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 -> 第二十六卷
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材料
卡·马克思
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154]
Ⅰ）希腊古代
杜林先生对于下述发现大吹大擂：
“经济学说”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现象”（第12页）。
确实，《资本论》（1867年）中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173]；《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第29页）中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174]杜林先生是沿着这条预先指给他的道路走的，但是在他看来，高级经济学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科学在其古典时期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可怜的流产才开始的。[175]因此，杜林有充分的权利在其《批判史》引论的结尾扬扬得意地宣称：
“这一企业，如果按其外部可以感知的特点、按其更新颖的一半内容来说，是完全没有先驱者的，那么按其内部的批判的观点及其一般的立场来说，它更是归我个人所有。”（第9页）
实际上，他尽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宣布自己的“企业”（这个工业上的用语倒选得不坏）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97。
因为所谓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只是由于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就希腊人有时涉猎这一领域来说，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经济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现在我们来听听充当世界审判者的杜林先生说些什么话：
“因此，关于古代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学的中世纪，则对此〈对此无可奉告！〉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因为虚荣地炫耀博学外表的手法……败坏了现代科学的纯洁性，所以不能不至少举出几个例子，以资留意。”（第17页）
然后杜林先生就举出批判的例子，这一批判确实连“博学外表”也没有了。
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是：
“ 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它作为物所固有的，例如鞋用来穿，另一种则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即它可以用来交换（η（即（χρησιζ）μεταβληικη…àλλαγηζ ενεκεν） [176]（你自己去查看这段话，我由于俄语的缘故无法正确书写希腊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页脚注1 [177]）。——
“在柏拉图论国家的著作中， 有人……也企图去发现国民经济分工的 现代的篇章，”（第20页）（见《资本论》第379—381页。恰恰相反，在这一节里证明，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同现代的见解”截然相反”的。 [178]）
“这些界限是当时的市场范围为了进一步划分职业并在技术上划分特殊作业而设置的——只有关于这种界限的观念，才是这样一种认识，有了这种认识才使那种通常很难称为科学的观念成为经济学上重要的真理”（第20页）。
可是杜林先生曾十分藐视的罗雪尔“教授”，事实上却划出了这种“界限”，在这种“界限”中，“分工观念”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观念，所以他明确地宣布亚当·斯密是分工规律的发现者。[181]在商品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市场”——也用一次杜林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曾经是“生意人”中间历来十分熟悉的“界限”。需要有比“墨守成规的知识，或者确切地说墨守成规的本能”更多的东西，才能理解：不是市场造成资本主义的分工，相反地，是以前的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造成市场。（见《资本论》第2版第776页：《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182]
“货币的作用，在一切时候都曾经是经济〈！〉思想的首要刺激。可是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关于那种作用知道些什么呢？显然，他只知道，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代替了原始的实物交换，此外再没有什么了。”（第21页）
可是，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竟然发现货币流通的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货币执行单纯流通手段的职能，另一种是货币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183]，那么（也就是说，按照杜林先生独特的记述）“他只是表现了某种道德上的嫌恶”（第21页）。
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这时居然大胆地出来分析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作用”，而且实际上正确地提出了这个对于货币理论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184]，那么一个叫做杜林的人宁愿对这种不能允许的鲁莽行为完全保持沉默，这自然是出于十足的不可告人的理由。[185]
最后的结果是：在杜林的“以资留意”的镜子的映象中，“希腊古代”实际上只具有“最通常的观念”（第25页），如果这样的“愚蠢想法”（第19页）毕竟和通常的或非常的观念有共同之点的话。
Ⅱ）重商主义
### $$$“因此，重商主义体系严格说来 作为科学根本不存在…… 因此必须摒弃在有名的三大体系〈重商主义体系、重农主义和工业主义体系〉中列举这一体系。”（第27页）另一方面：“这〈三个〉体系……确实存在，只是须提防把重商主义体系在解释和表述实践准则时所展示的种种技巧与……重农学派……独立的理论论述一起抛入 一个唯一的同类的整体中”（第29页）！？！ [186]
杜林先生在这里又如何谨慎地避免显示出任何“博学外表”，这从下面的话就可以看出来：
李斯特在第28章（同上，标题为《意大利国民经济学家》）里说道：
“无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应用上还是在理论上，意大利都走在一切现代国家的前头”，
然后又提到
“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塞拉所写的关于如何供给王国以丰富金银的著作，是意大利第一本专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187]。（1613年）
“当做经济学的最新前史的某种入门标牌”。（同上）
事实上，他对于《略论》的考察，只限于这种美文学的蠢话。不幸，事情在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1609年（1613年才有塞拉的《略论》），已经发表了托马斯·曼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99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即它攻击了当时在英国作为国家政策还受到保护的原始的货币主义，因而代表了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身的母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这一著作以最初的形式就已经出了不同的版本，并且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以后经作者本人完全改写并在其死后于1664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在100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那么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本书在杜林先生的“细心观察顺序关系的历史”中是根本不存在的。（第133页）
Ⅲ）较合理的经济学说的先驱和标志
配第
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的一个最伟大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对于填充白纸十分有用的）方面就是：杜林借助世界上众所周知的各类传记来描绘各个经济学家的性格特征，再由此出发去构想他们的著作特点。依靠这种方式便轻而易举地从配第丰富多样的生活中得出
