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卷——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农业无产阶级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农业无产阶级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由于以前存在过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结合已经解体，空出来的小块土地集中到大佃农手里，小农被占优势的大农的竞争所排挤，他们和小资产阶级及以前过着小康生活的工人一起破产了。小农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或佃农，他们被迫抛弃了自己的耕作，到大佃农和大地主那里去当雇农。有一个时期，他们的新的状况虽然比过去坏，但是还算过得去。当时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是步调一致的，但后来工业发展有些缓慢了，机器的不断改进已经不容许工业全部吸收来自农业区的过剩的劳动人口。从这时起，从前只是在工厂区才看得到而且也只是偶尔才看得到的贫困现象，也在农业区出现了。此外，历时二十五年的对法战争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在战争期间，战区生产缩减、输入停止以及必须用粮食供应在西班牙的不列颠军队，引起了英国农业的人为的繁荣，此外，大批劳动力还脱离了和平的劳动。而现在，输入的阻碍、输出的必要和工人的缺乏一下子都不存在了，其结果就是英国人所说的agricultural　distress，即农业灾难。农场主不得不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粮食，因而他们也只能支付很低的工资。为了提高粮价，议会在1815年通过了谷物法，在小麦价格每夸特低于80先令时，禁止粮食输入。后来，这个自然是无济于事的法律经过了多次的改变，但是这并没有减轻农业区的贫困。唯一的结果就是，这个在外国的自由竞争存在时已经危在旦夕的急病现在变成了慢性病，它均衡地但更严重地危害着农业工人。
　　在农业无产阶级出现后的初期，在这里曾建立了类似工业中刚被摧毁了的宗法关系，即目前在德国几乎到处都存在着的雇主和雇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的时候，工人的贫困还不这么严重，也没有这样普遍；雇农和农场主共甘苦，雇主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解雇他们。但是现在完全变了。雇农几乎全成了短工，农场主只是在需要他们时才雇用他们，因此，他们整星期整星期地完全没有工作，特别是在冬天。在宗法关系下，雇农和他们的家属一起住在农场主的庄园里，他们的孩子在那里长大，农场主当然也竭力在自己的庄园里给这一代找点活干，当时打短工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那时每一个农场里的工人，严格地说，都比所需要的多些。所以农场主也乐于摧毁这种宗法关系，把雇农从农场主的庄园里赶出去，使他们变成短工。在19世纪20年代末，这种情况几乎到处都有。结果，用物理学的术语说，从前处于潜伏状态的“过剩”人口，现在释放出来了，工资降低了，济贫捐也大大地增加了。从这时起，农业区成了慢性贫穷的发源地，而工厂区则成了周期贫穷的发源地，修改济贫法是政府对乡村日益贫困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此外，由于大农场制度的不断发展引起了脱谷机和其他机器的应用，由于田间工作中采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十分普遍，它的后果不久前甚至已成为官方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对象），所以这个部门里也出现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这样，我们便看到，工业生产的制度也侵入到这里了：建立了大农场，摧毁了宗法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在这里才具有巨大的意义），采用了机器、蒸汽发动机以及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把劳动人民中这个还没有被触动的最保守的部分也卷到革命运动中来了。但是农业中的停滞现象维持得愈长久，工人现在身受的打击就愈沉重，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在这里也表现得愈明显。“过剩人口”是一下子出现的，而且不能像在工业区里面那样用扩大生产的办法来吸收他们。