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 -> 第二十六卷

前言



  本卷收入恩格斯1876—1878年写的《反杜林论》及相关文献和1873—1882年写的《自然辩证法》。
  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大工业在欧洲大陆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日益加剧,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走向高潮,西欧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开始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逐步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同时又面临各种错误思潮的挑战。从19世纪中叶开始,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其标志性成果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提供了丰富的科学依据。
  1869年恩格斯结束了曼彻斯特的商业活动,于1870年迁居伦敦,他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一起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开展反对错误思潮的斗争,指导工人阶级建立独立政党的活动。为了捍卫、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投入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了进一步论证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全面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深入研究了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就是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为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根·杜林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宣扬的错误观点,回击杜林对马克思学说的进攻并清除杜林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影响而写的一部论战性著作。正像恩格斯在《序言》中所说:“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见本卷第11页)恩格斯通过对杜林错误观点的批判,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引论》中恩格斯论述了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评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性,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阐明了黑格尔为恢复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形式作出的巨大贡献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实质,揭示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功绩,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见本卷第30页)。
  在《哲学》编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他通过对杜林的先验主义的揭露,科学地阐明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指出: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见本卷第38页)。恩格斯利用他多年研究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的成果,批判了杜林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种种谬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见本卷第47页),“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见本卷第64页),“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见本卷第56页)。恩格斯批驳了杜林对辩证法的攻击,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见本卷第149页)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作了周详的阐述和科学的论证。
  恩格斯批驳了杜林在道德和法的领域鼓吹的“永恒真理”,“终极真理”,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论述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见本卷第92页)。人对真理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同上);”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见本卷第96页)。恩格斯还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见本卷第120页)恩格斯还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出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和平等观。他指出:没有永恒的,终极的道德教条,一切道德观念都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见本卷第100页)。“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同上)平等观念也一样,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平等观念是历史的产物。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与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根本区别,指出无产阶级要求的“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见本卷第112、113页)。
  在《政治经济学》编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系统阐明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他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见本卷第154页)。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材料是历史性的、经常变化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见本卷第155页)。他区分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经济学,并指出“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见本卷第157页)。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宣扬的唯心主义“暴力论”。杜林把政治关系说成“历史上的最基础的东西”,把政治暴力说成“本原性的东西”,认为一切羟济现象都应该由暴力来解释。恩格斯认为杜林的观点是那种将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唯心史观的翻版。恩格斯阐明了经济决定政治、物质生产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无论私有制的产生,还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过程,“都由纯经济的原因来说明,而根本不需要用掠夺。暴力、国家或任何政治干预来说明”(见本卷第172页)。“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见本卷第168页);“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造成剥削”(见本卷第161页)。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把暴力看做“绝对的坏事”的错误观点,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见本卷第193页)。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驳斥了杜林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歪曲和攻击,以通俗系统的形式论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功绩,指出:这一理论“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机制,揭示了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得以确立起来的核心”(见本卷第215页)。恩格斯还阐明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一发现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的。”(见本卷第213页)
  本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是马克思写的,原稿标题为《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枇判史〉》。马克思在文中批判了杜林对经济学史的错误论述,阐述了配第、诺思、洛克、休谟等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还着重对经济学界视为“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的魁奈《经济表》作了深入的科学剖析,阐明了重农学派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理论贡献。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对经济学史的阐述是“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见本卷第17页)。
  在《社会主义》编中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他批驳了杜林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攻击,科学地评价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阐述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辛辣抨击、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构想,同时剖析了他们的唯心史观和历史局限性,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见本卷第274页)
  恩格斯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指出: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发展;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上的反映。”(见本卷第285页)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见本卷第301页)。