“一种精神特质，它包含相当轻率的思维方法，并且 在真正的严肃性方面只知道它的商人形式”。（第54页）〈难以理解，如何 在真正的严肃性 方面……知道严肃性的商人 形式。〉“对于概念的内部的和更精细的区别缺乏理解……显示出配第理解方式的最薄弱的一面，”（第55页）“有人尊重配第，因为配第通过经营自己的生意最终拥有15 000英镑的年收入 [189]。”（同上）而且配第还具备“完全精准地刻画英国形形色色的教士等技巧”。这“……只证明他具有多方面才能，知识广博，但容易从一种东西跳到另一种东西，而 对任何深刻的思想不作彻底的研究”（第55、56页）。“正因为配第对国民经济的论述还非常粗陋，由于周围还没有可以借鉴的学派而显得笨拙，所以他得出了幼稚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加以对照…… 有时可以 使比较认真的思想家 发笑”。（第56页）
配第关于
“劳动，甚至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的论点，在他那里……只能见到不完整的痕迹”。（第62页）
配第的这些论点，杜林先生置之不理，也就是说，他的读者所获悉的全部相关内容，就只有“不完整的痕迹”这一句话。那么实际情况怎样呢？配第在他的著作《赋税论》（1662年第1版）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首先用耗费同样多的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等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上的”定义。[190]但他并没有停留于举例，而是明确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量的。他把自己的发现用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和一部分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有时在各个场合和各种著作中，甚至在没有重复这个主要论点的地方，从这个主要论点作出正确的结论。但是配第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经说道：
“我断定，这一点〈通过等量劳动进行估价〉是 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 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 [191]
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来。
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192]
杜林先生对此作出了尖锐的评语
“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那么人们就根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到以前已经说过的一种对立见解的痕迹”；〈（第63、64页）这就是说，杜林先生“以前”除了提到“痕迹”是”不完整”的以外，并没有说过其他什么东西。这是杜林先生所特有的手法，他“以前”用一句毫无内容的话来暗示什么东西，以便“以后”要读者相信，他“以前”早就听说了事情的要点。〉
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193]但丘必特可以做的事，牛却不可以做。[194]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那里，必然要摸索、试验、努力克服刚刚开始形成的观念的混乱状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经过筛选来概括150年以上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已经部分地从书本转入一般的意识中）的著作家那里出现，却是十分奇怪的。
配第的十分圆满的、浑然一体的著作，是他的《货币略论》，这本书在他的《爱尔兰解剖》一书出版之后10年，即在1682年。也就是说他去世前五年由他本人出版（后一本书第一次出版于1672年，而不是杜林从“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中照搬下来的1691年）。100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源自重商主义体系的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按内容和形式说来，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杰作；正因为如此，杜林先生在“以资留意”时甚至连书名都不提一下。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一个装腔作势的好为人师的庸夫，对于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只能牢骚满腹地表示自己的不满，只能埋怨：理论火花竟没有严整地作为现成的公理傲然挺立，而只是从对“粗杂”的实际材料的探究中，例如对租税的探究中，散乱地迸发出来。
杜林先生对待配第的真正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著作的态度，也同样用来对待配第创造的“政治算术”，即通常所说的统计，他对于配第所用方法的奇特，只是恶意地耸耸肩膀！如果我们想到100年以后一个叫拉瓦锡的人在这一领域中还采用的奇异方法101，如果我们想到现在的统计同配第给它极概要地规定的目的还相距很远，那么，在200年以后这种自鸣得意的无所不知，就只是表现为无法粉饰的愚蠢。
配第的有意义的观念——这在杜林先生的“企业”中是绝少看到的——在杜林先生看来，只不过是零碎的想法、偶然的思想和即兴的意见，它们只是在今天，才被人通过断章取义的引用，而赋予一种它们本身根本未具有的意义，所以它们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史上不占有任何地位，而只在那些处于杜林先生的根底深厚的批判和“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的水平之下的现代书籍中才占有一席之地。看来杜林先生在其“企业”中所看到的读者群，只是一些盲目信从而根本不敢要求杜林先生证明自己的主张的人们。我很快就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必须先把洛克和诺思暂时搁置一边——他们在杜林先生那里已按正确的年代顺序被排在配第之后，现在先来看一看继他俩之后才论述到的布阿吉尔贝尔和罗。
布阿吉尔贝尔和罗
关于布阿吉尔贝尔，我们只须指出杜林先生的唯一的发现，那就是他发现了从前没有看出的布阿吉尔贝尔和罗之间的联系。因为布阿吉尔贝尔断言，贵金属在商品流通中执行正常的货币职能的时候，可以被信用货币（”un morceaude papier”或正如杜林先生正确地用德语转述的“一张纸片”）所代替，[195]而罗以为这些小纸片的任何“增加”，都是增加国家的财富，[196]因此布阿吉尔贝尔的“转变已经包藏着重商主义的新的形态〈换句话说，已经包藏着罗〉”（第83页），并且这可由下述的话十分清楚地得到证明：
“只要赋予‘单纯的小纸片’以贵金属所应起的作用，那么，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就立刻完成了。”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叔父变为叔母的形态变化“立刻”完成。虽然杜林先生以抚慰的口吻补充说道：
“当然，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这样的愿望。”
但是，活见鬼，他怎么竟可能仅仅由于认为贵金属在那种作用上可以被纸片所代替，就有这样的愿望，要以重商主义者的迷信的见解，去代替他自己对贵金属的货币作用的合理的见解呢？
“可是”，杜林先生还是摆出一本正经的滑稽样子，继续说道：“可是应当承认，我们的作者在有些地方确实能够发表真正中肯的意见。”（同上） [197]
“显然，罗也从来没能完全抛弃这个基础〈即“贵金属基础”〉，可是他使纸币的发行达到极端，就是说，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第94页）
实际上，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基础，而是为了把贵金属从公众的钱袋吸入空虚的国库里去。102
再论配第，还有上述提到的洛克和诺思
以及杜林关于1691—1752年这段时期的全部论述
在回过来谈论杜林让“一个叫配第的人”所起的非历史性的作用之前，我们首先听一听他关于配第的直接后继者洛克和诺思说了些什么。（洛克的《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和诺思的《贸易论》，是在同一年即1691年出版的。）”
他〈洛克〉关于利息和铸币所写的东西，没有超出重商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所流行的、以国家生活的各种事件为转移的思考范围。”（第64页）
杜林的读者从这个“记述”中应该完全清楚了，为什么洛克的《降低利息》在18世纪后半期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产生这样重大的影响，而且是多方面的影响。[198]
“关于利率自由，许多生意人抱着类似的〈和洛克类似的〉意见，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也产生这样的倾向，即认为限制利息是无效的。当一个叫做达德利·诺思的人能够按自由贸易的精神著述《贸易论》〈1691年〉的时候，一定已经有很多东西似乎在流传，使得反对限制利息的理论不致成为某种奇闻。”（第64页）
这样，洛克为了发表利息自由的理论和说些并非“奇闻”的东西，只须采纳同时代的某些“生意人”的思想，或把当时”很多似乎已经在流传”的东西接过来就够了！但实际上，1662年配第已在《赋税论》中把利息，即“我们叫做高利贷的货币租金”同“土地的和房屋的租金”相对比，并且向那些想用法律来压低货币租金（自然不是地租）的地主解释，“制定违反自然法的成文民法是徒劳无益的”[199]。所以配第在其《货币略论》（1682年）一书中宣布，用法律来调节利息，和凋节贵金属的输出或汇率一样，都是蠢事。在同一著作中，他还对于“货币价值的提高”（例如，为了使六便士[200]具有一先令的名义，就把一盎司银改铸成两倍数量的先令）说出了永远具有权威意义的见解。