只要产品有人要，新的工厂随时都可以建立，但是新的土地是创造不出来的，而耕种公共的荒地又是冒险的投资，所以战后开垦荒地的投资很少。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工人彼此间的竞争达到了最高峰，而工资则降到最低限度。当旧的济贫法存在的时候，工人们还可以从济贫金中得到一点救济；因此，工资就更加下降，因为农场主尽可能把更多的开支转移到济贫金上面去了。这使得随着过剩人口的出现本来已经大为增加的济贫捐更加增多，并促使新济贫法的出现，这点我们以后将要谈到。但是情况并没有因为有了新的济贫法而有所改善。工资没有提高，“多余的”人口没有消失，新法律的残酷只是激起了人民的极端愤怒。甚至最初已经缩减了的济贫捐几年后又回升到原来的水平。新法律的唯一结果就是：以前总共有300-400万半赤贫者，现在却有100万完全的赤贫者，其余的仍然是半赤贫者，但已经得不到任何救济了。农业区的贫困每年都在加剧。人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整家整户的人每星期就靠六七个或七八个先令过活，有时候连这一点钱也没有。有一个自由党的议会议员在1830年已经描述了这部分居民的状况，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英国农民（即农业短工）［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和英国贫民这两个词是同义语。他父亲是贫民，他母亲的奶没有养分；他从小就吃得很坏，从来没有吃饱过，直到现在，只要没有睡着，就几乎老是感到无可满足的饥饿的痛苦。他衣不蔽体，燃料勉强够做一顿简单的饭，因此，寒冷和潮湿是他的不速之客，和坏天气一起来到，也和坏天气一起告别。他结了婚，但是，他不知道做父亲和丈夫的乐趣。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受冻挨饿，经常害病，无依无靠，像他自己一样老是忧虑、沮丧，自然也就贪婪、自私，并且令人讨厌。因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看到他们就一肚子气（hates　the　sight　of　them），他之所以回到自己的茅屋里去，只是因为它比起一道篱笆来总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躲避风雨的地方。他要养家，但是又办不到；于是他就只好去要饭，干各种各样的丢人的勾当，直到公然进行欺诈。即使他很想学他那个阶级中较强悍的人，去当一个真正的盗猎者或走私者，但他没有勇气；可是他一有机会就偷窃，并且教自己的孩子撒谎和偷东西。他对较富有的邻居唯命是听、卑躬屈膝，这说明这些邻居对他的态度是粗暴的、怀疑的；因此，他惧怕他们，憎恨他们，但从不敢用暴力去对付他们。他彻头彻尾地堕落了，屈辱得连失望的劲头也没有了。他的不幸的生命是短促的，风湿病和哮喘病把他带到习艺所去，在这里，他对过去没有任何愉快的回忆就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把位置让给另一个也将和他一样生活、一样死去的不幸的人。”

　　我们的作者补充道，除这类农业短工外，还有另一类较强悍的而且在体力、智力和道德方面都比较发展的人；这些人虽然也过着同样穷困的生活，但他们不是在这种环境里出生的。他们比较关心家庭，但他们是走私者和盗猎者，常常同森林看守者和海岸警备队发生流血冲突，由于常常坐牢，他们更加残酷无情地反对社会，他们对有产者的仇恨也不亚于第一类人。我们的作者最后说：

　　“由于礼貌的关系（by　courtesy），人们就用莎士比亚的话称这类人为'勇敢的英国农民'（《bold　peasantry　of　England》）。”［注：议会议员爱吉威克菲尔德“被揭露了的斯温，或农村中纵火的原因”，1831年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E．G．Wakefield，M．P．《Swing　unmasked，or　the　Gause　of　Rural　Incendiarism》．London，1831．Pamphlet．）。上面引证的几段话见该书第9-13页；在翻译的时候，我们略去了原文中有关当时还存在的旧济贫法的地方。——恩格斯原注］

