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米·马尔科维奇
Self-Governing Political System and De-Alienation
in Yugoslavia (1950－1965)
南斯拉夫自治政治体制和扬弃异化（1950—1965）
〔南斯拉夫〕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1986年7月
译者：李元同 责任编辑：余明全
〔来源〕原文原载于《实践》杂志国际版第6卷第2期（1986年7月）。中译文来自《学术交流》2016年第6期（总第267期）“南斯拉夫实践派社会主义理论专题”。
〔摘要〕1948年苏南冲突后，南斯拉夫开始放弃苏联模式，寻找符合自身国情的改革发展之路。通过重新阅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南斯拉夫批判了苏联意识形态，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自治理论，并在社会各领域开展自治实践，建立了各级各类自治组织。南斯拉夫自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政治体制领域，扬弃异化主要是指政治解放，即公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自治有助于扬弃异化，虽然南斯拉夫的自治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充分，但它使人们更加了解中央集权与分权的局限性、联邦主义的优缺点、如何实现没有政党的政治多元化、如何使民主计划与商品市场相适应、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自卫机构而不是职业军队，以及非专业人士如何有效管理现代社会等，最终使公民的生活质量和人权的实现程度得到了显著提高。
在现有的文献中，自治几乎总是被归纳为一种社会微观层面的社会组织和决策形式：存在于工作机构和地方社区内部。异化与工作联系在一起，往往被简化为“异化劳动”。因此，人们经常将扬弃异化视作“工作生活质量”的改善。在本文中，我们将自治作为一个宏观概念、作为一种整个社会的组织形式来研究。研究重点是政治异化。扬弃异化将被理解成政治解放，或者如果我们坚持用一个相应的术语，可将之理解成公民生活质量（QCL）的改善。
一
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在从微观到宏观的层面上，历史上从未有社会实现完全自治。然而，社会民主化每迈出重要一步，也就意味着自治程度更进一步。“民主”一词指的是人民治理，这与自治理念相一致，即在每个层次的社会组织中，人们自己承担“治理”的全部责任。民主和自治这两个概念都拒斥个别暴君（独裁者）、寡头精英（贵族）、职业官员（官僚）的统治。这两个概念，在它们的现代诠释中，并不否认对专业知识和执行能力的需要。它们不仅需要采取合理措施使社会各部分分权和自治，还需要在自治区之间进行必要的协调。它们把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结合起来。虽然所有个体直接对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共同问题进行决策，但是他们必须让渡出一部分权力来协调、规范和指引更加普遍的利益问题。因此，在对专业知识、代表权和中央权威的认可程度上，自治与传统的“统治”（以及从目前不完善的议会或国会民主形式中充分发展出来的激进民主）之间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是对植根于意图统治国家的政党的职业的政治领导阶层的否定或者肯定。自治与政治多元化兼容，即存在多个政治组织，其功能是政治教育、表达和调解特定利益、制定长期的政治纲领、动员群众支持它们。自治不适合由科层制和寡头政治构成的政党，因为它们的功能是赢得和保持政治权力。与这一组或另一组职业政治领导人掌握基本权柄的所有政治体制相比，自治的特点是，它的所有高于工厂或社区委员会的社会层面机构，都是由代表组成，代表们经自由选举产生，权力有限，对选民负责，可以被轮换，可以被罢免，没有任何物质上的特权。我们可以说，这些情况实现的广度和深度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也就是社会的自治程度。
在这些介绍性的理论评论之后，让我来分析一个特别的实例，在这个实例中，我们在实现综合的政治体制的自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要讨论的实例是1950—1965年间的南斯拉夫社会。我们将会看到：（1）这一过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发生；（2）在走向自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制度变革是什么；（3）这些变革是如何帮助南斯拉夫人民扬弃异化的；（4）从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普遍经验。
二