关于最后一点，洛克和诺思差不多只是照抄配第。关于利息，洛克从配第把“货币的利息”和“地租”相提并论这一点出发，而诺思则更进一步把利息作为“资本的租金”和“地租”相对立，把“资本家”和“地主”相对立[201]。但是，洛克只是有条件地接受配第所教导的利息自由，而诺思则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杜林先生——他自己还是“更加微妙的”意义上的严厉的重商主义者——自恃高明，用一句话把达德利·诺思的《贸易论》打发过去，说它是“按自由贸易的精神”写的。这就如同有人说哈维是按照“血液循环论的精神”写作一样。诺思的著作（抛开它的其他功绩不谈）是关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和国外的贸易往来）学说的古典的、始终一贯的论述，在1691年这确是——“某种奇闻”！
此外，杜林先生告诉我们，
诺思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坏家伙，他的著作“不可能博得任何赞许”。
当时正是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获得最终胜利的时候，这样的著作怎能得到身居主导地位的混蛋们的“赞许”！可是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立刻发生理论上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随后不久于英国17世纪出版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洛克和诺思的例子向我们提供了证明：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是如何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的。这一过程在1691年到1752年这段时期的踪迹，就是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说来，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从配第出发的。因此，这个充满有创见的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认为我在《资本论》中如此重视配第以及那一时期的其他著作家，是犯了恶劣的罪过）干脆把他们从历史上一笔勾销。杜林先生在对洛克、诺思、布阿吉尔贝尔和罗发表一番宏论之后就直接跳到重农学派74，然后在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殿堂的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杜林先生大笔一挥，便把1691年到1752年这一时期勾销了，也就把休谟的一切先驱者勾销了，同样，又大笔一挥，把休谟和亚当·斯密之间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勾销了。后者的大作[202]，撇开其历史重要性不谈，经久地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关于这部著作，我们在杜林先生的”企业”内，没有看到片语只字。可是，杜林先生却以非公聘讲师式的执着来愚弄自己的读者，说“在亚当·斯密时期，斯图亚特是一位教授”（第136页）。实际上，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是苏格兰的地主，他因有参加斯图亚特阴谋的嫌疑，而被长年逐出英国。他在大陆游历和居住期间通过自己的观察熟悉了各国的经济状况。
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来恢复年代的顺序，把“他的”休谟放在重农学派的前面而不是后面；另一方面，尽管杜林先生严禁通过指出著作家的智慧源头来贬损他的“无与伦比的独特性”（见第50页），但是，在论及休漠的时候，还是要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有违反这种禁令的自由。[203]
Ⅳ）大卫·休谟
休谟的经济学《论丛》出版于1752年[204]。在《论货币》、《论贸易差额》、《论商业》这一组论文中，休谟一步一步地，往往甚至在一些古怪的想法上都跟着杰科布·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一书走。顺便提一下：尽管这位范德林特在柏林一直没有名气，可是在18世纪末，就是说在斯密以后的时代的英国经济学著作中，都还一直提到他。
像范德林特一样，休漠也把货币看成单纯的价值符号；他差不多是逐字逐句照抄范德林特（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他本来还可以从其他许多著作中去抄袭价值符号理论）关于贸易差额为什么不能总是有损或有利于某国的意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教导说，贸易差额的平衡是按不同国家的不同的经济状况而自然地建立的；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倡自由贸易，不过没有那么勇敢和彻底；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出，需要是生产的推动力，不过是以更浅薄的形式提出的；他跟随范德林特，也误认为银行货币和一切国家有价证券影响商品的价格；他和范德林特同样反对信用货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以为商品价格取决于劳动价格，也就是取决于工资的高低；他甚至抄袭范德林特的关于货币贮藏会压低商品价格这种古怪的意见，如此等等。
杜林先生早已神谕式地诉说有人误解了休谟的货币论，他特别咄咄逼人地在他的通缉令中描述罪犯特征，明确攻击马克思，说他除了误解休谟以外，还在《资本论》中违反禁令，谈到了休谟同范德林特和约·马西的秘密联系[205]；关于马西，后面还要谈到。
关于这种误解，情况是这样的。根据休谟的确实的货币论，货币只是价值符号，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价格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加的比例而提高，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减少的比例而降低，对于这个货币论，杜林先生无论如何努力，即使是使用他特有的明快的叙述方法，也只能重复他的先驱者的错误见解。
可是休漠在提出上述理论之后，对自己提出这样的异议（孟德斯鸠在他之前从同样的前提出发，已经提出过这种异议[206]）：
“毫无疑问〈certain〉”，自从美洲的金银矿发现以来，“除了这些矿主的工业以外，欧洲各国的工业也都有了发展”，这种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金银的增加”。
对“这种现象”，他解释道：
“虽然商品价格的昂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可是这种昂贵并不紧跟着这种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直到货币流通到全国并使各界人民都感觉到它的影响的时候。”在这一期间，它对于工业和商业起着良好的影响。
在这个论述的最后，休谟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影响，虽然他的说明比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同时代人要片面得多：
“要观察货币通过整个社会的运动，是很容易的；这时我们将看到， 货币在提高劳动价格以前，一定会鼓舞每一个人的勤勉心。” [207]
休谟明确反对洛克的论据，即利息不是由现有货币量来调节，而是由利润率来调节，以及他关于决定利息率高低的原因的其他说明——所有这些，都可以在1750年，即休谟的论文发表前两年出版的《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壳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一书中找到，这本书在论述方面要精确得多，较少卖弄聪明。这本书的作者是约·马西，他是一个多方面的著作家，拥有很多读者，这从当时英国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亚当·斯密对于利息率的说明，接近马西甚于接近休谟。马西和休谟两个人对于在他们学说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利润”的本性，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说到。[209]
杜林教导我们：
“人们在评价休谟时，大都总是带着很大的偏见来对待他，并且把他所完全没有的观念加到他的身上。”
事实上，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止一次地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对待”的明显例证。[210]
例如，休漠在论利息一文中就说：
“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 是利息率低，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人们通常所想的有些不同。” [211]
“在〈休谟〉关于利息率的看法中，应当主要地强调这一观念：利息率是状态〈什么状态？〉的真正的晴雨表，而晴雨表的低度数则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的几乎不会出错的标志。”（第130页）
这里说的“有偏见”的、陷于窘境的“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杜林先生。
再举这同一个“人”如何对待的例子，这个例子还将表明，为什么这个“人”对引用他所痛斥的那些著作家的话如此深恶痛绝。[212]
休漠说：“许多国家的例子看来成了这个流行的迷误〈即货币量决定利息率〉的又一个原因，这些国家通过对外征服突然获取货币和贵金属之后，利息不仅在这些国家出现下降，而且一旦货币分流并流入各个角落，利息在邻国也出现下降，”在“ 进行征服的”国家中，货币落入少数掠夺者手中，他们依靠购置地产和放贷收息来谋求货币增殖，这样“在短期内便形成了同样的效应〈即利息率降低〉，似乎工业和贸易出现了极大的增长”。 [213]但是这一现象维持的时间不长；尽管征服国持有的部分掠夺来的货币使商品价格相应地持续升高，利息率还是会回到它旧有的水平。 [214]
