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的控制形式

　　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一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现象，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的确，以社会必要的但痛苦的操作机械化来压抑个性，以更有效更多产的公司来集中个人企业，调节装备上不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剥夺掉那些妨碍国际资源组织的特权和民族主权，这可能再合理不过了。这种技术秩序还涉及到一种政治和思想的协调，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然而前途可观的发展。

　　那些在工业社会初始和早期阶段作为生死攸关的因素和根源的权利和自由，屈从于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它们正在丧失它们传统的存在理由和内容。思想、言论和良心的自由——正象它们所助长和保护的自由企业一样——曾在本质上是批判的观念，旨在用一种更丰富更合理的文化来取代一种过时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这些权利和自由一旦被制度化，就开始分担它们已作为其一个内在部分的社会的命运。结果取消了前提。

　　就自由来自要求而言，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正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而那些依附于生产力较低的状态的自由，正丧失它们以前的内容。思想的独立、自主和政治反对权，在一个日渐能通过组织需要的满足方式来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里，正被剥夺它们基本的批判功能。这样的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人们接受它的原则和政策，并把对立降低到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讨论和赞助可供选择的政策上。在这方面，是靠独裁主义体系还是靠非独裁主义体系来日益满足需求，这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在生活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任何同这一体系背道而驰，在社会上都是无用的，特别是当它造成有形的经济和政治的劣势并威胁着整体的平稳运行时，更是如此。的确，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应通过个人自由的竞争共存来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

　　企业的自由经营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福祉。作为不工作便挨饿的自由，它对绝大多数人意味着艰辛、无保障和畏惧。假如个人不再被迫在市场上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就会是文明的一个最大的成就。机械化和标准化的技术过程可以使个人的能量释放到一个超出必然性的未知的自由王国中。人类生存的结构将会被改变；个人将会从把异己的需要和异己的可能性强加于他的那个工作世界中解放出来。个人将会对他自己的生活自由地行使自主权。如果能把生产机制组织和引导得满足根本需要的话，那么它的控制力可以很好地集中起来；这种控制力将不会妨碍个人的自主权，而是使得这个自主权成为可能。

　　这是发达工业文明的力所能及的一个目标，技术合理性的“目的”。然而，在事实上，相反的趋势在起作用：设备把它的防御和扩张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于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强加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凭借它组织自己的技术基础的方式，当代社会倾向于成为极权主义的。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主义的政治协调，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主义的经济一技术协调，这种协调靠既得利益来操纵需求。因此，它就排除了一个反对整体的有效的反对派的出现。不仅特定的政府或政党形式有助于极权主义，而且特定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也有助于极权主义，这种体系可以同政党、报纸、“抗衡力量”等等的“多元化”和睦相容。

　　今天，政治权力表现在它对机械过程、对设备的技术组织的权力上。已发达的和正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开发适合工业文明的技术的、科学的和机械的生产力时，它才能维持和保护自身。而且这种生产力使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凌驾于任何特殊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上。机器的物质的（只是物质的？）力量超过了个人的力量和任何特殊的个人集团的力量，这一残酷的事实在任何其基本组织是机械过程的组织的社会里，使机器成了最有效的政治手段。但这一政治趋向是可以倒转的；本质上，机器的力量只是人的储备起来并投射出来的力量。就劳动世界被当作一架机器并因而被机械化而言，它成了人的新的自由的潜在基础。

　　当代工业文明证明自己已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即不能再用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思想自由来恰当地定义“自由社会”，这并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已经没有意义，而是因为它们太有意义，以致不能限定在传统的形式中。相应于社会的新的能力，需要有新的实现方式。

　　这些新的方式只能用否定性术语来揭示，因为它们正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方式的否定。因此，经济自由将意味着摆脱经济——摆脱经济力量和关系的控制，摆脱日常的生存斗争，摆脱谋生状况。政治自由将意味着个人从他们无力控制的政治中解放出来。

　　同样，思想自由将意味着恢复现在被大众传播和灌输手段所同化的个人思想，清除“舆论”，连同它的制造者。对这些命题的非现实主义的表达，代表的不是它们的空想特点，而是那些阻止它们实现的势力。最有效而且最持久的反自由斗争的形式，恰恰镶嵌在那些使过时的生存斗争长期存在下去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中。

　　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性，总是被预先决定的。获得或放弃、享受或破坏、捆有或拒绝某种东西的能力，是否被当作一种需求，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认为它是值得向往的和必要的。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的需求是历史的需求，而且就社会需要压抑个人的发展而言，个人的需求本身和满足需求的要求服从于凌驾一切的批判水准。