对任何民主化都构成强大障碍的，是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垄断。解放战争（1941—1945）摧毁了南斯拉夫各省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政治统治势力的政治权力和皇家王朝的政治权力。到了1945年，建立自治社会的所有先决条件都已经具备。一个由人民委员会组成的网络覆盖了整个国家；这个网络的更高级别机构，即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有可能直接发展成为自治委员会。向旧的权力结构的逆转已不再可能。一支非常积极的、具备专业技能的（但不是职业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保卫革命果实。
自治发展缺少一种合适的政治文化。自治是一种历史选择，但是人们几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主流政治文化的特点是相信过渡时期，相信建设一个工人的国家，相信一支强大的职业军队，相信国家所有制和国家计划。人们认为苏联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仿效它的经验。
只因1948年与苏联的冲突，南斯拉夫领导阶层才得以寻找其他的替代方案。到那个时候，负责经济工作的基德里奇连续报告了严格行政计划中日益增长的困难，并呼吁有必要寻找另外一些可能性。领导层的结论是，国家对经济和文化的过多控制导致官僚制；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五年（1948—1953），国内外走向绝对权力的官僚制是苏联向南斯拉夫施压的主要原因。
对意识形态来源的重新阅读引致了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发现，包括他关于调节生产的“生产者的联合体”的思想，关于“失去政治属性的公共权力机关”的思想，关于“作为一种异化领域的职业政治”的思想，以及关于巴黎公社通过对所有官员实行选举制、罢免制、工人工资制等方式来遏制官僚化的经验的思想。在旧有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从来没有被彻底铲除，并且在1972年后还恢复了一部分）之外，南斯拉夫于50年代初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其特点是：批判所有形式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中央集权制、官僚制、职业政治，以及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艺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面的教条的官方学派；主张自治理念、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对资产阶级文化更加包容、对世界更加开放、共产党不干涉文化事务、让各种公共生活彻底民主化等。
就南斯拉夫走向自治的最终结果而言，在被证明起决定作用的政治条件中，有一条主要的制约因素：那个能够恢复自治的政治力量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斯大林主义特征，是一个具有清晰等级和权威结构的政党。这支自1921年以来被粗暴地视为非法组织、在1921—1941年间被镇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军队大加屠戮的政治力量，决定在1945年胜利后建立完全的领导权，承诺到1950年建立国有经济和国家计划经济。不管怎么说，有利的情况是，很少有人例外，包括铁托在内，党的干部非常年轻，仍处于二十多岁或三十出头的年龄，他们真心革命，致力于实现解放、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伟大理想，还能够学习。同样重要的是，领导层似乎认为，自治与持久的权力是兼容的。十多年后，这种信念会变成一种幻想。然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这个非常重要的大规模实验，以证明它的优势，并揭示其问题。
三
研究南斯拉夫自治的历史学家主要关注工人委员会和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出现。很多人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制度变迁知之甚少。50年代早期，国家机构急剧减少。成千上万的国家雇员被转移到工业、服务业和教育领域。人们必须仔细区分异化的国家权力之纯粹的分权与真正的取消和废除。这二者都发生在官方许可的非国有化计划（program
of de-etatization）和建设自治社会主义计划中。
然而，赞同南斯拉夫发展的观察家们没有注意到相当数量的联邦国家权力只是简单地转移到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国家权力机关里。然后，这些机构又将相当一部分自己的权力转移到公社（作为基本行政单位，一个公社包括数千人口，通常是具有农业环境的城镇）的地方当局。在50年代，卡德尔，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产生了将南斯拉夫转型为联邦公社的想法。但在60年代后期，在与将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松散国家联盟的设想的较量中，国家官僚制占了上风。这一发展的经验表明，自治绝不可与分权相混淆，而且不能简单地变成分权。后者是前者的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或许能有一个分权的但是完美的中央集权官僚社会。异化的职业政治权力现象产生了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即，事实上，分权机构中的官员是按任命制组成的干部队伍，官员由上级领导任命和更换，他们决定成为职业政客，其动机主要来自行使权力而带来的乐趣，以及享受相当多的物质特权。
