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卡·马克思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213]



　　
　　先生们！
　　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19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凡是厂主们谈到自由贸易的地方，主要都是指自由买卖谷物和一切原料而言。“对国外谷物的进口实行保护关税，这是卑劣的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饥饿进行投机。”
　　廉价的粮食，高额的工资（Cheap　food，high　wages），这就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派不惜耗费巨万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他们以自己的热情感染了他们在大陆上的同伙。总的说来，人们要求自由贸易，那只是为了改善劳动阶级的处境而已。
　　可是，奇怪得很！想尽办法让人民得到廉价的粮食，而人民却毫不领情。现在英国的廉价粮食，如同法国的廉价政府一样，都信誉扫地。人民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把包林，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做自己最大的敌人和最无耻的伪君子。
　　谁都知道：在英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被称为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之间的斗争。
　　现在我们来看看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证明促使他们起来行动的那种高尚意图的。
　　他们向工厂工人这样说：
　　谷物税是你们向大地主，向这些中世纪的贵族代表交纳的工资税；你们贫困的原因是在于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昂贵。
　　工人反过来问厂主们：在最近三十年中，我们的工业发展到最高的水平，而我们的工资的下降率大大超过了粮价的上涨率，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呢？
　　照你们所说的，我们交纳给地主的税，对每一个工人来说，每周约计3辨士；可是，在1815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手工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8先令降到5先令，而在1823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机器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0先令降到8先令。
　　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交纳给地主们的税从未超过3辨士。而在1834年，粮食价廉，在市面上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的时候，你们对我们说过什么话呢？——“你们是不幸的，因为你们生育的孩子太多了，原来你们的婚姻比你们的手艺还要多产”。
　　这就是当时你们向我们所说的千真万确的话，同时你们还制订了新的济贫法，设立了习艺所这种无产者的巴士底狱。
　　厂主对此回答说：
　　工人先生们，你们说的对，规定工资水平的不仅是粮食的价格，而且还有工人为寻找职业而发生的竞争。
　　但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吧：我们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砾构成的。也许你们还想在花盆里种植谷物呢！要是我们不把自己的资本和劳动用来耕种不毛之地，撇掉农业，专门来搞工业，那末，整个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就成了一个大的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
　　可是厂主和工人们的谈话被一个小商人打断了。他也要求答复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废除了谷物法，那末，即使我们荒废了本国的农业，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迫使其他国家关闭它们的工厂，来向我们的工厂定货。
　　结果将怎样呢？我将失去现在农村的主顾，而国内贸易也会丧失市场。
　　厂主抛开工人转过身来回答小铺主说：那末，就让我们随便怎么做好了。一旦废除了谷物税，我们就会从国外得到更廉价的粮食。那时，我们就会降低工资，同时在那些供给我们谷物的国家里，工资却会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目前我们已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之外，又加上更低廉的工资，有了这一切优势，我们就能使大陆购买我们的商品。
　　可是，现在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也插进来争论了。
　　他们叫道：可是我们到底又将如何呢？
　　难道我们应该把养育我们的农业宣判死刑吗？难道我们能够任人拆我们的台，而一言不发吗？
　　反谷物法同盟却不作回答，而一味满足于给三部论述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农业的好处的优秀著作颁发奖金。
　　获得这种奖金的是霍普、摩尔斯和格莱格三位先生，他们的著作成千上万册地散布在农业区域。
　　其中第一位获奖者企图证明，自由输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农场主吃亏，也不会使农业工人吃亏，吃亏的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地说，英国农场主不应该害怕谷物法的废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象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粮食。
　　因此，他断言说，即使粮价下跌，这也不会使你们遭致任何损失，因为粮价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缩减，但绝对不会伤及企业主利润和工资，它们依然会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获奖者是摩尔斯先生。他相反地断定，废除谷物法的结果必然是粮价上涨。他挖空心思力图证明，保护关税从来都没有能使粮食保有足够有利的价格。
　　他引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说，在英国，每当输入外国粮食的时候，粮价总要大大上涨，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粮价便急剧下跌。他忘却了不是粮食进口引起粮价上涨，而是粮价上涨才刺激了粮食进口。
　　他的见解同他的获奖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断言说，每次粮价上涨总是有利于农场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
　　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莱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农场主写的，他不能满足于重复类似的滥调，他的话是比较科学的。
　　他承认谷物法之所以促进地租的上涨，只是因为谷物法引起了粮食价格的上涨，而谷物法所引起的这种上涨，正是由于谷物法迫使资本投于劣等地，这是很容易说明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如果没有国外谷物的输入，就不得不去开垦次等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较大的耗费，因而它的产品也就较贵。
　　既然谷物的销路有充分保证，那末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费最大的地区的产品价格的调节。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费用间的差额便构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废除谷物法而降低了粮食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话，那末，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不再在次等地上耕作的缘故。由此可见，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农场主的破产。
　　为了理解格莱格先生的话，作这几点说明是必要的。
