性，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视之为一种抽象的、与现实不符的公式。从尼赫鲁的印度到纳赛尔的埃及，还有伊拉克，即使不把巴西或委内瑞拉计算在内的话，经验迄今已有了很多，而且重要。在帝国主义极端脆弱的国际形势下，虽然某些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能够在争取形式上的政治独立和实行某些重要的反帝措施的斗争中站在前列，但革命的进程却半途而废（就算还没有公开地倒退），这正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真正能够解决诸如土地改革、工业化以及消灭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等等重要任务。
八十一个党会议并没有能够完全漠视从那些经验中作出的判断，事实上，在决议中的确有这样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归根到底是决议中主要的新东西。他们承认，取得独立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褪倾向于同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妥协”，而“人民群众确信，消灭长期落后状态和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最好道路，就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此后，这种趋势又将向着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式发展并在什么力量的领导下发展呢？
他们的回答是，“在现代的历史情况下，正在形成有利于在许多国家中建立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也就是说，这种国家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军事集团，反对现代殖民主义，争取进行土地改革和保证“人民有广泛的权利和民主自由”。
于是，这里我们就面临一种新的生命，一种社会政治形式，它既不属于资本主义类型，又不——或者还没有——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类型。关于领导力量，文件谈得就更模糊不清了。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资产阶级堕落的倾向受到了谴责，并谈到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绝对重要的作用”（？）而上述资产阶级或它的某些阶层所能继续起的作用却一点也没有被明显地排斥，对无产阶级领导的需要也未清楚地指出。古巴的情况将有助于表明，在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的斗争中，丝毫也不排斥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16]
回避这个真正的重大问题，便足以暴露八十一个党会议这一“发现”的本质。没有做丝毫的努力来表明，争取实现“民族民主”的可能性来自非洲或拉丁美洲社会的客观趋向；[17]他们只限于提出目标和制定公式，而这种公式的错误性质就不言而喻了。虽然事实上可能产生一段非常短暂的过渡时期——如果不是以星期或日来计算的话，最多也不过以月来计算，——在这期间，国家的社会性质还未固定下来，那里存在这样一种发展，即它既不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而又未变为集体化的或社会主义的。[18]一个相反的假设事实上可能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的根本标准加以修正，不仅如此，它将必然地同现实相矛盾。
这一事实已经提到过了，即已获得独立而无产阶级领导尚未建立起来的国家，已经不能解决那些对于它们的解放与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当然更谈不上已经踏上“非资本主义型式”的道路了。不用回顾越南与朝鲜的情况了，新近的，大家议论纷纷的古巴的例子，就已从相反的观点，用有力的论据，驳斥了八十一个党会议的那套站不住脚的理论。
很自然，决议热烈地为古巴欢呼，但几乎是奇怪地回避了卡斯特罗式革命——它被说成一次“完全是人民的”革命——的特点问题：这些共产党的“贤人”们真的没有怎么动脑筋![19]但是，姑且不谈那种转移人们视线的宣传，如果真有亠个国家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的典范的话，那就是古巴。在古巴，卡斯特罗领导集团“为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不断地进行斗争”，实行土地改革，清除帝国主义统治的根基。我们立刻同意，在古巴我们面临着“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但它是什么呢？ ——也许不是合乎八十一个党会议的公式的那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是一种历史性的新形式？我们运动的领导为去年十月那些决定性的措施所直接作的清楚的回答是：——至今，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各种倾向也以或多或少的正确性作出了这一回答，尽管是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在古巴，不仅是帝国主义的统治，就连统治阶级的霸权也一起被推翻了，集体主义式的关系已经确立了。换言之，古巴的革命已不间断地由反帝的民主革命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建成了已经开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国家。[20]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他们是企图以可笑的遁辞来完全掩盖古巴的真实情况，并费尽心思去构思出一条公式来挽回自己的面子。[21]这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学的观点的正确性的问题，这里关系到战略路线和总的看法问题。