在随后的70年代，这种分散的中央集权制像癌变一样扩散。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段时间，也就是从1953年宪法到1964年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LCY）第八次大会期间，它虽然在结构上存在，但是处于休眠状态，无力阻止自治机构的发展——在社会各个层面，包括联邦。
与国家分权相比，真正的超越国家的过程（国家的“消亡”）开始于1950年。根据当年通过的一部法律，国家放弃了对经济企业的部分控制权。在所有企业中都成立了工人委员会，一开始，它们与国家任命的管理层共享权力，没过几年，它们被赋予选举和罢免管理层的权利。因此，工人委员会成为所有工作组织中的最高权力机关。继在工业企业实行之后，工人委员会被介绍到农业合作社、服务业、教育和文化机构等领域。现在，集体所有制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工作组织能够利用土地、自然资源、建筑和其他生产手段，也可以自由地处理它们的工作产品——后来它们会纳税，从而满足一般社会需求。然而，在原则上，不可能转让（出售或遗赠）财产的任何部分。（个人和团体后来找到了侵吞大部分社会财产的方法。现在南斯拉夫新贵的财富就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期间形成的。）这当然不是想要的结果，这是严重道德危机的后果，在自治社会主义方案实现的可能性幻灭之后，南斯拉夫沉没于此道德危机。
国家不再控制企业不仅影响了集体所有制的性质，还影响了计划的性质。南斯拉夫只有一个严格的行政五年计划，此计划从1947年开始到1951年结束。早在50年代初期，这种计划方法就被抛弃了。自那时起，只有总体经济的比例是确定的。经济手段（投资、税收、对外贸易、关税约束）的政策，而不是政治强制的政策，被用来达成理想的增长趋势。正如我们随后将看到的细节那样，在灵活的总体计划指导全国整体发展的时期，南斯拉夫的经济状况非常好，然而，在计划的相容性与自治之间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和令人误解的问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完全将计划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使它成为中央自治机关的一种功能，是有可能的。然而，将自治降低到微观层面工人委员会的那些人将计划与中央集权制混为一谈，并且将市场竞争与自治混为一谈。由于这一观点也表达了最发达共和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到1965年，它最终占了上风。随着联邦机关权威性的下降，中央计划只承担了一个预测功能，任何中央投资政策都会消失：它进入了一大批新创建的地方和地区性银行手中。
从对南斯拉夫50年代和60年代初发展情况的描述中，人们会形成一个总体印象，即这场用自治取代中央集权制的巨大努力包括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1）在社会微观层面（即在工作组织和主要的现存公社）建立自治委员会；（2）以分权的形式（即以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形式）坚持中央集权制；（3）分解一些重要的国家功能，特别是整体协调和全局规划功能。同时，还有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第四个方面。一些新的自治机构被引入到整体社会层面，一部分要取代异化的国家权力，一部分与它们并存。
人们用一种新的自治方式重组整个教育、文化、科学研究、健康和其他社会服务领域。联邦委员会协调地区和共和国在这些领域建立自治共同体。在该领域的所有工作组织中选出的代表将构成共同体大会。大会负责教育或文化等领域的基本政策，它将选出一个执行机构来处理日常的技术和行政事务。这种自治共同体既不靠国家也不靠政府预算获得资金支持，而是直接依靠来自公民个人收入的税金。在每一种（教育的、科学研究的和卫生服务的）特殊情况下，法律将确定税收的百分比，税收将被作为社会服务事项的专门基金。由于个人收入不断增长，所有这些社会和文化活动的资金会不断增加，它们独立于国家行政部门的资金。根据共同体大会制定的规则，资金被分配给特定的工作机构。每一个工作机构都有按照自己的规定分配资金份额的自治权。它们根据学生、教师和专门教育项目成本的数量来分配资金。学校委员会将制定一个章程，规定各教师之间的分配规则——考虑他们的技能、教学时数、各种专门职责、过去的工作量等。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从事社会服务的教师、学者、科学工作者、演员、医生和其他雇员既没有国家职员的身份，也不以任何方式依赖政府的同意或不同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期间，南斯拉夫出现了极大的学术自由和艺术创作自由。
但是在70年代，这些自治共同体开始以两种方式衰退。第一，因为担心对人才失去控制，官僚势力改变了自治共同体的结构。以“同样需要消费者代表”（这基本上是一条有效建议——人们发现只有这些途径能把民主选举产生的消费者代表送进大会里）为掩饰，自治委员会充满了党的忠实成员，他们不一定精通科学、艺术或医学，但总是渴望实现政治指令。第二，真正的自治思想以大量自愿工作为前提，但是与之相反，这些共同体雇佣了许多执行者和管理者，一旦官僚化，他们就变成了尚未充分发展的经济体上的沉重财务负担。