　　到目前为止，对于英国农业区的大部分短工来说，这个描述也还是正确的。1844年6月，“泰晤士报”派了一个记者到这些地方去调查这类人的状况，他的报告完全和这个描述相符合。某些地区每星期的工资不超过6先令，即不比德国许多地区的工资高，然而英国的食品价格却至少比德国高1倍。这些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是不难想像的。他们的食物又坏又少，衣服破破烂烂，住所狭窄简陋，只是一间没有任何设备的可怜的小茅屋；年轻人住的是夜店，在这里男人和女人几乎一点也不隔离，这就引起了混乱的性关系。一个月中只要有几天没有工作，这些人就会陷到贫穷的深渊里去。而且由于他们住得分散，所以不能联合起来成立工会争取提高工资；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工资过低而拒绝工作，那就会有几十个失业者和习艺所里出来的人来填补他的位置，即使是最微薄的工资，这些人也是乐于接受的，而拒绝工作的人就被认为是懒汉、二流子，他除了被送到那个可恨的习艺所去，不会从济贫所得到任何救济。要知道，掌管济贫所的人就是那些农场主，而这个拒绝工作的人又只有从他们或他们的邻居和熟人那里才能得到工作。这并不是关于英国的某一个农业区的偶然的报道；不，无论在南部或北部，东部或西部，贫穷都同样地严重。萨福克和诺福克的工人状况同戴文郡、汉普郡和萨塞克斯的工人状况没有丝毫差别；无论在多尔塞特郡、牛津郡或在肯特、萨雷、巴金汉郡和剑桥郡，工资都是一样地低。
　　对付农业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别残酷的办法是狩猎法，这种法律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英国这样严厉，虽然英国的飞禽走兽要多少有多少。按照英国农民由来已久的习惯和传统，盗猎是勇敢无畏的一种十分自然而高尚的表现，加之农民一贫如洗，而贵族们则恣意在林园里养了很多兔子和野禽供自己娱乐，这两方面的对比更加推动农民踏上这条道路。农民布下套索，有时候也用枪打死只把飞禽走兽，这对贵族根本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飞禽走兽很多，但农民却给他的挨饿的一家人弄到了一顿烤肉吃。他要是被抓住，就得坐牢，如果再犯，就至少要被流放七年。由于惩罚这样严厉，就常常发生盗猎者和森林看守者的流血冲突，结果每年都发生许多起杀人事件。因此，森林看守者的职务不但危险，而且还是不名誉的和受人鄙视的。去年有两个看守者宁愿让枪弹穿过自己的脑袋，也不愿再干这一行。这就是土地贵族们为了狩猎这种高尚的娱乐要人们付出的“低廉的”代价！但是这同高贵的《lord　of　the　soil》〔“领主们”〕又有什么相干呢？过剩人口多几个或少几个不是完全一样吗？即使这种“多余的”人口有一半由于狩猎法而送了命，那末对剩下的一半不是更好吗？这就是英国有产阶级的博爱主义的论调。
　　但是，尽管农村的生活条件——住处分散、环境安定、职业固定，因而思想也就保守——对任何发展都很不利，贫穷和匮乏还是在这里产生了自己的结果。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很快就越过了反抗社会秩序的第一个阶段，即个别的人用犯法行为来表示直接反抗的阶段；而农民直到现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他们进行社会战争的惯用的手段就是纵火。七月革命后，即1830-1831年的冬季，纵火第一次成为普遍的现象。还在10月初，在萨塞克斯及其邻近的几个郡里，由于海岸警备队的加强（这样一来，走私就困难了，从而，用一个农场主的话说，使整个海岸区都破产了），由于新的济贫法的通过，由于工资低和使用机器，就已经发生了骚动并且扩展到全区。冬天，农场主场地上的粮食堆、干草堆，甚至他们住宅近旁的谷仓和畜圈都被烧毁了。几乎每夜都有几次这样的大火，这使得农场主和土地占有者皇皇不安。可是罪犯几乎从来没有抓到过，于是人民就把这些放火事件都推到一个被叫做“斯温”［《Swing》］的神秘人物身上。人们绞尽脑汁地去想这个“斯温”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农村贫民的这种叛逆精神；至于那种伟大的动力——贫困、压迫，却很少有人想到，而在农业区确实没有一个人想到。从那时起，每年一到冬天，即短工失业的季节，都一再发生纵火事件。1843-1844年的冬天，纵火事件异常频繁。我手头有几号这个时期的“北极星报”，每一号都报道了好几起纵火事件，并说明了消息的来源。下面没有提到的那几号“北极星报”都是我手头没有的，但是在那几号里面一定也有不少关于纵火事件的报道。何况这样的报纸自然也不可能把所有这类事情都报道出来。1843年11月25日，“北极星报”报道了两起纵火事件，并引证了不少以前报道过的这类事件。12月16日“北极星报”报道：在培德福德郡，两星期来每夜都发生几次纵火事件，因此人心普遍不安。在最近几天有两处大农场被烧毁。在剑桥郡有四处大农场被烧毁，在哈特福郡有一处农场被烧毁；此外，在几个地方还发生了十五起纵火事件。12月30日，诺福克发生一起纵火事件，萨福克发生二起，艾塞克斯发生二起，哈特福郡发生三起，柴郡发生一起，郎卡郡发生一起，在得比、林肯和南部共发生十二起。1844年1月6日一共发生纵火事件十起，1月13日发生七起，1月20日发生四起。从这以后，该报每周平均报道三四起纵火事件，而且这种事情并不像往年那样只继续到春天，而是一直继续到七八月。我从收到的英国报纸和德国报刊的报道中看到，1844-1845年的冬天来临时，这种犯罪行为更加普遍起来了。
