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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and the historical imperative
自由和历史的绝对律令
〔美〕 H.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972
高恒 摘译
赵鑫珊、李幼蒸 校
原载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1972）
“历史的绝对律令”这个用语，使人想起了支配文明发展的历史法则的存在。如果将它和自由的概念联系起来，就提出了历史中的发展观念。在陈述论题时，我将试图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接受这个论题中所包含的那些十分可疑的假设。
绝对律令在历史中首先表现为个别的、个人的行动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是由于接受了特定的目的和目标而产生的。绝对律令从来就不是无条件的，因为它们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接受这些目标。我们再一次运用一下这个为大家所熟悉的例子：如果凯撒想打败庞培，他就必然要越过卢必孔河。在凯撒看来，这一行动是由要达到的目标和当时的情况所规定的。这些目标和情况是“给定的”，因而这一“应当”是由“存在”——一种有条件的“应当”而生的。然而，同一个例子还可以用来阐明一种非常不同的绝对律令。它包含着个人的目标和有条件的“应当”，同时超越它们而成为要由超个性的行动－实践去实现的超个人目标。罗马国家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已无法妥善处理随罗马社会发展起来的各种矛盾，也无法把这个社会所开辟的发展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黑格尔的“理性的狡狯”就在于：在凯撒的个人野心和行动中，并通过凯撒的个人野心和行动，绝对律令向历史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自由的“高级”阶段——过渡：历史主体没有丧失它可能有的任何自由，就变成了历史必要性的客体。我想讨论这样的问题，即黑格尔的理论是否必须抛弃，因为它仅只是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自由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答案并不取决于接受或拒绝作为历史推动力的理性概念。我们倒很可以假定某种冲动，即人们固有的对自由的本能的追求，并根据现实原则的需要把理性附加在它上面。为了证明客观历史的绝对律令的概念，我们仅仅承认人类生存的动力是自我保存和发展，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物学意义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满足人类在与自然（和与人）的不断斗争中可能出现的发展自己的需要。与自然的斗争，导致了满足需要的更多和更大的可能性，这也是事实。我们能够提出如下的问题：到底自由是不言而喻的还是由这些绝对律令所要求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一定是：个人必须能够自由地获得达到其目的（即自我保存和发展）的手段。可是这类自由具有最大程度的可改变性：在历史上，自由的范围包括从仅仅接受和使用生存手段的身体能力，到进行统治和剥削的权势；它包含着在强大的压制机构、非自由机构内进行选择的大量自由。存在着一个残酷的事实，并且必须用它来指导任何对自由的非意识形态的讨论：从有记载的历史初期直至今日，某些人的自由总是建立在奴役别人的基础之上的；唯一符合事实的关于自由的概念是“内在”自由的概念，甚至在监狱和被绑在火刑柱上，它也是不可剥夺的和可运用的。无论是称作基督教的自由，还是称作良心和顶礼膜拜的自由——这是迄今为止人作为人所可能得到的唯一的自由：“基本的”人类的自由。所谓“基本的”，就是说，假定人的躯体是非基本的，假定这是唯一可以称作同一切人有关并赋予一切人的自由，而不去管他的阶级、种族和宗教信仰如何。思想的自由已经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它远远不那么“实在”：只有在它能表达出来时，它才能称作自由；在全部历史中，自由的表达从来都受着政治上的限制——如果不是通过直接的检查制度，就是通过使人口中的较大部分不能获得智力和物质手段来发展和表达自由思想的方法加以限制。如果自由是人们决定自己生活的能力而不剥夺他人的这一能力的话，那么，迄今为止，自由从来就不是一个历史现实。这是否意味着历史的绝对律令除了以部分的、压制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形式以外，就不能实现自由了呢？