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八卷——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

卡·马克思

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

1853年1月11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政治千年王国[315]的开始，在这个王国中，派系纷争的风气将从地面消失，只有天才、经验、勤劳和爱国主义才会成为有权担任官职的唯一品质。现在内阁成立了，在我们看来，它得到各派人士的赞同和支持，它的原则也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

　　“泰晤士报”首先用这些话热情洋溢地颂扬了阿伯丁政府的成立。根据该报的语调，人们会以为，从今以后为英国造福的将是一个完全由年轻有为的新人物所组成的内阁。所以，当全世界发现在大不列颠的历史上开辟新纪元的几乎全是些年逾八十精力衰弱的老头时，无疑都会感到惊奇。阿伯丁年近八十；兰斯唐已经入土半截；帕麦斯顿和罗素也近乎如此；格莱安是从上世纪末以来就差不多在历届政府里供职的官僚；内阁的其他成员，由于年老体衰已经死过两次，只是又被人为地复活了。一句话，十个百岁的老头——这就是“泰晤士报”的政论家用来组成（看来是用简单合成的方法）新的“千年王国”的材料。
　　他们向我们保证说，在这个“千年王国”里，任何派系纷争，甚至党派本身，都必将消失。“泰晤士报”想以此来说明什么呢？从前一直享有使自己表面上成为民族政党或议会党的特权的某些贵族集团，现在已经认识到继续扮演这种滑稽剧已经不可能了，这些贵族集团由于这种认识和近来他们所取得的惨痛教训决定停止小小的内讧，并且为了保卫他们的共同特权而联合成一个紧密的总体，——难道仅仅因为这种原因从这个时刻起一切党派就该不再存在了吗？组成这类“联合”的事实本身难道不正是确定无疑地象征着那两个真正在成长壮大但又局部地丧失代表资格的现代社会的基本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准备保卫自己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政党的权利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吗？
　　在得比勋爵执政时期，托利党人永远地放弃了自己的旧的保护关税理论，并宣称自己是贸易自由的拥护者。当得比伯爵宣布自己的内阁辞职时，他说：

　　“诸位先生，我记起了——而你们，诸位先生，大概也会记得——高贵的伯爵〈阿伯丁〉在本议院曾不止一次地宣称，除了贸易自由问题以外，他同现政府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没有什么分歧。”

　　阿伯丁勋爵在证实这种说法时又进了一步，他指出，“为了抵抗民主派的侵害，他准备联合高贵的伯爵〈得比〉，但是，他难于指出，哪儿有这种民主派”。根据两方面的承认，在皮尔派和托利党人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分歧。但这还不是全部。关于外交政策，阿伯丁伯爵指出：

　　“三十年来，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没有改变，尽管在执行过程中有过某些差别。”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1830年到1850年一直在阿伯丁和帕麦斯顿之间进行的整个斗争，即前者力求与北方强国结成同盟，而后者坚持同法国建立《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一个是赞成路易-菲力浦，而另一个是反对路易-菲力浦；一个是反对干涉，而另一个是赞成干涉等等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总之，他们所有的纠纷和争论，甚至不久以前由于马姆兹伯里勋爵“可耻的”外交政策而引起的普遍愤怒——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纯粹的错觉”。可是，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还能找到比它的外交政策遭到更彻底的改变的其他东西吗？1830年前同北方强国同盟；从1830年起同法国同盟（四国同盟）[316]；从1848年起英国同整个大陆隔绝而陷于完全的孤立。
　　首先，得比勋爵向我们保证说，托利党人同皮尔派之间没有任何分歧；随后，阿伯丁伯爵又向我们保证说，皮尔派同辉格党人、保守党人同自由党人之间也同样没有分歧。按照他的意见：

　　“国家就是由于这些毫无意义的、对政治活动家的行动或原则没有实际影响的区别而弄得疲惫不堪了。除了保守党政府以外，任何别的政府都是不可想像的，——同样正确的是，除了自由党政府以外，任何别的政府也是不可想像的。”
　　“这些术语的涵义不是十分确切的。这些毫无意义的区别已使国家感到厌倦。”

　　这样一来，三个贵族党派——托利党人、皮尔派和辉格党人一致认为：他们彼此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此外，在另外一点上他们也都是一致的。迪斯累里申明，他打算实行贸易自由的原则。阿伯丁勋爵说：

　　“女王陛下的现任各部大臣的伟大目的和他们执政的主要特点，必须是保护和合理地扩大自由贸易。这是特别委托给他们的使命。”

　　总而言之，整个贵族阶级都同意，政府应该使资产阶级得到好处，实行有利于它的政策，但同时他们又决定不让资产阶级直接领导这方面的事务。为了这个目的，旧的寡头政体使尽全力去搜罗它那里的有才干、有影响和有威望的人，组成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就是尽可能长久地阻止资产阶级直接掌管国家大权。联合起来的英国贵族打算按照拿破仑主张对人民采用的原则来对待资产阶级，这个原则就是：《Tout　pour　le　peuple，rien　par　le　peuple》〔“一切为了人民，但什么也不通过人民”〕。
　　厄内斯特·琼斯在“人民报”上指出：

　　“显然，排除资产阶级的明显意图，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加以伪装，而他们〈大臣们〉为了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就把一些次要的和影响不大的职位让给如威廉·摩耳斯沃恩爵士、贝尔纳·奥斯本等这些自由派的贵族。但他们不该设想，梅费尔区[317]的这个讲究穿戴的自由派会满足曼彻斯特派的那些严肃的先生们。后者所感兴趣的除了市场交易，别无所求。他们所想的就是英镑、先令和便士，是职务和地位，是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巨额收入，这个帝国连同它的一切资源都应该专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