但利息率的下降“单从自身来看，不是由货币增加引起的，而是由工业增长引起的，在货币增加造成劳动价格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升之前，这种增长是货币增加的自然效应”。休谟继续写道，“尽管货币量保持不变”，工业仍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增长。 [215]
我们对休谟的论述仅仅作了以上片断性摘录，休谟明确论述这些内容，是为了揭示货币量决定利息率“这个流行的迷误”所依据的理由之一是站不住脚的，其实，这个理由是以掠夺货币的国家等为例创造出来的。休谟的全部论述在这个“人”那里变成下列简述：
“例如〈休漠〉指出，在上面所说的平衡实现之前，货币量的变化会影响利息率。”（第131页）这句话，确切地说，这种说法没有真实内容，丝毫无法让读者明白休谟真正的意思，但这并不妨碍杜林先生一口气说下去：“因而我们看到，一个叫休谟的人在思考时的审慎要远胜于后来那些以他为依据来为自己的片面性或意识形态论证的人。”（第131页）。
事实上杜林先生本人就遭遇不幸，他的偶像休谟即便是自由贸易的较为胆怯的倡导者，杜林还是有理由在自由贸易的导师中以他为依据，不过这个”人”却不得不采用我们刚才看到的手法来篡改休谟，以便为自己从19世纪“较微弱的”重商主义者那里借用来的“片面性或意识形态论证”。
而且，杜林先生对于下面这一点表示出自己的天真的惊讶：休谟在发挥了某种出色的观念之后“甚至没有自称是这种观念的创立者”。这样的事情在杜林先生身上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已经看到，休漠是如何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同引起它们贬值、引起它们自身的价值发生革命，即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革命的那种增加，混为一谈的。这种混淆对休谟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完全不了解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他不可能了解这种职能，因为他丝毫不懂得价值本身。“价值”一词，在他的论丛中，也许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在那里，他想纠正洛克关于贵金属具有的“只是想象的价值”（imaginary value）的错误见解，而结果越纠正越糟，竟认为贵金属具有的“主要是虚构的价值”（“chiefly a fictitious value”）。[217]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远不如配第以及配第较早的后继者，而且远不如他同时代的一些英国人。他仍然用老一套办法赞扬“商人”是生产的第一盘发条，这个观点早已被配第所抛弃，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同样落后。至于欧根要人相信休漠这个“认真的和缜密的”思想家在其论丛中所研究的是“主要的经济关系”（第121、122页），那么只要把亚当·斯密所援引的康替龙的著作（该著作和休谟的论丛都是1752年出版，但那时作者已经死去多年了）103比较一下，人们就会惊异地看到休谟的经济学著作的范围是多么狭窄，尽管杜林先生给休谟以特许证，休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毕竟还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物，但是在这里，他不能被认为是有创见的研究者，更不是什么划时代的人物。
他的论丛为什么会对当时知识界产生影响？这决不仅仅因为休谟简明、生动和法国式风趣的表达方法。他的论丛实际上对当时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当时英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因而他的论丛自然要博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赞许”。在这里只要作一个提示就够了。每个人都知道，正是在休谟的时代，英国的人民群众是多么激烈地反对间接税制度，这种制度是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尔波尔为了有计划地减轻土地所有者和富人的负担而实行的。可是休谟在他的《论租税》这篇论文中，不指名地同自己的念念不忘的权威范德林特——间接税的最猛烈的反对者，土地课税的最坚决的拥护者进行辩论，其中有一段话：
“如果工人不能在 不提高劳动价格的情况下靠更加勤勉和节俭来交纳消费税，那么它们〈消费税〉实际上必定是很重的，是很不合理的。” [218]
“他们收入的减少，是 不能由消费税或关税的一个单纯的项目的 外表来遮掩的。” [219]
“因为他善于经营私人经济，所以他以很少的资财做本钱，就达到不必为迎合任何人而写作的地位。”（第134页）
杜林先生关于休谟还说道：
“他从未对党派、君主或大学的影响作过丝毫的让步”（同上）
虽然确实还不知道休谟是否同一个叫做“瓦盖纳”的人有过文字上的共事关系104，可是我们知道，他是托利党156的热烈拥护者，也就是对“教会与国家”颂扬备至的托利党的热烈拥护者，为了酬谢他的这些功劳，他最初被授予巴黎使馆秘书的职位，后来被授予位置重要得多、收入高得多的英国副国务大臣的官职。
正派的施洛塞尔老头说：
“在政治方面，休谟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强烈的君主主义思想的人。因此，他受到当时的教会制度的拥护者的攻击，没有像吉本受到的那样猛烈。” [220]
“这位自私的休谟，这位历史的伪造者”，曾骂英国僧侣是肥胖的、不结婚的、没有家庭的、乞讨为生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家庭或者妻子，他本人是一个大胖子，在很大程度上靠社会的钱财来养活，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221]
休谟“在对待人生的实际态度上，在基本方面要比一个叫做康德的人高明得多”（第122页）。
杜林吹嘘休谟的阴险用意究竟何在？首先，杜林从休谟身上瞥见了自身的原型，于是向休谟过分表示敬意，赞扬休谟其实是赞扬自己。其次，休谟作为主要依据可以证明
“整个科学部门〈即“国民经济学说”〉的创造是更有见识的哲学的事情”（第123页），
因而它必然会由一位非凡的人物在最近的将来完成。这位人物把“更有见识的哲学”改造为绝对光辉的、根底深厚的现实哲学。
Ⅴ）重农学派
“魁奈至少留下了堪称经济学概念方面的创作的东西。”（第136页）杜林不能宣称自己做了同样的事情，尽管他也有创作的手法，或者确切地说编造的手法——关于这种手法，可以在有关重农学派的一章中了解得很清楚。
他先是用了引论性的整整八页篇幅絮絮叨叨地谈论魁奈其人、重农学派的名称这类东西。在写完这引论性的八页之后，杜林先生接着说：
“只有首先准确地研究魁奈关于财富生产所特有的主导概念，才能确定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关系的这一经济图表〈指《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因为到现在为止对这方面的观念人们总是带着摇摆的不确定性来描述，以至于哪怕从较好的记述，例如亚当·斯密的记述中，也不能完全认识它们的本质特征，所以上述研究就更加必要了……倘若对魁奈的基本观点采用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其结果将会把事情弄糟。”（第105页）
杜林接下来又写了满满五页，使用各种夸张言辞，不断重复，有意搅乱，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即迄今最好的对魁奈《经济表》中的基本观点的“记述”包含着以下全新的启示：
魁奈“先假定一个唯一的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劳动的阶级”，这个阶级“之所以是生产阶级，只因为他们生产的东西多于他们在劳动期间消耗的东西，这个多余部分，即纯产品或纯收入”（第105页）是由于下述情况产生的：自然“对人的劳动使用土地的报酬多于人从事这种劳动所必需的消耗”。（第107页）除了这个生产阶级之外还有“攫取租金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第105页），最后是“不结果实的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阶级”，他们“给自己的产品添加的价值仅仅相当于他们劳动期间消耗掉的〈农业的〉纯产品的价值”。（第106、107页）
杜林先生本人在有关亚当·斯密的一章中把他对重农学派“基本观点”的认识总结为：
“重农学派认为农业〈！〉土地中的自然具有非凡的生产潜能，此外还坚持认为〈！〉存在着超过农业劳动者的耗费〈！！〉的剩余，因而从未真正把农业劳动本身当做出发点。自然力对于它们来说才是主要的事情。”（第148、149页）
如果一个学生从“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第109页）中发现不了比这更多的东西，那么他肯定是太笨了。
“从一个自造的体系的高度”（第9页）进行的“历史批判〈同上〉”许诺：第一部分对魁奈的“基本观点”的记述要远胜于“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并以此为第二部分即阐明《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做准备。引论性的第一部分的“一个最可怀疑的方面”是：在这里，到现在为止对我们来说只知其名的《经济表》，也已经偶然地被杜林先生嗅到，还被他嘟囔几句，但接着又被抛开，并消失在各种各样的“反思”中，例如，消失在对“耗费和成果的区别”的反思中（第109页）。一旦杜林先生最终不得不从第一部分冗长的“耗费”转到第二部分短命的“成果”上来，这种区别实际上就再清楚不过了。现在让我们来引证第一部分对魁奈的经济表所作的附带性说明，还有第二部分对此所作的关键性说明，而且是逐字逐句引证这一切。
