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卡·马克思
“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78]
布鲁塞尔9月5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79]第70号转载了“莱茵观察家”的一篇文章，正文前面加了这样一句：
“从下面可以看出，第206号‘莱茵观察家’在宣传共产主义。”
不管这句话是不是讽刺，共产主义者必须反对这种说“莱茵观察家”好象能够宣传共产主义的论调，特别是要反对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0号转载的那篇文章好象是在宣传共产主义。
相当多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经常叫嚣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而结果，除了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现在象“莱茵观察家”一类的政府报纸竟根据这些先生的词句声称，硬说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不是自由资产阶级，而是政府；共产主义者不论和前者还是和后者，都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
的确有人力图把这些论调强加在德国共产主义者身上，并责备他们和政府结成了联盟。
这种责难是很可笑的。政府不会同共产主义者联合，共产主义者也不会同政府联合。原因很简单：在德国所有的革命党派中间，共产主义者的党是最革命的，这一点政府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
共产主义者怎能同宣布他们为国事犯而且把他们当国事犯看待的政府结成联盟呢？
政府怎能在自己的报刊上宣传那些在法国被看做是（这个政府本身也常常这样认为）蛊惑人心、破坏一切社会基石的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呢？
这是不能想象的。仔细研究一下所谓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共产主义是非常幼稚的。
文章一开头谈到：
“在观察我们的（！）社会状况的时候，我们看到到处都是灾难困苦（！），我们应当承认，是有许多疏忽的地方。这是明显的事实，不过只是（！）发生了一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深信，我们的国家制度并没有过错，因为（！）法国和英国的社会状况要（！）糟得多。可是（！），自由派认为只有代议制才是灵丹妙药。他们说，如果人民有了自己的代表机关，就会使自己的状况得到改善。这当然完全是妄想，但同时（！）好象又十分（！！）近乎真理。”
我们从这几句话看到了活生生的《Beobachter》［注：双关语：德文的《Beobachter》是“观察家”的意思。——编者注］本人的形象；我们看到，他神情茫然，咬着笔杆，不知道如何下笔；他一面琢磨一面写，划掉又重写，最后，用了好长的时间，写出上面这段冠冕堂皇的文字。为了能够攀扯到他的祖传宝物——自由派，他先从“我们的社会状况”谈起，换句确切的话来说，就是从“观察家”自己的社会地位谈起，他的地位当然会有不妙的地方。他从肯定我们的社会状况十分可怜和有许多疏忽这种极其笼统的观察出发，通过运用一系列极其晦涩的辞藻，勉强达到这样一点，即在他面前只有一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他的这个问题的产生只是为了马上又消失。实际上，这位“观察家”没有说明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没有说明，什么原因不会造成这种现象，他只是说明了他深信不会造成这种现象的东西，这种东西当然就是普鲁士的国家制度。他通过果敢的“因为”二字，便从普鲁士国家制度转到法国和英国，从这里他只要轻轻一跳，就到了普鲁士的自由派；他这一跳的确毫不费力，只用了一个根据不多的“可是”就跳到了。这样，他终于到达了自己心爱的阵地，他可以从这里大声疾呼地说：“这当然完全是妄想，但同时（！）好象又十分（！！）近乎真理”。但同时又十分！！！
难道共产主义者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至可以认为上面这些辞藻、这些经典式的转语、这些忽而产生忽而消失的问题以及这些妙不可言的只是、因为、可是，尤其是“但同时又十分”等用语都是他们创造的吗？
在德国，除了“老统帅”阿尔诺德·卢格，有这种写作本领的人是不多的，而为数不多的这些人也全是艾希霍恩先生部里的国教顾问。
我们没有必要研究这段前言的内容。除了平庸的形式而外，这段话毫无内容；这只是一个入口，从这里进去就是我们这位观察家国教顾问宣扬对自由派实行十字军讨伐的场所。
我们听听他的议论：
“自由派首先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一种比官僚更容易、更吸引人的接近人民的形式（连达尔曼先生或盖尔温努斯也从没有用过这样晦涩费解的文辞）［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自由派张口闭口都谈人民的福利、人民的权利。其实它只是把人民当成恐吓政府的工具，人民只是它大举进攻政府当局时的炮灰。把政权搞到自己手里，这才是自由派的真正意图，而人民的福利，对它来说是次要的。”
这位国教顾问先生是不是以为，他在这里向人民提出了什么新东西呢？人民，尤其是其中主张共产主义的人，知道得很清楚，自由派资产阶级只关心他们本身的利益，很难指望他们会对人民表示同情。但假如国教顾问先生由此做出结论，说人民参加政治运动会被自由派资产阶级利用来达到其自身的目的，那我们就不能不这样回答他：这在国教顾问看来也许完全近乎真理，但同时又是极端的妄想。