像拉丁美洲所有的共产党一样，古巴人民社会党一直不断地重复着一种令人作呕的说法，说什么这种革命不应该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应该是“民族的、土地解放的、爱国和民主的，并且是反帝和反封建的革命”；还说什么有必要同“关心解决这种革命任务的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工作”。[22]这条路线已经证明是破产了的，这里无需再加以说明：卡斯特罗派的领导已经远远超过了罗加和他的同志们的目标，幸好当时在山里搞革命运动时他们不是处于领导地位，否则古巴将仍然处于巴蒂斯塔的统治下，或者按最好的设想，代替他的也不过是弗朗迪西或贝坦科尔特之流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理论方面，卡斯特罗向《团结报》的记者发表谈话时，已经宣布了在整个拉丁美洲要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这种理论的死亡[23]。
因此，八十一个党会议的文件提出的程序，已为在发展中的崭新的革命所有力地粉碎了，它忽略了对正处于沸腾状态的非洲大陆的真正特殊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从这里可能出现不亚于在拉丁美洲所显露出来的那种崭新的发展——并顽固地坚持它的陈旧的机会主义的主张，或者逃避在殖民地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性质问题上采取明确的立场，继续无视在新阶段中把这一革命不断地发展，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一关键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都包含着深刻的逻辑性：这恰恰就是赫鲁晓夫提出问题的一般方法的逻辑所在，是他关于“共处”和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逻辑。
如果将赫鲁晓夫路线——这一文章已经谈过这一路线——作为基点，从逻辑上随之而来的将是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和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之流进行合作——这种合作不只限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而且要扩展到各共产党的政策上。这是一条陈旧的路线，在古巴，这一路线没有妨碍革命取得胜利，这是因为布拉斯·罗加的党在革命中只是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一路线已经在伊拉克和印度尼西亚造成了损害，它过去妨碍了，目前仍然妨碍着像印度和阿根廷这些国家群众运动的不断成熟。尽管对这一条路线作了本文所提到的一些修正和保留，它仍然作为制定八十一个党会议的文件的根据，唯一比较新的东西——“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也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想法而已，从最好的方面设想，它可能作为一种宣传手段，但归根结底下，它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出现的“进步的民主”，或者是欧洲中部某些共产党所设想要建立的，将促进进步的民主并对垄断资本加以控制的国家。以一提法和其它提法的最基本的东西都具备着相同的概念、相同的总的观点。
先进资本主义的旧矛盾和新矛盾
八十一个党会议的文件在分析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形势和解决所谓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时，比起1957年会议的文件，并没有显著的修改或补充。
正如那一次的分析一样，这次的分析仍然是一般化，和经常使用宣传的口吻，虽然不断地重复那些昭然若揭的真理，但却远未能使人能够掌握住某些现象中的带有本质性的具体因素。至少，一些参加莫斯科会议的党，在过去数年中已经根据相同的论证制定出远为透彻的文件[24]。
我们可以列举一些例子。在第一章中，为了企图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势完全加以否定，并将之描绘成一幅几乎是灾难性的图画，因而不光强调了真正显示这一制度的将要崩溃的一些现象，而且像下面的表述也加了进去：
尽管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有一定的增长，但是，资本主义的矛盾无论在本国或国际范围内，都在不断地尖锐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质日益加深。