另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由整个国家成年公民组成的自卫组织。它没有取代职业军队，而是与其共存。尽管如此，它指明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最棘手的“国家消亡”问题，即不由国家强制性的专业机构提供安全。二十年的游击战经验充分表明，一个国家，当其所有公民，而不是职业士兵，准备捍卫社会的独立和基本价值观时，国家可以享有最大可能的安全性。
在1958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南斯拉夫共产党决定转变成一个基本教育政治组织，取了一个叫作“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新名字。基本的变化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将不再是一个执政党，将不再作基本政治决策及对自治机关施加影响。这是一个由所有领导人认真独立思考后作出的重要决定。一些干部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将其理解成一个临时的战术措施，认为它基本上是无害的，因为没有其他政党抓住权柄。一些领导人可能认为，他们的名声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一定程度的解放将无法从实际上挑战他们的魅力权威。
大多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认真地对待这一变化，这是南斯拉夫社会真正走向自治社会主义的另一个证据。而事实上，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执政党与基于自治原则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的不相容性。如果当选的自治委员会代表们真正对国家政策负责，那么他们就不能接受自身所属政党的具体命令，这不排除他们从现有的政治选择中进行选择，这些现有的政治选择受他们所属政治组织的价值标准和长远目标引导。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政治组织的功能是产生一种政治文化，提高人们的政治意识，制定选择的标准，而不是选择自己、作决定和进行统治。这是处理自治委员会和政党之间关系这一难题的实质一步。与议会相比，自治委员会里没有执政党和反对党。其成员并不代表政党利益，而是直接代表公民、联邦机构和各劳动部门。他们对自己的选民，而不是他们所属的政治组织负责。在这些条件下，政治组织不再是政党，因为后者的基本职能是赢得和维护政治权力。
如今，政治多元化在两种意义上变得可能。第一，入选自治委员会的同一组织成员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组织的纲领性目标，他们之间或许有争论，并且作出不同的选择。从1958年开始，此种意义上的多元化已经存在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里了。第二，公民和自治团体成员原则上应该能够在一些无党派组织之间进行选择。南斯拉夫从未容忍这种多元化。因此，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政治体制中非常低调地存在了14年后，有可能回到1972年的一党统治，甚至包括党首次进入国家体制的正式结构。（根据1974年宪法，联邦和共和国委员会由三个议院组成。其中之一是社会政治组织代表议院，这些社会政治组织都处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保护下。）
1958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通过后的早期经验值得注意。从公社委员会到联邦委员会，在这所有的政治团体中，真正的辩论开始了，人们更自由地表达不同的利益，开始通过不同意见的斗争、谈判和妥协来解决问题。
1958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宣称反对官僚制和职业政治是每名成员的职责。在那个时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根本目标明确表述为“将一切国家机关变为自治机关”。
在官方文件中，这一真正激进的口号的意义并没有被完全阐明。但是，从1958年到1963年间的政治实践给生活带来了确凿无疑的基本趋势。越来越多的政治职业人士被从非政治职业人士中聘用的积极分子所取代，他们由选举产生，在有限的时间段内提供政治服务。共和国和联邦委员会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除了由职业政治干部组成的两个议院之外，还新建了三个自治议院：一个负责经济政策，一个负责社会服务，还有一个负责教育文化。它们的成员都是企业、医院、大学、文化和科学机构选出的代表。他们不像干部那样享有任何官僚特权，只有在离开本职工作去从事委员会工作时，才能获得适度补偿。
到了1963年，为了将联邦和共和国的委员会转变成真正的自治机构，以及取得对官僚势力的历史性胜利，很明显应该采取决定性的战略手段。有必要把剩下的两个议院也变成自治体。在实际意义上，这意味着两个议院的近三百名职业政治干部必须与其他候选人竞争，进行真正的自由选举，当选的人将不得不放弃奢侈的物质特权，并同其他所有非职业成员一样，受同样的规则约束。这样的民主地构成的委员会将享有道德和政治权威，以担当对整个南斯拉夫社会基本政策的领导。