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考虑问题的方法却是和宗教事务部的人士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不会问，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资产者是不是想把无产者当炮灰。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资产者想怎么样，他们想知道的是资产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
国教顾问先生也许以为，日益靠近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不会利用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吧？请他看看英法的工人报纸吧！请他看看（即使一次也好）宪章派的群众大会吧！
但是，编辑“莱茵观察家”的宗教事务部的人士，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却十分独特。这些先生以为，所谓无产阶级就是波美拉尼亚的农民或柏林的短工。他们认为，他们答应给人民以panem et religionem〔面包和宗教〕而不是panem et circenses〔面包和娱乐〕，也就算考虑得十分周到了。他们觉得，无产阶级渴望援助，但未想到，无产阶级除了渴望自己的援助外，并不渴望任何人的援助。他们也不知道，无产阶级既很了解国教顾问先生们所说的“人民的福利”和沉重的社会地位的真实含义，也很了解自由派资产者的类似词句的含义。
但是为什么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次要的呢？“莱茵观察家”回答说：
“联合省议会证明了这一点；自由派的背信弃义已经很明显了。所得税问题应当是自由派的试金石，但自由派没有经得起考验。”
这些心地善良的国教顾问们觉得自己在经济问题上清白无辜，因而可以用所得税来迷惑无产阶级了！
磨粉税和屠宰税直接出自工资，所得税则出自资本家的利润。国教顾问先生，这不是十分近乎真理的吗？但资本家不愿意也不可能同意从自己的利润中抽税而得不到任何补偿。竞争本身就会照顾到这一点。所得税推行几个月以后，工资减少的数额就会等于因废除磨粉税和屠宰税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资料的落价而实际增加的数额。
不是用货币而是用满足工人生活需要的物品来表示的工资，即实际工资（不是名义工资），它的水平取决于供求关系。税制的改变会使这种依附关系短时遭到破坏，但不会使这种关系发生长时期的变化。
所得税在经济上唯一的优点（这位国教顾问一个字也未提到），就是征收这种税国家花费小一些。但无产阶级并不会从这里赚到什么。
那末，所有这些关于所得税的议论该归结成什么呢？
第一、这件事对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好处，或者只有暂时的好处。
第二、政府在征收磨粉税和屠宰税的时候每天同无产阶级直接接触，同他们相对立，为他们所痛恨；但在征收所得税的时候，它却退避起来，要资产阶级单独出面进行这种降低工资招致痛恨的活动。
可见，所得税只是对政府有利，这也说明为什么国教顾问们在所得税遭到否决以后那样懊丧。
我们暂时假定所得税对无产阶级有利，那末这届议会应不应该通过它呢？
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它不应该同意任何税收；在政府没有满足它的全部要求以前，它就应该使整个财政制度原封不动。否决税收是所有议会强迫政府向大多数人让步的手段。议会只是在这次坚决否决税收的问题上表现了它的气魄，这一点也激动了失算的国教顾问们，他们想从这一方面在人民面前把它诬蔑一番。
“莱茵观察家”接着说道：“但是，所得税问题正是自由派刊物自己提出来的。”
完全正确，因为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措施。尽管如此，假如这项措施是资产者丝毫不信任的大臣们不合时宜地向他们提出的话，他们还是可以把它否决的。
但是，这种对所得税著作权的承认我们将予以查照；以后我们要用到它。
国教顾问发表了一通极端空洞混乱的言论以后，突然梗住了，又放出下面一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论调：
“什么是无产阶级呢（这也是只是为了不给回答而提出来的问题之一）［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假如我们（即“莱茵观察家”的国教顾问们，而不是其他一般报纸）［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说，整整1/3的居民失掉了一切生活基础，另外的1/3则每况愈下，这并不是夸大。无产者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流露出一定的反政府情绪的联合省议会，竟这样迅速地开导了这些官员们！政府禁止报纸谈及我们普鲁士也有无产阶级这样一种“夸大”，难道是很久以前的事吗？“特利尔日报”及其他一些毫无罪过的报纸曾受到查封的威胁，说它们居心不良，想让读者知道英法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在普鲁士也同样存在，难道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吗？这也只有看政府喜欢怎样了。承认无产者占人民绝大多数，这一点我们也将予以查照。