我们可以同意：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的矛盾正在尖锐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不可能合理化的，我们上一届的代表大会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必须对这些年来的一切现象，特别是对那些相对地说是新的现象进行分析（这些现象甚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感到惊异），并必须准确地指出他们的特定的局限性和特定的矛盾。当由于殖民主义的崩溃和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危机而被大大削弱了的西欧出现了生产扩展的阶段，生产经常以不断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时，只提出“在某些国家”，“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有一定的增长”，并匆忙地加上“却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不断的尖锐化这一事实”，“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质日益加深”，这倒是逃避事实的轻而易举的办法。这样的论断已被降低到像宣读口头禅一样，这简直是将战后时期最“崭新的”现象（再说一遍，这也是最令人惊异的现象）轻轻放过，而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
文件的其它一些章节提到了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一可资讨论的问题：
在个别国家中，工人阶级只是依靠顽强的斗争才使自己的一些切身要求得到满足，而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生活水平依然低于战前水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某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经济不发达的、群众生活特贫困的地区，这样的地区甚至还在扩大。（第一章）
并继续说：
对工人的剥削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贫困化的进程正在加剧……。
这里也存在着将甚么东西都塞进同一个口袋的倾向，一方面给人以正在趋向贫困化的倾向，但是却不对这一趋势加以明确的断定，并小心翼翼地不提出一些具体例子，不说出正在发生上述现象的是哪些国家或者是哪一种类型的国家[25]。
但是，竟然想出这样一种解决的办法，它一方面参考了苏联经济学文件的传统的分析方法[26]，另一方面允许多列士和法国总工会继续持有他们关于贫困化的理论而不致发生矛盾，并且允许陶里亚蒂和意大利总工会反对他们。
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形势的特点过分简单化和不加批判地沉迷于关于群众贫困化的某些公式，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比乍看起来更为严重。因为，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并不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当中，引起崩溃的最富于爆炸性的因素依然是群众的匮乏和贫困。这样，在最近这些年头特别是在某些西欧国家中（例如意大利和比利时）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趋势，是一种阶级冲突再次加剧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是产生于和过去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出现当前的运动不是由于贫困，而是由于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特定的矛盾、由于“繁荣”和正在不断扩展的新的需要（这似乎只是同不断发展的技术有关）以及由于劳动者要求冲破阶级异己的锁链，并成为生产过程中自觉的因素，这种日益增长的愿望——但文件却完全忽略了这一趋势。当然，关于这一趋势将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只是在现在才具体化起来），以及关于它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节奏，是有些东西可以讨论的；但是一个忽略了这一趋势的文件，对了解工人运动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必须以之作为行动依据的条件，与其说是一个帮助，毋宁说是一个障碍。
关于共产党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西欧的战略路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道路等问题，八十一个党会议的文件只是再次重复了 1957年的提法。主要的着重点是放在反对垄断资本和争取更进步的民主的斗争上，这一方面，个别党的代表大会和欧洲党的代表大会已经细作了规定。尽管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正在加剧，而工人国家所显露出来的吸引力正日益扩大——文件对于所有这些明显的因素并不是没有觉察到——而共产党的领袖还没有将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的任务向工人阶级提出来。他们的战略目标仍然是争取一种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垄断资本的权力将被打倒——通过对主要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和民主化——但资本主义的政权却保留下来。关于说明所有这一切怎样才能实现这一艰巨的任务，让陶里亚蒂之流的精明的策略家来担当吧！让他来说明如何在不用破坏现政权结构的情况下，亦即是不用推翻整个资产阶级，不用建立起无产阶级作为当政的阶级，就可以对现政权的主要神经中枢施加打击。[27]