换言之，这是否意味着历史条件仍未成熟到这种地步，即自我保存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发展，不仅对某些人群或某些个人，而且对整个人种－人类来说，都将是真正的自我决定呢？肯定的回答是人们所熟悉的：上述的完整的自由，由于匮乏的持续存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需要，以及人类的反社会的本性，而不能实现。马克思的理论把这样三个要素包含到作为阶级斗争史的总的历史概念中去了。客观历史的绝对律令是由确保某一特定阶级的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来加以规定的，这一必要性妨碍着自由的实现。可是，在阶级社会中发展的种种生产力——这个词表示某一特定社会为达致自由而可以得到的资源的总数——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它们趋向于使阶级组织本身破裂。在这个阶段，自由具有了实现的客观可能性；同样，在这个阶段，历史的主体看来有能力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我保存和发展的绝对律令能够变成自由的绝对律令，必要性与自由达致和解。“存在”再一次包含着“必要性”，而现状则要求取消它自己：现时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却要求一个根本不同于此的社会形式，以便能使人类的进步得以继续。
我在这里简略重述一下马克思的概念，以便说明正是它的局限性，不，应当说正是它的逐渐过时这一事实，反而证明了它的正当性。假如在任何可以想像的意义上能够说：“如果事实同理论相矛盾，不利的是事实”，这里就是如此。我们可以假想马克思注视着今天的世界说：“我曾告诉你如此这般，它不是根据我的预言，而是根据我对你们那个社会的分析。”这个分析表明，一个既定社会的生产力的整个发展将保持和增加进行破坏和压制的生产能力，而且这一极其重要的联系却只能由这样一个阶级的实践去打碎，它的必不可少的需要不是这一特定社会的永久保存和改良，而是它的废除。这个废除将是解放：自由首先以否定的形式出现，而自由的“肯定的”定义却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一个未定的变量，这恰恰是：自我决定。
必须指出：在这个概念里，自由并不以历史绝对律令的形式出现，其意义为，主要的条件把它规定为发展的下一个必然的（或较高的）阶段。主要的条件在客观上是矛盾的：它既提供了解放的可能性，又提供了合理化奴役的可能性，即马克斯·维贝尔所想像的那个巨大的行政奴役机构（“Gehäuse der Hörigkeit”）。这是进步所包含的矛盾性：量上的或质上的矛盾；技术进步和作为精神与物质的生活方式的自我决定的出现，一种新的理性和感性的出现。质的进步可能不仅引起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改变，而且引起生产力发展的萎缩，后者助长了浪费和侵略，并迫使人从属于机器。从奴役过渡到自由，需要价值观念的全面变动，但并不需要自行推进的量上的发展，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量的进步要依赖这种发展。
作为历史绝对律令的量的进步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和支配关系的实践，后者既借助技术的改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又依赖私人占有剩余价值，它必然促进和扩大商品的生产。劳动生产率愈高，奢侈商品就愈多。奢侈商品变成了生活必需品，并必须用加强的异化劳动来购买。在技术的绝对律令之下，社会以最低限度的劳动创造了满足需要的需要，同时使需要的满足从属于不断扩大的劳动机构。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的结构内，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自由的前提条件而同时又损害了它们。解放并不取决于充裕的普遍性（这一自行推进的概念使得自由的到来不断“推迟”），“按需分配”这一公式也并不意味着人类本性是永不知足的。后一概念也属于支配关系的武库：它为异化劳动的永久化和使人屈从于异化劳动辩护。自由以征服自然中的这样一个阶段为前提：在此，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能够以最小量的劳动和时间来获得，因而超过必需范围的生产能够成为一个自我决定的问题。马克思相信这个阶段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先进工业国家中已经在望了。缺少的并不是物质条件，而是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政治觉悟。“事情的根本在于人”：对解放前景的分析必然突破使既定社会及其可供选择的办法神秘化的具体化作用。它把变化的历史主体当成了客观存在着的某种事物，事实上，这个主体（马克思的革命阶级）恰恰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一个集体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一种抽象，而这一抽象实现于与共同利益一致的个人行动中。