为了使即将到来的大选处在非常宽松的条件下，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控制下的一个群众性政治组织，包括工会、青年团和所有其他政治组织）提供了平台，这是一个转折点：每个职位可以有多位候选人，除了由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支持的正式候选人名单外，选民可以另外提名候选人。候选人提名的产生过程表明了南斯拉夫人民政治上的成熟。人们提名的绝大多数候选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或者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者在战后活动中表现出色。因此没有理由担心1963年南斯拉夫的自由选举会破坏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存在着很好的理由去害怕这样的自由选举会破坏整个仍然存在的任命体制（systemofnomenclatura）。尽管走向自治的趋势巨大而壮观，但是主要的职业干部基础网络几乎完好无损。它保持低调，像一只安静的看门狗，暂时满足于安静地观察事件进程，主要关心事件不要失控，不要超出某些预先设定的限制。
然而，在1963年到1965年这关键的几年里，最高领导层显然认为自由选举的要求太过分了。根据人民意志而不是上级领导层意志选举出来的积极分子将不需要像职业干部那样顺从和屈从，因为职业干部的事业和福利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政治老板们。因为门徒们不再需要老板们的支持和物质供给，所以老板们也不要再指望个人的忠诚和绝对服从，停止当老板吧!整个任命体制崩溃了。
因此，决定继续依靠权力的领导层知道有必要阻止自由选举和整个民主化进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进行了一个高度复杂的操作，向人民提供了一份完全不同的社会契约。新的社会契约里相对具有吸引力的基本要素是：突出强调特定的国家利益，市场竞争，号召“能者”致富，所谓的“对世界开放”（这意味着从西方银行贷款，进口商品自由流动，任意消费，自由旅行和在资本主义西方工作）。这种新的社会契约分化了工人阶级，迅速产生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引起了深刻的经济和道德危机，给整个自治计划带来了几乎致命的打击——它拯救了任命体制，恢复了政治官僚。（如有必要，1965年后的转变细节会在另一篇文章里面讲述。）我现在的目的是研究1965年之前发展解放的后果是什么，以及可以从这次经验中学到什么。
四
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篇论文，即在1950年至1965年间，南斯拉夫发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扬弃异化的过程。扬弃异化是这一时期渐进的、持续的民主化的直接结果。
所有公民在他们的工作组织和生活社区里都有权参与决策。
1948年，农民被迫加入农业合作社，直到1952年，农民才不受任何政治或经济条件控制，被允许收回土地、自由生产，以及在市场上销售产品，购买机械、化肥和杂交种子。
知识分子能够日益自由地表达自己，并控制自己工作的文化机构。1958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明确提出党不能在学术和艺术问题上进行评判，思想的真理只能建立在各种意见和观点自由斗争的基础上。结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南斯拉夫活跃着多种思想学派和艺术思潮。一种对西方文化显著宽容的精神盛行。在这一时期，一些重要期刊出版或创办（《看法》［Pogledi］，《观点》［Gledišta］，《哲学》［Filozofija］，《实践》［Praxis］）。一种强烈的反教条主义精神以这样一种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不出几年，所有引自斯大林文化的支柱都被打碎：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艺术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众媒体从来没有完全从官僚控制中解放出来，然而它们的批判思想却有一段明显自由的时期。直到1962年和1963年，尽管存在经济萧条、官僚特权，以及领袖自大的偶尔爆发，但是南斯拉夫大部分人的总体印象还是国家正朝着更大的自由、社会正义和繁荣这一正确方向前进。
从“异化—扬弃异化”这个概念连续统（conceptual
continuum）角度预测这些变革后果的任何尝试，都必须考虑到40年代和50年代这20年间南斯拉夫历史的巨大摇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南斯拉夫社会高度专制和腐败。在纳粹的攻击下，它于1941年4月分裂。然后，为了抵御外侮、国家解放，以及建设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和谐、公正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它动员了巨大的力量。由于大量扬弃异化的、有意义的、自由的、在道德上具有高度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活动，这些目的达到了。
