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五卷——柏林的妥协辩论（1848年6月6日）

柏林的妥协辩论^[33]

　　科伦6月6日。关于妥协等等的辩论正在最愉快的气氛中在柏林进行。提案一个接着一个，为了不致在提交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漫长过程中半途搁浅，大多数提案甚至提出了五六次。一有机会，就有许许多多先决的问题、相关的问题、中间的问题、补充的问题以及主要的问题提出来。在讨论每一个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的时候，总是“立即”和主席、大臣等畅谈起来，在令人疲惫的“大辩论”中，这倒是求之不得的休息。那些通常被速记专家称作“票”的匿名的妥协分子，尤其喜欢在这些畅谈中倾吐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些“票”太为自己的投票权骄傲了，他们有时甚至“同时既投赞成票又投反对票”，6月2日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后来十分不幸，在这幽闲的生活中竟爆发了一场大辩论式的斗争，参与这场斗争的不仅有讲台上的发言，而且还有妥协派的合唱：他们跺脚，喧嚷，争相喊叫，不一而足。自然，这种戏每次都以道貌岸然的右派取得胜利而结束，而且差不多每次都由保守大军提议表决来解决。
　　在6月2日的会上，荣克先生就同俄国达成引渡逃亡罪犯的协定一事向外交大臣提出了质问。大家知道，早在1842年社会舆论曾迫使撕毁这一协定，但是到1844年反动时期又恢复了。谁都知道，俄国政府对于引渡给它的人不是活活打死，就是流放到西伯利亚。谁都知道，引渡刑事犯和流浪者的协定，不过是将政治流亡者引渡给俄国当局的一种方便的借口罢了。
　　外交大臣阿尔宁先生作了如下的回答：

　　“不用说，谁也不会反对引渡逃兵，因为按一般的惯例，友邦之间是经常互相引渡逃兵的。”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大臣看来，俄国和德国是“友邦”，俄国陈兵于布格河和尼门河上，实际上无非是要尽快地使“友好的”德国摆脱革命的威胁。

　　“而且，引渡罪犯要由法庭作出决定，所以完全可以保证被告在刑事审讯结束以前不会被引渡。”

　　阿尔宁先生力图使议会相信，好象普鲁士法庭在审理对罪犯们的控告。其实完全相反！俄国的或俄属波兰的司法机关只是把审讯某个流亡者的决定送交普鲁士当局。普鲁士当局只须查明该文件是否确实，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法庭就应作出引渡的决定；“所以完全可以保证”，俄国政府只需示意一下自己的法官，就可以把带着普鲁士镣铐的任何流亡者弄到手里，只要对该流亡者还未提出政治性的控告。

　　“自己的臣民不应引渡，这是不言而喻的。”

　　封建的冯·阿尔宁男爵先生，“自己的臣民”早已不能引渡了，因为自从人民敢于占据街垒为自己争取自由以来，在德国已不存在什么“臣民”了。
　　“自己的臣民”！就是指我们这些选举国民议会，制定国王和皇帝也得遵守的法律的人吗？我们是普鲁士国王陛下的“臣民”吗？
　　“自己的臣民”！要是国民议会还有一点点革命的骄傲（国民议会所以存在，应归功于这种骄傲），它就应该同声斥责卑躬屈膝的大臣，把他从讲台上和大臣席位上哄走。可是它对这种侮辱的话却置若罔闻，毫不表示抗议。
　　雷费德先生就Seehandlung〔海外贸易公司〕[34]恢复收购羊毛并在票据贴现上优待英国买主而薄待德国买主一事向汉泽曼先生提出了质问。由于总危机而每况愈下的羊毛工业，原以为按照今年极低的价格收购羊毛至少能获取一点利润。不料来了一个Seehandlung，它的大量收购使得价格暴涨。同时，该公司对伦敦的可靠票据的贴现大大地方便了英国买主的收购；这一措施也因招徕新的买主而引起价格上涨，使外国买主比本国买主获得更多的好处。
　　Seehandlung是君主专制政体的遗物，曾被君主专制政体用来达到种种目的。20年来该公司把1820年的国债法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且非常可恶地干预着工商业。
　　雷费德先生所谈的问题，实际上和民主派没有多大关系。这里的问题是：是羊毛生产者或多或少地得到几千塔勒的利润呢，还是羊毛加工者得到几千塔勒的利润。
　　羊毛生产者几乎全是大地主，勃兰登堡、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波兹南的封建主。
　　羊毛加工者大部分是大资本家，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所以，羊毛价格问题不是一般利益的问题，而是阶级利益的问题，是谁剪谁的问题，是土地贵族剪大资产阶级呢，还是大资产阶级剪土地贵族。
　　作为现在的执政党即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派到柏林去的汉泽曼先生，却把大资产阶级出卖给了战败的贵族地主。
　　对我们民主派来说，有意义的只是汉泽曼先生现在站到了战败者的一面，他支持的不是单纯保守的阶级，而是反动的阶级。我们的确没料到资产者汉泽曼会来这么一手。
　　汉泽曼先生起初证明他绝不是Seehandlung的庇护者，然后又补充说：不应立即停止Seehandlung的收购和关闭它的工厂。至于收购羊毛，那是有合同的，根据合同，今年收购一定数量的羊毛是……Seehandlung的义务。我认为，如果说这种收购有一年能使私人周转不受损失的话，那末这正是今年（？）……因为，不这样价格就会一落千丈了。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当时汉泽曼先生是言不由衷的。他曾答应要损害羊毛加工者的利益来讨好阿尔宁、沙夫科奇和伊岑普利茨这一类人物，而现在又不得不从对贵族十分无情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中引经据典，为自己的轻举妄动辩护。他自己心里非常明白，他是在愚弄整个国民议会。
　　“不应立即停止Seehandlung的收购和关闭它的工厂”。因而，Seehandlung还在收购羊毛并让它的工厂加紧生产。既然不应立即“关闭”Seehandlung的工厂，自然也就不能中止收购。因此，Seehandlung仍将以自己的毛制品供应市场，使本来就已饱和的市场更加饱和，使本来就很低廉的价格继续下跌。总而言之，为了使勃兰登堡和其他地方的容克地主们在他们的羊毛上发财，Seehandlung将使目下的经济危机更加尖锐，将夺去羊毛加工者们目前仅有的一些顾主。
　　至于说到英国票据问题，汉泽曼先生发表了一篇辉煌的演说，说明英国基尼落入勃兰登堡容克地主们的腰包会使整个国家得到巨大的利益。当然，我们不想认真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只是不理解汉泽曼先生当时怎么能够保持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为波兹南任命一个委员会的问题。这事明天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6日
载于1848年6月7日“新莱茵报”第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注释：

　　[33]马克思和恩格斯称1848年5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为“妥协辩论”（《Vereinbarungsdebatten》），普鲁士国民议会是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而召开的。柏林议会采取了这种作法，从而否认了人民主权的原则，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称柏林议会为“妥协议会”（《Vereinbarungs-versammlung》），而把拥护这种妥协作法的议员叫做“妥协派”（《Vereinbarer》）。——第49页。
　　[34]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托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部门的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改为普鲁士的国家银行。——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