　　关于英国的纯朴宁静的农业区中的这种情况，读者们会说些什么呢？这难道不是社会战争吗？这种情况难道是自然的和可以持久的吗？但是这里的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非常愚蠢而保守，正像工业区的厂主和一般资产者一样，他们看不到不能给自己带来现金的一切东西。资产者向自己的工人说，如果废除谷物法，他将给他们各种好处，而土地所有者和大部分农场主则向工人们说，如果保存这些法律，他将使他们得到人间天堂。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产者都无法争取工人来支持他们一心想实现的幻想。无论工厂工人或农业工人对谷物法的废除或保存都是漠不关心的，然而这个问题对于他们都很重要。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谷物法废除后，在现存关系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可能性都将消失，而唯一可能的进步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对于农业工人来说，下述的理由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粮食的自由输入决定了——至于怎样决定，我在这里不可能谈到——农场主不再依赖于土地占有者，换句话说，就是托利党的农场主变成了自由党的农场主。在这方面反谷物法同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而这就是它唯一的功绩。但是，如果农场主变为自由党人，即自觉的资产者，那末他们的工人就会变为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自觉的无产者。有其因必有其果。目前在农业无产者中已开始出现了新的运动。自由党的土地占有者赖德诺伯爵为了通过反对谷物法的决议于1844年10月在他的领地所在地海华斯附近举行的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工人对这些法律非常冷淡，但是他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譬如说要求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小块土地，而且他们当面向赖德诺伯爵说出了不少辛辣的真理。这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深入到偏僻、保守、精神上陷入酣睡状态的农业区去了，而且由于这些地方普遍穷困，运动就像在工厂区那样，很快扎下了根并且活跃起来。
　　至于农业工人的宗教感，那当然比产业工人要强些，但他们和教会的关系还是很紧张，因为在这些地区里几乎所有居民都是信仰英国国教的。“晨报”的一个记者以“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注：亚历山大索麦维尔的笔名。——编者注］做笔名报道了他在农业区的旅行，就中叙述了他和几个短工在教堂门口的谈话：

　　“我问他们中的一个人，今天的传教士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牧师。'是呀，去他的吧（Yes，blast　him），他是我们自己的教士；他老是在乞讨，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一直就在乞讨'（传教士呼吁大家捐钱，用来使异教徒改宗）。另一个人补充说：'从我认识他那天起，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教士不老是为这为那向人乞讨的。'一个刚从教堂里出来的女人说：'是呵，工人的工资老是下降，可是看看那些有钱的懒汉吧，教士们就是和这些家伙一起吃、一起喝、一起打猎的。天哪，我们宁愿到习艺所去，宁愿饿死，也不愿替那些到异教徒那里去的教士出钱。'另外一个女人说：'干吗他们不把每天老在萨里斯柏雷大教堂里哼哼唧唧的那些教士搞到那里去？在那个教堂里，除了石头，谁也不听他们的。为什么这些家伙不到异教徒那里去？'最初和我谈话的那个老头说：'这些家伙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他们有钱，他们的土地多得不得了，但是为了摆脱那些穷教士，他们就向人捐钱；我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我早就把他们看透了。'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朋友们，难道你们老是怀着这种痛恨牧师的心情走出教堂吗？你们为什么老到教堂里去呢？'一个女人回答道：'我们为什么去？只要我们不想丢掉一切，不想丢掉工作和一切，我们就得去；当然我们只好去。'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他们到教堂去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燃料供给方面的一些小小的优先权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当然这块地是要他们付租金的。”

