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852年给欧洲民主派的备忘录中就问过：现在党的口号，党的战斗口号应当是什么？答复很简单。只有两个字——行动，不过是联合的、全欧洲的、不断的、彻底的、大胆的行动。你们只有有了对自由的意识，才能争取到自由，而你们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取得这种意识。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世界在等待着你们。只要哪里的人民准备起义，准备战斗，并且必要时为了挽救全体而准备牺牲，只要哪里的人民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上帝、人民、正义、真理、美德，那里的人民就能率先发动。为了大家而起义，大家就会跟着前进。全党必需清楚地了解这点。每个人都可以继续探讨他认为已经略窥端倪的解决办法，但是请他不要带上个人的色彩，不要背离这支未来的大军……我们并不就是民主主义；我们只不过是它的先锋。我们的任务只是为它扫清道路。我们需要的是群策群力……自从这个呼吁发出后，六年过去了，而情况依旧。党的力量在数量上是增长了，可是党的统一还没有达到。几个有组织的小集体，以其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和令敌人感到的恐惧，证实了团结的力量；可是党的大部分党员依然是一盘散沙，因而无能为力。少数忠心耿耿的人，不能容忍这种可耻的无所作为的情况，像tirailleurs〔自由射手〕那样在整个战线上东攻西打，每个人都冒着自己个人的风险，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没有对共同目标的理解；他们力量太弱，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取得胜利，他们只是抗议和死亡。主力部队无法去援助他们；它既无计划，又无资力，更无领袖……各国政府的联盟曾一度瓦解。克里木战争给了各国被压迫人民一个良好的机会，它们理应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可是它们由于缺乏组织而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曾看到真正的革命者把自己国家的解放同某一个认为干预国事和号召起义意味着必然毁灭的人的假想的计划联系起来。我们曾看到波兰人忘记了萨比斯基以及波兰在基督教欧洲所完成的历史使命，而给土耳其充当哥萨克。有一些民族，例如罗马尼亚人，曾幻想他们能够借助外交达到统一，仿佛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经过自己儿女们的斗争就建立起来了。另外有一些民族，如意大利人，则决定等待奥地利参加斗争，好像奥地利除了武装中立以外还能够采取别的什么立场。只有希腊投入了战争；可是它没有了解到，在存在着各国政府联盟的情况下，如果不爆发能够瓦解这些力量的革命，如果希腊人不和斯拉夫－罗马尼亚人联合起来以便使起义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希腊就不可能有任何民族运动。我所指责的缺乏组织，缺乏计划的情况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明显。因此我们的行列中有时到处都是令人窒息的沮丧情绪。孤立无援的单独一个人，很少经费，甚至毫无经费，怎么能够解决涉及全欧洲的问题呢？只有联合才能解决这个任务……1848年我们以所有伟大的和神圣的事物的名义在十个地方举行了起义。自由、团结、人民、联盟、祖国、欧洲——所有这些当时都属于我们。后来，我们被骗了，不知道被什么怯懦的罪恶的妄想迷住了心窍，竟让这些运动变成了地方性的运动……我们把路易－菲力浦推翻之后，却重复了那句可以概括他的统治的渎神的话：《Chacun　pour　soi，chacun　chezsoi》〔“人人为自己，人人顾自己”〕。因此我们遭到了失败。难道我们一点没有从这种痛苦的经验中得到教训吗？难道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团结而且只有团结才能产生力量吗？
　　人是由思想和行动构成的。不见诸行动的思想，只不过是人的影子；不受思想指导和推崇的行动，只不过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躯体。上帝之所以为上帝，因为他是思想和行动的绝对同一。人之所以为人，只有在不断努力尽量接近这个理想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个人义务和集体义务之间，著作家和阴谋家或者战士之间划上一条反常的和荒唐的鸿沟，把我们的党分成思想家和实践家，分成理论家和实行家，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都宣扬联合，把它当做以我们为先驱的这个时代的口号，可是我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实际上是和自己的弟兄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呢？我们在口头上都讲忍让、友爱、自由，可是只要我们的同志在某一个问题上同我们观点不一致，我们就会和他们决裂。