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当奈尔：自从参议院上次开会以来，发生了许多极重大的事件，这使我不能在这场有声有色的政治讨论中保持缄默。我在这些事件中所起过的作用，使我有义务出来讲话。我曾经是近卫军卫戍部队起义的首领，发表过曼萨那累斯纲领；又担任过维多利亚公爵内阁的陆军大臣，两年后王国曾经庄严地号召我去拯救这个王国和岌岌可危的社会；我幸运地无须经过流血战斗或者下令放逐任何人就达到了这一目的，——在这一切之后，我应该觉得自己有义务参加正在进行的讨论。况且，卡龙赫将军已经对我以及两年来与我有联系的、在危机期间出力拯救社会和王国的尊贵将军们提出指责，再保持缄默便是一种罪过。卡龙赫将军把起义描绘成只不过是近卫军卫戍部队里的骚动。这是为什么？难道他这么快就忘记了起义前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而那些事件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是会将国家卷入不可收拾的革命中去的。内阁首相那样坚决地摈弃了卡龙赫将军的指责，我向他表示感谢。的确，他这样做，是表现了一个捍卫自己事业的人的毅力。（普遍的强烈反应）我不得不从详叙述为证实这一事实所必需的情况；为了首先把所有可能带有私人性质的东西从这次辩论中剔除出去，如果内阁首相愿意回答如下几个问题，我将不胜感激：瓦伦西亚公爵自从1852年以来与维卡耳瓦罗的将军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真的吗？自从参议院由于105人的表决而被封闭以来，他对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有情报，是真的吗？他打算等他们一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加入他们一边，是真的吗？他由于一些我所尊敬的理由而没有可能这样做，可是后来派了他的一个副官去祝贺我们的胜利，是真的吗？
　　纳尔瓦艾斯：在听了吕逊纳伯爵对我说的话以后，我应当声明，不论我们过去的关系如何，我丝毫没有参与他所策划的以及后来付诸实施的一切，也丝毫没有按照他所策划的以及实施自己阴谋的方式办事。
　　奥当奈尔：内阁首相以他认为最适当的方式做了回答。我本来不愿意做进一步的解释，但是，既然非这样做不可，我就做吧。任何人都知道，1852年政治界的情况是绝对平静的。对于政府和国家来说，不幸的是，过一段时期以后，开始有人谈论‘立宪改革’，不过起初是窃窃私议罢了。议员先生们一定还记得由于担心coup　d’état而产生的惶恐不安。他们大概没有忘记，当时在政治家当中产生了许多联盟，在这些联盟中酝酿成熟了一项向女王呈递奏章的决定。许多人都在这份奏章上签了名，但是它并没有呈递给女王。召开了议会，几天以后，‘日报’公布了奏章的几种方案，它们在这个议院中产生了这样大的效果，以致政府在议长选举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在这以后，议会被解散了。当时，温和党最有影响的人物为了对此表示抗议而联合起来了；瓦伦西亚公爵被任命为这个联盟的主席。由于害怕政府会阻碍这些联盟，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瓦伦西亚公爵又被选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芒先生、皮达尔先生和其他显要人物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最积极的成员。除了抗议以外，这个委员会还提请讨论新选举的合法性问题。在瓦伦西亚公爵到贝云去以后两三天，布腊沃·穆里洛内阁提出辞职。布腊沃·穆里洛被达尔卡伯爵所代替。反对派还是原班人马，当召集议会时，一份由瓦伦西亚公爵起草的宣言被提交给参议院。参议院否决了它，可是后来看得很清楚，反对派的声势非常浩大。亚尔科伯爵的内阁被勒尔松迪将军的内阁所代替，然后又建立了圣路易斯伯爵的政府。我很抱歉不得不说一些详细情况，但是现在该谈谈我自己同那些在近卫军卫戍部队里与我站在一起的人们的政治联系了。在瓦伦西亚公爵回到西班牙以前，正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所做的那样，我接见了他的一个代理人，他在这以前曾和这个代理人有过一次长谈；在这次谈话中，公爵对国家所陷入的处境表示遗憾，对威胁着王权和宪法的危险表示不安，最后他说，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使用武力。（强烈反应）萨尔托里乌斯政府准许瓦伦西亚公爵返回西班牙。他先前往马德里，然后来到阿兰惠斯。在那里我们和他进行了磋商。他向我们表示了他的爱国心情，这种爱国心情是我所钦佩的，尽管我并不能支持他在目前所领导的内阁。他向我们声明说，既成形势已使得动用武力成为不可避免；由于某些原因，他不能第一个出面，但一定是第二个拔出剑来；他补充说：在那时的情况下，只要有两个骑兵团发动起义就可以进行革命。他这一番话是以斩钉截铁的方式对我们说的。议会开会了。瓦伦西亚公爵由于深信一切合法手段都徒劳无益，没有出席参议院担任反对派的领导，而到洛哈去了。大家都知道，后来在议会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记得著名的105人表决。