从1945年到1950年，大多数人应该是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度过的。战争结束后立即建立的苏联体制翻版与期望大相径庭——太多的独裁、中央集权，太多的不平等、不民主和不公正。从主观上说，大多数人并没有感到异化，他们将意想不到的情况合理化，试图相信，为了克服战争的破坏，为了抵御敌人，为了动员所有力量建设未来将出现的新社会，一个过渡时期是必要的。然而，所有客观异化的方面都存在。人们不能支配自己的产品，对政治决策没有影响力，他们变成了大规模思想教育的对象。不管给劳动多少赞美，劳动完全是实行定量计算，而且由于缺乏先进技术，他们甚至比战前更加机械。尤其是农民受到了意想不到的不利待遇：他们要交付高定额的产品；他们在政治上越来越弱势；他们在1948年被迫加入劳动合作社。尽管存在这些情况——对于许多南斯拉夫人来说——生命在伟大的社会事业方面是有意义的；自我必须服从集体。并不是所有人都经历过自我异化，但客观上这种集体中的个性消亡是自我异化的一个方面。
1950年之后的变革远没有消除所有异化的形式。然而，几乎没有任何疑问，异化现象在1950年到1965年间逐步大量减少。
工人委员会成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在选举经理和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卖给谁、以什么价格出售、如何分配收入、如何使用盈余、是否批准经理的工作或者罢免他们、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来规范工作组织生活等方面，他们有一些真正的权力。同样，大学教师自主决定教什么课程，对学生的录取和分级、教授的选举和晋升采取什么样的标准，选谁当院长和校长，以及如何分配来自自治共同体的教育资金。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理解自治，理解区别于国家官僚机构的独立性，理解他们偶然工作于其中的社会单位的权力。在这期间，人们的主动性、对公共事物的兴趣及在共同体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意愿肯定是增加了。
工作积极性更高的客观指标之一是南斯拉夫社会物质发展的加速。从1952年到1963年这一时期，南斯拉夫的经济增长率超过10%，仅次于日本。诚然，发展初期的经济增长率是会高一些，50年代西方适量的援助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然而，事实是，在特定时期，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相比，南斯拉夫确实要好得多，而且那时候比后来从西方国家获得更多贷款的时期都要好得多。唯一的解释是南斯拉夫工人更高的积极性和更好的工作士气，他们当时准备为祖国的未来努力工作。
与中央集权制时期（1945—1950）相比，有一个从个人服从社会的禁欲主义到强调个人自我实现的转变。在转向极端享乐主义消费文化（1965年之后）之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平衡。消费品生产的数量比前一时期多；自由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替代了国家机关对劳动力的强制分配；严格的纪律变得宽松；所有的规则变得更加灵活多样；根据工作实绩，允许具有更大能力的人获得自我实现的更高层次薪酬。更大的旅行自由和自我表达自由，对不寻常的甚至是离经叛道的观点和生活方式的更大宽容，都对这一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基本适度的物质生活限度范围内。但是随着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引入（这是1965年经济改革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南斯拉夫走向了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社会。
这种“异化—扬弃异化”的连续统的另一个重要客观维度，则关注人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性质。我们在这里很难把这个故事讲完整。南斯拉夫是一个动荡不定的社会，有差不多两千万居民，有各种国家团体和宗教团体。南斯拉夫的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是众所周知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抚平内战的伤口。二战期间超过一百七十万南斯拉夫人死亡，其中死于“兄弟”手里的肯定超过一半。
但是我们所谈论的这一时期是一个明显稳定的民族和平、宗教和平的时期。教会（天主教，东正教，穆斯林）与国家和解，彼此并没有发生冲突。每一个共和国及省份都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联邦的这种安排似乎或多或少满足了所有的民族利益。（人们后来知道，一些民族冲突在国家官僚精英中秘密爆发。）在70年代以后，分解民族同盟的过程给了那些共和国精英无限的权力，造成了八个国民经济体，南斯拉夫被迫再次面对民族问题，这次没有任何真正的超民族权威来解决它。