  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见本卷第288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同上),这一矛盾还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见本卷第291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爆发迫使资产阶级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调整生产关系,采取股份公司这种社会化形式,把有些部门变成国家财产;但是,“无论向股份公司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见本卷第296页)。恩格斯强调指出,要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建立“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见本卷第297页)。为此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上)。
  恩格斯还预言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由生产的有计划的组织代替;商品生产将被消除,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生产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解放人的手段;旧的分工将消失,人将获得全面的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的对立将消灭;阶级差别和对立将消失;国家将消亡,对人的统治将被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的领导所代替,等等。他还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见本卷第301页)。
  恩格斯在为《反杜林论》三个德文版写的序言中说明了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目的,还说明了这部著作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完成的,反映了他们的共同的观点。他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见本卷第11页)。他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创立过程时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见本卷第13页)他还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奠立在19世纪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的重要著作。它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文稿有:写作计划草案、论文、各类札记和片断以及四束手稿目录。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论述了自然科学史、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自然界的辩证法规律和自然科学的辩证内容、自然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这部著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领域,为自然辩证法这一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
  恩格斯在《导言》和相关札记中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的成就,批判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基础及其基本特征。他指出,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到18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还处于掌握已有材料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总观点,其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的看法。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它在存在的时候就总是这个样子”(见本卷第469页)。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从收集材料阶段进入综合整理和理论概括阶段,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发现,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辩证过程,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见本卷第475页)
  恩格斯以大量自然科学的成就论述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直至人类产生的过程。他还分析了自然科学与生产的关系,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原因,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见本卷第485、486页)
  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及相关札记中,恩格斯论述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自然科学家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必要性。他指出,自然科学发展到19世纪,在各个领域已积累了大量实证知识材料,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按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也迫切需要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因此,自然科学家必须摆脱形而上学,掌握唯物辩证法,“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见本卷第499页)。他强调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见本卷第500页)恩格斯还通过一些自然科学家迷信降神术、陷入唯灵论的实例,阐明了自然科学家停留于片面经验而忽视理论思维的危害,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经验主义者蔑视辩证法便受到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见本卷第516页)
  在《辩证法》及相关的札记中,恩格斯阐明了辩证法作为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及其基本规律。他把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归结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也是思维本身的一般规律。他还区别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指出“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见本卷第541页)。他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同一和差别、必然性和偶然性、有限和无限、相互作用、因果性等等,作了科学的剖析,阐明了它们的辩证内涵。他还论述了自然研究中的认识论和辩证逻辑问题,阐明了判断的辩证分类、归纳与演绎的辩证关系,批判了自然研究中的不可知论。
  在论述物质运动形式的论文和札记中,恩格斯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运动,就它被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直到思维。”(见本卷第589页)整个自然界构成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各种物体是相互作用着的,“它们的相互作用就是运动”,因此,“没有运动,物质是不可想象的”(见本卷第590页)。他考察了物质运动的几种基本形式以及这些运动形式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化,由此说明研究物质不同运动形式的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有机联系。恩格斯还广泛收集了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前言学的材料,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对这些科学材料进行梳理和评述。他总结了这些科学领域取得的成果,批判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错误倾向,揭示了各门科学中的辩证内容,进一步论证了辩证思维对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了人类的起源问题,论述了劳动在人类起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见本卷第759页)他阐明了人与动物在对待自然界方面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利用自然界、支配自然界,同时强调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见本卷第769页)他还指出,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人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和控制我们日常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他们不考虑这些行为的自然后果。因此。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见本卷第770、771页)。
  本卷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0卷相比,有如下变动:(1)在《反杜林论》材料部分,增收了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写的原稿《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和《〈经济表〉及若干批注》。(2)在《自然辩证法》正文部分增收了恩格斯的七篇数学、物理学算式和他关于德国化学家菲·泡利评述劳动价值学说的一小段札记。(3)《自然辩证法》的全部手稿参照恩格斯《1878年的计划》编为六个部分:“历史导论”,”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哲学和自然科学”,“辩证法作为科学”,“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自然界和社会”。(4)为便于读者研究,本卷还附有按手稿写作时间和按手稿内容分别编排的《自然辩证法》细目。
  本卷全部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6卷(1985年)、第27卷(1988年)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翻译。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
  顾锦屏 柴方国 韦建桦 王锡君 朱 毅曹浩瀚

  参加本卷资料和编辑工作的有:
  章 林 张 红 刘洪涛 李 楠 沈 延张凤凤 朱 羿 黄文前 吴海涛 胡晓琛章丽莉 王栋华 单志澄 胡永钦 蒋仁祥

  全卷译文由顾锦屏 柴方国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