可是政府并不认为必须辞职。议会被解散了，然后采取了前所未闻的迫害措施。曾投票反对内阁的将军们、最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们、抱有反对情绪的新闻记者们都遭到驱逐；宣布在各方面进行根本改变；宣布发行强制性的公债；总之，政府将自己置于法律之外。现在我要问你们：你们敢不敢说，在这个所有反对党派一向阴谋倾轧的国度里，什么时候曾经有过比1854年革命更合法的革命吗？至于我，我离开了曾经隐藏了六个月的住处，骑着马，由几个将军和几团人伴随着离开了那里，目的是要推翻政府，因为它这么无耻地蹂躏了我曾经宣誓要以将军和参议员的身分来保卫的宪法。我们来到了维卡耳瓦罗，令我极为痛心的是，在那里开始了战斗。战斗没有分胜负。双方的部队都表现得很英勇。卫戍部队不得不返回马德里，而我们就留在维卡耳瓦罗。第二天，就像和瓦伦西亚公爵约定的那样，我们经过阿兰惠斯前往安达鲁西亚。当时塞拉诺将军驻在哈安省，他曾答应给我们援助。我们来到曼萨那累斯时，他在那里迎接了我们，并且说，那些答应跟随他的人都跑光了，他单身一人来和我们分担命运。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发表了宣言，因为我不喜欢做了事不认账，我想说说那时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我通过密使了解了马德里的一切动态。温和党里所有一切有影响的人物都被卷入了运动。只是发生了一定会发生的情况：当你计划采取某项措施的时候，指望有大批人会参加，可是当行动的时刻一到，其中最热心的人却不见了。密使告诉我说，民众大概不会支持我们，因为政府企图使他们相信，仿佛运动的原因只是个人的纠纷，仿佛运动没有任何确定的政治原则。这就是发表曼萨那累斯宣言的原因，这个宣言包含两点重要内容：
　　立宪改革，我后来担任内阁首相时曾向女王陛下提出过这一点，还有国民军，但不是以前实际上组织过的那种国民军，而是我本人打算建立起来作为真正的秩序因素的国民军。
　　我们离开了曼萨那累斯并给瓦伦西亚公爵写了一封信，信末由我和其他四位将军署名，我们在信中声明，如果他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将任命他为我们的总司令。公爵派了一个副官来通知我们，说他病了，正处在极严密的监视之下。曾有人说，我们仿佛决定逃往葡萄牙。这是不真实的。相反地，我们决定前往摩勒纳山，以便在巴里奥斯建立自己的骑兵，截住所有载运粮秣的车辆，一有机会就向马德里进发，而这时我们突然得到了萨尔托里乌斯内阁垮台和女王号召维多利亚公爵组阁的消息。从这时起，我的使命就结束了。per　interim〔这时的〕大臣圣米格尔将军给我送来了返回马德里的指示。我顺从了，但是坚决不想加入内阁。国王撤免了维多利亚公爵，我与这位公爵从1840年起就已断绝一切关系。那些后来责备我加入他的内阁的人，在我抵达马德里的当天晚上，就曾到我那里去恳求我接受陆军大臣的职务，说这是拯救秩序和社会的唯一办法。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温和党的。我见到了维多利亚公爵，在我当时与他保持的那种关系下面，要不是他自己的宣言帮助我摆脱了恶意的诽谤，我会感到相当为难的。埃斯帕特罗衷心地拥抱了我，并且说，结束西班牙人之间的一切纠纷的时间已到，以一党的力量来进行统治已不可能，因此他坚决要敦请一切贤达人士。我了解了马德里的情况。街垒还没有拆除，卫戍部队的人数极少，但是像任何时候一样明白事理的民众博得了我极大的信任。我和埃斯帕特罗的第二次见面显得冷淡得多了：他建议我当外交和殖民大臣。我通知他说，我如果入阁，只能同意当陆军大臣。于是他对我说，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是担任古巴镇守司令这个职务的最适当的人选。我回答说，由于我已经担任过这个职务，我不愿意重新回到哈瓦那去，而宁愿不再担任任何公职；但是我恳求他立即组成政府，不要再使国家受到临时统治的威胁。不久，原来被任命为陆军大臣的萨朗萨将军，以埃斯帕特罗的名义请求我接受陆军大臣的职位，我在当天夜晚就和我的同僚们一起宣誓就职。对我来说，当时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听任革命发展下去，直到它的过分做法引起反应，或者阻止它的发展。第一条道路是比较容易的；我的荣誉和国家的利益迫使我走第二条道路。我对这一点并不后悔。我们的第一次讨论涉及制宪议会。在座的科耳亚多先生知道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争论。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签署了关于召开议会的法令。举行了普选——不是像皮达尔先生说的那样是在政府的压力下举行的，而是在不受限制的自由的情况下举行的。大部分代表都是衷心希望国家幸福的人。如果政府坚定的话，宪法是可以在四个月内制定的。但是埃斯帕特罗（不是作为军人，而是作为政治家）的出了名的软弱性格，使政府方面的任何行动都陷于瘫痪。我继续留在内阁里，并不是像维多利亚公爵所错认的那样，为了出卖自己的同僚。使我继续守在这个职位上的原因，也就是那曾经迫使我争取这个职位的原因。我继续留下来，是为了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