话又说回来，与早期和之后的时期相比，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人际关系处于更高的道德水平。团结互助和帮助弱者、老人、病人的情况越来越多；社会更加关心孩子，没有失业，给他人更多的关心，以及为他人牺牲奉献。这些都是在游击战中大规模发展起来的集体主义道德的特点。在1965年后，在竞争性经济恢复的过程中，这种集体主义道德“淹没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冰水里”。
通过比较个人异化现象数据，可以得出一条显著规律：酗酒、吸毒、自杀率、破碎家庭和被遗弃儿童的统计数据、青少年犯罪、街头危险、卖淫、强奸、破坏、旷工、精神和心理疾病，所有这些比率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都下降了，但是，到现在又都稳步上升了。
五
一开始我们就介绍了“公民生活质量”概念。这种质量从未太高，南斯拉夫各地区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传统相当薄弱。此外，当提到政治解放时，一党制就施以严格限制。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在整个政治体制实施自治的过程中，公民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这是没有疑问的。
因为南斯拉夫经济自治比政治自治层次高，所以与公民权利相比，南斯拉夫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建立和维护得更好，包括工作权利、充分的社会保障（带薪病假，免费健康服务，退休保障，为每个孩子提供保障）、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权利，以及从工作机构获得公寓的权利。
谈到公民权利，直到1950年，南斯拉夫公民无权发布未通过审查的文本，无权向国外发布先前未在国内出版的内容，无权成立“人民前线”（the Peoples’
Front）以外的组织，没有内务部门的批准无权示威，没有安全机关的签证无权出国旅游，无权待在国外超过允许的时间，无权持有任何外币，无权向权力机构发批评信和集体上访，无权兼有公职和教会身份。更糟糕的是，一个公民可能被逮捕并在见不到他的律师、甚至不被带到法庭的情况下进行不限时间的调查。
直到今天，一些公民权利都没有实现，或者还没有充分实现。一些批评性的文本不能出版，即使印刷也不能发行。除非受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管控，否则不得成立任何公民组织。只有由官方来组织的街头示威才会被允许。一些公民“因为国家安全和国防利益”而拿不到护照，且得不到任何解释。基于刑法典的模糊条款，言语犯罪（délitsd’
opinion）仍然可以被起诉为所谓的“敌对宣传”犯罪（定义为“虚假和恶意描述南斯拉夫社会”）。尽管如此，在与苏联阵营决裂之后，南斯拉夫发生了重大的政治自由化进程。
对大众传媒和出版社的审查制度被废除。在国外出版亦被允许。一旦获得批准成为社会主义联盟的一部分，一个文化组织可以实现很大的自主权（例如，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哲学和社会学协会，塞尔维亚作家协会）。除了少数例外，南斯拉夫人现在可以自由出国旅游。他们有五年期的护照，不需要任何签证。他们可以将任何外国货币带回家，并存在银行账户里。他们可以自由地待在国外，而不用冒着失去公民身份的风险。他们可以向当局发出任何批评请愿书，根据宪法有权得到一个答复（这一点在实践中几乎从未实现）。在不允许会见律师和法官的情况下，安全机关有权拘留公民的时限降到了24小时——只是最近增加到了72小时。
以上描述的公民生活质量还远未达到理想状态。从社会经济权利的角度看，它甚至超过了一些西方民主国家。从公民权利的角度看，它仍然不如西方民主国家，但是远超“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之前研究得出的一般结论不一定是对自治与扬弃异化之间因果关系的强有力的说明。还要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文化传统的特性，工业化程度，民族、种族或宗教统治，地缘政治地位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等等。但是，自治与扬弃异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是合理的。更具体地说：一个传统国家向自治政治体制的部分转变提高了公民生活质量和人权实现程度。
六
从南斯拉夫1950年到1965年这段时期的经历中，可以得出以下的一般经验教训：
第一，即使是一个有限的、不完善的自治结构也有一些有益的作用。它提高了工作和公民生活的质量，带来了个人对特定团体和整个社会的认同感，使公众的参与积极性更加高涨，加速了物质发展，形成了文化创意的良好氛围。
第二，政治体制中即使只引入有限的自治形式，也会显示出全面发展的整体自治能够拥有的超越传统政治民主代表形式的优点。代议民主如果不与直接参与式民主相结合，那么其政治体制就会过于集中，并且背负庞大的官僚机构。因此，其政治决策是缓慢的、代价高昂的、抽象的，因为它发生在离相关领域相当远的一个地方。为了进行更加明确具体、及时有效的决策，合理的分权措施是必要的（虽然不是充分的）条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适度分权是自治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今天的南斯拉夫是分散的地区官僚制的鲜活证据，基本上处于现代自由文明的水平线之下。因此，官僚制国家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分权过程来解决。它要求超越异化政治。后者只能意味着，不仅要取消任命体制，而且要取消任何形式的政治“头领”。政治职能必须是一件令人自豪和荣耀的事，而不是行使个人权力的剧场。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多元化，即思想、价值、程序、运动、无等级、非意识形态组织的多元化，而不是为政党领导人争取个人权力的寡头政党的多元化。