接着谈道：“议会认为极端重要的问题是有关原则的问题，也就是这个高级会议应不应该取得政权的问题。而人民将得到一些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他们既得不到一条铁路，也得不到一所农业银行，赋税也不减轻！多么幸运的人民呵！”
请注意，在国教顾问梳得溜光的头顶上开始露出狐狸耳朵来了。“议会认为极端重要的问题是有关原则的问题。”这条博爱的毒蛇多么圣洁啊！是否允许政府发行3000万塔勒的公债，征收事先不能确定数量的所得税，建立农业银行（通过这个银行，它可以以国家财产作抵押得到4亿或5亿塔勒）；是否要把这一切都交给目前这个消极的反动的政府办理，从而使它永远成为独立的政府，或者相反，用严格的预算控制它，并通过否决税收的办法使它受制于社会舆论，——这就是我们这位无孔不入的国教顾问称为有关原则的问题！
大慈大悲的国教顾问问道：“而人民将得到一些什么呢？”“得不到一条铁路”，因而人民也就不要交纳那些支付公债利息和弥补这条铁路开始经营以后必然遭受的重大损失的税款。
“得不到一所农业银行！”国教顾问的这种说法，使人觉得好象政府准备付给无产阶级地租［注：双关语：《Rentenbanken》是“农业银行”，《Rente》是“地租”。——编者注］似的。恰恰相反，它是想靠掠夺交纳地租的人民向贵族支付地租。这种银行似乎应当便于农民赎买徭役。但假如还要农民等上几年，那大概也就不需要赎买了。假如封建领主碰上农民的大草叉（这到一定时候是很容易发生的），徭役就会自行消失的。
“得不到任何所得税”，但只要所得税不给人民带来任何收益，人民就可以对它十分冷淡。
国教顾问接着说道：“但是，幸运的人民呵，你们在有关原则的问题上已经占了便宜！假如你们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那就让你们的代表讲给你们听吧；你们在听他们的长篇演说的时候，大概会忘掉饥饿的！”
谁还敢说德国出版物没有自由呢？“莱茵观察家”在这里完全为所欲为地用了这样一些词句，如果在法国，许多地方审判官不用考虑就会宣布这些词句是一个社会阶级对另一个社会阶级的挑衅，并使罪犯受到惩罚。
然而，国教顾问却表现得非常软弱无能。他想讨好人民，但又从来不想让人民了解有关原则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他勉强装出一付同情饥饿人民的面孔，但又为此进行报复，说他们愚蠢，根本不能参与政治。然而无产阶级很清楚，有关原则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他们谴责议会并不是因为它要把这些原则付诸实现，而是因为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谴责议会，是因为它执行防御策略，没有转入进攻，没有大踏步地前进。他们谴责它不够坚决，没有给无产阶级提供参加运动的机会。无产阶级当然不会对等级的权利发生任何兴趣。但假如议会能够提出实行陪审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徭役、实现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议制的要求，假如议会能同过去一刀两断，根据目前的需要，而不是根据旧时的法律制定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议会是可以指望得到无产阶级最热情的支持的。
“观察家”接着说道：
“上帝保佑，这个议会可别得到通往政府权力的门路，因为这样一来，一切社会改善就会碰到不可克服的阻碍。”
国教顾问先生可以放心。对这个毫无办法对付普鲁士政府的议会，必要的时候无产阶级是有办法对付的。
国教顾问继续进行观察：“据说所得税会导致革命和共产主义。它实际上也在导致革命，即导致社会关系的改造和无限贫困的消除。”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国教顾问在跟读者开玩笑，他使用柏林蹩脚的同音词只是想说明，所得税消灭无限的贫困是为了代之以有限的贫困；或者他在经济问题上是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最无耻的蠢汉。在英国，所得税已经推行了七年，但社会关系并没有因而得到丝毫改造，无限的贫困也没有丝毫减弱，他对这一点并不怀疑。他也不怀疑，在普鲁士，正是在最无限的贫困十分普遍的地方（在西里西亚和拉文斯堡的农村纺织工人中间，在西里西亚、波兹南、摩塞尔、维斯拉河流域的小农中间），实行着级别税即所得税。
但是，这种荒唐的言论难道值得认真批驳吗？下面接着谈道：
“它还会导致一般所了解的共产主义……凡是工商业的发展使一切关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同时经常发生变化，以至个人在竞争的巨流中不能确保自身的地方，个人就会由于情况所迫而求助于社会，社会则应当为普遍不稳定的后果给每个人以补偿。社会对自己成员的生活负有连带责任。”
这就是“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这样看来，在我们这种任何人的生活都没有保证，任何人在生活中的地位都没有保证的社会里，社会却要负责保证每个人的生活。国教顾问先是肯定现存社会做不到这一点，接着又要它完成这件它所做不到的事。
不论在什么地方，社会在对待个人方面都要改正由于它固有的普遍不稳定而不能预见到的种种疏忽，——这就是国教顾问的观点。
“整整1/3的居民失掉了一切生活基础，另外的1/3每况愈下”。这就是说，有1000万人需要个个补偿。难道国教顾问真的以为，贫困不堪的普鲁士政府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
当然能够，而且正是靠那个会导致“莱茵观察家”认为是一般所了解的共产主义的所得税来完成！
妙极了！国教顾问对我们说了半天关于冒牌共产主义的废话，声称社会对自己成员的生活负有连带责任，社会应当关心他们（虽然它做不到这一点）；他发表了所有这些荒谬、矛盾的议论并提出了实现不了的要求以后，又建议我们把所得税当做一项可以解决一切矛盾、使一切实现不了的要求变成可以实现的要求并使一切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得到恢复的措施。
