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下面就是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
“鉴于，
最初的章程的导言中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宣称：‘土地巨头和资本主义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曾通过如下决议：‘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总委员会就公民投票（1870年）前夕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会员密谋事件发表的声明中说：‘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支部的专门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上述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
最初的章程的歪曲了的译文给曲解章程提供了凭据，这种曲解已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和活动带来危害；
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的一切争取解放的尝试，并竭力用暴力来保存阶级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有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鉴于：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代表会议提醒国际会员们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
现在来谈谈宗派组织：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质。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幻想的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有接受、宣传和实现这些办法。这些倡导者建立的宗派，按本质来说是弃权论的，即厌弃任何实际活动、政治、罢工、结社——总而言之，厌弃任何集体的运动。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对它们的宣传始终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视的。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伊加利亚派，就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宗派，以及目前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总之，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像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须跨过这个阶段。
同那些耽于幻想和相互争斗的宗派组织相反，国际是在反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们的组织成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因此，在国际的章程中直截了当地提到追求共同目标、承认同一纲领的“工人团体”，这个纲领仅限于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而从理论上阐明这些路线，则要在实际斗争需要的推动下，在容纳一切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各个支部内，在它们的机关刊物和代表大会上，通过交换意见加以实现。
正如旧的错误在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会在短期内重新出现然后又很快消逝一样，宗派组织在国际内部也复活了，尽管表现形式是不大显著的。
同盟以为宗派的复活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然而它本身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宗派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如果说宗派在其产生的初期还带有进步的因素，那末听命于“没有可兰经的穆罕默德”的同盟的纲领，则不过是在响亮词句掩饰下的一些早已被埋葬了的思想的杂乱堆集而已，而那些响亮词句只能吓唬资产阶级的呆小病者或者只能作为波拿巴的或其他的检察官用来控告国际会员的罪证。［注：最近在报刊上出现的警察当局对国际的描述，其中包括茹尔·法夫尔致列强的通告，地主议会议员萨卡兹关于杜弗尔法案的报告，都充满了从同盟的哗众取宠的宣言中摘录下来的话。[57]这些宗派主义者的全部激进主义在于说大话，说最有利于反动派阴谋的大话。］
有各种色彩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一致赞同反对宗派主义支部的决议，深信这一决议重申了国际的真正性质，将标志出国际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遭到这一决议的致命打击的同盟的拥护者，把决议仅仅看做是总委员会对国际的胜利。他们的通告宣称，由于这个胜利，总委员会保证了它的少数几个委员的“特殊纲领的统治”，“他们个人的学说”、“正统的学说”、“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的统治。但是，这不是这些委员们的过错，而是他们加入了总委员会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这一事实的“败坏作用”，因为：
“一个有权〈！〉统治与自己相同的人而仍旧不失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总委员会成了阴谋的策源地”。
按照十六人的意见，国际的共同章程单单是因为它授予总委员会加聘新委员的权利这一点就应受到严厉的指责。他们说，享有这一权力的
“总委员会今后会加聘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会根本改变总委员会的大多数及其意向”。
显然，他们认为只要一成为总委员会委员就不仅会丧失道德面貌，而且会失去健全思想。不然的话，能够设想多数会通过自愿的加聘把自己变成少数吗？
不过，这十六人自己显然还不很相信所有这一切，因为他们继续埋怨说，总委员会