　　我们可以区别开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虚假的”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这些需求的满足也许对个人是最满意的，但如果这种幸福被用来阻止发展那种鉴别整体的疾病并把握治愈这种疾病的机会的能力（他的和别人的）的话，就不是一种应维持和保护的事情。那么，结果将是不幸中的幸福感。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

　　这些需求具有一种社会的内容和功能，这种内容和功能是由个人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决定的；这些需求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他治的）。不管这些需求可以多么完全地成为个人本身的需求，并被他的生存条件所再生和增强，不管他同这些需求多么一致并在这些需求的满足中找到自我，这些需求仍将是它们一开始的样子——一个靠统治利益来实行压制政策的社会的产物。

　　压制性需求的盛行是一个在无知和失败气氛中被认可的既成事实，但这一事实从幸福的个人以及一切以其不幸为代价来满足需求的人的利益来看，则是不应有的。唯一绝对要求满足的需求是必不可少的需求——在可达到的文化水平上的营养、衣着、住房。这些需求的满足是实现一切需求，高尚的需求和低下的需求的先决条件。

　　对任何意识和道德心来说，对任何拒不承认盛行的社会利益是思想和行为的至上法律的经验来说，既定的需求和满足的领域是一个可怀疑的事实——按真实和虚假之思想方式来怀疑。这些思想方式完全是历史的，它们的客观性是历史的。在既定条件下对需求及其满足的判断，牵涉到先验性标准——这些标准涉及到在最理想地使用人类可得到的物质和精神资源条件下个人、所有个人最理想的发展。这些资源是可计算的。就普遍满足必不可少的需求并进一步不断减轻困苦和贫穷是普遍有效的标准而言，“真实”和“虚假”标示着客观条件。但作为历史的标准，它们不仅随地域和发展的阶段而有所变化，而且它们还只能在和盛行的标准（或大或小）相矛盾中来确定。什么样的法庭能自称有裁决的权威性呢？

　　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求，什么是虚假的需求，这个问题应该由个人来回答。但也只是归根到底才这么说。也就是说，只有当他们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回答时，才能这么说。只要他们不能够自主，只要他们被灌输和操纵（下降到他们的本能上），就不能认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他们自己的。总之，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任何法庭都无正当权利决定应发展和满足什么样的需求。任何这样的法庭都是应受谴责的，尽管我们的厌恶并没有排除这样的问题：那些一直作为有效生产统治对象的人民怎能创造自由的条件？

　　社会的压制性管理愈是成为合理的、生产的、技术的和全面的，被管理的个人借以打碎他们的奴役枷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和方式也就愈不可想象。可以肯定，把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这是荒谬不堪的和丑恶可耻的观念——尽管人们可以非难一个在嘲笑这种观念的同时又使其人民成为全面管理对象的社会的正当性。一切自由都取决于对奴役状态的意识，而这种意识的产生总是受占统治地位的需求和满足所阻碍，而且这些占统治地位的需求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身的需求和满足。这一过程总要用另一种体系来取代一种预先确定的体系；最理想的目标是用真实的需求取代虚假的需求，放弃压制性的满足。

　　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它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解放的需求——也是从可容忍的、报偿性的和舒适的东西中解放出来——同时它维护和开脱富裕社会的破坏力和压制性功能。这里，社会控制急需的压倒一切的需求是：浪费的生产和消费；不再具有真正必要性的麻木般的劳动；缓和和延长这种麻木状况的娱乐方式；维持一些骗人的自由，如管理价格下的自由竞争、自行审查的自由出版、自由选择商标和小配件。

　　在一个压制性总体的统治下，自由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工具。个人可以进行选择的范围，不是决定人类自由的程度，而是决定个人能选择什么和实际上选择什么的根本因素。自由选择之标准决不可能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但也不是完全相对的标准。自由选举主人并没有废除主人或奴隶的地位。如果广泛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维持着社会对艰难困苦和担惊受怕的生活的控制——即，如果它们维持着异化——那么在这些商品和服务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个人自发地再生被强加自己的需求，并不能建立自主权；它仅仅证明着这些控制的效率。

　　我们关于这些控制的深度和效率的看法，碰到了这样一种异议，即我们大大过高估计了“媒介”的灌输力量，人民本身会感觉到并满足那些现在强加给他们的需求。这一异议忽视了要害问题这种预先决定作用并不是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大众生产、它们的集中控制而开始的。人民是作为被预先决定的常设容器而登上这一舞台的；决定性的差别在于消除既定的需求和可能的需求、满足了的需求和未满足的需求之间的反差（或冲突）。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象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挣到了一辆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同化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用来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