这个主体表现为决定性的因素：历史的绝对律令归根结底是由人给予的。因为规定这些绝对律令的客观条件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不含混的：他们总是不只提出一种，而是几种选择。历史的选择：社会主义或者野蛮状态，二者又各有不同的形式。主体可以自由选择：一种可能的历史实践的选择（这个实践超过了已经完成的实践）是人类自由的本质。而且这个自由不是一个事实，它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历史的事实－它是人综合（组织）经验资料的能力（和活动）。而且这个根本的批判性的经验综合是由于一个“较好的世界”的实在的可能性，由于有可能减少痛苦、残酷、不公正、愚昧而出现的。这种双重经验一旦掌握了人们的意识和感觉，他就使自己置于历史的绝对律令——革命的绝对律令之下了。它的确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而且也（甚至可能主要地）是一种理智的和道德的绝对律令，因为如果理智和道德不再为压制所用，那么它们本身就会变成革命的因素。显然，一个人在愚蠢的生存中，在灭绝种族、酷刑拷打和饥饿致死被当作家常便饭的这样一个世界上，仍然能够生活得相当幸福。但维持这种状况是愈来愈困难了，对人类的需求和能力进行全面的管理变得愈来愈迫切了。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一革命的绝对律令的公式是一种经验性的前提。由于不存在证实这一绝对律令的科学逻辑，所以它地地道道是一种道德上的绝对律令。历史上总是存在着一种双重道德：维持现状的道德和进行颠覆的道德。肯定和否定，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而是为了“挽救”由肯定而使其无效的人类价值。这种革命的道德在所有学会容忍这种痛苦的人中是被抑制着的——当这是在你的视野之外的别人的命运，而这些人又心甘情愿忍受这种命运时，抑制是容易的；当这是有关人们面临着地位和事业上的全部失败时，就不那么容易了。伴随先进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技术进步的成就而来的是这样一种现象：高水平的和盲目的生活水准的受益者的非道德性，蔓延到了相当一部分人口或绝大部分人口中去；因而非道德性就成了加强和保持现状以及使其合理延伸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律令的正确性绝不是普遍适用的。它仅仅适用于地球上技术落后的民族，而且甚至在那里，绝对律令似乎也只不过是一种自明之理，即人们将试图破坏不能忍受的生存状况。为了阐明这个道理，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革命的绝对律令中所想像的自由的结构和内容是什么呢？
我提出这个论点：人类自由的本质在于构成和重新构成经验世界的那种理论的与实践的综合。这种综合从来不仅仅是个人的活动（行为），而是在个人事物中的一个超个人的历史性主体的活动。自由的确起源于人的心智，起源于他理解他的世界的能力（或更准确地说。起源于他的需要和愿望）。这种理解就是实践，因为它建立了一种特定的事实的秩序，一种特定的经验材料的系统。人类的心智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构成的，即它使感官所得到的材料从属于某些在时空中严格普遍的秩序的概念，而且这一行为就是全部实践以及理论的活动的前提。
在这个经验世界中，所有的事物似乎都成为一种等级系统的材料：一种由支配和从属的关系所构成的秩序。诚然，在直接经验中事物呈现为特定的使用价值，呈现为审美的、性的对象等等。可是，进一步思考却揭示出它们的stellenwert价值是由在社会中占优势的权力结构决定的。如果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财富解释为一堆商品，他就使这种思考成为方法论的原则。商品体现着和维持着剥削和不自由－根据购买力决定它们是否可以得到，而购买力又是由生产过程的阶级性质决定的。在政治范畴内，这些材料的综合是一种经验的综合，它的普遍性是相对的、历史的，但是它对整个社会所有的部分、它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却都是适用的。它把日常意识和常识转变为政治意识和政治感觉。自由的历史绝对律令就发源于这一转变中：不只是为了要获得较大的一块蛋糕，或为了积极参与某一制度的经营和管理而要求解放，而且也是为了使建立在生产手段的集体控制基础之上的自我决定取代原有制度本身。这个社会主义的公式并非只适用于先进工业社会：自我决定和集体控制一直是生存斗争组织的可能的抉择；换言之，自由的绝对律令总是受压制的历史的绝对律令。
