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卡·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384]
关于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385]的消息，大概引起了大大扩充贸易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幻想与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商人们在1845年所浮现的幻想是一样的。即使彼得堡的电讯所传属实，是否能够完全相信，通商口岸的数目增多了，就一定会扩大对华贸易呢？是否能够指望1857—1858年的战争会比1841—1842年的战争导致更好的结果呢？要知道，有一件事是无可置辩的：1843年的条约，不是扩大了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1847年的商业危机。现时的这个条约也是这样，它引起人们幻想取之不尽的市场，鼓励投机事业，可能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元的时候，又加速酝酿一次新的危机。除了这个消极后果以外，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使合法贸易受到损失，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不能迫使英国不用强制办法在印度种植鸦片和不用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那末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将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我们不想详细讲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一点，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
“可不是吗，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386]
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这些论点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了。1847年为调查中英贸易关系的状况而委派的一个下院委员会，曾提出报告说：
“可惜我们应当承认：近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扩大我们的交往的结果并没有证实我们的合理的期望，自然，这种期望是以自由进入这个蔚为壮观的市场为依据的。我们认为，妨碍这种贸易发展的，根本不是由于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也不是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竞争；花钱买鸦片——这消耗了所有的白银而使中国人一般的贸易遭受巨大的损失；他们不得不用茶叶和丝来支付其他商品。”
1849年7月28日的“中华之友”在概括这些事实时，十分肯定地指出：
“鸦片贸易在不断地增长。英国和美国对于茶叶和丝的需求增大，只会使鸦片贸易继续增长；工厂主的情况是不妙的。”
一位旅居中国的美国大商人给汉特所出版的1850年1月份的“商人杂志”[387]写了一篇文章，把对华贸易的全部问题归结如下：
“究竟哪一种贸易应该取消——鸦片贸易还是美英商品的出口贸易？”
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也正是这样。蒙哥马利·马丁叙述道：
“我曾问过上海道台：在他看来，什么才是促进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他当着英国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购买你们的产品。’”
最近八年来的全部贸易史给这个论点提供了新的、十分明显的说明；但是在研究鸦片贸易对于合法贸易的有害影响以前，我们要谈一下这种不寻常的贸易产生和发展的概况。这种贸易，无论就那些构成它随之旋转的所谓轴心的悲惨冲突，或者就它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约重133磅。中国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每箱鸦片纳税3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贩运鸦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出口商。
1773年，堪与埃芒蒂埃之流、帕麦尔之流以及其他世界闻名的毒品贩子并驾齐驱的上校沃森和副董事长威勒尔，建议东印度公司开始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于是在澳门西南海湾里下碇的轮船上，建立起囤积鸦片的堆栈。但是这笔投机买卖没有成功。1781年，孟加拉省政府派了一艘满载鸦片的武装商船驶往中国，而在1794年，东印度公司就派了一艘运载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广州港的停泊处。看来，黄埔比澳门更适合于做堆栈，因为黄埔被选定做堆栈以后两年，中国政府才认为有必要颁布法令，用鞭笞和枷号示众的刑罚来威吓中国的鸦片走私商。大约在1798年，东印度公司不再是鸦片的直接出口商，可是它却成了鸦片的生产者。在印度，建立了鸦片生产的垄断组织，同时东印度公司自己的轮船被伪善地禁止经营这种毒品的买卖，而该公司发给同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轮船不得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否则要处以罚金。
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如果在十八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与天朝之间的斗争，同外国商人与中国海关之间的一般争执具有相同的性质，那末从十九世纪初叶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8月31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9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3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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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84]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1858年的笔记本加的。——第584页。
[385]指1858年6月英、法、俄、美在天津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结束了1856—1858年同中国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条约为外国在长江、满洲、古湾和海南岛上开放了新的通商口岸，还开放了天津港口；准许在北京派设常驻的外国外交代表，外国人有权在中国自由行动和在内河航行；保障传教士的安全。——第584页。
[386]马丁，罗·蒙哥马利“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1847年伦敦版第2卷（Martin，R.Montgomery.《China；Political，Commercial and Social》.Vol.2，London，1847）。——第585页。
[387]“商人杂志”（《The Merchant’s Magazine》）是弗·汉特创办的“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Th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的简称。1839年至1850年用该名称在纽约出版。——第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