我们不会坚持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问题：决议原原本本地重复了 1957年的理论，这是二十大所制定出来的理论的忠实的回声，我们的运动已经反复地批判了这种理论。在这里，我们只要提一下如下的事情就够了：当世界上已经谈论到各种情况，并发生了各种事件时，决议仍然停留在一般化的阶段上，它没有试图提出一些有助于指导实际斗争所必需的假设或者事例。一些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党，如意大利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却对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采取了同样的观点这一事实本身，就应该使人看到采纳这种观点的真正根源，而就连那些最热衷于议会道路的人也必须承认，法国的戴高乐主义正是对他们的理论的一种否定，并且，不应该将这种经验不声不响地放过去。
显然，如果对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则决不会只是对它进行一些诡辩就草草了事，而是应该对所提出的各种假设给予一种更加正确的回答。特别是关于行动的目的问题，并不在于去猜想资产阶级究竟接不接受民主方法这种不测事件，而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和客观的趋势，作出它可能选择这条或那条道路的预测。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毋庸置疑，第二条道路远远背离了更加可能出现的前景，应该依据这种前景来制定切实的方针；各国共产党虽然抽象地提出了不排斥实行革命的摧毁这种设想，但却根据一种“和平的”“民主的”和“议会的”道路来进行指导，实质上，这就是一种从内部实行转变、用旧的形式来套新的内容的做法。[28]
不用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其他支持他们批评议会道路的人已经完全退却了；文件的这一部分没有反映出去年的争论。[29]
第五章也谈到了工会团结和克服工人队伍中的政治分裂的问题。工会团结，尤其是在某些国家内（如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无疑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同时，无产阶级政治上的团结也可能出现一种明显的进展。但是，在若干典型的西欧国家（首先是英国和德国，也包括各个小国）内，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组织上分裂的问题，——实际上，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追随一个单独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经常处于绝对的优势。这种情况继续发生的原因何在呢？采取什么途径、通过什么样的中间阶段以及运用什么策略手段，才有可能扭转这种形势，从而使新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领导能够占上风呢？这便是已提出的若干真正的问题；除了一般地号召团结——尽管这种作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之外，还必须就这些问题提出答案。
但是，在八十一个党的决议中却找不出这样的答案来。
领导国和领导党不存在了吗？
甚至关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和胜利”那一章，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值得重视的东西，这一章又一次谈到了苏联及其他工人国家的性质的当前特征；在1957年已经谈过的关于工人国家之间具有平等地位的滥调；以及显示经济发展的老一套征象。有重大意义的是提到了“国际分工制度不断趋于完善”，这是符合当前的新阶段的，因为各成员国之间已经处于一种新的关系之中。显然，现在各方面的事情比1957年时大大的发展了，而1957年时所用的公式只能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除此之外，文件几乎没有明显地反映出近年来在苏联、中国及人民民主国家中已经提出和还在继续提出的那些争论得最厉害而实际上也是最迫切的问题。应该对农业问题、集体化的方式、速度以及如何刺激增加生产等问题加以考虑。文件提到了——但是，这不完全是谈农业方面的问题——“关于物质利益的列宁主义原则”（为了避免任何困难，在同一节中，紧接着又提出“要尽量加强精神刺激”），也有一小段谈到了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农民自愿从小私有财产过渡到大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农庄”。而对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那些显著的分歧，对于中国公社的巨大的和议论纷纷的试验所产生的无数困难和矛盾，以及对于在会后数个星期就在苏联明显地出现的危急局势，决议也只字不提。
但是，显得更空泛的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内在辩证关系，在文件中几乎是完全消失了，而在1956—57 年间这种关系曾经以指责和争论的明显的形式表露出来。只是在两三个地方暗中提到斯大林主义时期出现了退化现象，并暗示已经达到了消除这种现象的目标。“人民内部矛盾”似乎已被忘记了。[30]
更重要的是谈到有关反资本主义的战斗队伍的内部关系，有关各个工人国家之间和各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那些段落。文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的强调远远超过了 1957年，并且指出了殖民地革命的发展的特殊作用。同时，任何有关使人相信领导国家这种理论的表现都被仔细地消除了，虽然苏联和苏共的先锋作用仍然得到了承认。[31]
赫鲁晓夫特别坚持这一点，并且认为不可能“由任何一个中心来领导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因此，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们并不打算恢复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共产国际——或者是声名狼藉的共产党情报局——的那种组织形式。但是，文件却清楚地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以举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来作为商讨问题和互相启发的一种正当的形式；并且，要建立起对所有与会党都具有约束力的纪律原则。[32]
