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因刑事罪而受严刑拷打的人是否有因不纳税罪而受严刑拷打的人那样多”。

　　“有一种情形，它给委员会留下的印象，甚至比确信有刑罚存在这一点更加沉重，——这就是受害一方很难获得补偿。”

　　“看来这是一个冗长的审判程序，而且只适用于一类过失，即警察的滥用职权，而在上述情况下，这种审判程序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在这种审判情况下，没有一个贫穷的莱特能斗得过任何一个富裕的税吏，同时我们也不知道有农民根据这两个条例（1822年和1828年的条例）提出过控诉的任何事实。”

　　“他早已不再怀疑，所有英属各省的下级官吏都采用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刑罚。”

　　呈递请愿书的人写道：“犯有这种暴行罪的，不是暴行的实际执行人，而是下令要他们执行的官员，即他们的顶头上司，后者向他们的欧籍长官对一定数额的税款负责，而欧籍长官在这方面又向最高政府当局负责。”

　　“所施用的刑罚的特点，是方式很多，而这又是由特西达尔或他的下属随意决定的。但是我很难说，最高当局是否给过受害者任何补偿，因为一切控诉通常都被他们转给特西达尔去进行调查和呈报。”

　　“去年，我们的佩赞穠（稻的主要收成或青禾）由于雨水欠缺而收成不好，因此我们不能像往常那样缴税。在贾马班迪［注：税额分摊。——编者注］确定之后，我们由于遭受损失，就要求根据1837年伊登先生任我们的收税官时我们所签订的协议条件减少捐税。由于没有减税，我们就拒绝接受我们的普塔［注：税额通知单。——编者注］。这时特西达尔就开始用极残酷的办法强迫我们缴税，这样从6月一直继续到8月。我，还有其他的人，被交给一些人看管。这些人把我们赶到太阳下面曝晒。强迫我们在太阳下弯着腰，背上放上石头，站在灼热的沙地上。8点钟以后才放我们到稻田去。这种残酷的虐待延续了三个月，这个期间，我们有时步行去向收税官递呈文，但收税官拒绝接受。后来我们把呈子收集拢来，交给巡回法庭，巡回法庭把它们转给了收税官。这样，我们还是没有得到公正的裁判。9月我们接到官方的通知，过了二十五天我们的财产就被查封，接着就被拍卖了。除了我列举的事实以外，我们的女人也受到了虐待；人们用夹具箝夹她们的胸部。”

　　“每当欧籍或土著部队过村时，总是强迫所有的莱特无偿地拿出粮食等东西，如果谁想要收费，就要遭到严刑拷打。”

　　“我向收税官助手卡德耳先生提出控诉，但是他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并且把我的控诉书也撕了。由于他想牺牲穷人的利益来廉价地完成科列龙桥的修筑，从而博得政府的好评，因此不论特西达尔干出什么坏事，收税官助手都毫不过问。”

　　“往往在代理首席专员布里尔顿先生的同意或直接命令下，富裕公民的住宅无故遭到搜查；搜查时被没收的财产长期扣押；许多人被投入监狱，好几个星期也不提出受押的罪名，笼统地和同等严厉地对一切人采用对付嫌疑犯的预防措施法；代理首席专员到各个区巡行，都有一些警官和密探相随，他到处使用这些人，这些人是一切灾害的祸首”。

　　“我们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布里尔顿先生本人也不否认这些证据，证明这个官员确实犯有首席专员所列举的每一项令人不快的、不正当的和非法的行为，这种行为使不列颠行政机关的部分代表蒙受了耻辱，使众多的不列颠臣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任意剥夺自由，并遭受严刑拷打。”

　　“暂且不能让布里尔顿先生担任代理首席专员的职务，而应把他调任第一助理。”

　　“在‘腊尼’［注：女王。——编者注］、巴哈杜尔和提普治理时期，我们耕作水地和旱地、丘陵地、低洼地和森林地，缴纳定得很低的税款，因此我们过着安定和幸福的日子。西尔卡尔［注：政府。——编者注］官员当时要我们缴纳额外的税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缴过。收税时我们没有吃过苦头、没有受过压迫或虐待。但是当这个国家交给尊贵的公司［注：东印度公司。——编者注］以后，这个公司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榨取我们的钱财。抱着这个恶毒的目的，公司就弄条例，发命令，并派来收税官和民事法官执行这些条例和命令。不过，那时的收税官及其下属当地官员，有一个时期对我们的控诉还给予应有的注意，还按照我们的愿望办事。相反，现在的收税官及其下属官员，不择手段地想达到升官目的，对人民的福利和利益漠不关心，对我们的控诉充耳不闻，使我们遭到各种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