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八卷——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

卡·马克思

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政局

1853年2月8日星期二于伦敦

　　“每日新闻”断言，政府现在正在认真地研究设立海防民军的问题。
　　银行的报告说明，黄金的数量又减少了362084英镑。最近两个星期内支出的黄金约1000000英镑，其中一部分运往大陆，另一部分铸成货币运往澳大利亚。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也在继续减少（尽管英国的黄金大量流入法国），这表明私人已经开始在储藏黄金，而这一点又清楚地说明：人们都不相信拿破仑政权能够持久。
　　现在工人普遍要求提高工资，特别是造船工人、采煤工人、工厂工人和机械工人。这种要求是由普遍的繁荣引起的，而这种要求不能看做是一种十分异常的现象。更加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农业工人的组织得井井有条的罢工——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件。南威尔特郡的农业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2先令，现在他们一周的工资只有7先令。
　　根据中央户籍局局长的季度报告，去年从大不列颠迁往国外的每天有1000人；人口的增长数略有下降。与此同时，结婚的人数却有显著的增加。
　　在最近两周内，由于墨尔本子爵和梯尔科奈尔伯爵以及牛津伯爵的亡故，贵族中又有三家死绝。如果说有什么阶级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的例外的话，那末这就是世袭贵族阶级。就拿大不列颠的贵族和从男爵为例来说吧。目前，诺曼贵族已经是绝无仅有；最初的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从男爵留下的也不多了。上院的绝大部分议员是在1760年被册封为贵族的。从男爵的称号始于1611年詹姆斯一世在位时期。当时获得从男爵这个称号的贵族，现今只剩下13家了；在1625年被封为这个爵位的贵族，现在只剩下了39家。这个规律的作用的另一个证明就是威尼斯贵族的异常迅速的死绝，尽管威尼斯贵族的所有的子孙，一降生就被列为贵族。据阿姆洛的计算，在他那个时候，在威尼斯议会享有表决权的贵族有2500人[344]。到十八世纪初这种贵族只剩下1500人，而其中还包括了在这段时期补充进来的一些新的贵族。伯尔尼最高评议会在1583年到1654年这段时间里曾经把487家列入世袭贵族；其中在两个世纪之内死绝的有399家，到1783年，剩下的只有108家。如果看看更占一些的历史时期，那末塔西佗告诉我们，克罗狄乌斯帝王册封了整整新的一代贵族，《exhaustis etiam quas dictator Caesar lege Cassia et princeps Augustus lege Saenia sublegere》〔“因为甚至执政官凯撒根据卡西乌斯法和元首奥古斯都根据谢尼法补充册封的那些贵族也都死绝了”〕［注：塔西佗“编年史”。——编者注］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大自然并不珍惜世袭贵族，同时，可以大胆地断言，如果不是经常注入新的血液，如果不是有人为地加以维持的制度，那末英国的上院恐怕早已因自然死亡而绝灭了。现代生理学认为，在高级动物中间，生殖力同神经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同脑髓的增加成反比例。但是，谁也不敢说，英国贵族的死绝同脑髓的过多有任何联系。
　　看来，那些预言“千年王国”的到来并且为它奠定了基础的政党，现在，即还在下院开会之前，就认为它已经不存在了。2月4日的“泰晤士报”说道：

　　“曼彻斯特派对阿伯丁勋爵的政府大发雷霆……而爱尔兰天主教和爱尔兰社会主义（？）则把他们值得怀疑的热烈的赞扬献给得比勋爵和迪斯累里先生。”

　　“泰晤士报”使用的“爱尔兰社会主义”一词，显然是指关于保障租佃者权利的宣传。我打算在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再来说明，现代所有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同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345]。其他报纸很少赞同刚刚引用的“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的见解，这一点我们从“晨报”的下面这句话可以看出来：

　　“假如我们认为爱尔兰人能够背叛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原则，我们就是轻视了他们。”

　　阿伯丁的报纸的盛怒，是由于“千年”内阁的希望完全破灭的事实引起的。萨德勒先生和克奥先生是爱尔兰旅的公认的领袖，——一个是在内阁中，另一个是在战场上。萨德勒先生是指导者和操纵者，克奥先生是发言人。收买了这两个人，就可以指望控制他们全体。但是，爱尔兰旅的成员被派到议会来担负着一项义务，这就是：充当反对派，对任何一个不确立宗教上的完全平等和不实现舍尔曼·克罗弗德关于爱尔兰租佃专权利法案[346]原则的政府保持独立。由此可见，“泰晤士报”所以对这些人发怒，是因为这些人不愿意毁弃自己的诺言。克耳斯（米斯郡）的集会和宴会是使它发怒的直接原因。分发出去的通知号召所有收到通知的人对“不久前爱尔兰议会党团队伍中的逃跑现象”表示自己的不满；同时还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决议。
　　内阁在爱尔兰旅身上打的主意落空了，这是事前就可以预料到的；但是，爱尔兰各个党派的性质和立场现在正在发生变化，看来不论是这些政党本身还是英国报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的深刻意义。主教们和绝大多数僧侣都赞同参加政府的天主教议员的行为。卡尔洛的僧侣完全支持萨德勒先生，假如不是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成员齐心协力的话，他是不会遭到失败的。真正的天主教政党对这个分裂的看法，可以从法国的耶稣会全欧机关报“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的一篇文章看出来。这篇文章说：