“五年来一直是由那些经常被连选的人组成的”，
但随后又立即声明：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我们的合法代表，因为他们不是在代表大会上选举出来的”。
事实上总委员会的成员是经常变动的，尽管有些创始人继续留任，就像在比利时、罗曼语区和其他联合会委员会内一样。
总委员会必须符合三个根本条件才能执行自己的权力。首先，它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委员，以便完成它所担负的多种的工作；其次，总委员会应当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最后，工人成分应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但是，由于工人受就业机会的束缚而使总委员会的人员经常变更，如果总委员会没有加聘权，它怎么能够把所有这些必要的条件结合起来呢？因此总委员会终究认为必须比较明确地规定这项权利；它在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表示了这种愿望。
在历届代表大会上（英国在这些代表大会上的代表很少）总委员会原有成员的连选连任似乎已经证明，总委员会是尽其可能履行自己的职责的。但十六人则相反，他们认为这只是证明了“代表大会的盲目信任”，这种信任在巴塞尔达到了
“一种仿佛是自愿让位给总委员会的地步”。
按照他们的意见，总委员会的“正常作用”应当归结为“简单的通讯统计局”的作用。他们从章程的被歪曲了的译文中摘引了几条来证实这种说法。
和一切资产阶级团体的章程相反，国际的共同章程对自己的组织结构问题只是轻轻地提了一笔。它让组织结构在实践中发展，而由未来的代表大会进行整顿。但是，鉴于只有行动的统一和一致才能赋予各个国家的支部以真正国际的性质，所以章程对总委员会比对组织的其他环节给予了更多的注意。
最初的章程第五条[58]规定：
“总委员会是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的国际机关”，
然后又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总委员会应当如何行动。在这些例子当中有一个对总委员会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总委员会
“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
这一条继续说道：
“在一切适当的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
此外，章程还规定了总委员会在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工作中的作用，并委托它拟订应提交代表大会审查的具体问题。在最初的章程中各组织的独立活动同整个协会的统一行动是没有抵触的，因此第六条规定：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总委员会的活动将更有成效……国际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
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第一个决议（第一条）声称：
“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一决议使总委员会从一开始起所处的那种地位，即协会的执行机关的地位合法化了。在没有其他的“被自愿承认的权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道义上的“权威”，要执行决议是很困难的。同时日内瓦代表大会委托总委员会公布“章程的正式的和必须遵行的文本”。
这次代表大会决定（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十四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首先我们要指出，这里丝毫也没有提到可以有特殊的原则宣言，或是某个支部除国际的一切组织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之外可以自己承担特殊的任务。这里所说的只是支部使共同章程和条例适合于“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权利。
其次，谁应当确定，地方性章程是否同共同章程一致呢？显然，如果没有这一职能所依据的“权威”，决议就会无效。那时不仅可能产生警察的或者敌对的支部，而且游民宗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慈善家也可能钻进协会而歪曲它的性质，这些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就会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工人。
全国性联合会和地方性联合会一开始在本国就掌握权力，根据新支部的章程是否符合共同章程这一点，决定是否接受新支部。总委员会履行这类职能是由共同章程第六条加以规定的，这一条给地方性独立团体，即在该国联合会组织之外成立的团体，保留了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联系的权利。同盟并不轻视这项权利，同时还力图为自己创造派代表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条件。
章程第六条还估计到成立全国性联合会在某些国家中会遇到立法方面的障碍，因此，总委员会受托在那里代行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见“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记录等等”第13页[59]）。
自从公社复灭以来，这些立法方面的障碍在各国日益增多了，使得总委员会在那些国家中为防止可疑分子钻进协会队伍而进行的工作更加必要了。例如，不久以前法国的一些委员会曾请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以便摆脱警探的纠缠，而另一个大国［注：奥地利。——编者注］的国际会员则要求总委员会只承认那些由它直接指派的全权代表或他们自己建立的支部。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时所持的理由是，必须用这种办法来摆脱挑衅分子，后者大肆叫嚷要赶紧建立按其激进主义来说是前所未见的支部。另一方面，在所谓反权威主义的支部中只要一发生冲突，它们就毫不犹豫地向总委员会呼吁，甚至要求总委员会对它们的敌人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在里昂冲突期间所发生的情形就是那样的。就在不久以前，在代表会议已经闭幕后，都灵工人联合会决定宣布自己为国际的支部。在这个联合会发生分裂后，少数派建立了无产者解放社。[60]这个团体加入国际后一开始就通过了一个有利于汝拉人的决议。它的“无产者报”上充满了对任何权威主义都表示深恶痛绝的词句。它的书记［注：卡·特尔察吉。——编者注］在缴纳该团体的会费的时候警告总委员会说，旧联合会大概也会缴纳会费。往下他写道：