　　我们的记者在描述了这种贫困和愚昧以后，就用以下的话作为结束：

　　“现在我敢断言，这些人的状况、他们的穷困、他们对教堂的仇恨、他们对教会的显贵们的外表上的顺从和内心里的怨恨，在英国所有的农村教区里都是常例，相反的情形倒只是例外而已。”

　　英格兰的农民向我们表明大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人数众多的农业无产阶级在农业区里引起的后果，而在威尔士我们却看到了小佃农的破产。在英格兰的农村教区里重演着无产者和大资本家之间的对抗，而威尔士农民的遭遇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相类似。威尔士的农民多半只是小佃农，他们不能像条件比较好的英格兰大农场主那样合算而便宜地出卖自己的农产品，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在同一市场上和这些大农场主竞争。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许多地方的土壤只适宜于收入很少的畜牧业，而威尔士的农民由于眷恋自己民族的孤独性，就比英格兰的农场主要保守得多。但是，首先是他们相互间的竞争、他们和英格兰邻居的竞争以及这个竞争所引起的地租的提高，使他们破产到几乎不能维持生活的程度，而由于他们看不出自己的状况恶劣的真正原因，他们就把这种原因归之于各种各样的小事情，例如高额的通行税等等。当然，高额的通行税也妨碍农业和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每一个承租土地的人都把这些税算到固定的开支里面去，所以归根到底这些税还是由土地占有者负担的。此外，佃农们也都极端憎恨新的济贫法，因为他们本身经常有受它支配的危险。1843年2月，威尔士农民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在有名的“利碧嘉骚动”中爆发出来了。许多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涂黑了脸，结成几个武装大队，袭击了那些在英国用来代替关卡拦路杆的大门，在响亮的欢呼声和射击声中捣毁了这些大门，还打坏了通行税征收入的小房子，以神秘的“利碧嘉”的名义写恐吓信，有一次甚至还袭击了卡马登的习艺所。后来，当调来了军队并且加强了警察时，农民们便异常巧妙地把他们引入迷途，当军队被四面山岗止传来的号角声引诱着向相反的方向推进的时候，农民们便打坏了这里的大门。当军队增加得太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放火，甚至杀死个别的人。像往常一样，这些较大的犯法行为就是运动的尾声。一些人由于不同意这种斗争方式，另一些人由于害怕，他们都脱离了运动，结果自然而然地又平静了下来。政府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事变的经过和原因，事件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农民的贫困还是没有终止，而且，因为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下这种贫困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总有一天会引起比这个幽默的利碧嘉化装跳舞会更加严重的事件。
　　我们在英格兰看到了大农场制度的结果，在威尔士看到了小租佃制的结果，而在爱尔兰我们就会看到土地分散的后果。爱尔兰的居民极大多数是小佃农，他们租了一间孤零零的简陋不堪的小土房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这块地也只能勉强保证他们在冬季里有最必需的食物。由于这些小佃农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竞争，地租达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竟比英格兰的高1-2倍甚至3倍。每一个打短工的农业工人都想成为佃农，因此，尽管土地本来已经分散得很厉害，却仍然有很多短工想租到一小块土地。虽然大不列颠的耕地有3200万英亩，而爱尔兰只有1400万英亩，虽然大不列颠每年出产15000万英镑的农产品，而爱尔兰只出产3600万英镑的农产品，但是，爱尔兰的农业工人却比大不列颠多75000人［注：济贫法委员会在1837年的议会会议上所提出的关于爱尔兰的报告。——恩格斯原注］。