　　的确，在当代社会最高度发达的地区，社会需求向个人需求的移植是非常有效的，以致它们之间的差别看起来纯粹是理论的。人们真的能把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把有危害的汽车同提供方便的汽车区别开来吗？把实用建筑造成的恐怖感同舒适性区别开来吗？把为国家防御而工作同为公司收益而工作区别开来吗？把增加出生率中牵涉到的私人快感同商业和政治功利区别开来吗？

　　我们再次面临着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苦恼的方面：它的不合理性的合理特点。它的生产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大舒适面，把浪费变成需求，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它把客观世界改造成人的心身延长物的程度，这一切使得异化概念成了可怀疑的。人民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那种使个人依附于他的社会的根本机制已经变化了，社会控制锚定在它已产生的新需求上。

　　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来说，正盛行的社会控制形式是技术的。可以肯定，生产性设备和破坏性设备的技术结构和效率，已经成为现阶段使人民隶属于既定的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主要工具。而且，这种一体化曾一直伴随有较明显的强制形式：剥夺生计、司法管理、警察、武装力量。现在仍是如此。但目前阶段，技术的控制象是增进一切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的福利的理性之体现——以致所有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所有反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毫不奇怪，在这种文明最发达的地区，社会控制已投入要害之处，甚至个人的抗争也从根本上受到侵袭。思想上的和情感上的拒绝“服从”，显得神经过敏和苍白无力。这就是作为目前阶段之标志的政治事件的社会心理学方面：那些在工业社会的以前阶段代表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的历史力量消逝了。

　　但“投入作用”这一术语也许不再表达个人借以再生并永久保留他那个社会行使的外部控制的那种方式。投入作用暗示着各种相对自发的过程，一个自我（Ｅｇｏ）靠这些过程而把“外在的”转换成“内在的”。因此，投入作用意味着存在着一个不同于甚至敌对于外部迫切要求的内在向度——处在①公共舆论和行为之外的个人的意识和个人的无意识。“内在的自由”观念在这里有它的现实性：它标志着那种人在其中①家庭功能上的变化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它的“社会化”功能日渐为外部的集团和媒介所接管。见我的《爱欲和文明》（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5）第96页以下。

　　可以成为“他自身”并保持着“他自身”的私人地盘。今天，这个私人地盘被技术的现实所侵犯和削弱。大众生产和大众分配断定的是总的个人，工业心理学早已不再限定在工厂上。多种多样的投入过程看起来凝固在几乎机械的反应中。结果不是适应，而是模仿：个人同他的社会，因而同整个社会直接同一。

　　这种直接的自动的同一（也许曾是原始的联系形式的特点）在高度的工业文明中再现出来；然而，它的新的“直接性”是复杂的科学管理和组织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心灵的“内在”向度被削弱了，而正是在这一向度内才能找到同现状相对立的根子。在这一向度内，否定性思维的力量——理性的批判力量——是运用自如的。这一向度的丧失，是发达工业社会平息并调和矛盾的物质过程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相应现象。进步的冲击使理性服从于生活事实，服从于产生更多更大的同一种生活事实的动态能力。这一体系的效率使个人不能明确认识到，它包含着传播整体的压制性权力的事实。如果个人在那些塑造他们生活的事物中寻找自身，那么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提出了事物的法则，而是因为接受了事物的法则——不是物理的法则，而是他们社会的法则。

　　我刚才曾指出，当个人同强加于他们的生活相同一，并在其中寻求他们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概念似乎成了可怀疑的。这种同一不是幻想，而是现实。然而，这一现实构成了异化的一个更进一步的阶段。后者已成了完全客观的；异化了的主体被它的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存在一个向度，它以各种形式无所不在。进步的成就公然蔑视意识形态的控告和辩护；在它们的法庭面前，它们的合理性的“虚假意识”成了真实意识。

　　然而，这种意识形态被现实同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恰恰相反，在一种特定意义上，由于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所以发达工业社会比起它的前辈来更是意识形态的。①这个命题以挑衅的形式揭示了盛行的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方面。生产设备和它产生的商品和服务，“出卖”或欺骗着整个社会体系。大众运输和传播手段，住房、食物和衣物等商品，娱乐和信息工业不可抵抗的输出，都带有规定了的态度和习惯，都带有某些思想和情感的反应，这些反应或多或少愉快地把消费者同生产者，并通过生产者同整体结合起来。产品有灌输和操纵作用；它们助长了一种虚假意识，而这种虚假意识又回避自己的虚假性。随着这些有益的产品在更多的社会阶级中为更多的个人所使用，它们所具有的灌输作用就不再是宣传，而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比以前的要好得多，而且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变。因此，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型式，在这种型式中，那些在内容上超出了既定言论和行动领域的观念、渴望和目标，或被排斥，或被归结为这一领域的几项内容。它们被既定体系及其量的扩张的合理性所重新定义。