今天，这一压制（物质的、理智的、心理的）已达到一定的强度和效力，这使得自由的绝对律令是否终将转化为现实变为可疑。今天，在如下的意义上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项绝对律令，即它表现为一种强加于个人的“应当”，以与个人意向（Neigung）、个人需要、个人兴趣相对。这些需要、满足、兴趣似乎使绝对律令丧失了效力，或至少使它看起来象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一个先前的政治传统的残迹，它已被先进的工业社会的现实所超越和否定。在那里，解放很容易地表现为破坏或甚至毁灭物质（和文化）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普遍存在的非人的工作条件与革命引起的令人惊骇的不安定和恐怖相比，看起来似乎是次要的（和可以减少的）祸害。作为这些社会中压迫标志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能很好地继续把全体人民融合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后者也能够通过对国外实行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对国内实行军国主义化，并通过有利可图的外层空间的征服及与苏联的合作，从而在更大的规模上使自身繁衍。诚然，这样一种进步表现了这个制度的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但它能够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蹂躏人民、土地、海洋和空气，毒化着身心——使人们适应于这种局面。因此，这些矛盾的最后爆发将不是向较高级的历史阶段的过渡，反而是向一个彻底野蛮的状态过渡，在那里，自由和自动便合二而一了。
自由和解放之间的冲突：后者（即自我决定）将确实会减少乃至废除那些选择和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在享有这些自由的人们中间促成了这一既定制度。因为自我决定以从这一制度本身中解放出来为先决条件。根据这一制度和其物质利益来看，解放不仅表现为一种颠复性的观念，而且表现为一种高度抽象的“理智的”乌托邦思想。这样，肯定的、实证主义的道德就获胜了。并非人民的“唯物主义”应当受到责备，也不是高水平的福利应当受到责备。应受责备的恰恰是产生和保护现存权力结构所需的那种福利：满足是侵略性的而又是逊顺的，是受支配的而又是自发的，是标准化了的而又是个人性的。这种对立的统一渗透到了整个结构中去：它在如下的事实中得到了最高表现，即人民自愿选出了维持不自由的统治者。
但是，反对解放的主张是非常强有力的。革命的绝对律令能够以什么名义和权威强加给那些过着一种合理的、美好的和舒适的生活的千百万人和几代人呢？我想有一种回答（但不是适当的回答），即道理是在这个福利制度的受害者一边的，这些受害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享受不到它的好处，并且成为内部以及外部殖民化的对象。对他们来说，自由首先意味着从外国的以及当地的残酷的和腐败的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这个过程将必然地动摇福利社会的内聚力。面临着这个威胁，他们使用暴力动员起来和武装起来，以便去保护这个正常的秩序，以此来证实他们自以为是的假设，即自由要求压制。实际上，他们正在证实他们自己的自由是与其他人的自由不相容的。但是，这个答案是不适当的，因为如果先进社会不发生相应的变化，落后国家的人民的解放从来也不可能是有效而持久的，先进社会具有在未来长时间内对付并遏制这一威胁的能力。
在这些社会里，变化的过程采取了新的形式，这是内聚作用和结合作用的普遍条件所要求的。在资本主义世界最先进的部分中，解放的绝对律令表现为论争。这首先是一个软弱的标志：缺乏革命的形势。革命阶级并不论争，而是为夺取政权去进行战斗。但是，这类论争显示出在历史革命中一个极其明显的特征，即它的要求的全面性。论争集团和个人拒绝承认一切现有的文明——他们拒绝参与政治、精神活动等等，他们拒绝承认通行的形式和行为标准、道德，等等。这就使得这些集团基本上陷于孤立并具有基本是少数派的特征，并使得他们极力要把他们的事业同“群众”的事业联系起来，因为没有群众的事业，任何激进的变革都是不可想像的。同样，它也使这一论争常常具有“抽象性”和奇特性：难以将行动集中在特定的具体问题上，而这样的问题本来是可以将居民的较大阶层卷入的。