这一极不相称的情况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爱尔兰为了土地而进行的竞争是多么剧烈，而当我们注意到英格兰农业工人的生活已经极端穷困的时候，这一点就特别清楚了。竞争的后果自然是地租提高，使佃农的生活并不比短工的生活好多少。这样，爱尔兰人民就被束缚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中，这种贫困在目前的社会关系下他们是摆脱不了的。这些人住在连用来关牲畜都不太适合的简陋的小土屋里，只有勉强能够维持一个冬天的食粮；正如上面引用过的报告里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年里有三十个星期可以靠土豆吃个半饱，而在其余的二十二个星期中就什么也没有了。到了春天，当储存的土豆已经吃完或者发了芽不能再吃的时候，妻子就带着孩子，提着小锅出门讨饭；家里的男人把土豆种下以后，就到附近的地方或英格兰去找工作，到收获的时候才又回来和家庭相聚。十分之九的爱尔兰乡村居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些人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停留在只有半文明的国家里才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水平上。根据上面引用过的报告，在8500000居民中，有585000个当家人过着极端贫困（destitution）的生活，根据艾利生郡长所引用的其他资料［注：“人口原理”第2卷。——恩格斯原注］，爱尔兰有2300000人没有社会的或私人的救济就无法生活，换句话说，有27％的居民是贫民！
　　这种贫穷的原因就在于现代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竞争，只是竞争在这里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土地分散的形式而已。有人曾企图找出别的原因来，他们断定贫穷的原因是佃农和土地占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土地占有者把大块的土地租给大佃农，大佃农把这些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其他的佃农，这些佃农再把这些土地出租给第三者，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在土地占有者和那些实际耕种土地的人之间，有时候甚至有十层中间人夹在里面。有人认为贫穷的原因是那个实在可耻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直接向土地占有者租地的人不缴地租时，土地占有者有权把实际的耕种者从土地上赶走，即使他已经把地租缴给了那个和他订合同的中间人。但是这一切都只决定贫穷表现的形式而已。假定小佃农本身变成了土地占有者，结果又会怎样呢？即使大多数的小佃农都不用缴地租，他们也不能够靠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过活；即使情况有所改善，但人口不断迅速的增加也会在几年内就使一切都回到原来的水平上去。那些情况好转的人养活的孩子，现在由于贫穷和苦难，在幼年时就夭折了。也有人说，这种贫穷应归咎于英格兰人对爱尔兰人民的无耻的压迫。固然这种压迫能加速贫穷的到来，但它并不是贫穷到来的原因。还有人指出，贫穷的原因是强加于一个天主教民族的属于新教的国教教会，但是，如果把国教教会取之于爱尔兰人的一切分摊一下，每人还摊不到两个塔勒；此外，什一税税款虽然由佃农缴纳，但这种税并不是向佃农征收的，而是向土地占有者征收的。现在，在1838年的折现法案通过以后，什一税是由土地占有者自己缴纳的，但是他相应地提高了地租，佃农的状况也就没有得到改善。类似这些很少能说明问题的解释，还可以举出几百种来。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穷本身的原因。在爱尔兰，贫穷以现在这种形式而不以某种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原因就在于人民的民族性格及其历史的发展。爱尔兰人按其整个民族性格来说是和拉丁民族，和法国人，特别是和意大利人相似的。这个民族的缺点，我们已经用卡莱尔的话描述过了。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爱尔兰人讲的话，他说的毕竟比那位特别偏爱日耳曼性格特点的卡莱尔所说的更接近于真理：

　　“他们不安静，但同时也懒惰（indolent），他们机警而又轻率、急躁，没有耐性而又缺乏远见；他们生来就勇敢，落落大方；受到侮辱就马上报复或立即宽恕，交朋友快，绝交也快；他们天才四溢，但是判断力却差得可怜。”［注：“爱尔兰的状况”1807年伦敦版，1821年第2版，小册子（《The　State　of　Ire－land》．London，1807，2nd　edition，1821．Pamphlet．）。——恩格斯原注］