　　① 西奥多.Ｗ.阿道尔诺《棱镜：文化批判和社会》（法兰克福，苏尔坎普，1955）第24页开始。

　　这一趋势也许关联到科学方法的发展：物理科学上的操作主义，社会科学上的行为主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以彻底的经验主义来对待概念；概念的意义被限定在对特殊的操作和行为的表象上。Ｐ．Ｗ．布里奇曼对长度概念的分析很好地解释了操作的观点：①

　　如果我们能说出任何一个对象的长度，我们显然就知道我们所说的长度的意思是什么，对物理学家来说不需要别的东西。为了发现一个对象的长度，我们不得不进行某些操作。当测量长度所凭借的操作被确定时，长度的概念因而也就确定下来：也就是说，长度的概念所包含的恰恰是确定长度所凭借的一套操作。总的说来，我们用任何概念所意味的不过是一套操作；概念和相应的一套操作是同义的。

　　在很大程度上，布里奇曼看出了这种思维方式对社会的广泛含义：②

　　采纳操作的观点，不仅牵涉到纯粹限定我们据以理解“概念”的那种意义，而且还意味着我们一切思维习惯上的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化，因为在我们不能根据操作给予充分说明的那些思维概念中，我们将不再当作工具来使用。

　　① Ｐ．Ｗ．布里奇曼《现代物理学的逻辑》（纽约：麦克米兰，1928）第5页。从那时以来，操作主义学说已得以精练和定性。布里奇曼本人曾把“操作”的概念扩大到包括理论家的“纸和笔”的操作（见菲利普?Ｊ．弗兰克《科学理论的有效性》，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4，第二章）。基本动力是一样的：“可以想象”，纸和笔的操作“最终能同工具的操作相联系，尽管可能是间接地。”

　　② Ｐ．Ｗ．《现代物理学的逻辑》第31页。

　　布里奇曼的论断已经成为真实的。今天，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它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倾向。许多最严重复杂的概念，因为不能根据操作得到充分说明，正在被“排除掉”。彻底经验主义的冲击（在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我将考察它的经验主义主张）为知识分子揭露心灵提供了方法论的证明——一种实证主义，它在对理性的超越性因素的否定中，构成了与社会要求的行为相一致的学术现象。

　　在学术领域之外，“我们一切思维习惯上的意义深远的变化”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把观念和目标同占统治地位的体系所急需的东西协调起来，把它们封闭在这一体系中，并排斥那些同这一体系不相和谐的东西。这种单向度现实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精神的、形而上学的和浪漫豪放的作用正在消失。恰恰相反，存在着大量的“全周崇拜”、“为什么不试试上帝”、禅宗、存在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之类的东西。但这些抗议和超越方式小再同现状相矛盾，而且不再是否定的。它们毋宁是实践的行为主义的仪式部分，是它的无害的否定，而且很快就被现状当作它的一部分有助于健康的饮食而消化掉。

　　政治的制造者和他们的大众信息供应商系统地助长了单向度的思想。他们的言论领域充斥着自行生效的假设，这些假设不停地而且垄断性地一再重复，成了催眠性的定义或命令。例如，“自由”是在自由世界的各国中起作用的（和被操纵的）制度；其它超越这个范围的自由方式，按照定义，要么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要么是宣传。“社会主义”是由非私人企业（或政府契约）从事的对私人企业的侵犯，如普遍而全面的健康保险，或保护自然免受压倒一切的商业化危害，建立可以损害私人利润的公共服务业。这一关于既成事实的极权主义逻辑在东方有它的对立物。在那里，自由是靠共产主义政权建立的生活方式，其它一切超越这个范围的自由方式要么是资本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要么是极左宗派主义。在这两个阵营中，非操作的观念是非行为的和颠覆性的。思想的运动停留在作为理性之界限的栅栏之内。

　　这种思想限制肯定不是新的。正在上升的现代理性主义，以其思辨的和经验的形式，显示出科学和哲学方法上的极端的批判激进主义同对现存的起作用的社会制度的非批判的寂静教态度之间的强烈对照。因此，笛卡尔的我思根本未触及到“伟大的共和体”，而且霍布士主张，“现状总应受到偏爱、维护，并被当作最好的。”康德同意洛克的意见，只有当革命成功地组织整体并防止颠覆之时，才能证明革命合理。

