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逐渐把共产主义运动也弄得庸俗起来了。在这里，那些后生之辈和庸庸碌碌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够用轻视前辈和空谈哲理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落后。共产主义刚在德国出现，它就被一批投机分子用来作为资本。这些人把在法英两国已经陈腐了的论点翻译成黑格尔逻辑的语言，就以为自己创造了奇迹；而现在他们就把这种新的智慧当做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当做“真正的德国的理论”献之于世，以便将来可以尽情地诬蔑目光短浅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拙劣的实践”和“可笑的”社会体系。这种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极其幸运地稍许嗅到了一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气息，被柏林的某一个干瘪的教授列入了永恒的范畴，后来也许还参考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和几篇关于德国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及施泰因先生的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大作[160]。这种劣等的德国理论，按照施泰因先生的观点，毫无困难地给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适当的解释，使它处于从属的地位，“制服了”它，把它“提高”到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当然，这种理论不会想到去稍许熟悉一下要提高到更高阶段的对象，去看一下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以及法国共产主义者的著作；对这种理论来说，要宣告德国的理论光辉地战胜了外国人的可怜的挣扎，有了施泰因先生的贫乏的摘录就足够了。
为了反对不朽的德国理论所表现的那种滑稽可笑的高傲态度，完全有必要向德国人指出他们在研究社会问题这方面应该感谢外国人的地方。现在，在德国人的著作中有些夸张的词句被吹嘘为真正的、纯粹的、德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所有这些夸张的词句中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种思想是从德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在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前就说过的话——他们说得很好、很清楚、很动听——德国人仅仅在最近一年来才偶尔知道一些，并把这些话黑格尔化了，或者至多也只是落在人家后面做了再一次的发明，并把它当做崭新的发明，用坏得多、抽象得多的形式公诸于世。我自己的作品也不例外。要是说，德国人也有些自己的东西，那末这只能是他们用来表达这种思想的那种讨厌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拙劣的形式。他们俨然是真正的理论家，认为法国人（对英国人他们还几乎一无所知）那里值得注意的东西，除最一般的原则外，只是最坏、最抽象的东西，也就是未来社会的规划，即社会制度。而最好的一面，即对现存社会的批评——对社会问题作任何研究的现实基础与主要任务，他们却泰然自若地抛弃了。不用说，关于唯一真正做了些事情的德国人魏特林，这些聪明的理论家通常也用轻蔑的口吻评论一番，或者干脆连提都不提一下。
我想建议这些聪明的先生读一读傅立叶的著作中不很长的一章，因为这一章可以给他们做个榜样。的确，傅立叶没有从黑格尔的理论出发，因此——可惜！——他不能认识绝对真理，甚至也不能得出绝对的社会主义。的确，可惜正由于这个缺点，傅立叶走入了歧途，采用了分类的方法来代替绝对的方法，产生了海水变柠檬汁、couronnes boréale和australe〔北极和南极发出灵光〕、狮子改变兽性[161]、行星交配这些想法。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同乐观的傅立叶一起相信所有这些奇迹，而不相信那根本没有任何柠檬汁的绝对的精神王国，不相信有和无的同一以及永恒范畴的交配。法国人的无稽之谈至少是令人高兴的，而德国人的无稽之谈却令人丧气和抑郁。此外，傅立叶对现存的社会关系作了非常尖锐、非常生动和非常明睿的批评，人们会乐意原谅他那也是建立在天才的宇宙观之上的关于宇宙的幻想的。
这里发表的片断是从傅立叶的遗著中找出来的，曾刊载于傅立叶派在1845年初开始发行的“法郎吉”［注：“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1845年巴黎“法郎吉”出版社出版，创刊第14年第1辑，八开本。傅立叶的手稿论三个外在统一的大纲发表在谈杂志第1-2月号第1-42页上：（《La Phalange》．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ⅪⅤ．année，1－re série in 8°，Paris，aux Bureaux de la Phalange．1845-Publication des Manuscrits de Fourier，section ébauchée des trois unités externes，p．1-42 des Januar－und Februarheftes）。］杂志第1期上。我删去了其中属于傅立叶正面提出来的体系的那一部分和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兴趣的那一部分。总之，我不受原文的拘束，而要使外国社会主义者为了一定目的而写的著作能被不知道这种目的的读者所理解，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片断绝对不是傅立叶的著作中最有天才的作品，甚至也不是他论商业的最好的文章，但是，除魏特林外，德国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写出一篇能稍微和这篇草稿相比的文章。
为了使德国读者不浪费精力去阅读“法郎吉”杂志的原文起见，我必须指出，该杂志纯粹是傅立叶派的投机把戏，杂志里所登载的傅立叶的手稿，价值大小极不一致。发行这一刊物的傅立叶派的先生们已经成了像德国人那样的妄自尊大的理论家，他们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庄重的、不实际的、晦涩的说教来代替他们的老师在揭露资本主义世界时所用的幽默。这使他们在法国受到应有的嘲笑，而在德国却得到尊重。他们在“法郎吉”的第1期中所描绘的傅立叶主义的想像中的胜利会使运用绝对方法的教授们欣喜若狂。
我现在从已经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中发表过的一个题目开始本文。本片断的很大一部分也在该书中发表过。这里我只引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162]。
傅立叶就是这样写的。“法郎吉”第2期中刊载的这篇文章的续文包括证券交易、囤积居奇（accaparement）和寄生现象三章，这几章大部分都已经发表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中。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上面所录的片断已经完全足以达到我的目的，所以我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