第一部分 对《经济表》所作的附带的和引论性的说明
“他〈魁奈〉认为，收入〈杜林先生刚才说过纯产品〉应当被作为货币价值来理解和对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第105、106页）“他〈魁奈〉立刻把自己的思考〈！〉和货币价值联系起来，他假定货币价值是第一手出卖全部农产品的结果。用这种方法〈什么方法？〉，他就在《经济表》的项目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货币价值〉。”（第106页）
这样，我们第三次知道：魁奈在其《经济表》中，立刻运用了“农产品”的“货币价值”，其中包含“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货币价值。往下看，尊敬的先生！
“如果魁奈采用真正自然的观察方法，如果他不仅放弃对于贵金属和货币量〈！〉的考虑，而且还放弃对于货币价值的考虑〈！〉……但是他只计算价值额，而且一开始〈“立刻”一词的另一种表达〉就把纯产品想象〈！〉为货币价值。”（第106页）
这样我们就第四次和第五次知道；在《经济表》中只有货币价值！
“由于他〈魁奈〉扣除了〈从什么当中扣除？〉开支〈什么开支？〉，并且主要是想着〈！〉〈不是“传统的”，然而是更加“轻率的记述”！〉那种作为地租而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价值，他得到了它〈纯产品〉。”（第106页）
到此还是毫无进展，不过现在开始了：
“可是〈这个“可是”是一颗珍珠！〉另一方面，纯产品作为自然对象进入流通中，它因此变成……维持……所谓不结果实的阶级的一个要素。在这里，立刻〈！〉可以看到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思想进程在一种情况下〈哪种情况下？〉为货币价值所决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为事物本身〈！〉所决定。”〈第106页）
一般说来，任何商品流通看来都免不了这样的“混乱”，即商品同时作为“自然对象”和“货币价值”进入商品流通。可是我们还是围绕”货币价值”转圈子，因为
“魁奈要避免国民经济收入的双重计算”（第106页）
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指出：在魁奈自己写的《经济表分析》中，在经济表图式的后面出现的是各类产品，而在前面，在经济表本身内出现的则是它们的货币价值。魁奈以后甚至让他的助手、修道院院长勃多，把“自然对象”和它的“货币价值”并列在表上[222]，使得真正“认真的”，即好学的学生受益匪浅。
但是，杜林把他在这里可以说只是偶然嗅到的这个《经济表》又抛在一边，他一再地重复——重复是智慧之母——说，魁奈认为“生产率源于自然”。杜林接着提到他对“重农学派”这一名称的新的考察，提醒说“魁奈在农村受过教育，对农村生活情有独钟”（第107页），然后他又用一句话提到他为阐释《经济表》准备的对魁奈“主导概念”的“敏锐思考”，并用对“耗费和成果的区别的思想”来结束这种思考。
第二部分 对《经济表》所作的关键性说明
### $$$“只要问一下：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不连贯性〈考虑到魁奈赋予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就立刻显露出来了。这里，对重农学派的思想方式和对经济表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第110页）
结果好，就一切都好。这样，杜林先生不知道经济表所显示的“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经济表对于杜林来说，是一个“化圆为方问题”。他不懂得重农学派的ABC。
没有人强迫杜林，要求他解释《经济表》。他自己在写了八页引论性的说明后，开始对魁奈的学说进行真正的叙述，一开头是江湖骗术式的宣传：“传统的轻率的记述”迫使他对魁奈的“主导概念……进行十分仔细的研究”，以便事后向我们“说明，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因此，他兜了各种圈子、说了各种空话、纵横跳跃、耍滑稽把戏、加进插话、离题发挥、一再重复、令人迷惑不解的语无伦次！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个掉进自设陷阱、徒劳地往外挣扎的江湖骗子耍的拙劣把戏。
但是，当我们这位“认真的思想家”最终摆脱了这个痛苦的秘密，这个在他驰骋重农学派国度时骑在他背上的黑暗的烦恼[223]之后，他又精神抖擞地大吹大擂：
“魁奈在其本来相当简单的〈因而是“导致神秘主义的混乱的”〉表中到处所画的、要用来表明纯产品的流通的线〈总共是六条〉”，使人们有理由考虑，在“这些奇异的〈实际上是“令人尴尬的”奇异的〉相交的线中”〈直到现在读者尚未得知有关“这些线”的更多说明〉，是否隐藏着某种数学的幻想；使我们想到魁奈是在研究“化圆为方”问题，想到“德国哲学家海尔巴特的心理学”，想到“最新一代人在国民经济学和统计学领域的数学把戏”。
这样一来，“企业”在重农学派那里遇到的最大障碍即《经济表》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顺利清除了。但事情没有结束，杜林在跳到下一个研究对象时又给了这个经济表致命的打击：
“由于我们从这个最可怀疑的方面考察了纯产品”（第111页）。
就是说，他自己承认，他丝毫也不了解《经济表》——杜林先生把这称为“纯产品的最可怀疑的方面”。这是多么绝望的滑稽！
关于《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的简短说明
在这一切论述之后，如果让《前进报》的读者像那些从杜林先生的“第一手”材料去吸取经济知识的人所必然遭遇的那样，对于魁奈的经济表一无所知，那就不合适了。因此我们作以下说明：
经济表的第一个前提，是租佃制度以及与之并存的大农业（在魁奈那个时代的意义上）到处被采用，而且，对于魁奈说来，其标本地区是诺曼底、皮卡第、法兰西岛和法国其他一些省份。所以，租地农场主作为农业的真正领导者，在《经济表》上代表生产（从事农业的）阶级的其他所有当事人，付给土地所有者以货币租金。租地农场主每年的经营资本（年预付）占创业资本或总财产（原预付）的五分之一，这种计算又是以上述各省经营最好的租地农场为标准的。[224]
经济表的出发点（因此列在表的最上端）是总收成，是土地上每年所生产的“总产品（年原产品）”，或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的”总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ioiale”）。这个总产品的价值量，是根据通商各国的农产品的平均价格计算的。价值量等于50亿图尔利弗尔106，这个数额依据当时可能的统计估算，大致表示法国全部农产品的货币价值。正是这种情形，才使魁奈运用50亿利弗尔的数目，而不是5个利弗尔。
这样，价值50亿的全部总产品掌握在生产阶级的手中，也就是说，首先是掌握在租地农场主的手中，这些租地农场主每年花费20亿经营资本（与100亿创业资本相适应）来生产全部总产品。为了补偿经营资本，因而也为了维持一切直接从事农业的当事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农产品，生活资料、原料等等，是以实物形式从总收成中拿出来的，并且花费在新的农业再生产上。因为，固定价格和简单再生产是作为前提的，所以总收成中预先拿出去的部分的货币价值，等于预付经营资本的价值，即等于20亿利弗尔。因此，这一部分没有进入一般的流通。任何在每一个阶级内部进行的而不是在不同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都明确地没有列入表内。最后应该看到，在魁奈那个时代，在法国，而且或多或少地在整个欧洲，农村的家庭工业供给了极大部分非食品类的必需品，所以它作为农业的当然附属物被当做前提了。
除开补偿经营资本的数额以外，在总产品中还有30亿的剩余，其中20亿是生活资料，10亿是原料。可是租地农场主不得不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占了这个剩余的三分之二，即只有20亿。为什么只有这20亿被列在“纯产品”或“纯收入”（“Revenue”）的项目下，下面顺便就会看到。
农业的“总的再生产”的价值为50亿，其中五分之三（30亿的价值）进人流通；可是除这个农业的“总的再生产”以外，当经济表上所描写的运动开始以前，租地农场主手中还握有全国的“储金”，即20亿现金。这些储金的情况如下：
因为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所以这个出发点同时也就成为一个经济年度例如1758年的终点，在终点之后，开始了新的经济年度。在1759年这个经济年度中，总产品中预定进入流通的那一部分，经过多次支付印买卖，分配在其他两个阶级中间。但是，这些前后相接的、分散的、延长到整年的运动，被归并为（这也是经济表的理论前提通常所必需的）几种各具特征的运动，其中每一种运动都一下子就包含整整的一年。这样，在1758年末，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7年以地租形式付给土地占有者的货币，又重新流回这个阶级的手中了（至于怎样进行，经济表本身就说明了），就是说20亿数额又重新流回来了，于是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9年又可以把这个数额投入流通。因为这个数额，正如魁奈所指出的，大大超过一个国家（法国）的全部流通所实际需要的数额（由于支付是不断以零星数额重复进行的），所以租地农场主手中的20亿利弗尔就代表国内流通的货币总额。
在刚才谈到的经济表第一栏左边“生产阶级”和右边“不结果实的（从事工商业的）阶级”之间，列着一栏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由于这个阶级最初起了付款收取者的“作用”——这种情况现在偶尔还可以见到，所以在此要说明一下：按照魁奈的前提，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只得到20亿地租的七分之四，七分之二归政府，七分之一归什一税93的收取者（“décimateurs”）。在魁奈那个时代，教会是法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除了这笔收入以外，它还从其他的一切地产上征收什一税。但由于这种情形与“自然秩序”不相符合，所以他们在经济表内就只是作为什一税的收取者出现。