我们都热烈赞扬那些不惜牺牲生命为我们扫清行动道路的同志；可是我们却不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我们都指责小规模的袭击鲁莽轻率，可是我们又不设法进行大规模的强有力的袭击。我们都叹惜党缺乏经费，可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定期向党缴纳几文党费的呢？我们说我们的失败是由于敌人有强大的组织，可是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试图建立总的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在目前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将来会产生成果——以使我们党无比强大的呢？……难道没有办法使我们党摆脱目前这种可悲的一盘散沙的局面吗？我们都认为思想是神圣的，它的表现应当是自由的、不可侵犯的；都认为，如果一种社会组织由于物质上的极端不平等而使工人注定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使他们丧失精神生活，那末这种社会组织就毫无可取之处。我们认为，人们的个人生活是神圣的。我们认为，人们的联合也同样是神圣的；它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特殊使命的口号。我们认为，国家不应当用强制的办法来实行这种联合，而是应当采取鼓励的办法。我们热烈期望，有朝一日，生产者将普遍联合起来，工资将由分享利润来代替。我们相信劳动神圣，并且认为，任何社会，如果那里的人们愿意自食其力而不可能做到，那就是罪恶的社会。我们相信民族，我们相信人类……我们所理解的人类，就是自由平等的各民族在这样两个原则上的联合：内部独立发展以及为了调节国际生活和争取共同进步而互助友爱。我们认为，为了使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民族和人类能够存在，欧洲地图必须重画；我们认为必需重新划分领土，以代替维也纳条约所做的任意划分；这次划分应以语言、传统、宗教的近似为依据，以每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和政治特点为依据。你们不认为根据这些共同的信念足以建立互助友爱的组织吗？我不是要你们服从唯一的一种学说，唯一的一种观点。我只是说：让我们一齐来向否定一切学说的现象作斗争；让我们联合起来，和今天有可能重新征服欧洲的那种东方的消极无为的原则作斗争，争取第二个马拉松式的胜利。所有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共和主义的哪一派，只要赞同我上面列举的那些意见，都应当组织成为一种欧洲的行动党，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波兰、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其他被压迫的民族都应当各自建立起这个党的支部；每个民族的支部都独立存在，设有自己单独的金库；设有中央金库的中央委员会，应当由各民族支部的代表组成，等等。
　　党的统一达到后，欧洲问题就会变为从何着手的问题。在革命中也和在战争中一样，胜利取决于在某一点上迅速地集中尽可能众多的力量。如果党想使革命取得胜利，它就应该在欧洲地图上选择一个最易于和最利于表现主动性的地点，把各支部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都投到那里去。罗马和巴黎就是两个应该开始联合行动的战略据点。法国，由于它的强大的统一，由于对它的大革命和拿破仑军队的回忆，由于巴黎每次发生的运动对欧洲人心的影响，迄今还是一个只要一发起行动就一定能唤起所有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国家，尽管它的每一次真正的革命发动都必然遭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全力攻击。如果除开这个唯一的例外，那末，今天只有意大利是显然集中着发起行动所必备的各种条件的国家。不必来谈促使意大利前进的观点的普遍性；在过去十年中那里就发生过一系列欧洲绝对看不到的出色的反抗行动。意大利民族的事业就是所有被维也纳分赃所摧毁或者肢解了的各民族的事业。意大利的起义，由于使奥地利遭受打击，会立刻使那些在这个帝国内部争取摆脱羁绊的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得到行动的机会。分布在帝国境内那些不满情绪极端严重的地区的意大利军队，会支持他们的运动。奥地利派往意大利的两万名匈牙利士兵会站在我们起义的旗帜下面。因此，意大利的运动不可能成为地方性的运动。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和它的2500万人口将保证起义运动能够坚持足够的时间，使其他民族能够来得及利用它。奥地利和法国，法国和英国在意大利都没有能使它们采取共同政策的共同利益。由于意大利不推翻教皇的统治就无法起义，所以它一旦起义，就会解决欧洲良心自由的问题，就会获得所有珍视这一自由的人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