这种争议的全面性和抽象性反映着一种结合作用的实际条件，其凝聚性扩展到居民的各个阶层。“拒绝运动”目的在于切断这样一种重要的联系，它把自行推进的需要的满足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过程结合起来。这一联系是关于个人身上的，一个压制性社会的需要变成了个人本身的需要；社会的强制表现为个人的自由。因此，革命的绝对律令呈现为否定的形式：拒绝那种增加社会财富的需要和价值，同时强化特权市民的“自愿性的奴役”，并使其殖民地——第三世界里的强迫奴役制度现代化。那种认为第三世界能够解放第一世界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它判断错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真正力量。这种力量只能从内部加以削弱。有迹象表明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它的表现形式是极其反传统的：理智的反抗；感官的反抗；想象力的反抗；社会结构的削弱；对维系社会制度的那些价值的不信任以及大量发生的那些包括导致精神错乱的侵犯行为。
“上帝死后，人亦死”：外层空间的征服，星球上的竞争和侵略是由机器人操纵机器来实现的——仍然由人编制程序和指挥，但是人的目标要受到他们的机器所具有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力量所限制。而且这个力量最终又是按照在全球规模上展开有利可图的竞争的需要而设计和使用的。竞争变成了机器的工作：技术的和政治的机器，指挥机器的头脑正在把人当作对象来对待，而且这种使抽象概念具体化的过程将把他们的头脑转变为机器。因此，解放包括机器、技术和科学从其可怕的使用中解放，即从今天决定着它们的使用的人那里解放。因为没有社会所必需的但又使人丧失人性的劳动的逐步的自动化，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不可思议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丧失人性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在侵略性竞争中的量的进步是历史的绝对律令，它受到社会系统的自我保存和成长的决定，又反过来决定着它们。量的进步转变为质的进步将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破坏性的潜力自身将被毁灭：运用科学和技术是为了全面重建现实，优先废除贫困和剥削，并以创造符合“人的需要”的环境为目标。这一目标包含着生产方式中的自我决定。存在着客观条件（物质的和技术的资源）、利用这些条件以促进解放，取决于一个新主体的出现：一种不愿去再造现状的意识和感觉——拒绝合作。这样一种意识将必须在那些在生产过程中起着日益重要作用的社会阶级中间产生出来，这就是技术和科学的知识分子骨干，他们最终将激发那种传统的工人阶级的觉悟。在这一发展中，学校和大学，以及不合作的青年似乎起着催化作用。
这一发展的非传统性（主观因素的优先性，革命潜力从以往的工人阶级转移到知识分子中的少数集团和白领工人方面）符合于新的和独特的历史情况：在一个高度先进的和有效地运行着的工业社会里，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和绝对必要性，这个社会拥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和不断改善的军事和警察机构，以及大都感到满足的人民。在这种境况里，自由的概念便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
对于全民资本主义繁荣的受益者来说，自由不管怎样是他们已经享有了的东西（特别是与同时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相当丰富的选择自由：政治的选择自由，文化的选择自由，和市场的选择自由。在一个严格组织起来的社会制度里，这个自由是真实的和行得通的。而且它依赖于（或似乎依赖于）全面的管理和经营的连续的活动。在技术的帷幕背后，这个管理本身就依赖于生存斗争，即异化劳动和剥削的连续作用。因此，“给定的”自由是妨害自我决定的自由的。后者似乎越来越少具有必须遵行的性质，对人类的生存来说，越来越不那么“宝贵”和必不可少了：作为所有其他选择的根源和前提的最高的选择，即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不是必不可少的需要。除非它变成了必不可少的需要，并去重新调整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理性和感性，否则，剥削的锁链就不会被击碎——不管生活是怎样“令人满意”。不存在能够强行击碎这一锁链的历史的“进步法则”：它仍然是理论的实践的理性的、以及作为自身立法者的人的，最终的绝对律令。在已经达到的这一发展阶段上，这一意志自由在空前规模上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性。它的实现要求出现一种彻底的政治觉悟，它能瓦解同样空前压制性的使事实神秘化的作用——它要求一种作为建设性的政治的经验综合：从支配关系的赐与的福祉中认识出剥削政治的实质。我相信，在当代富于战斗性的青年中，彻底的政治经验的综合正在产生——或许这就是向着解放迈出的第一步吧。
感谢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