“你们大概在‘无产者报’上读到过，无产者解放社……曾经声明……拒绝支持假装工人来建立工人联合会的资产阶级”，
他还请求总委员会
“将这一决议通知所有的支部，并且不要接受10生丁的会费，如果有人向它交纳这种会费的话”。［注：这似乎是当时无产者解放社的观点，该团体的代表者是它的通讯书记，巴枯宁的一个朋友。事实上这个支部的意图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团体因这位极端背信弃义的代表贪污基金以及和都灵警察局长有交情而将其驱逐之后，作了解释，消除了它和总委员会之间的误会。］
总委员会和国际的所有组织一样，有义务进行宣传。它依靠自己的宣言和通过它在北美、德国和法国的许多城市中为国际的第一批组织奠定了基础的代表来履行这个义务。
总委员会的另一个义务是帮助罢工工人，保证整个国际对他们的支援（见总委员会向历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下述事实同时也可以表明，总委员会对罢工斗争的干预具有怎样的意义。英国翻砂工人抵抗团体本身是一个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合众国有分支机构的国际工联。然而美国翻砂工人在罢工期间认为必须请总委员会来说情，以防止把英国翻砂工人运往他们国家去。
国际的发展赋予了总委员会以及联合会委员会以仲裁者的职能。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定：
“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三个月提出一次有关所属各支部的组织工作和财务状况的报告”（关于组织问题的第三项决议[61]）。
最后，使十六人大发雷霆的巴塞尔代表大会，只是使那些在协会发展进程中在组织工作方面形成的关系固定下来。如果它过分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力范围，那末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难道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巴枯宁、施维茨格贝耳、弗·罗伯尔、吉约姆和同盟的其他代表们的过失吗？他们不是已经开始责备自己“盲目信任”伦敦的总委员会了吗？
下面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两项决议：
“四、每一个想加入国际的新支部或团体，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会”
和“五、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团体或组织，但它们保留有向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
对于在联合会组织之外成立的地方性独立团体来说，这些条文只是证实了从国际产生时起就规定下来的做法，保持这种做法对于国际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然而有人竟把这种做法加以概括并不加区别地运用于一切新成立的支部或团体，这就走得太远了。这几项决议的确给了总委员会干预联合会内部生活的权利，但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在这种意义上运用过它们。总委员会肯定说，十六人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来说明总委员会什么时候曾干预了准备参加已存在的组织或联合会的新支部的事务。 我们在上面所援引的决议和新成立的支部有关；而下面的决议则和已被承认的支部有关：
“六、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支部暂时开除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七、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发生的纠纷；但是，它们保留有在应届代表大会上对总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申诉的权利，应届代表大会应该做出最终决定。”
这两条在万不得已时是必需的，但迄今为止总委员会从未使用过它们。以上所作的历史概述证明，总委员会一次都没有采取过暂时开除支部的手段，遇到冲突时它只是以双方都承认的仲裁者的身分进行活动。
最后，我们谈谈由于斗争本身的需要所赋予总委员会的那个职能。尽管同盟的拥护者感到不愉快，但事实却无疑是这样的：总委员会之所以站在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体战士的前列，正是因为它遭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所有敌人的猛烈攻击。
五
在制裁了现在这个国际之后，十六人告诉我们国际应当是什么样的。
首先，总委员会在形式上应当成为简单的通讯统计局。随着组织职能的停止，它的信件必然会成为协会的各个刊物上已经公布的消息的复制。这样一来，通讯局也会被取消。至于统计，如果没有坚强的组织，尤其是——这一点在最初的章程中曾专门指出——如果没有总的领导，这项工作是无法完成的。但是，由于这一切都带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因而局倒是可能有的，不过没有任何统计罢了。总之，总委员会正在消失。根据同一逻辑，联合会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和其他“权威”中心也正在被消灭。剩下的只是自治的支部。
这些自由联合的、幸运地摆脱了任何权力，“甚至是工人所选举和建立的权力”的“自治支部”的使命是什么呢？
这里有必要用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向十六人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对通告做一个补充。
“为了把工人阶级变成人类的新利益的真正代表”——必须使它的组织“遵循应当获得胜利的那种思想。用彻底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办法从我们时代的要求中，从人类深心的愿望中引出这一思想，然后力求将这一思想灌输到我们的工人组织中去——这就是应抱的目的，等等。”最后，应当“在我们的工人居民中“创办”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学校”。