让那些热中于在无底的［注：双关语：德文《grundlos》，既有“无底的”意思，又有“没有根基的”、“空无一物的”意思。——编者注］理论的“茫茫大海”中乘风破浪并竭力钓取“社会主义”的“原则”的德国学者先生们学学commismar－chand〔店伙计〕傅立叶的榜样吧！傅立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对哲学是深恶痛绝的。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它百般嘲笑，而且说出了许多理由，这些理由是值得我们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家们”注意的。不错，他们会反驳我，说傅立叶也一样地“抽象”，他靠自己的分类法想出了神和世界，而且并不逊于黑格尔，但是这救不了他们。不管傅立叶有怎样独特的怪癖，这也不能为干巴巴的德国理论的乏味的所谓发展辩护。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按照自己的看法想像未来的，德国的理论却是首先随意地清算一下过去的历史，然后又随意地给未来加上一个方向。譬如请把傅立叶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几个时期（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及其特征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比较一下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历尽千辛万苦才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穿过历史迷宫的道路，并终于不顾实际上有四大世界帝国这一事实而勉强建立起一个三分法的外貌。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些结构，就更不必谈了；因为黑格尔的结构毕竟还有某种内容，虽然是歪曲了的内容，而黑格尔之后的一些体系的发明家的结构却已经没有任何内容了。
最后，现在已经是德国人停止这样夸耀自己做事切实认真的时候了。他们非但可以从最无谓的材料中给你作出随便什么样的结论，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结论和世界史联系起来。他们可以根据初次碰到的第三手的材料给你证明，事情必定是这样，而不会是别的，虽然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是否是这样。难道德国还有写社会问题文章的人没有说过傅立叶一句确实有辱于德国人做事切实认真的话吗？这些人中间就有一个凯泽尔先生[163]，他立刻利用“罗·施泰因的杰作”创立一个世界史的结构，这个结构只有一点令人感到遗憾，那就是它所根据的事实全是杜撰的。至于傅立叶，德国的理论至少已经有二十次给他确定了他在“绝对理念发展中的地位”，可是每次的地位都不相同，而且每一次德国的理论基本上都是以施泰因先生或其他同样不甚可靠的文件为根据。因此，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是可怜得怕人。稍微谈谈现在大家都乐于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还是经过了第三手或第四手呢！）稍微谈一下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一下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无知，这种“社会主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点。而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
要是我们德国的那些半边的和十足的共产主义教授们花些力量去看一下傅立叶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对他们来说并不比任何一本德国书难懂），他们将会在这里找到多么丰富的材料来进行推断和达到其他的目的！他们将会在这里找到多少新的（对德国来说目前还是新的）思想！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好好先生除了对无产阶级的处境外，还未能对现代社会提出任何责难，而且即使在无产阶级的处境这方面，他们能够说的也不太多。当然，无产阶级的处境是一个主要问题，但是对现代社会的批评难道就仅限于此吗？傅立叶（除了他后期的著作外，他几乎没有接触到这一问题）就证明了，一个人即使不接触这个问题，也可以承认当前的社会完全不中用，而且仅仅根据对资产阶级的批评，也就是对资产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的批评而不涉及它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到目前为止，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傅立叶毫不容情地揭穿有身分的人士的虚伪，揭穿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以及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空虚；他嘲笑他们的哲学，嘲笑他们想使perfection de la perfectibilité perfecti－bilisante〔日趋完善的完善能力臻于完善〕，嘲笑他们想追求au－guste verité〔最高真理〕。傅立叶嘲笑这些人的“纯洁的道德”，嘲笑他们的划一的社会制度；他把他们的实践，把受到他的精辟批评的doux commerce〔和气的商业〕，把不能提供享乐的放纵的享乐，把婚姻制度所容许的通奸以及普遍的混乱和这种社会制度作了对比。这就是在德国还完全没有谈论过的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确，曾经有人谈论过恋爱自由、妇女地位、妇女解放，但是有什么结果呢？说几句杂乱无章的话，捧出几个女学者，表现出一些歇斯底里，对德国人的乱伦抱怨几句——全是虎头蛇尾！
德国人首先必须熟悉一下（哪怕是稍微熟悉一下）国外的社会运动，熟悉一下国外的社会运动的实践和文献，——近八十年来英法两国的全部历史即英国的工业和法国的革命就是实际运动的例子，——然后他们必须在实践方面和文献方面做出像他们的邻居所做的那么多的事情，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像各民族的功绩大小这类无关痛痒的问题。但是到那时，这种诡辩式的争论已经没有听众了。
而现在对德国人来说，最好是首先了解一下国外所获得的成就。所有以前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书，毫无例外地都很拙劣。这样简短的叙述至多只能评论一些著作，根本无法介绍这些著作本身。这些著作有一部分已成了稀有的珍本，在德国很难获得，有一部分篇幅过于庞大，有一部分杂有许多仅仅具有历史的和文献的意义并且在1845年已经引不起德国读者的兴趣的材料。为了使这些对德国尚属新鲜的具有宝贵内容的著作容易理解起见，我们必须进行编选，正像法国人对待来自国外的材料一样。法国人在这方面要比我们实际得多。经过这样编选的外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的重要著作，最近即将开始出版。一些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包括能够同样轻而易举地写出具有独到见解的作品的最优秀的活动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可以希望，这一工作会给高明的德国理论家指出，他们的一切高见都已经陈旧了，在莱茵河和英吉利海峡的彼岸，这些问题早已争出一个pro et contra〔孰是孰非〕来了。只有他们知道了在他们之前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后，他们才能表明他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159] “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Ein Fragment Fourier's über den Handel》）一文的翻译工作，是包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德国传播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著作而草拟的一个比较大的出版计划之内的。弗·恩格斯在“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中第一次公开地批评了“真正社会主义者”。“真正社会主义者”对待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卓越代表者的那种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态度，以及他们想颂扬“真正的德国的社会主义”的企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卡·格律恩所著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一书中。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一书中对“真正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卡格律恩进行了全面的批评。——第6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