我们现在来看表中第三栏即最后一栏“不结果实的阶级”。这个阶级在整年内所支付的经营资本（年预付），是价值10亿的原料，而且只是原料，因为工具之类的东西算是这一阶级本身的制造品。但是，这些制造品在这一阶级本身的生产部门中所起的多种作用，以及只在这一阶级內部进行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在经济表中都没有涉及。不结果实的阶级在把原料转化为工业品时所花费的劳动的报酬，等于它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资料，一部分是直接从生产阶级获得的，另一部分是间接地经过土地所有者而获得的。虽然不结果实的阶级本身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可是根据魁奈的基本观点，它作为整个阶级是被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雇用的。工业的全部生产，从而它的全部流通（这种流通分布于收获以后的一年中），也归并成为一个总数。因此，这是以下述情况为前提：当表内所描写的运动开始的时候，不结果实的阶级每年的商品生产完全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所以它的全部经营资本或价值10亿的原料，转化为价值20亿的商品，其中一半是它的生活资料的价格。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异议：不结果实的阶级为了自己的家庭需要也消费工业品；如果它自己的全部产品都通过流通而转归其他阶级，那么它自己所消费的工业品列到哪里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如下的回答：不结果实的阶级不但自己消费自己的商品的一部分，而且还企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竭尽所能地，也就是尽可能多地保留一部分商品。因此，它把投入流通的商品卖得比这些商品的实际价值要高，事实上它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把它的生产的全部价值算在这些商品上面的。但是，这种情形不会在表上引起任何变化，因为其他两个阶级只有付出不结果实的阶级的全部生产的价值，才能取得这些工业品。
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经济表所描述的运动开始时三个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生产阶级在以实物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以后，还拥有全部农产品的五分之三，价值额为30亿利弗尔，和20亿的货币。土地所有者阶级开始出现时还只是拥有向生产阶级要求地租的权力。不结果实的阶级拥有20亿的工业品。
这样便可以用最简略的方法来描述这个真正的运动了。但先要说明的是：重农学派把仅仅在两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称为“不完全的”流通，而把在所有三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称为“完全的”流通。
第一种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付给土地所有者20亿货币，作为归于他们的地租，并且“没有回报”。土地所有者用其中的10亿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所以租地农场主为支付地租所花费的货币，有一半又流回到自己的手中。
我们现在可以对土地所有者阶级作一个说明：魁奈在他的《经济表分析》中没有再谈到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二的国家和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一的教会，因为二者的社会“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
关于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他却说，他们的费用，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全部仆从人员的费用，极大部分“至少是不结果实的费用”，只有用来“维护和改良土地以及扩大耕种”的很小的一部分，才是例外。可是依据“自然法”，他们的真正职能正是在于“尽心管理并出资维护他们的世袭财产”[225]，或者像后来所解释的，在于avances toncières，即支出一笔必要的费用，以准备土地并配备一切设施，这笔费用使租地农场主可以把其全部资本只用在真正的耕种事业上。
第二种完全的流通：土地所有者用他们手中余下的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而不结果实的阶级又用这样得到的10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
第三种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用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相应货币价值的工业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业工具和农业所必需的其他工业产品。不结果实的阶级又把同量的货币送还给租地农场主，来购买价值10亿的原料以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这样，租地农场主用以交付地租的20亿利弗尔的预付货币，又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运动于是完成了。
总收成的货币价值是50亿利弗尔。租地农场主为补偿他们的“年预付”，预先以实物形式扣除了价值20亿的产品，剩下价值20亿的生活资料和10亿的原料，即价值为30亿的农产品。它们是超出每年预付和支付的农业经营资本的年农业剩余。但租地农场主只付给土地所有者这一剩余的价值的三分之二（20亿）；另外的三分之一（10亿）成为他们创业资本（原预付）的利息。相当于创业资本的10%，因为创业资本是100亿利弗尔。但是，请注意，这里有一点特别重要，这种利息不是他们从流通中得来的，它作为他们生产的总产品的一部分以实物形式，而且是用于工业用途的原产品的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手中。他们只是经过流通把它转变为工业品，才把它实现的。
没有这一利息，租地农场主，即农业的主要当事人，就不会把创业资本投到农业上。在重农学派看来，租地农场主对于这一部分代表利息的农业剩余收入的占有，即使从这一观点来看，也和租地农场主阶级本身一样，都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这个“组成部分”不能放在国民“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范畴中；因为“纯产品”或“纯收入”的特征，正是在于它可以不考虑每年国民“再生产”的直接需要而被消费。但是这10亿基金，根据魁奈的说法，大部分是用做一年中所要进行的修缮和创业资本的部分更新，其次，用做防止“意外事故”的后备基金，最后，在未出现上述情况期间，用来增加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以及改良土壤，扩大耕种。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经济表描写的流通的结果：租地农场主投入流通的有20亿利弗尔货币，用于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另外还有30亿的农产品，其中20亿是生活资料，10亿是原料。不结果实的阶级投入流通的是价值20亿的工业品。在价值20亿利弗尔的生活资料中，一半为土地所有者（国家和教会一直包括在内）所消费，另一半为不结果实的阶级所消费，用来支付他们的劳动。价值10亿的原料补偿不结果实的阶级的经营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20亿的工业品内，一半为土地所有者所得，另一半为租地农场主所得，对于租地农场主说来，这一部分工业品只是他们创业资本的利息的转化形式，这种利息是他们从农业再生产上直接得来的。租地农场主交付地租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通过出卖自己的产品又回到他自己的手中，这样，在下一个经济年度，同样的循环又可以重新进行了。
回头来看暴力论者杜林
欧根·杜林对于重农学派的历史影响的认识，是和他对于他们的理论的认识完全一样的。他说：
“到杜尔哥，法国重农学派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告终了。”107，第120页）
制宪议会108和它的米拉波！[226]关于后者，杜林先生只知道说：
“米拉波侯爵是一般历史记载中都要提到的那个立场摇摆不定的演说家 [227]的父亲”（第103页）。### $$$
Ⅵ）亚当·斯密
杜林先生把平庸的东西当做重要的东西来对待的天赋，只有他的另一天赋能够超越：把重要的东西当做平庸的东西来对待。因此，我们在他论述亚当·斯密的一章中除了下面这句话还没有发现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
“同 决定价格的纯经济原因相区别的还有社会原因，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征税，由于征税， 无偿占有成为经济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而这一思想在经济学理论的最新的批判阐述中，也就是在 我的体系的价值学说中，才变得完全清楚了。”（第152页） [228]
Ⅶ）以恐吓结束
迄今所有被提及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由于他们可以充当杜林先生在“最近的将来”具有决定意义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的“萌芽”（见引论部分第1页），或者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不中用，可以更好地衬托杜林先生的《教程》。