　　在爱尔兰人身上，感情和热情无疑地是占优势的，理性必须服从它们。爱尔兰人这种重感情的容易激动的性格使他们不能深思熟虑，妨害他们从事冷静的坚忍的活动。这种人是根本不适宜于从事目前那样的工业劳动的。所以他们还继续从事农业，而且还是在最低的水平上从事农业。因为这里的小块土地并不像在法国和莱茵河地区那样人为地由大领地分割而成［注：这是一个错误。小经济从中世纪起一直是农业中占优势的经济形式。因此，小农经济在革命前就已经存在了。革命只是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它从封建主手里夺取了土地所有权，直接或间接地把这所有权交给农民。——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所以用投资的办法来改良土壤是不可想像的。据艾利生计算，要投资12000万英镑，才能使爱尔兰的土壤达到英格兰那样本来就不算高的生产率水平。英格兰移民本来有充分的可能来提高爱尔兰人民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只是极端残酷地剥削爱尔兰人民，而爱尔兰移民却给英国民族带来了一种酵素，这酵素将来是会产生结果的；爱尔兰对英格兰移民是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
　　爱尔兰人民试图摆脱无法生活的现状的尝试，一方面表现为恐怖行动，这种行动在爱尔兰的农业区里，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现在已成为日常现象：大多数场合是杀害直接的敌人——土地占有者的代理人和忠实的奴才、新教徒移民、大佃农（他们的田地是由成百个被赶走的人家的小块土豆地拼凑起来的）等等；另一方面表现在为取消和大不列颠合并[120]而进行的鼓动上。总观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受过教育的爱尔兰人不能不把英格兰人看做自己的直接的敌人，对他们说来，前进的第一步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但是同样也很清楚，取消合并决不能消灭贫困，而只能表明，爱尔兰贫困的原因应当在国内寻找，而不应当像现在那样认为要到国外去找。但是，是否真正需要实现爱尔兰分离才能使爱尔兰人明白这一事实，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加以分析。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宪章主义或社会主义，在爱尔兰都没有获得特别的成就。
　　我就在这里结束有关爱尔兰的论述，因为1843年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和奥康奈尔审判案，已经使德国的人们日益了解到爱尔兰的贫困状况了。
　　这样，我们已经通过不列颠岛屿上无产阶级活动的各个部门，观察了他们的状况，并到处发现贫穷、困苦和完全不是人所应有的生活条件。我们看到，不满情绪如何随着无产阶级本身的成长而产生和增长，看到这种不满情绪如何扩大起来并具有了组织形式；我们也看到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公开斗争。我们研究了决定无产者的命运、希望和忧虑的根源，并且发现他们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我们有机会在许多实例中观察了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并确信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私利。但是为了不至于对资产阶级不公平，我们应当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他们的行动。

　　注释：

　　[120]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98年爱尔兰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合并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把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也给剥夺了，并解散了爱尔兰的议会。从19世纪20年代起，取消合并（Repeal　of　Union）的要求成为爱尔兰最得人心的口号；在1840年成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第5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