　　“能够有充分根据地对克奥先生和萨德勒先生提出的唯一的指责，就是他们让人家把他们同两个团体〈即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和宗教平等拥护者协会〉牵扯在一起，这两个团体只有一个目的——使毁灭爱尔兰的无政府状态合法化。”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在激怒中泄露了自己的秘密：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这两个团体公开同主教和僧侣作对，而且这是发生在主教和高级僧侣过去一向是人民和国民组织的最能得到信赖的领导者的国家里。”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假如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拥护者偶尔出现在法国的话，那末“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是会想尽办法把他们放逐到凯恩［注：凯恩是南美法属圭那亚的行政中心。过去法国反动统治者经常把政治犯流放到这里。——译者注］去的。合并取消派[347]的鼓动纯粹是政治运动，因此天主教僧侣能够利用这个鼓动从英国政府那里争取到一些让步，在这里爱尔兰人民只是神甫手中的工具。保障租佃者权利的鼓动则是具有深刻的根源的社会运动，这个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会使教会和爱尔兰革命政党之间发生彻底的破裂，从而把人民从几百年以来使他们所做的全部努力和牺牲以及他们的全部斗争化为乌有的宗教奴役下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来谈谈郎卡郡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们和该郡的代表本月3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聚会”。大会主席是乔治·威尔逊先生。他只谈到商业和工业区的代表名额同农业区的代表名额不平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说：

　　“在巴金汉、多尔塞特、威尔特、北安普顿和塞洛普这5个郡里，52921名选民选出了63名议员，而拥有89669名农村选民和84612名城市选民即共计174281名选民的郎卡郡和约克郡也只选出同样数目的议员。假如仅仅根据选民数字按比例地选举议员的话，那末这5个郡只能得到19个席位，而郎卡郡按同样的代表比例，则有权得到207个席位。12个大城市或城市选区（把伦敦算作两个城市选区）拥有192000名选民、3268218名居民和383000家住户，共选举24名议员。同时，安多佛尔、巴金汉、契珀楠、考克茅斯、托特涅斯、哈里季、洪尼顿、泰特福德、利明顿、马尔波罗、大马尔波罗和里士满共有3569名选民、67434名居民和1373家住户也同样选举24名议员……即使是最胆怯的改革家和最温和的人，大概也不会反对剥夺居民在5000人以下的小地方的代表权而给大选民区增加20个以上的席位。”

　　议员米尔纳·基卜生先生谈论了国民教育和知识税的问题。关于改革法案，在他的演说中只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关于平等的选区这一条的声明：

　　“这一条也许会成为一个重大的阶级问题。”

　　另一位议员布拉瑟顿先生说：

　　“目前，任何一个不规定平等分配代表名额的改革法案都不能令人满意。”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还是议员布莱特先生、这位“曼彻斯特大人物”中间的真正大人物的演说。他说：

　　“政府是由辉格党和皮尔派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可以庆幸，以为我们的政府里已经有了能够致力于新的原则、执行新的政策的人，有了广泛地开创事业而不需要全国各地所有的改革拥护者推动他们的人。（喊声：“对！”）”

　　关于议会改革，布莱特发表了如下的意见：

　　“假如路易-拿破仑在法国实行像我们这样的代议制，假如他把所有的代表席位都给了最拥戴波拿巴王朝的农村地区，而不允许巴黎、里昂、马赛选举代表，那末所有的英国报刊都会对他在法国实行的这种虚伪的代表制度加以谴责。（喊声：“对，对！”）……这里，郎卡郡，人口占英国的八分之一，征税的财产占英国的十分之一，住户也占英国住户总数的十分之一……我们开始懂得了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热烈的掌声）……还有一个小障碍，这就是秘密投票碰到的障碍。（喊声：“听啊，听啊！”）我读了约翰·罗素勋爵在他竞选时发表的演说；大概，伦敦的选民们当时的情绪特别好，否则他们是不会不反对他所说的‘反对任何秘密’的。看完这个演说后，我自言自语地说：‘好，假如我是你的一个拥护者，我就会建议你带上“泰晤士报”编辑部的记者参加内阁的最近一次会议。’（喊声：“对！”笑声）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的论据，他声明说，‘他不认为，可以把秘密投票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为什么不能把秘密投票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呢？既然公开投票变成了一种必要的制度，那末秘密投票也同样可以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至少，秘密投票在马萨诸塞州（或许也在美国其他州里）已经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同时，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很了解，他在卡赖尔两三千居民面前讲的话是多么缺乏根据。那一天下着雨，我猜想，听众们在雨伞底下是不能十分仔细地斟酌他所提出的论据的。
　　布莱特先生在结束他的演说时说：“我们不应当忘记，英国从1688年革命以来，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内获得的一切成果，都是在工业和商业阶级反对这个国家的贵族阶级和特权阶级的勇敢的斗争中取得的。我们应当继续这种冲突，伟大的事业还有待于完成。（掌声，喊声：“对，对！”）”