可是还有一些真正的英雄，他们不仅是刚才提到的《教程》的“萌芽”，而且还提供了一些“定理”，使杜林先生的《教程》不必由此“发展”，而只要直接加以“组合”就成了。这样的英雄中，有“无可比拟的卓越的大人物”（第16页）李斯特，他为了德国工厂主的利益，把一个叫做费里埃的人和其他人的“较微弱”的重商主义学说98吹嘘成为较有力的词句；其次是“哥白尼”凯里158，他的下述言论暴露了他的智慧的本质：
“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体系……整个体系的结果是挑动阶级之间的仇恨……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 [230]
因此，那些不大成熟的大学生们——杜林先生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史》在现在或最近的将来就是写给他们看的——不妨私下熟悉一下讨厌的教授“考茨先生1860年出版的白水似的作品[232]”（第14页），尽管它被杜林先生斥责为“老生常谈和缺乏判断力”（同上）；同样也可以去熟悉一下罗雪尔教授的《英国国民经济学说史》以及其他著作，而不要被欧根·杜林的下述警告吓倒：
前面提到的“考茨先生，他主要是把罗雪尔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稀释成了施给乞丐的稀汤 [233]，这倒可以让人稍微领略一下他的餐桌主人自己的主菜会是什么味道”。（同上） [234]
卡·马克思写于1877年2月底—3月5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以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8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翻译 |
[173]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2页。——编者注
[174]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45页。——编者注
[175] 草稿中这里有以下几段话：“不过，杜林立刻向我们展示了属于他的智慧：‘科学的较严肃的确立始于休谟和亚当·斯密。’（第15页）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发现有何意义。
杜林责骂考茨和罗雪尔（第14页）。他在这里故意避而不谈罗雪尔《英国国民经济学说史》一书的存在，这种做法自有它的原因，因为他在这里已找到为他的无知服务的种种记述。
（这里已经提到李斯特这个“无可比拟的卓越的大人物”（第16页）。）
（为了研究各个古代时期（它们的经济关系），他“首先需要一种关于那些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否认的关系、规律的可靠理论”。第16页）”。——编者注
[17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章，见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第13页。——编者注
[177]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9页。——编者注
[178]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2—425页。——编者注
[179]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第2册，见《柏拉图全集》1840年苏黎世版第13卷。——编者注
[180] 参看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1821年莱比锡版第8册第2章。——编者注
[181] 参看威·雪尔《国民经济体系》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1卷第85—86页。——编者注
[182]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54—859页。——编者注
[183] 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8—10章。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11—512、532页和第44卷第178、192页。——编者注
[184] 参看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册第8章，见伊·贝克尔編《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编者注
[185]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那么，对‘一个叫做’杜林的‘人’来说，即使对此略提一句也会有伤尊严，因为他自己关于货币的观念没有超出李斯特用较有力的词句所重复的一个叫做费里埃的人和其他人的观念。”——编者注
[186]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装腔作势的废话！除了19世纪的几个与杜林先生有渊源关系的伪装的重商主义者之外，谁还会拼凑出这样的东西！但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所谓体系‘严格说来作为科学根本不’存在。所有这些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来说都具有相对的价值，因为它们固然有体系框架，但实际上都包含着对资产阶级经济体系，严格地说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理论表述，或者对这个经济体系内的这个或那个分支的理论表述。只有像杜林先生这样的形而上学者才会把这些不同的要素一起抛入‘一个唯一的同类的整体中’。”——编者注
[187] 见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2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第2版第1卷第451、456页。——编者注
[188] 安·塞拉《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1613年》，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卷。——编者注
[189] 草稿中这里还有一段杜林的引文：“‘但我们对此不作非议〈真是宽宏大量！〉’（第55页）”。——编者注
[190]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当然，这样做并没有消除重商主义的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不仅产生于对贵金属价值的错误观念，而且还产生于对贵金属作为货币所具有的特殊职能的错误观念。”——编者注
[191] 见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25页。——编者注
[192]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杜林先生颇费心机地不向读者提及配第关于价值规定的伟大发现，却对配第后来所作的尝试妄加评论。”——编者注
[193]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他一方面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量，另一方面又反过来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价值’即工资，不仅如此，这些尖锐对立的‘观点’在他那里还完全相安无事地交错着。可是要知道，配第的书写于1662年，亚当·斯密的书写于1776年！”——编者注
[194] 古罗马谚语。原文是“quod licet Iovi，non licet bovi”，意思是评判事物采取双重标准。——编者注
[195] 参看皮·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第2章，载于《18世紀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396—398页。——编者注
[196] 参看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523—541页。——编者注
[197] 草稿中这里有以下几段话：“人们看到，杜林总是在以前的著作家面前扮演非公聘讲师的角色，并且还超出职责范围给他们颁发考试成绩单。可以说杜林先生本人已经‘完成了’即使不是‘微妙的’、也是‘最新的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即他误以为生产即使不再以商品生产的形式进行，货币也会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杜林从布阿吉尔贝尔过渡到罗。
罗：亚当·斯密在第2篇第2章中谈论苏格兰银行——当时苏格兰各地已建立信贷银行——（其中附带批判了罗），他说道：，银行为自身的利益考虑，不能总是贷给商人经商用的全部流动资本，大部分也不行。因为商人的流动资本，虽然在他那里不停地以货币形式进进出出，但全部收回的时候，距离全部付出的时候太远了，要在短期间内适合银行利益，使偿还的数额等于贷出的数额，那是做不到的。至于固定资本的大部分，比如用来开垦土地之类的资本，就更不应该大部分贷自银行，固定资本的收回在通常情况下比流动资本的收回要慢得多：……企业主要经过许多年才能收回，这样长的期间当然不利于银行。’
