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卡·马克思

得比内阁。——帕麦斯顿的假辞职[301]



　　如果说奥尔西尼没有能够刺死路易－拿破仑，那末他毫无疑问地把帕麦斯顿砍倒了。既然这个政治赌棍是被广州的一位中国官员推上了英国独裁者的地位，那末从历史眼光来看，他到头来应该被巴黎的一个意大利烧炭党人推下台去，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302]。但是，得比勋爵应当做他的继任者，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现象，而是近乎历史规律的范畴了。这是完全符合英国宪法传统的。继皮特而起的是福克斯；继福克斯而起的是皮特的拙劣副本派西沃；继威灵顿而起的是福克斯的拙劣副本格雷；继格雷而起的是威灵顿；继威灵顿而起的是格雷的拙劣副本墨尔本；继墨尔本而起的是又一个威灵顿，即皮尔；继皮尔而起的是又一个墨尔本，即罗素；继罗素而起的是皮尔的代替人得比；继得比而起的又是罗素。为什么僭取罗素职位的帕麦斯顿不该由得比来替换呢？
　　如果说在英国有什么新生力量，能够结束约定俗成的旧习，如坐在议院这一边的尊贵绅士同坐在议院另一边的尊贵绅士最近这次调换位置[303]就是这种旧习的一个例子；如果说有哪一个人或哪一批人能够出来反对并取代传统的统治阶级，那末世界上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托利党人执政远比任何其他人执政更有利于推进一切进步事物。最近五十年以来，一切广泛开展起来的运动不是发生于托利党人执政时期，就是完成于托利党人执政时期。托利内阁通过了解放天主教徒[304]法案。在托利内阁时期，议会改革运动[305]变得势不可挡。实行所得税——尽管现在这种所得税很不合理，但它毕竟包含着比例税的萌芽——是托利内阁一手完成的。反谷物法同盟的活动在辉格党人执政时期软弱无力和畏首畏尾，而在托利内阁时期，却造成了革命的声势；罗素即使尽量壮着胆子也从来不敢越出像他本人一样温和的固定关税的范围，而皮尔却不得不把谷物法送进了凯普莱脱[306]全家的坟墓。而且可以说正是托利党人把贵族平民化了，为了加强贵族的势力而给它注入了平民的力量和才智。多亏托利党人，女演员的儿子坎宁才能对英国的旧土地贵族发号施令；一度当过手织工人后来成为棉纱厂主的暴发户的儿子皮尔，也才能凌驾于旧土地贵族之上；一个普通文人的儿子而且还是犹太人的迪斯累里，现在也能驾驭旧土地贵族。得比勋爵本人就曾使刘伊斯一个小店主的儿子以圣莱昂纳兹勋爵的称号当上了英国大法官。而辉格党却一向很厉害：把为它出力的平民走卒埋葬在眩人耳目的装饰下面，或者傲慢无礼地把他们一脚踢开。布鲁姆，议会改革运动的首脑人物，就被提升为上院议员，使他不能作对，而对于反谷物法同盟的领袖科布顿，则这些由他重新扶上内阁大臣交椅的辉格党人给了他一个贸易副大臣的职位[307]。
　　仅就人才方面而论，新内阁完全比得上前届内阁。像迪斯累里、斯坦利、埃伦伯勒这些人，比起下面这一班人马，如前督察委员会主席维农·斯密斯先生、只凭“请照顾一下多布”[308]这一句话就可以名垂千古的陆军大臣潘缪尔勋爵、枯燥无味的“爱丁堡评论”的化身乔·康·路易斯爵士、甚至德高望重的掌玺大臣克兰里卡德，可谓毫不逊色。事实上，当初帕麦斯顿不仅以一个无党派的内阁代替了一个包括各党各派的内阁，而且以一个除他本人以外别无贤才的内阁代替了一个群贤内阁。
　　毫无疑问，帕麦斯顿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他的垮台已最终注定。他还以为，得比勋爵这一次也会像克里木战争时期一样，拒绝担任首相。这样，女王就会把罗索召去；但是因为他手下那批人马大部分都在帕麦斯顿任内做过事，而与他敌对的人马大部分都曾站在迪斯累里的旗帜下，所以罗素将不得不放弃组阁的希望，况且，他是辉格党人，因此不能采取“极端手段”——解散在辉格党旗帜下选出来的议会。这样，经过一个星期的摇摆以后，帕麦斯顿重新执政将是势在必行。这个如意算盘由于得比同意就职而成了泡影。现在不知道这个托利内阁执政是否长久。也许他们支撑了几个月以后不得不采取解散议会的行动——这是他们最后放弃政权以前必定要做的事。但是有两件事我们是毫不怀疑的，即托利党人执政的特色将是在社会改革方面提出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法律草案（斯坦利勋爵到目前为止的活动以及约翰·帕金顿爵士关于国民教育的法案可以做担保），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会给对外政策带来极其有益而良好的转机。固然，许多见识肤浅的观察家和政论家断言，帕麦斯顿的垮台不会给路易－拿破仑以重大的打击，因为，在他们看来，新托利内阁的某些阁员同法国的这位暴君有很好的私人关系，而且英国也没有条件同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打仗。但是，正因为英国无力进行新的战争，我们认为它对路易－拿破仑手下那些小暴君的粗暴威胁和蛮横要求的答复就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议会中的独立自由派反映全国真实的、强烈的情绪，以否决帕麦斯顿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来回答了瓦列夫斯基的紧急照会[309]，这决不是因为要让马姆兹伯里和迪斯累里参加内阁。得比勋爵可能会失足下台，但是不管怎样，采用米尔纳·基卜生的修正案这一决议[310]仍然有效并将收到效果。
　　我们不相信英国的托利党同法国的波拿巴派会结成什么真诚而持久的联盟。双方的直觉、传统和愿望都厌恶这样做。我们并不认为新内阁会像巴黎报刊所认定的那样重新回到帕麦斯顿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上来并且坚持通过这项法案。即使它会这样做，也得先本着皮特和卡斯尔里的精神答复瓦列夫斯基和莫尔尼。尽管托利党一无是外，它要是同意按波拿巴的指示改变英国法律，必先改变自己的本性。