我们来看看提交议会的冯·杜厄斯堡先生关于所得税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认为，征收到的全部所得税要统统用光，不留分文。这样一来，财政紧迫的政府就不会有半文钱用来补偿每个人由于普遍不稳定而带来的后果，使社会履行它的连带责任。由于情况所迫而向冯·杜厄斯堡先生求助的即使不是1000万人，而总共只有10个人，冯·杜厄斯堡先生恐怕也要拒绝他们的。
不，我们错了。除了所得税而外，国教顾问先生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实现他认为是一般所了解的共产主义：
“基督教教理的全部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人生就的罪恶和赎罪的教义。这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大可能的团结和联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多么幸运的人民呵！极端重要的问题永远解决了。无产阶级在普鲁士的天才和神圣精神的双重庇护下，获得了两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一个是所得税的收入除去日常和非常的国家开支剩下来的余额，这个余额等于零；一个是天上的地产（生就的罪恶和赎罪）的收入，这种收入也等于零。这两个零就是失掉一切生活基础的1/3居民谋生的牢固基础，就是每况愈下的另一个1/3居民的有力支柱。无论如何，想象中的余额，生就的罪恶和赎罪要比自由派议员的长篇演说更能减轻人民的饥饿！下面接着说道：
“我们在‘我们的主’这篇祈祷中请求上帝‘不要使我们起邪心’。假如我们为自己提出这种请求，那我们本身对自己的亲友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但我们的社会条件必然成为人们产生各种邪心的源泉，而极端困苦的生活又迫使人们去犯罪。”
而我们（普鲁士国家的官吏、审判官和国教顾问先生们）就根据这种理由为所欲为，车辗，砍头，监禁，横加蹂躏，“使”无产阶级“起邪心”，然后我们也遭受车辗，砍头，监禁和蹂躏。一定是这样的。
国教顾问先生声称：“基督教国家是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的。它一定会进行帮助。”
是的，就是通过关于社会的连带责任的谬论、想象中的余额和开给天父、天子等的空头支票来进行帮助。
我们这位进行观察的国教顾问认为：“甚至可以中止本来就是很无聊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议论了。假如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能够得到那些应该发展这些原则的人发展的话，共产主义者很快就会不作声的。”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有过一千八百年的发展，它并不需要普鲁士国教顾问做任何进一步的发展。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问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就是这样。
还有：
“我们认为，社会改革是君主制最重要的使命。”
真的吗？过去一直还没有听说过。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君主制应当实现的社会改革又是哪些呢？就是实行从自由派刊物上抄袭来的、可能带来连财政大臣都不清楚的余额的所得税；建立倒霉的农业银行；修建普鲁士的东部铁路，特别是取得由生就的罪恶和赎罪构成的大量资本所带来的利润！
“这是由王权本身的利益决定的”——王权竟落到这种地步！
“这是苦难的社会状况所要求的”——这种状况在目前与其说是要求教义，不如说是要求保护关税。
“这是福音书规定的”——随便什么规定的都可以，只要不是普鲁士国库极端严重的空虚规定的就好，在国库这个无底洞中，三年内就可以把1500万俄国人完全吞没。一般说来，福音书规定了很多东西，其中阉割是社会改革用于自身的起点（“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二节）。
我们这位国教顾问硬说：“王权和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这句话不过是《l’état c’est moi》〔“朕即国家”〕［注：一般认为这是路易十四的话。——编者注］这句老话的另一种说法，和路易十六1789年6月23日对举行叛乱的等级所说的：假如你们不服从命令，我就把你们个个送回家去《et seul je ferai le bonheur de mon peuple》〔“我亲自来关照我的人民的福利”〕，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王权既然决定使用这些词句，它的处境一定十分窘迫，而我们这位最有学问的国教顾问也应该知道，法国人民当时是怎样答谢路易十六这番话的。
接着，国教顾问先生肯定说：“宝座应当建立在广泛的人民的基础上；这样它才会最牢靠。”
是这样，只要人民还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上层建筑从自己宽大的肩膀上用力甩到深渊里去。