杜林先生在批判罗时把上述内容改编为：‘因而货币制度的基础从来不会……是全部资产的价值，该价值之所以表现为庞大的数额，只是因为它投向遥远的未来，在当前实际上只履行极小一部分自然职能。在相互交织的经济职能的运行过程中，时间，也可以说速度起着主要作用。而真正的货币应起的作用，正是为当前的流通和现存的各种关系的平衡服务。……在这些即使没有流于表面、也算简单的思想中，包含着对任何企图让货币制度脱离贵金属基础的做法的批判。显然，罗也从来没能完全抛弃这个基础，可是他使纸币的发行达到极端，就是说，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第94页）这头蠢驴先是郑重其事地把亚·斯密肤浅化·然后把斯密明确的思想改成空话，而他在听到斯密结尾一句话时却竖起了两只耳朵。货币制度为什么不能脱离‘贵金属基础’，原因恰好在别处，而根本不在那些‘流于表面’的思想中。‘那些只要商品不要货币、只要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而不要这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空想主义者是做得彻底的，他们不等货币以可感觉的形式出现，就在它作为价值尺度的朦胧的、想象的形式上把它“消灭”。在看不见的价值尺度中，潜伏着坚硬的货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7页155）但是，就连《资本论》也没能让杜林先生的货币观念变得明白。——编者注
[198]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洛克：杜林从配第过渡到洛克。杜林对洛克《政府论》中的一段话作了错误的阐释，因而也作了错误的指责，并且针对洛克的重商主义观点（顺便说明，巴尔本在他1696年出版的反对洛克的著作中抨击过这些观点）发表了一些怪论，除了这些东西，我们还看到他对洛克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1691年）发表的如下见解：”——编者注
[199] 见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29页。一编者注
[200] 1先令等于12便士。——编者注
[201] 参看达·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4页。——编者注
[202] 指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编者注
[203]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大约三十年前，瓦尔克奈尔试图把休谟描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但是，他这样做并不像杜林先生那样有着某种‘阴险的’用意，关于这种用意我们接下来将了解得更多。”——编者注
[204] 指大·休谟《政治论丛》1752年爱丁堡版。马克思所用的版本是大·休漠《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79年都柏林版，《政治论丛》是该两卷集第1卷的第2部分。——编者注
[205]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46、588页。——编者注
[206] 参看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编者注
[207]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04页。——编者注
[208]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09年柏林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5—556页。——编者注
[209]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此外，杜林先生对休漠的论文《论利息》的记述完全是肤浅的，部分是错误的。”——编者注
[210] 草稿中这里有以下两段话：“荷兰在17世纪被英国经济学家视为模范国度；他们都注意到了荷兰的富有和低利息率。因此自卡耳佩珀和柴尔德以来，利息率低就被认为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休谟不是杜林，杜林要人们相信他把一种已经陈腐的‘看法’吸收过来并把它变成重要的‘观念’。相反，休谟用下面一句话作为论利息一文的开头，这句话对杜林是一种彻底反驳。”——编者注
[211]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13页。——编者注
[212] 草稿中这里有以下两段话：“‘例如〈休谟〉指出，在上面所说的平衡实现之前，货币量的变化会影响利息率。’（第130、131页）
杜林先生在这里让他的读者倍感迷惑，一是他空谈‘上面所说的平衡’，其实这种平衡是指不同国家贸易差额的‘平衡’；二是他隐瞒了休漠提到的一些极其特殊的情况，休谟认为在这些情况下，‘货币量的变化会影响’利息率。”——编者注
[213]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23—324页。草稿中这里还有一段引自该书第324页的引文：“不过，在征服国及其邻国，利息率的降低有不同的原因；但无论在征服国还是在其邻国，我们都不能把上述结果简单地归结为金和银的增加。”——编者注
[214]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因此，按照休谟自己的看法，他在这里论述的现象与利息率的正常变动没有丝毫关系。”——编者注
[215]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24—325页。——编者注
[216]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杜林先生一方面先是在他不连贯的‘记述’中作了篡改，完全隐瞒了休谟关于征服得來的货币与通过贸易得来的货币这两者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区别，这是其一，其二，事情并不像杜林先生强加给休谟的‘在上面所说的平衡实现之前’——（指不同国家货币贸易差额的平衡，“上面”没有提到过其他的“平衡”）——，而是在征服国与邻国的贸易差额平衡实现之后，即前者的一部分货币流向后者之后，利息率在后者那里出现下降。利息率下降不是因为货币增加本身，而是因为货币增加在造成商品价格，尤其是工资普遍上升之前，对工业起了促进作用。”——编者注
[217]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14页——编者注
[218]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67页——编者注
[219]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79页。——编者注
[220] 见弗·克·施洛塞尔《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界通史》185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7卷第76页。——编者注
[221] 威·科贝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1868年都柏林—伦敦版第58、68页。——编者注
[222] 参看尼·勃多《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822—867页。——编者注
[223] 参看贺拉斯《颂歌》第3册第1篇。——编者注
[224]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创业资本没有出现在经济表中，但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编者注
[225] 见《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68页。——编者注
[226] 参看本卷第268页。——编者注
[227] 奥·加·维·里·米拉波伯爵。——编者注
[228]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这个家伙依靠上述体系又获得了一个过时的观念：地租是价格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这句话至少可以让人知道杜林先生直到此时仍然不理解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本性，正如他不理解魁奈的《经济表》一样。”——编者注
[229]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如果再去研究杜林先生所传授的马尔萨斯、奥特斯、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人的理论，那顶多会对一个极其次要的目的有些用处，那就是可以证明他怎样将他所引用的作者的原文，不管好坏，都以扭曲的形式再现出来，貌似他的独创，哪怕这样做就像歌德诗歌中所提到的那个‘自行其是的蠢货’157”。——编者注
[230] 见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第74—75页。——编者注
[231]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杜林先生把自己任命为当代和未来的划时代的经济学家之后，没有忘记去任命过去的那些划时代的经济学家，这的确是合乎情理的。”——编者注
[232] 指久·考茨《国民经济学及其文献的历史发展》1860年维也纳版。——编者注
[233] 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场《魔女之厨》。——编者注
[234]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前面提到的不大成熟的大学生们应当考虑一下：于别人合理的事，于他们也是行得通的。也就是说，大学生们应当摆脱大学非公聘讲师的束缚，就像这位非公聘讲师对待大学教授所做的那样，不过态度要礼貌些。”——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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