　　而实际上，只要浏览一下“每日新闻”、“晨报”特别是“曼彻斯特时报”[318]，即布莱特先生的直属机关报，就足以使人相信，曼彻斯特派的信徒在答应给联合政府以临时支持时，所遵循的只是皮尔派和辉格党人对上一届得比内阁所实行的政策：他们想使大臣们有可能把自己考验一下。至于这种“考验”的意义是什么，迪斯累里不久以前已经有机会领教过了。
　　因为托利党内阁的失败是由爱尔兰旅决定的，所以新的联合政府自然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保证自己在议会中得到这个党团的支持。他们用财政部部务委员的职位很快地引诱上了爱尔兰旅的经纪人萨德勒先生，使克奥先生得到了爱尔兰总检察长的官职，让蒙塞耳先生当了军械局秘书。

　　“先驱晨报”写道：“他们指望用这三项收买来争取到爱尔兰旅。”

　　然而，我们有足够的根据怀疑，这三项收买是否能保证得到整个爱尔兰旅的支持。我们现在就已经在爱尔兰的“自由人报”[319]上读到了这样的话：

　　“目前已经到了解决租佃者权利问题和宗教自由问题的决定性时刻。这些问题的成败，现在不取决于大臣们，而取决于爱尔兰的议员。得比内阁是被十九票推翻的。如果有十个人转向另一方，那就会改变事件的进程。在各党派的这种情况下，爱尔兰议员是万能的。”

　　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或者是托利党政府，或者是议会改革，二者必居其一［注：见本卷第552页。——编者注］。读者如果了解一下阿伯丁勋爵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将是很有趣的。他说：

　　“改善人民的状况，并不排斥〈这样！〉消除代议制的缺点，因为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发生的事件，未必能唤起人们对这种制度的热爱。”

　　阿伯丁勋爵的同僚在他们担任政府要职之后进行的选举中异口同声地宣布，代议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同时，他们每次都要自己的听众了解，这样的改革必须是“温和的、合理的，改革要深思熟虑，谨慎从事，不应操之过急”。可见，现在的代议制暴露的缺陷愈多，人们愈是公开地承认这一点，那就愈加表明不愿迅速和彻底地改变这种制度。
　　最近这次大臣的改选，对一个新的发明作了首先试验，由于这个发明，各个政治活动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能否进入内阁，都能够保持自己的威望。这个发明就是使用至今尚未在实际中运用过的“尚待商榷的问题”这个概念。奥斯本和维利尔斯过去曾当众保证赞成秘密投票，可是现在他们又说这是一个尚待商榷的问题；摩耳斯沃思曾保证为殖民地的改革而斗争，而现在，这又是一个尚待商榷的问题；克奥、萨德勒等人曾保证维护租佃者的权利，而现在，这也是一个尚待商榷的问题。总之，他们作为议员时经常谈到的自己认为已经解决了的一切问题，在他们当了大臣之后，都变成了尚待商榷的问题。
　　最后，我还必须指出由于皮尔派、辉格党人、激进派和爱尔兰人的联合而出现的另一个新奇的情况。这些党团的每一个著名的活动家，都被调离他们被认为能够发挥某种才能或运用某种知识的那些部门，而被委派到对他们很不恰当的岗位上去。帕麦斯顿这位著名的外交大臣被委派到内务部，而在内务部干了一辈子的罗素却被调去掌管外交；格莱斯顿这个皮由兹教派[320]的埃斯科巴尔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作为威克菲尔德先生的荒谬的殖民主义制度[321]的模仿者或拥护者而获得一定声望的摩耳斯沃思，当了公共工程大臣；在任财政大臣时经常被财政赤字或盈余而弄得到处碰壁的查理·伍德爵士，现在当了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连来复枪和火枪的区别都分辨不清的蒙塞耳被任命为军械局秘书；唯一没有调离原职的一个人是詹姆斯·格莱安，他在任海军首席大臣时很早就由于第一个把腐烂的蛆虫带进不列颠舰队而博得了极大的荣誉。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月11日
载于1853年1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77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315]据宗教关于“千年王国”的教义，在“世界的末日”到来之前，绝对的正义将在大地上确立。——第553页。
　　[316]七月革命后，英法之间建立了名为“诚意协商”（《entente　cordiale》）的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到1834年4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签订所谓四国同盟时才完成了正式的条约手续。但是，在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英法利益的矛盾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这种矛盾后来使英法之间的关系尖锐化。这个条约在形式上是反对专制政体的“北方列强”（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实际上它使英国得以在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以对付葡萄牙的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和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的借口下，加强自己在这两国中的地位。——第555页。
　　[317]格费尔是伦敦的一个区，许多英国贵族的私邸都在这里。——第556页。
　　[318]马克思指的是在曼彻斯特出版的英国自由派报纸“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它是在1848年由“曼彻斯特时报”和“曼彻斯特观察家”两报合并而成的。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支持自由贸易派；该报曾用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版到1894年。——第556页。
　　[319]“自由人报”（《The　Freeman’s　Journal》）——爱尔兰日报，于1763—1924年在都柏林出版；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支持取消同英国合并的要求，维护爱尔兰租佃者的权利。——第557页。
　　[320]皮由兹教派是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英国国教会中的一个流派。以它的创始人之一皮由兹的名字得名。皮由兹是牛津大学的一个神学家，他号召在英国国教内恢复天主教仪式及天主教的某些教理。皮由兹教派是英国贵族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当时英国贵族力图保持自己在国内的影响，抵制大部分属于各个新教教派的工业资产阶级。——第558页。
　　[321]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中批判了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第5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