我们当然不会赞成重新建立列宁主义式的共产国际。而更糟糕的是，从会议的筹备阶段、到会议的进程、以及会后公布消息的做法，都清楚地表明他们仍然打算采用的老办法。根本的问题和重大的分歧只是在“上层”进行讨论，不仅不征求下层党员的意见，甚至还不老实地告诉他们各种不同的观点，而只是要他们接受既定事实的结论。[33]这完全照搬那些最正规的官僚主义传统。
同时，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猛烈攻击以及这种攻击所采用的形式，足以表明出席会议的那些官僚主义分子所关心的是什么以及他们所抱的是什么目的的另一个迹象。像过去一样，不在这里提出有充分理由的批评，也不对南斯拉夫联盟的真正主张进行考察：他们光是一味地戴帽子和贴标签，甚至采用了含糊的带威胁性的词句。而八十一个党中有些党一回国，就赶忙变本加厉地散布纯粹是斯大林主义式诡辩权术。[34]
第四国际并没有掩饰它认为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内外政策所应当进行的批评。但是，八十一个党却着重谴责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当中最正确的事情：谴责他们坚决地维护某些让工人参加工厂管理的试验，谴责他们在最近的纲领中所提出的对过渡阶段的矛盾所作的某些大胆的分析。正是因为这班官僚主义分子企图把某些非常重要的论断继续当作清规戒律，所以他们甚至不愿讨论这个纲领，而宁愿莫名其妙地中伤它，或者用一大堆诡辩的名词把它埋葬掉。[35]
文件也对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比较一般的批评。但是，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新东西。这些都是目前一再重复的那套老公式，而且所开的药方是：如果每个领导都宣布自己忠实于代表会议的那些理论，那么，它就始终能够使运动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
暂时的解决办法
在八十一个党举行代表会议以前，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争论。 从若干与会者的报告和正式文件本身所承认的某些事情可以看出，这次会议出现了激烈的和长时间讨论的场面。[36]
几乎在一切根本的问题上都出现了不同的主张，而“中国的”路线尽管显然居于少数，但也得到若干代表团的支持。[37]
但是到最后，不仅决议被一致通过，而且这种努力成功了：使各个党在随后几个月里采取更加一致的态度，而不要时而产生刺耳的分歧和暴露前一个时期的那些争论。在某些问题上，显然进行了妥协；在另一些问题上，解决的办法包括采取或重复有充分伸缩性的公式；而在其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实行了退却（或者暂时接受了多数人所制定的纪律）。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在阐明会议的结果和运用文件的方针当中，有不同的侧重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采取截然相反的立场，比如说说，前者是斯大林式的保守主义的第一个前哨，而后者目前却成为赫鲁晓夫主义的先锋。[38]
中国人方面已不再采取1959年和1960年时那种好辩的态度了，而强调已经恢复了的团结、尤其是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团结；他们不再提出自己在共处问题上所抱的保留态度，并且避免提到领导国。[39]甚至对某些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批评，就算没有完全取消，也是大大地减弱了：的确，自从中国人同印尼达成协议以来，现在一直同苏加诺保持着一种新的好关系。[40]
但是，尽管如此，分歧并未消除。他们除了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进行宗派主义的议论之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仅次于阿尔巴尼亚人），毫无疑问，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斗争的贡献，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有更高的评价。分歧几乎经常表现在着重点的不同上，而不是表现在立场的截然不同，但是，只要读一读有关的文章、发言稿和文件，事情就明白了。
在会后这段时间中，对世界局势的估计，存在不同的看法更加明显了。中国人对国际力量的对比进行了更加乐观的判断，而今年春天所发生的那些事件——从加加林的飞行到对古巴所进行的可耻的讨伐——自然使他们更加强这种看法。[41]这种分析的实际含义是清楚的：中国人认为了苏联及其他工人国家应当利用这种比较有利的条件，在若干关键性问题上以更大的勇气行事。[42]但是，又一次在对美国领导集团的看法上，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分歧：中国人对肯尼迪从来不抱松懈或“等待”的态度，他们目前直截了当地把肯尼迪描写得比艾森豪威尔还要坏。[43]
但是，不会由于出现了这种新的分歧，八十一个党为团结所作的努力就注定不会持久。局部的分歧可能因时局而变得尖锐或消失，而折衷的方案则会助长阴谋活动和宣传性的捏造。更重要的是如下事实：莫斯科决议对于我们目前经历的这个历史时期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丝毫未提出答案，而实质上是在逃避或者歪曲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需要加以切实的解决，而不论可能采取什么方案或策略手段，它们都会不断地一再抬头。八十一个党的团结迟早终会因各种事件而遭到破坏和分裂，分歧必然会再度出现。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61年春、夏季合刊）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11月出版