这样一来，自治的工人支部突然变成了学校，而同盟的先生们将成为这些学校的老师。他们将用它绝不会有任何成果的“彻底研究”的办法引出思想。“然后”由他们将它“灌输到我们的工人组织中去”。对他们说来，工人阶级是原料，是一堆杂乱的东西，要使它成形，须经他们的圣灵的吹拂。
这一切只是重弹同盟旧纲领[62]的老调。同盟旧纲领是以这样的话开头的：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社会主义少数派，脱离了这个同盟”，打算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承担起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的特殊使命……”
这就是从纲领中“引出”的思想！
“这个倡议……将给欧洲和美洲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提供一个找到共同语言和确立自己思想的手段”［注：同盟的先生们不断地指责总委员会召开秘密代表会议的做法，而当时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就是一种最大的叛卖行为或愚蠢行为。这些不顾条件主张喧嚣和公开的人，违反我们章程的规定，在国际内部组织了一个真正的秘密团体，其目的在于反对国际本身和使国际的对什么都不怀疑的支部服从最高祭司——巴枯宁的领导。
总委员会准备要求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调查这个秘密组织及其鼓舞者在某些国家，例如在西班牙的活动。］。
可见，一个资产阶级团体的少数派，根据它自己的招认，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久钻进了国际，它的唯一目的是，利用国际作为一种手段，以便以一种秘密科学的献身者的身分出现在工人群众面前，这门科学可以归纳为四句话，它的顶点是“各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
除了这种“理论使命”之外，向国际推荐的这个新组织还有自己的实践方面。
十六人通告说：“未来社会应当只是国际将具有的组织形式的普遍化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设法使这个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
“从权威组织中是否能产生一个建立在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呢？不可能。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它现在就应当正确地反映我们的自由和联邦的原则。”
换言之，正像中世纪的寺院显示出一幅天堂生活的情景一样，国际也应当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原型。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萌芽”已在同盟的内部形成了。自然，如果巴黎公社社员了解到公社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那他们一定不会遭到失败，他们一定会把纪律和武器——这些只有当不再有战争的时候才应当消失的东西——抛得一干二净！
但是，为了更好地证明，尽管十六人进行了“彻底研究”，这个在国际正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时候来瓦解国际并使它解除武装的可爱计划，却不是他们苦苦思索出来的。巴枯宁不久以前在其关于国际的组织的札记中公布了这个计划的原本（见“1872年人民年鉴”日内瓦版）[63]。
六
现在请读一读汝拉委员会向十六人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
他们的正式机关报“社会革命报”（11月16日）宣称：“阅读它能够使人明确地知道就自我牺牲精神和实践理性而言可以从汝拉联合会的信徒们那里期待到什么东西。”
报告一开始就说，它认为普法战争和法兰西内战“这些可怕的事件对国际各支部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使人沮丧的……”影响。
如果说普法战争由于动员了大量工人参加两国军队必然促使各支部瓦解这一点是正确的，那末同样正确的是，帝国的倾复和俾斯麦的公开宣布掠夺战争，在德国和英国，在站在普鲁士人一边的资产阶级和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国际主义感情的无产阶级之间引起了一场残酷的斗争。单单是因为这一点，国际在这两个国家里的影响就必然要增长。在美国，这些事件在人数众多的德国工人侨民中引起了分裂；它的国际主义部分同沙文主义部分断然分离了。
另一方面，巴黎公社的宣告成立，以空前的力量推动了国际的广泛发展以及所有各民族支部对国际的各项原则的坚决维护，只有汝拉各支部不在此例。汝拉各支部的报告继而说道：“巨大战斗的开始发人深思……有些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无力而躲开……对许多人说来已经造成的局势〈在他们的队伍中〉是分崩离析的征兆”，但是“恰恰相反……这种形势完全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样子“把国际改造过来”……在对这种如此有利的形势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后，这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如果不算被解散了的后来为马隆的支部所代替的同盟，汝拉委员会应当提出关于二十个支部的情况的报告。这二十个支部中有七个支部已然和它断绝来往；关于这点在报告中说道：
“比恩的套匣制造工支部，以及雕刻匠和花饰瓦工支部对我们给它们的任何一个函件都没有答复过。”
“纽沙特尔的各行业的支部——细木工、套匣制造工、雕刻匠和花饰瓦工——从来没有对联合会委员会作出任何答复。”
“我们不能从瓦尔－德－留支部那里得到任何消息。”
“洛克尔的雕刻匠和花饰瓦工支部对联合会委员会的函件没有作过任何答复。”
这就是所谓自治的支部同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的自由来往。
另一个支部，也就是
“库尔特拉里区的雕刻匠和花饰瓦工”支部，“在经过三年的顽强坚持后……现在……组成一个抵抗团体”——
这个团体处于国际之外，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它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
然后是4个完全僵死的支部：
“比恩中央支部现在瓦解了；但是它的一个忠诚的会员不久前写信告诉我们，对国际在比恩的复活还没有失去全部希望。”
“圣布勒兹支部瓦解了。”
“卡特巴支部在经历了光辉的存在之后，由于当地雇主〈！〉所进行的、企图解散这一勇敢的〈！〉支部的阴谋而被迫退却了。”