　　他断定说，那些不能再继续经营农业的小农场主，可以去工业中谋生。至于那些大农场主，则仍然会占得优势。土地所有者却只好或者把自己的土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或者和他们订立期限极长的租约。这就有可能使这些农场主把巨额资本投向土地，更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但手工劳动也将由于工资的普遍下降（这是废除谷物法的直接结果）而更加低廉。
　　包林博士对所有这些论证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认。他在一个公开的大会上大嚷：“耶稣基督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
　　显然，这种假仁假义是根本不能减轻粮食跌价给工人带来的痛苦的。
　　其次，对于厂主那种单凭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慈悲，工人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要知道对于将工厂工人的工作日从12小时减到10小时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214]反对最力的，正是这些厂主们！
　　为使你们对厂主的慈悲得到一个概念，先生们，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规。
　　任何厂主为他个人的日常生活所需，都有一套规程，其中规定对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都处以罚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而私语或谈笑，迟到了几分钟，损坏了机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质量不合规格等等，他就得挨罚。事实上罚款往往超过工人实际所造成的损失。为了设法使工人容易挨罚，工厂的钟点拨快了，发给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头要是没有足够的花招来增加类似的犯规数字，便被辞退。
　　先生们，你们看，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过失却成为生财之道。因此，厂主不择手段，竭力减低名义工资，甚至还要从这些并非由于工人的过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处。
　　这些厂主就正是那些力图使工人相信他们只要为了改善工人的处境，他们是能够不惜任何破费的慈善家。
　　这样一来，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规处心积虑地克扣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又冒着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资。
　　他们不惜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在宫殿里也大体上设立了自己的官邸，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破费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
　　“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末，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了解，厂主希望降低粮食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也就上升多少。
　　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传道者，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和工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名著中说：
　　“要是我们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寻新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廉价的粮食的话，那末，工资就要降低，利润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降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资，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资。”[215]
　　先生们，不要以为工人在粮价较贱时仅仅收入4法郎还是象过去一样收入5法郎这件事是无所谓的。
　　难道说，工人的工资和利润比较起来不是愈来愈低吗？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难道这还不清楚吗？不但如此，工人实际上还遭受直接的损失。
　　当粮价和工资都同样处于较高的水平时，工人能节省少许粮食就足以满足其他的需要。但是一旦粮价大大下跌，因而工资也大大下降的时候，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节约粮食来购买其他的东西了。
　　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是不愿做自由贸易派那种幻想和欺骗的牺牲品的；他们所以联合自由贸易派来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没有估计错：为了向自由贸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赞助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们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
　　在经济学家会议［注：见本卷第276—281和285—296页。——编者注］上，包林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长长的统计表，他想论证，为了满足（照他的说法）工人的需要，英国输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鸡雏等等。可是遗憾的是，他却忘记了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危机的来临，曼彻斯特和其他一些工业城市的工人却被抛到街头。
　　在政治经济学中，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
　　显而易见，当一切商品跌价时（这种跌价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我用一个法郎买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他任何别的法郎一样，具有同等价值。看来，自由贸易对工人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里只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说，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换别的商品以前，必须先以自己的劳动去交换资本。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换的时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换得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话，那末他在这种交易中始终都会是有利的。困难并不在于证明当一切商品跌价的时候，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经济学家总是在用劳动换成其他商品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格。可是他们对于用劳动换成资本这一环节却完全置之度外。
　　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较少的费用时，则保养被称为工人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同样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低廉了，那末，同是商品的这种劳动的价格也同样降低了。而且，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时候，仍然继续相信那些经济学家的论据的工人将发现自己口袋里的法郎已经融化，剩下的已不到五苏［注：法国旧铜 币名，等于1/20法郎。——译者注］了。