　　另一方面，假定在不久的将来两国政府关系破裂，这也并不降低不久前所通过的决议的意义。我们认为，这一决议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向欧洲宣布，不列颠已不再充当法兰西帝国的帮手了。布鲁塞尔、都灵、甚至维也纳的人们都有此感觉；柏林、马德里、圣彼得堡的人们不久也会有这种看法的。长久以来在拿破仑第一手下充当爪牙的英国，已经公然拒绝再充当他的继承人的走卒了[311]。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2月26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3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7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301]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1858年的笔记本加的。——第432页。
　　[302]指1856年10月英国代表和中国广州地方当局之间发生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中国方面的主要人物是总督叶名琛，他反对英国人的非法要求。这一冲突成为帕麦斯顿政府在中国发动第二次掠夺性的鸦片战争的借口。政府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很受贪求新的销售市场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欢迎，这就使得英国贵族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帕麦斯顿能够在将近十年（1855—1858年和1859—1865年）的时间内操纵了资产阶级英国的国内外政策。
　　烧炭党人是意大利的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的参加者。这个政治团体产生于十九世纪初，它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烧炭党人所抱的目的是驱逐外国掠夺者和限制专制政治。
　　关于帕麦斯顿的辞职，见注309和296。——第432页。
　　[303]在英国议会里，按照久已形成的传统，执政党的内阁阁员坐在下院议长（主席）右边的席位上，而身为反对党的前内阁阁员则坐在对面，即议长左边的席位上。——第432页。
　　[304]天主教徒的解放是指1829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的权利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四倍。英国统治阶级指望用这个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433页。
　　[305]指争取选举法改革的斗争。1832年英国议会进行了选举法改革（见注146）。——第433页。
　　[306]凯普莱脱族和蒙太玖族是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两个敌对的家族。——第433页。
　　[307]指1845年科布顿进行的反谷物法的宣传鼓动。他的宣传鼓动促使皮尔的托利内阁下台。受命组织新内阁的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勋爵请科布顿担任贸易副大臣，科布顿拒绝了这个提议。由于辉格党的内部矛盾，罗素未能组阁。1845年12月20日，托利党人重新上台执政。——第433页。
　　[308]多布（Dowbiggin的简称）是一个参加过克里木战争的年轻军官、英国陆军大臣潘缪尔勋爵的侄子的名字。潘缪尔在发给克里木的英国司令部的一封电报中写过“请照顾一下多布”这句话，这句话被作为陆军大臣不关心国家军务的证明而在英国盛传开来。——第433页。
　　[309]在意大利革命家奥尔西尼谋杀路易－拿破仑以后，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于1858年1月20日向英国政府发出紧急照会，他在照会中代表法国政府以强硬的口吻对英国准许法国政治流亡者避难表示不满。瓦列夫斯基在照会中公然示意必须对此采取适当对策。瓦列夫斯基的照会使帕麦斯顿借此向下院提出了取缔阴谋活动法案（见注296）。——第435页。
　　[310]自由派议员米尔纳·基卜生于1858年2月二读取缔阴谋活动法案过程中提出的修正案，责备帕麦斯顿政府对瓦列夫斯基的强硬照会未给以应有的回答。修正案实际上是对政府投下的不信任票；下院以多数票通过修正案以后，否决了这个法案，结果迫使帕麦斯顿政府辞职。——第435页。
　　[311]“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附加了以下这段话：“这样一来，欧洲一切国家的首都都松了一口气；每一个自由党人都充满信心地感到，现在距离人民胜利地站起来的日子，要比一个月以前近得多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来引证英国一位杰出的演说家、英国最有前途的国家活动家之一、很久以来一直是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密友、牛津大学的代表人物格莱斯顿先生的一段话。在导致帕麦斯顿内阁倒台的历时很长的辩论中，格莱斯顿说：
　　‘我们的时代是争取自由的艰苦时代。我们生活在十九世纪。我们谈论着进步；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前进；然而，细心观察过近几年的欧洲事变进程的人不能不注意到，虽然也确实存在着运动，但这是走下坡路的、开倒车的运动。有少数地方还存在着和盛行着我们所赞同的制度；但这些都是占次要地位的地方，就其物质意义而论，真可以说是欧洲的穷乡僻壤，当然我相信它们的精神意义能保证这些地方长期繁荣和幸福。而今天落在英国肩上的责任空前重大。如果确实要让英国和它的原则、它的法律、它的执政者来担负起这种责任，那末我要说，作为自由的主要支柱的下院所批准的任何法案，倘若想在我们同那些企图用镇压手段巩固自己地位的人之间建立起道义上的合作，则对于世界所有国家的神圣的自由事业将是一个打击，并将把这种事业置于困难境地。（暴风雨般的掌声）’
　　应该注意的是：得比勋爵坚持邀请格莱斯顿先生在他的内阁中担任要职；最近以前不曾有过、不久的将来也不会有不愿意让格莱斯顿先生分担一部分最重大的责任的首相。”——第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