[1] 赫鲁晓夫在他对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说这是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宝库，这个决议……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
[2] 赫鲁晓夫在对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坚持这一现点：“帝国主义仍然拥有可由它支配的巨大实力，仍然握有强大的军事机器”。
[3] 这一段及下一段引文均译自1960年12月6日《团结报》意大利文版。
[4] 无论如何，这种讲法（第三章）看来是突然加上去的，并且是用假定的提法，而且并不怎样坚持，这样做必定是为了避免摔“修正主义的”跤。
[5] 参看利维奥·迈坦：《中苏争论反映出来的我们时代的问题和前景》（1960年 《第四国际》秋季号，第11 -20页）一文中的看法。
[6] 参看，比如，1960年6月7日的声明。从报告的内容看来，赫鲁晓夫坚持实现裁军的可能性（同上，第12页）。
[7] 参看中国共产党《红旗》杂志，1960年4月号中的一篇文章。
[8] 参看反对托洛茨基同我们的运动的论战（1960年秋季号《第四国际》第18页 及脚注25）中有引文；并参看《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0年10月第10期雷曼在社论中的老式斯大林主义的攻击。
[9] 参看我们在I960—1961年冬季号刊登的文件。
[10] 在1922年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谈到“一段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共处和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事务性的合作”。（参看伊萨克，多依歇：《没有武装的预言》，第31页）
[11] 参看《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61年1月第1期。
[12] 赫鲁晓夫路线的根本意义，已刊登在1960年秋《第四国际》内上述文章中。
[13] 参看1957年决议第1章及1960年决议第4章。
[14] 在文件的其他部分，基本调子却是宣传性的，而有时候甚至是煽动性的。
[15] 决议把“殖民地和附属国”同已“从殖民枷锁下获得解放”的国家加以区分，而明显地限制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第二范畴内可能发挥的作用。
[16] 我们自然是指布拉斯・罗加及其同事在I960年夏代表大会上的解释。
[17] 关于文件有意含糊其辞与躲躲闪闪的特点，从下述事实可以找到新的例证，即“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之假说只是以“许多国家”的名义提出，而没有加以任何具体的说明，甚至连一个例子也没有举出来。
[18] 参看在弗拉霍维奇关于八十一个党的会议的报告中，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对“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这一公式所作的大体上正确的批评。（《倒退一步》，南斯拉夫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1年第71-72页）
[19] 在上述报告中，赫鲁晓夫没有怎么特别提到“人民”取得了政权。（决议第13页）
[20] 参看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古巴情况的决议，《第四国际» 1960—1961年冬季号，第48-50页，及本期有关文章。
[21] 在莫斯科，关于古巴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消息是被尽可能的掩盖起来。事后为了辩解，就拉出了一些公式，在这方面，作为一个例子，可参阅5月3日《团结报》的社论和后来埃斯卡兰特在5月间较晚一些时候在《团结报》上所发表的一些声明。
显然，自此之后，布拉斯-罗加谈到了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很可能，经过数月的推迟，面对着一些无法找到遁辞的事实，共产党正在准备来一个转变。
[22] 这是布拉斯·罗加在去年夏天人民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理论。让我们再提另一件事情，也是在去年夏天，人民社会党和7月26日运动的右翼的官僚分子攻击参加哈瓦那青年大会的第四国际拉丁美洲部分的代表是“挑衅者”，“罪名”是他们提出了反帝和反资本主义的方案，这些方案在几个月后被卡斯特罗执行了。
[23] 见1961年2月1日《团结报》。
[24] 例如，意大利共产党的某些文件就是这样。在草拟这一文件（指八十一个党会议的文件。——译者）的这部分时，曾经受到了意共这些文件的影响。
[25] 文件所述的先进国家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指那些国家并不都是明确的。
[26] 在苏联，绝对贫困化的理论很流行，见1954年底出版的《经济手册》。
[27] 这样的公式本质上是机会主义的，但如果根据列宁主义的方法作为一种过渡的形式来想象，它还被当为是有意义的东西。这样的解释已经被明确地加以排斥。根据提出这一路线的人的意图，“进步的民主”的阶段，被想象为可以客现地出现的。
[28] 在上回提到的报告中，赫鲁晓夫谈到了“拿议会的形式来为人民服务，并将新的内容灌输到这一形式中”。（同上，第16页）显而易见，这是要抛抛弃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谈到的必须完全摧毁旧的形式，并建立起新的，一种在历史上崭新的形式的列宁主义的现点。