　　一致通过的决议写道：

　　“大会号召同郎卡郡有联系的自由派代表们把自己看成一个以促进有利于议会改革的任何措施为己任的委员会，以便保证郎卡郡的代表名额能够增加得同该郡的人口、工业、财产和文化相适应。”

　　在这个大会上，曼彻斯特派又重复了他们的战斗口号：“工业资产阶级反对贵族阶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泄露了他们的政策的秘密。这秘密就是：他们力图剥夺人民在国家事务中的代表权，并且严格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所有有关秘密投票、国民教育、知识税等等的议论都不过是修辞性质的点缀。他们认真提出的唯一的目标就是选区的平等，至少这是作为通过决议的基础和加给代表们以相应的义务的唯一的一条。为什么？在选区平等的情况下，城市的利益就会压倒农村的利益，资产阶级就能把下院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曼彻斯特派能够获得选区的平等，而又能避免对宪章派作重大的让步，那末后者碰到的就将不再是两个互相竞争的、双方都争先恐后地力图把他们拉到自己方面去的敌人，而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大军，他们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抵制人民的要求。这样，就会在一个时期内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建立起资本的无限统治。
　　对于联合内阁来说，那些在克耳斯和曼彻斯特对上届政府所作的热烈的赞扬可以说是一个不吉之兆。议员鲁卡斯先生在克耳斯声称说：

　　“在租佃者权利的反对者当中，没有比兰斯唐侯爵、帕麦斯顿勋爵、悉尼·赫伯特等人更坚决的了……辉格党的内阁和格莱安的支持者不是对租佃者问题经常发表敌意的怨言吗？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托利党的官方代表；让每一个读过由各个党派提出的提案的人说句良心话：得比内阁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是不是比辉格党更诚实一千倍？”

　　米尔纳·基卜生在曼彻斯特的大会上发表声明说：

　　“即使上届内阁的预算案整个说来非常糟糕，它在将来的政策方面总还有一些好的迹象。（喊声：“对，对！”）上届财政大臣至少是打开了局面。我指的是茶叶税。据我听到的可靠的消息说，上届政府曾经打算废除广告税。”

　　布莱特先生的赞扬更进一步：

　　“在所得税问题上，上届政府做的是很大胆的。从占有英国很大一部分不动产和地产的农村贵族方面提出和支持一个规定不动产的税率和商业收入以及其他非固定收入的税率不同的草案，这是一个我们不应当加以忽略的步骤，在我们的地区是应当欢迎这个步骤的。而迪斯累里先生还提到了一点，应当说，为此我向他表示感谢。在他报告预算案的前言中，在使他遭到最终失败的那天夜里同所有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力量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舌战的演说中，他谈到了遗产税（而所谓遗产税，按我们的理解，包括动产继承税和遗产印花税），他认为这些税是需要加以整顿的。（热烈的掌声）”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2月8日
载于1853年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99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344]阿姆洛·德·拉·乌赛“威尼斯政府的历史”1676年巴黎版第48页（Amelot　de　la　Houssaie．《Histoire　du　Gouvernement　de　Venise》．Paris，1676，p．48）。——第586页。
　　[345]马克思在1853年6月写的“印度问题。——爱尔兰租佃权”一文中实现了他的这个意图。——第587页。
　　[346]指的是爱尔兰激进主义者舍尔曼·克罗弗德1835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由于在土地上进行改良而废除原来合同时给租佃者以赔偿，1836年法案被下院否决。后来，该法案又曾数次被重新提出讨论（1847、1852和1856年），但是每一次都被下院否决。——第587页。
　　[347]合并取消派（来自Repeal　of　Union，即取消合并），主张废除1801年英国同爱尔兰的合并。英国政府在镇压了1798年爱尔兰起义以后强加给爱尔兰的这个合并，彻底消灭了爱尔兰的自治权，取消了爱尔兰议会。废除这个合并的要求，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在爱尔兰成为最普遍的口号。但是领导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把鼓吹废除合并的宣传运动仅仅看成是争取使英国政府对爱尔兰资产阶级作某些小的让步的手段。1835年，奥康奈尔同英国辉格党达成了妥协，完全停止了这个宣传运动。但是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爱尔兰自由派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并力图把它引上同英国统治阶级妥协的道路。——第5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