　　经济学家们会反对我们这一点说：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资和更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商品价格的下跌会导致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就得加紧生产，而生产又引起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
　　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末，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增殖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需同意。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资本增殖时，也就象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的。生产资本的增殖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工人的手艺化为乌有，从前需要用手艺的地方，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从而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了。
　　这种竞争之所以更趋激烈，是因为分工使一个工人可以完成三个人的工作。机器的采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结果，而且规模还更大得多。生产资本的增殖促使工业资本家不断增加生产资料，从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其次，因为利息率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过活，只好到企业中去工作，从而扩大无产者的人数。
　　最后，生产资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为市场生产，生产愈益超过了消费，供应愈益力图扩大需求，由于这一切，危机的发生也就愈益频繁而且愈益猛烈。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这样，随着生产资本的增殖，工人之间的竞争便在更大的程度上加剧起来。大家的劳动报酬都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强度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彻斯特36个工厂中有1088个纺纱工人。到1841年纺纱工人总共才只有448人，可是他们所照管的纱锭却比1829年的1088个工人所照管的还要多53353个。假定采用手工劳动的数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增长的话，则工人的数量应达1848人；也就是说，技术设备的改进使1100个工人失了业。
　　经济学家们的答复，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定会说，失业的人会找到别的职业。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包林博士没有忘却引用这个论据，同时也没有忘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林博士在下院以5万伦敦织布工人为题发表了演说，这些工人长期以来徒劳无益地寻求自由贸易派用以安慰他们的新职业而处于饥饿潦倒之中。
　　让我们从包林博士的演说中引用一些最堪注意的地方吧。
　　他说：“手工织工所处的贫困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易于学习，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工织工好象处于人生的边缘。再走一步，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轻微的振荡，就足以致他们于死命。技术设备的进步使手工劳动愈来愈被排挤，因此在过渡时期必然要引起许多暂时的苦难。民族的繁荣只有以某些个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工业的发展总是靠牺牲落后者来完成的；在所有的发明中间，只有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对手工织工的命运影响最大。在许多本来是用手制做的制品的生产中，现在手工织工已经完全被排挤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做的许多其他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的命运也是危在旦夕。”
　　他接下去说：“我这里有印度总督跟东印度公司的往来信件，其中论及达卡地区的织布工人。总督在他的信件中说：几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购入600万到800万匹当地手机织成的棉布。后来需求逐渐下降，大约缩减到100万匹。
　　“现在，需求几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年北美从印度得到的棉布约为80万匹。1830年印度所输出的棉布还不到4000匹。而在1800年运入葡萄牙的棉布，还有100万匹。到1830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过2万匹。
　　“印度织工的苦难情景给我们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但是这些苦难的原因何在呢？
　　“在于英国产品在市场上的出现，在于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来进行生产。大量的织工死于饥饿，其余的人多半在农业中找到其他的职业。不能改行的人则活该饿死。现在英国的棉布和棉纱充斥达卡地区。以耐久和美观见称于世的达卡细棉布，也由于英国机器的竞争而完全绝迹了。象东印度居民的所有的贫苦阶级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
　　包林博士在演说中所引用的事实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演说就更其出色。但是他力图掩盖这些事实，其措词和自由贸易的信徒们的其他说教一样，是伪善的。他把工人描写成有待以更廉价的生产资料来代替的生产资料。他故弄玄虚，把所说到的这种劳动部门看作完全特殊的劳动部门，而把排斥手工织工的机器看作完全特殊的机器。他忘记了，任何一个手工劳动部门都总有一天要经受手工织布业的命运。
　　“实际上任何技术设备的改进，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图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用非熟练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多数机器纺纱厂中（英文叫throstle-mills），纺纱的尽是些16岁及16岁以下的小姑娘。由于用自动纺纱机代替了简单的骡机，大部分成年工人被解雇，留下的仅是些少年儿童。”
　　自由贸易的最狂热的信徒尤尔博士的这些话[216]，是对包林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补充。包林先生谈到一些个别的人所遭到的不幸，同时又告诉我们，这些个别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所有一切贫苦阶级于死命；他谈到了“过渡时期”“暂时的苦难”，而且并不讳言，这些具有过渡性质的苦难，对大多数人说来，是从生产到死亡的转变，而对其他的人说来，是从他们过去的处境到更坏的处境的转变。如果他进一步说，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国家的繁荣所必要的，那末，他也就等于承认工人阶级的苦难的处境就是资产阶级繁荣的必要条件。
　　包林先生慷慨地所给予奄奄待毙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贸易派所创立的全部补偿理论可归结如下：
　　成千上万的奄奄待毙的工人们，你们不应灰心失望。你们可以非常安静地死去。你们的阶级是不会绝种的。它将永远保有足够数量的人听任资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绝。如果资本不力求取得供其不断地剥削的材料（工人），资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运用呢？
　　那末，为什么还要把关于实现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作为未解决的问题来谈呢？从魁奈到李嘉图的经济学家们所表述的一切规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碍自由贸易的羁绊已不再存在。这些规律的作用随着自由贸易的实现而加强。其中第一条规律是说，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因此，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什么是最低工资呢？这就是说，要维持工人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自己的子嗣，就需要一些物品，生产这些工人生活必需品时的最低限度的支出恰好就是最低工资。