　　然而，这些随和的理性概念，总是同“伟大的共和体”的明显不幸和不公平、同那种有效的或多或少自觉的造反相矛盾的。存在着一些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引起并且允许同既定事态真正决裂。出现了一种个人的和政治的向度，在其中这种决裂能发展成有效的对抗，证明它的力量和它的目标的有效性。

　　随着这一向度被社会逐渐封闭，思想的自我限制具有更大的重要意义。科学——哲学的过程同社会的过程、理论理性同实践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躲藏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背后”。社会禁止一切敌对性的操作和行为；结果，这些操作和行为所拥有的概念成了幻想的或无意义的。历史的超越表现为形而上学的超越，不被科学和科学思维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思维习惯”来实践的操作主义和行为主义观点，成了既定的言论和行动、需求和渴望领域的观点。“理性的狡诈”象它以前经常做的那样，迎合现存的权力来起作用。坚持操作的和行为的概念，进而反对那些使思想和行为摆脱既定现实并拥护被压制的替代品的企图。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学术的行为主义和社会的行为主义在共同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发达社会使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一种统治工具。“进步”不是中性词；它有特定的目的，这些目的是由改善人类条件的可能性来确定的。发达的工业社会正接近这样一个阶段，即继续的进步将要求彻底破坏正盛行的进步方向和组织。当物质生产（包括必要的服务业）得以自动化，以致一切必不可少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同时把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到边际时间时，就会达到这一阶段。从这一点看，技术进步将超越必然性王国，而正是在这一王国它过去曾作为统治和剥削的工具，限制了自己的合理性；技术将有利于在争取自然和社会安定中自由地发挥才能。

　　马克思的“废除劳动”思想预见了这种情况。“生活安定”一词似乎更适于表达一个濒临全球战争——通过国际冲突，国际冲突转移或暂时中止了既定社会内部的矛盾——的世界的历史替代品。“生活安定”意味着在竞争着的需求、欲望和向往不再由在统治和匮乏中被赋予的利益来组织的条件下——这种组织使斗争的破坏形式长期存在下去——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斗争。

　　今天，反对这种历史替代品的战争，在下层人民中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并在对既定事实领域的刻板思想和行为倾向中找到了它的意识形态。科学和技术的成就使现状发挥效力，它增长的生产力证明现状合理，所以现状公然蔑视一切超越性行为。成熟的工业社会面对着在它的技术和思想成就基础上安定生活的可能性，使自身封闭起来反对这种替代品。在理论和实践上，操作主义成了遏制性的理论和实践。在其明显的动态背后，这个社会是一个完全静态的生活体系：自行推进它的压制性生产力和富有效益的协作。对技术进步的遏制，同它按既定方向增长，并行不悖。尽管有现状强加的镣铐，技术越是能为安定创造条件，人的心身则越能组织起来反对这种替代品。

　　工业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到处显示出两个特点：趋于完善技术的合理性，和在既定的制度内进一步遏制这种趋势。这里存在着这种文明的内在矛盾：其合理性中的不合理因素。这是它的成就的标志。那种把技术和科学攫为己有的工业社会，为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为更有效地使用它的资源而组织起来。当这些努力的成就打开了人类现实的新向度时，这个社会就成了不合理的。和平组织不同于战争组织；有助于生存斗争的制度不会有利于生活安定。作为目的的生活，在性质上不同于作为手段的生活。

　　决不能把这种新质的生活方式当作经济和政治变化的纯粹副产品，当作构成必要前提的新制度的或多或少自发的效果。质变还牵涉到社会依赖的技术基础上的变化——它维持着经济和政治制度，正是这些制度把人的“第二天性”确定为不驯服的管理对象。工业化的技术是政治的技术；正因为这样，它们也就预断了理性和自由的可能性。

　　诚然，劳动一定先于劳动强度的减轻，工业化一定先于人类需求和满足的发展。但由于一切自由都取决于征服异己的必然性，所以自由的实现取决于这种征服的技术。最高级的生产力能用来使劳动永久存在下来，最有效的工业化能有助于限制和操纵需求。如果达到了这一点，统治（以富裕和自由为伪装）便扩展到一切私人的和公共的生活领域，使一切真正的对立达到一体化，同化一切替代品。随着技术合理性成为更好的统治的巨大载体，便创造了一个真正极权主义的世界，使社会和自然、心和身为维护这个世界而处于长期动员状态，技术合理性也就显示出它的政治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