“最后，科尔热蒙支部也成了当地雇主的阴谋的牺牲品。”
然后是库尔特拉里区中央支部，它
“采取了明智的办法：暂时停止了活动”，——
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
然后是四个支部，这些支部是否存在都大可怀疑。
“格朗惹支部缩小成小小的工人社会主义者核心……他们的地方性活动由于他们人数过少而瘫痪了。”
“纽沙特尔中央支部由于各种事件而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如果不是它的个别会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积极性，它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洛克尔中央支部，好几个月来都介乎生死之间，最后瓦解了。不久以前它又重新组织起来”——
显然，其唯一目的是要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
“绍德封社会主义宣传支部处于危急状态……它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在恶化。”
然后是两个支部——圣伊米耶启蒙小组和桑维耳耶启蒙小组。关于它们只是稍带谈了一下，对它们的情况只字未提。
剩下一个模范支部，根据它的中央支部这一名称来判断，它本身只不过是其他业已消逝的支部的残骸而已。
“穆蒂埃中央支部无疑比其他支部受害都小……它的委员会同联合会委员会保持着经常联系……各支部均尚未成立……”
其原因如下：
“穆蒂埃支部的活动由于保存了民俗的工人居民的热心关注……而处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希望，这个地方的工人阶级对任何政治因素保持更多的独立性。”
于是，这个报告事实上
“使人明确地知道就自我牺牲精神和实践理性而言可以从汝拉联合会的信徒们那里期待到什么东西”。
他们应当再补充一下这个报告，加上一句话：绍德封——他们的委员会的最初驻在地——的工人始终拒绝同他们发生任何关系。不久以前在1872年1月18日的大会上，这些工人用下述一致行动回答了十六人通告，这就是他们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1871年5月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说：
“将巴枯宁、吉约姆和他们的信徒永远赶出国际。”
既然所谓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按照它的参加者的说法，“在国际内部引起了一场战争，一场公开的战争”，那末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难道还需要做只字片语的补充吗？
当然，这些自己愈渺小就叫嚷得愈厉害的人，获得了不容置辩的成就。全部自由主义的和警察的报刊都公开站在他们那方面；他们对总委员会的诽谤，他们对国际的无力的攻击，得到了一切国家的冒牌改革家们的支持。在英国，支持他们的有资产阶级共和派，这些人的阴谋已被总委员会所挫败。在意大利，支持他们的有自由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这些人不久前在斯蒂凡诺尼的旗帜下建立了一个以罗马为当然会址的“唯理论者总协会”，这个协会是个“权威主义的”和“教阶制的”组织，是无神论修士和修女的寺院，它的章程规定，在会议厅里要给每一个捐献一万法郎的资产者立一座大理石胸像。[64]最后，在德国他们受到了俾斯麦派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这些人扮演着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白衫党[65]的角色，至于他们出版的警察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66]就更不必提了。
桑维耳耶的教皇选举会向国际的所有支部发出了一个感人的号召：坚决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制止”，——正如公民马隆和勒弗朗塞所说的——“伦敦总委员会逐步篡夺权力的行为”，而实际上则是要用同盟来偷换国际。这一号召得到了极其令人鼓舞的响应，以致他们只得立即着手伪造最近一次比利时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在自己的正式机关报（1872年1月4日“社会革命报”）上声明说：
“最后，比较重要的是，比利时各支部在其12月24日和25日举行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一致作出了和桑维耳耶代表大会的决议相符合的、关于必须立即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定。”
必须指出，比利时代表大会通过了完全相反的决议。它责成将于6以后举行的下次比利时代表大会制定新的共同章程的草案，以便提交国际应届代表大会审查。[67]
在绝大多数国际会员的同意下，总委员会只准备在1872年9月召开年度代表大会。
七
代表会议闭幕后过了几个星期，同盟的最有影响的和最卖力气的盟员阿尔伯·里沙尔先生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来到了伦敦，他们所负的使命是，在法国流亡者中搜罗准备为帝国复辟效劳的帮手，在他们看来，帝国复辟是摆脱梯也尔的唯一手段，而他们自己也不会无利可图。关于他们的波拿巴主义的阴谋，总委员会曾向有关系的人，其中包括布鲁塞尔联合会委员会提出过警告。
1872年1月他们抛弃了假面具，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帝国和新法兰西。人民和青年向法国人的良心的呼吁”。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著。1872年布鲁塞尔版。[68]
他们以同盟的诈骗家所固有的谦虚精神宣告：
“我们是组织了法国无产阶级大军的人……我们是国际在法国的最有影响的领袖［注：在1872年2月15日的“平等报”（出版于日内瓦）上，在“揭穿丑行”的标题下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叙述法国南部公社运动失败的历史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这些人大多数是4月30日里昂起义的惨痛失败的目击者，我们现在就可以声明，使这次起义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加·勃朗的胆小、背叛和盗窃行为，他无孔不入，执行着躲在暗中的阿·里沙尔的指示。
这些坏蛋蓄意用他们早就策划好的阴谋来败坏许多参加过起义委员会准备工作的人的声誉。