当然，有限自治在某些方面可能会逊色于传统的代议民主。这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有限的初始形式，不是成长在现存的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而是由典型的专制政党自上而下推动的。
南斯拉夫拥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大学，但是它的公民没有权利选举委员会成员，这当然是荒谬的。一般而言，这样的悖论表明，历史产生的混合体胜于概念设计的完美实现。更具体地说，相对于我们的主题，这说明了即使是有限自治（不管它的所有局限）也指出了旧民主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第三，南斯拉夫的经验教训是，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从已经建立的中央集权走向充分发展的自治也是极其困难的。南斯拉夫有一个真正的机会，在被另一种国家秩序冻结之前，其进步力量形成了一个运动。有必要找到一种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想要完全集中权力的列宁主义先锋党与由人民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组成的具有广泛民主性质的运动之间的矛盾。在我们所研究的期间里，南斯拉夫革命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矛盾，但最终没能战胜内部障碍，因而深深陷入连续性危机。
第四，在1963年至1965年左右，南斯拉夫有可能把握进一步发展的具体可能性，有可能抓住更好的机会实现物质文化更发达的社会。在用南斯拉夫理论的概念正确地重新解释南斯拉夫经验后，“议会民主”的具体含义，以及如何阐述“超越国家”的设想，都变得更加清晰。
人们现在可以看到直接民主如何与代议民主相结合。所有个体直接参与具体问题的决策将由适当高一层的自治委员会处理。具有能力、正直和实践智慧的人将被选出，他们将被授予必要的权力处理这样的公共问题。当然，选举自由、不受执政党操纵是至关重要的。委员会可以由若干个办公室组成，需要考虑代表不同的利益，协调和指导不同领域的问题。不同经济部门的特殊利益，可以由联合劳动办公室代表，它将处理整个地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不同省份（联邦制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各个共和国）的特殊利益可以由联邦机构代表，它会使各联邦成员具有平等的发展条件。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可以由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办公室来表达和维护。
今天，有可能用一个复杂的、高度明晰的理论来代替“生产者联合体”“国家消亡”“不具有政治性质的公共权力机关”等乌托邦式的短语。我们不仅更加了解中央集权与分权的局限性，而且更加了解联邦主义的优点和缺陷。更清楚的是，如何才能实现没有政党的政治多元化，如何使民主计划与商品市场相适应，以及如何能有一个强大的自卫机构而不是职业军队。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现在该回答这个关键问题了：在所有决策都需要高水平专业判断的现代社会，非专业人士如何能进行有效管理？我们发现决策过程中的分析、政治和技术阶段之间的区别是答案的关键所在。自治机关可以组织自己的分析服务，它独立地向自治机关提供技术管理方面的信息和评判。当然，自治机关可以购买现有科研院所的服务。在重要的情况下，可以比较两个或更多不同来源的分析。
与从事经营管理的技术专家相比，一个信息灵通的自治机关可以寻求多种可供选择的技术解决方案，每一方案都伴有成本效益分析。当然，专业知识并不赋予任何人领导能力。专业知识并不需要给人们带来解决专业知识以外的问题所需的总体文化的、明智的和理性的方法，更不需要带来对于具有道德要求和合理政治目标的社会的总体需求的认知。技术专家的特点在于其工具理性的性质，其所关心的不是实现目标的决心，而只是最合适手段的发现。因此，技术专家完全可以与自治机关的政治领导和谐共存。关键在于，前者必须始终服从后者。自治在这方面（指由非专业人士管理社会——译者注）的唯一革新在于，这里的政治领导是不异化于人民的；而在其他所有已知的政治组织形式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这种异化。
因此，原本反对自治的最保守观点完全不成立了。专家们不能统治——恰恰因为他们是专家。现代性绝非与自治不相容，它需要自治来完成其人类解放运动。这个运动到底能否完成仍不确定，南斯拉夫经验只能证明这种不确定性。没有强大的集体自由意志，自治就不可能复苏。但是人们不能机械地确定集体自由意志，也无法预测它。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