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卡·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388]



　　正因为英国政府把在印度种植鸦片的垄断权据为己有，中国才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都不能发生效力。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躉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虽经北京中央政府禁止而无效的鸦片贸易的规模日益增大，在1816年，鸦片贸易总额已将近250万美元。1816年在印度允许自由贸易（唯一例外的是直到现在仍然被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茶叶贸易），这又大大推动了英国走私商人的活动。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达7000箱，而1824年达12639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向外国商人提出严重抗议，同时也惩办了一些与外国商人同谋共犯的行商，大力查办了本国的鸦片吸食者，并且在本国海关内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所有这一切努力的最终结果，正像1794年一样，只是使鸦片堆栈由不可靠的地点移到更适合于经营鸦片贸易的地点。鸦片堆栈从澳门和黄埔转到了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岛，在那里，具有全副武装设备的、配备有很多水手的船只，成了固定的鸦片栈。同样地，当中国政府得以暂时禁止广州原有的窯口［注：私卖鸦片烟的店铺。——译者注］营业时，鸦片贸易只是转了一道手，转到比较小的商人手里，他们不惜冒着一切危险和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这种贸易。在这些更有利于鸦片贸易的新条件下，鸦片贸易在1824年到1834年的十年当中，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
　　1834年，也像1800年、1816年和1824年一样，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不仅在那一年被取消了买卖中国茶叶的特权，而且必须完全停止一切商务。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了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它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拚命抵制，在1837年就已将价值2500万美元的390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入中国。这里有两件事实要注意：第一，从1816年起，在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走私的鸦片贸易总是占着大得极不相称的比例。第二，就在英印政府对鸦片贸易的纯商业性利害关系逐渐消失的同时，英印政府对这种非法贸易在财政上的利害关系却日益增加了。1837年，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因鸦片的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使国库得到385万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公使收入增加一倍。可是，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1853年，当今的咸丰皇帝虽然处境更加困难，并且明知为制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而做的一切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但仍然信守自己祖先的坚定政策。En　passant〔顺便〕要指出的是：这位皇帝把吸食鸦片当做邪教一样来取缔，从而使鸦片贸易得到了宗教宣传的一切好处。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这成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起因，这次战争又使中国发生起义，使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使俄国能够顺利地由北方入侵，使鸦片贸易在南方得到极大的发展。英国以签订条约结束了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虽然鸦片贸易为条约所禁止，可是从1843年起，鸦片贸易实际上还是完全不受法律制裁。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从鸦片垄断贸易上得到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即等于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造成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的那些事件，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无需再作任何解释。
　　在结束我们的分析时，我们不能不特别指出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的英国政府所具有的一个明显的内部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鸦片走私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它强迫一部分印度的莱特[229]种植罂粟，用贷款的办法引诱另一部分莱特也去种植罂粟。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药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栽种罂粟，把罂粟交付指定地点，使罂粟的蒸晒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于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把鸦片装入为便于偷运而特制的箱子，以及把鸦片运往加尔各答，在那里，鸦片由政府标价拍卖，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给走私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将近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上的卖价是每箱1210到1600卢比。可是，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直接跟那些从事于毒害整个帝国的冒险营业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
　　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只是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正是依赖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栽种罂粟，这意味着英印国库会遭到严重的损失。英国政府公开宣传自由买卖毒品，暗中却保持自己对于毒品生产的垄断权。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9月3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9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3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229]莱特即印度农民；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税收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没有破坏印度村社以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村社农民。在从1793年起实行所谓柴明达尔制的地区（最初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实行，后来以稍有改变的形式在联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马德拉斯省部分地区实行），莱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佃农。在十九世纪初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莱特瓦尔”土地税收制后，莱特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而按印度的英国政府随意规定的数额缴纳地租税。根据“莱特瓦尔”制，莱特同时被宣布为他们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实行这一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税收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无力缴纳的地税；由于欠税日增，农民的土地逐渐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者手里。——第292、308、590页。
　　[388]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1858年的笔记本加的。——第5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