不仅如此，这些叛徒把国际在里昂的威信破坏到这种程度，以致当巴黎发生革命的时候，里昂的工人对国际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这就是完全缺乏组织性的原因，这就是起义遭到失败的原因，而起义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仅仅依靠自身力量的公社的复灭。只是在这个血的教训之后，我们才得以用宣传的办法把里昂的工人团结在国际的旗帜的周围。
阿尔伯·里沙尔是巴枯宁及其同伙的宠儿和先知。”］，我们幸而没有被枪杀，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在他们（徒骛虚名的议员们、脑满肠肥的共和派、各式各样的冒牌民主派）面前竖立起引导我们进行战斗的旗帜，并且不顾我们将要遭到的诽谤、威胁和各种攻击，向惊愕不已的欧洲发出出自我们意识深处的呼声，很快就会在所有法国人的心中得到共鸣的呼声：‘皇帝万岁！’
“需要给横遭屈辱的拿破仑第三好好地恢复名誉”，——
于是从“侵略第三”的秘密经费中获得犒赏的阿尔伯·里沙尔先生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就担负了替他恢复名誉的专门任务。
不过，他们承认，
“我们思想的自然发展进程使我们成为帝国的拥护者”。
这就是一定会使他们在同盟中的伙伴听起来悦耳的招认。正如在“团结报”的那些美好的日子里一样，阿·里沙尔和加·勃朗慎重其事地重弹他们关于“放弃政治”的老调，根据“自然发展进程”的材料来看，这个主张只有在最严酷的专制暴政下才能实现，那时工人们将放弃参加无论哪一种政治活动，就像囚犯放弃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散步一样。
他们声明说：“革命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共产主义已在德国和英国，首先是在德国确立起来了。顺便说一句，正是在德国，共产主义老早就认真地在制定，以便随后在整个国际中推广。德国的影响在协会中所达到的这些令人惊慌的成就，对阻止国际的发展起了不小作用，或者更确切些说，给国际在法国中部和南部各支部中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这些支部从来没有从任何一个德国人那里接受任何一个口号。”
这里我们不是已经听到最伟大的祭司长［注：米·巴枯宁。——编者注］的声音了吗？——自从同盟产生以来他就以一个俄国人的资格承担了代表各拉丁种族的特殊使命。或者这是“社会革命报”（1871年11月2日）的“真正传教士”的声音？——这些传教士郑重宣告
“德国的和俾斯麦的智者们企图把倒退运动强加给国际”。
但是，国际的真正传统幸而保存下来了，——阿尔伯·里沙尔先生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没有被枪杀！因而，他们的个人的“工作”就是给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国际“指出新的方向”——其方法是企图建立波拿巴主义的支部，单因这一点就已是“自治的”支部。
至于读到伦敦代表会议所建议的使无产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政党的问题，那末“在帝国复辟之后我们”——里沙尔和勃朗——
“不仅将迅速消除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将迅速消除在群众的革命组织中获得反映的实现这些理论的企图”。总而言之，利用伟大的“支部自治原则”，这一原则“构成国际的真正力量……特别是在拉丁种族各国内”……（1月4日“社会革命报”），——
这些先生把赌注押在国际的无政府状态上。
无政府状态——这就是他们的只从各种社会主义体系中剽窃了一些标签的导师巴枯宁的战马。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由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同盟则本末倒置，它宣布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置国际于死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为了给梯也尔的共和国披上皇袍，使之永世长存，国际上的警察再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了［注：在关于杜弗尔法的报告中，地主议会议员萨卡兹首先攻击国际的“组织”。他憎恨这一组织。他在指出了“这个可怕的协会的前进运动”以后，接着说：“这个协会摈弃了……在它以前的宗派的秘密活动。它的组织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断地成立和改变。由于这一组织的强大……它的活动和影响的范围愈来愈扩大了。这种影响正在渗入一切国家。“然后，萨卡兹对这个组织作了“简短的描述”，末了他说：“这一广泛组织的计划……在其英明的统一性上就是这样。它的力量在于它的意向本身中。它的力量也在于它的为共同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广大信徒中，最后，在于促使他们行动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动因中。”］，
总委员会：
罗·阿普耳加思 安都昂·阿尔诺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Ｇ．Ｈ．巴特里 弗·库尔奈
德拉埃 欧仁·杜邦
威·黑尔斯 胡利曼
茹尔·若昂纳尔 哈里埃特·罗
弗·列斯纳 罗赫纳
马格里特 孔斯旦·马丁
捷维·莫里斯 亨利·梅欧
乔治·米尔纳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维塔勒·雷吉斯
约·罗兹瓦多夫斯基 约翰·罗奇
吕耳 加·朗维耶
萨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泰勒 威·唐森
爱德华·瓦扬 约翰·韦斯顿
Ｆ．Ｊ．贾罗
通讯书记：
卡尔·马克思——俄国和德国
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阿·埃尔曼——比利时
托·莫特斯赫德——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合众国
勒穆修——在合众国的法国人支部
奥·赛拉叶——法国
沙尔·罗沙——荷兰
Ｊ．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
海·荣克——瑞士
会议主席 沙尔·龙格
财务委员 海尔曼·荣克
总书记 约翰·黑尔斯
1872年3月5日于伦敦拉脱本广场33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月中—3月5日