[29] 隆哥在他向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吿中谈到了一些共产党的代表对和平道路的观点采取保留的态度，他们说明，由于在他们的国家中，目前（原文如此）不存在任何民主生活方式，因此对和平道路的观点“难于理解”（见1960年12月19 日《团结报》）。
[30] 文件中关于“不论建立何种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声明原文此处有“永远”两字。——译者）意味着扩大民主”这种说法至少是过于马虎了，特别是在1956年已经对此谴责过。
[31] 1957年的决议仍然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上，第182页），但是最近的决议——对苏联采取了更为一般化的提法，（如“最强大的堡垒”等等）——只说苏联共产党“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先锋队”。似乎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提出来的修改，据了解，好像中国对此提出了非议，坚持要用过去的提法。
[32] 赫鲁晓夫认为必须特别强调最后一章中的这一部分：“每一个党的全部活动都必须严谨地和忠实地符合于会议的各种决议。”（同上，第19页）
[33] 他们花很大的力气企图否认资产阶级报纸所发表的意见分歧，会议参加者之一，意大利的阿利卡塔激烈反对那些可能需要“带有毁谤性议论”的人。（1960年12月 《再生》杂志第12期第932页），我们所要的不是带有毁谤性的议论，而只是要文件的抄本和发言等等，就是说要忠实的公正的消息。与此相反，他们却小心翼翼地限制这些东西的发表，例如，就连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也不让发表。
[34] 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所使用的辞句比较起来，八十一个党的决议的措辞是十分温和的。而且，中国人在莫斯科会议前后都曾经猛烈地掀起反南斯拉夫运动，因此，亳无疑问，他们在起草决议的这个部分时施加了影响。奇怪的是，与此相反，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中甚至没有提到南斯拉夫人。隆哥在他向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匆匆地提了一下这个问题，他提醒说，谴责并不排斥“聚会、会见和联合行动”。
[35] 特别是在已经提到的弗拉霍维奇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南斯拉夫对决议的答复。有些批评是一针见血的，例如，对他们采取秘密外交的方法来讨论工人运动中的问题所进行的批评，对逃避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问题所进行的批评，以及对决议的性质所进行的批评；当然，除了谴责他们对南斯拉夫联盟的态度而外，还允许对决议进行各种不同的解释。在战争、共处等国际问题上，众所周知的南斯拉夫观点又被重提了；这种观点是和我们运动的现点根本不同的。
[36] 例如，可以参看已经提到的隆哥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以及法国共产党领袖们所提供的各种材料（他们提到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对法共的攻击，等等）。我们注意到，12月1日的公报谈到“各自的意见和主张”，同时，决议的最末一句指出，“各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团结，是联合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的最重要的条件” 等等。
[37] 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澳大利亚也支持中国人，而印尼人在世界工联北京理事会上所表现的亲华立场也是众所周知的。日本人、印度支那人和朝鲜人（以及中美洲的若干共产党）对中国人也颇有好感。
[38] 陶里亚蒂在1961年4月第四期《再生》杂志第361页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地批评了阿尔巴尼亚领导集团所采取的方法。
[39] “以苏联为首”这种惯用的辞句已经完全见不到了。
[40] 这就证实了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某些立场的经验主义和随机应变的本性。（但另一方面，在同尼赫鲁的关系问题上的争论仍然继续存在。）
[41] 《人民日报》在五一节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帝国主义阵营“奄奄一息”。
[42] 根据英国的报刊透露，对于目前时代的描述似乎是会上争论的主题之一，中国人赞成这样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包括目前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期”这样一种观点，而苏联人却喜欢目前流行的那种观点（参看决议第一章）。从赫鲁晓夫对决议中的那个定义加以强调这一点，就可以间接地证实这种争论；那个定义虽然也很平凡，但是它在反对另外一个不同的定义中却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参看决议第三页）。
[43] 在这里，成问题的是毛泽东在4月28日所发表的讲话，从那以后，中国报刊便经常重复这番话（例如，可以参看《人民日报》所载的上述文章，以及该报所载的另一篇文章［1961年5月9日新华社电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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