最后，国教顾问先生说道：“贵族使君主制保持了自己的威严并赋予它以诗意的光辉，但却使它丧失了实权。资产阶级既夺去了它的权力，又夺去了它的威严，只留给它王室费。而人民则既保存了君主制的权力，又保存了它的威严，它的诗意。”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非常遗憾，国教顾问先生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御前演说[80]中向自己的人民吹嘘的那番话，看得太认真了。推翻贵族，推翻资产阶级，建立依靠人民的君主制，——这就是他的最后一言。
假如这些要求不是纯粹的幻想，那其中就包含着一次完整的革命。
我们不打算浪费时间来证明：除非资产阶级和人民共同努力，否则便不能推翻贵族；要人民在除了资产阶级还有贵族存在的国家里居于统治地位，是荒谬绝伦的事。艾希霍恩的国教顾问的这种论调，不值得我们提出郑重其事的理由来反驳。
有些先生以为，对人民采取一些残酷的措施，就可以挽救处境极其令人担忧的普鲁士君主制度；为了教训这些先生，我们只想提出一些善意的意见。
对国王来说，一切政治因素中最危险的是人民。但不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所说的那种吃了拳头、得点小恩小惠就感动得流泪的人民，这种人民自然不危险，因为他们只存在于国王的想象中。而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正象霍布斯所说的，是puer robustus，sed malitiosus，一个结实而调皮的孩子；他不会让国王（无论是瘪瘦的还是肥胖的）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这种人民首先要向陛下要求有普选权的宪法，要求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令人不快的东西。
他们一得到这些，就会充分加以利用，以便尽快地表示他们对君主制的权力、威严和诗意的态度！
假如那时人民能给现在有资格充任王位的人一个在柏林手工业者联合会做朗诵员的职位，年俸250塔勒和每天一杯啤酒，那他应该认为是很幸运的了。
假如现在掌握普鲁士君主制和“莱茵观察家”的命运的国教顾问先生们不相信这一点，那就请他们什么时候请教一下历史吧。历史给那些向自己人民呼吁的国王所安排的还不如这样的命运。
英国的查理一世也曾抱怨自己的等级而向自己的人民呼吁。他曾号召自己的人民拿起武器反对议会。但人民却宣布自己反对国王，把议会中不代表人民利益的议员赶了出去，使因此而成为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的议会把国王斩首。这就是查理一世向人民呼吁的结局。这是1649年1月30日的事；1849年是这个事件的二百周年。
法国的路易十六也向自己的人民发出过呼吁。三年中间他不断地呼吁一部分人民去反对另一部分人民，并到处寻找自己的人民，真正的人民，忠于他的人民，但始终没有找到。最后，他终于在科布伦茨军营和普奥军队的轻重车上找到了他们。但是他的法国人民觉得这种做法太过分了。1792年8月10日，人民把呼吁者关进了腾普尔监狱，召集了在一切方面都是人民代表机关的国民公会。
这个国民公会认为自己有权审查前国王的呼吁，经过一番讨论，呼吁者被押到革命广场，并于1793年1月21日上了断头台。
这就是国王呼吁自己人民的结局。至于国教顾问想成立民主君主制的算盘会得到什么结果，我们不久就会看到。
卡·马克思写于1847年9月5日
载于1847年9月12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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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78]卡·马克思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是为回答反动的普鲁士政府人士想通过宣传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使人民群众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利用他们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而写的。当时马格德堡的国教顾问、后来的保守党领袖之一格·瓦盖纳（马克思批判的这篇文章可能就是他写的），仗着宗教、教育、医务部大臣艾希霍恩的庇护，进行了这种宣传。
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拉萨尔派向俾斯麦政府和容克地主的阿谀谄媚时，把这篇文章当做论证工人政党对“普鲁士国王政府的社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立场的文献（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65年2月23日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
“莱茵观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是一家保守的日报；1844年起在科伦出版；德国1848年3月革命后停刊。——第207页。
[79]“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调和激进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207页。
[80]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7年4月11日在普鲁士联合省议会开幕时发表的御前演说。国王在这篇演说中宣布，他永远也不会让“君主和人民之间的自然关系‘变成’有条件的、宪法上的”关系，让“写满了字的纸”来代替“亘古以来神圣的忠诚”。——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