1872年以小册子在日内瓦出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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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72年1月中至3月初写成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一篇内部通告。3月5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阐述了通告的基本论点，并指出了这个描绘出了“协会的研究得非常透彻的原则和政策的历史发展图景”的文件的意义。“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篇通告，彻底揭露了巴枯宁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国际内部进行的破坏活动，它完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一定阶段。在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以后，巴枯宁分子的敌对活动特别加强了。代表会议做出了关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和同宗派主义作斗争的决议，从而给了无政府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反对国际，首先是反对总委员会和马克思的疯狂运动。在1871年11月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通告（见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6—522页），这个通告是国际内部和外部各种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分子反对总委员会的信号。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开活动，尤其是它的秘密活动使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成就——国际——受到威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真正目的，揭露了他们同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的联系以及巴枯宁所领导的同盟这个敌视工人运动的宗派的活动。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篇通告由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署名于1872年5月底第一次用法文印成单行本，并分发给协会的所有联合会。“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俄译文于1928年第一次发表在维·波朗斯基所著“米·巴枯宁的传记材料”一书（第3卷第466—490页）中，但有很大删节。第一篇完整的俄译文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8年发表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9期上。——第3页。
[2]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第7页。
[3]为回答资产阶级报刊因“法兰西内战”这个宣言的出版而对国际进行的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泰晤士报”、“旗帜报”、“每日新闻”等英国报纸，捍卫了巴黎公社并阐述了国际的立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5—404、407页）。——第8页。
[4]由于为逃避凡尔赛政府的迫害而逃往英国的公社社员来到伦敦，总委员会从1871年6月起就开始为公社流亡者募捐，分配救济物资以及为他们安排工作。总委员会的所有这些活动的组织者是马克思。在7月间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公社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马克思、恩格斯、荣克和其他总委员会委员；后来由于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紧张筹备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遂于1871年9月5日退出了该委员会，他们的工作由其他总委员会委员接替。尽管设有专门的委员会，总委员会在1871—1872年间对组织公社社员的救济工作仍继续予以极大的重视。——第8页。
[5]从五十年代末以来，英国工人的基本要求之一是确定九小时工作日。1871年5月，新堡的建筑和机器制造工人实行了大罢工，罢工是由争取九小时工作日同盟领导的。在新堡的斗争具有特别尖锐的性质，因为同盟第一次把没有参加工联的工人也吸引到斗争中来了。同盟主席巴尔奈特请求国际总委员会阻止已在进行的把罢工破坏者运入英国的行动。由于这个缘故，总委员会便派遣它的两名委员埃卡留斯和柯恩到大陆去向工人们解释新堡发生的斗争的意义。由于国际总委员会的积极支持，运入罢工破坏者的计划被粉碎了。1871年10月，新堡的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为工人确定了五十四小时工作周。——第8页。
[6]1871年7月25日总委员会通过了恩格斯所提出的于1871年9月在伦敦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的建议。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筹备这次会议在组织上和理论上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他们草拟了会议议程和决议草案，议程和草案都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然后提交伦敦代表会议。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于1871年9月17—23日举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9页。
[7]国际总委员会关于不在巴黎而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于1870年5月17日通过。1870年7月12日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了美因兹代表大会的议程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5页）。——第9页。