　　不要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的所得不可能多于最低工资，也千万不要认为他所得到的总是最低工资。
　　不是的，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工人阶级有时也有较幸运的时候。有时他的所得也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资，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了他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而已。这就是说，工业接连地经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诸阶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在这一定的周期内，如果把工人阶级高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计起来，那末它所得的总额不多不少，恰好是这个最低额；换言之，尽管工人阶级忍受了一切苦难和贫困，尽管工人阶级在工业战场上抛下了许多尸体，但是工人阶级依旧作为一个阶级而保持了它的完整性。这会有什么意义呢？这说明工人阶级还是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数量还在增长。
　　但是还不止此。由于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更廉价的生活资料。于是，伏特加代替了啤酒，棉织品代替了毛织品和亚麻织品，马铃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营养品来维持工人生活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如果说，起初这种工资迫使人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那末，到最后就把人变成机器人了。工人的存在的全部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生产力而已；资本家就是这样来对待工人的。
　　随着自由贸易（经济学家们的基本前提）的逐渐实现和成为生活现实，劳动商品的这一规律，即最低工资的规律也就愈益明显地显现出来。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贸易的假定作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就同意说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人一定要经受经济规律的全部灾难。
　　让我们来作个总结：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抗，他们这种自信狂，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形显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关，不再有城市进口税，一句话，假使工人迄今认为是使自己处于贫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况都全部消失，那时，一向掩盖着他的真正敌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开了。
　　他将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
　　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不过是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必然产物时，怎么还能把自由竞争奉为自由的观念呢？
　　我们已经指出，在同一个国家里，自由贸易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会产生怎样一种友爱。即使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再没有必要停留在自由贸易的信徒对这个问题所散布的诡辩上，这些诡辩完全值得我们的三位获奖者霍普、摩尔斯和格莱格先生去论证。
　　例如，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规定出生产种类。
　　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
　　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赋作竞争。而这个自然秉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
　　同时不应忽视另一种情况：既然一切都成了垄断性的，那末即使在现时，也会有些工业部门去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于这些行业的民族来统治世界市场。例如，在国际交换中，棉花在贸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义。自由贸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两三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真是太可笑了。
　　怪不得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要知道这些先生们更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阶级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所以批判自由贸易是打算维护保护关税制度。
　　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见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拥护者。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但自从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以来，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
　　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1848年2月初以小册子发行于布鲁塞尔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1848年版译的


注释：

[213]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是1848年2月初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发表的，就在同年，由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朋友和学生魏德迈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1885年根据恩格斯的意见，作为“哲学的贫困”的德文第一版的附录刊印，自此以后，就作为该版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止一次地再版过。“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俄译文，于1885年“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以单行本首次发表，译者为普列汉诺夫。1889年在波士顿出版了美国的单行本，上面有恩格斯的序言，这篇序言早先在1888年7月，以“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为题，用德文单独刊载于“新时代”（《Die　Neue　Zeit》）杂志。——第444页。

[214]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见本卷注51。——第448页。

[215] 马克思引证了李嘉图著作的法文版：《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impot》．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S.　Constancio，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par　J.-B.　Say.T.I.　paris，1835.p.178－１７９。――第449页。

[216] Ａ.Ure.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T.I，Bruxelles，1836,P.34.——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