[8]在1870年6月28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建议在各支部讨论关于改变总委员会驻在地的问题，理由是必须不要为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工人造成优越条件；经过总委员会多次会议讨论之后，这个建议被通过了，马克思便于1870年7月14日写了“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4页）。各支部反对改变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认为伦敦是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机关进行活动的最适宜的地方。——第9页。
[9]1865年9月25—29日在伦敦召开了预备性代表会议，以代替原拟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关于推迟代表大会和召开代表会议的决议是由于马克思的坚持而为总委员会所通过的，马克思认为，国际的地方性组织在思想方面和组织方面还不够巩固。——第9页。
[10]法国外交部长茹·法夫尔在1871年5月26日给法国驻各国外交代表的紧急通告中建议他们力争让欧洲各国政府逮捕公社流亡者并把他们作为普通刑事犯加以引渡。
杜弗尔提出了一项由法国国民议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法案，按照这项法案国际会员要受到监狱监禁的处罚。该法案于1872年3月14日通过。——第9页。
[11]1871年夏，俾斯麦和奥匈帝国首相博伊斯特采取了对工人运动进行共同斗争的步骤。1871年6月7日，俾斯麦向德国驻维也纳大使施魏尼茨发出一个紧急指示，建议他就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工人组织一事同奥地利政府进行磋商；1871年6月17日，俾斯麦向博伊斯特送交了一件备忘录，通知他在德国和法国所采取的反对国际的活动的种种措施。1871年8月，德奥两国皇帝在加施坦会晤，1871年9月又在萨尔茨堡会晤，在这两次会晤中专门讨论了关于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的办法的问题。
意大利政府加入了反对国际的共同进军，这表现在1871年8月摧毁那不勒斯支部和迫害协会会员，尤其是对泰·库诺的迫害上（见本卷第84—85页）。
1871年春天和夏天，西班牙政府对工人组织和国际支部采取了镇压措施；由于这个缘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莫拉、莫拉哥和罗伦佐被迫流亡里斯本。——第9页。
[12]在奥匈帝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活动家奥伯温德、安·肖伊、莫斯特和帕普斯特因被控叛国而于1870年7月被捕并被法庭判罪；遭到迫害的还有一些工人团体。
在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白拉克、博伦霍斯特、施皮尔等人因印发反对普鲁士政府的军国主义计划的告全体德国工人书（1870年9月5日）而于1870年9月9日被捕并被提交法庭审判。1870年12月17日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对侵略战争而被捕，他们被控的罪名是“图谋叛国”；1872年3月，他们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第10页。
[13]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中央委员会1871年8月12日决定不派代表参加伦敦代表会议，而将现有经费用来帮助公社流亡者。一个专门委员会受托起草向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8月20日，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通过该委员会的一件备忘录，然后将它交给了总委员会。备忘录分析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以及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工作中所碰到的困难。马克思在1871年9月22日代表会议的会议上简单阐述了这个文件。——第10页。
[14]伦敦代表会议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委托总委员会为英国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从国际成立以来直至1871年秋，这个委员会的职能都是由总委员会代行的。1871年10月，英国各支部的代表和加入国际的工联的代表组成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一开始在委员会的领导中就产生了一个以总委员会书记黑尔斯为首的改良主义集团，这一集团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力图在英国使不列颠委员会和总委员会分庭抗礼，同时还反对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所奉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见注93）。黑尔斯等人在自己的斗争中同瑞士的无政府主义者，美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等等勾结起来。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分子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并同巴枯宁分子一起大肆诽谤总委员会和马克思。但他们遭到了不列颠委员会中另一部分人（维克里、赖利、米尔纳、列斯纳等人）的反对，这些人积极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72年12月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裂；委员会中一部分仍然忠于海牙代表人会决议的人组织成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并同已经迁到纽约去的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列颠委员会的工作安排方面给与了积极的帮助。改良主义者妄想左右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实际上存在到1874年底。它的活动随着整个国际活动的停止以及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暂时胜利而停止了。——第10页。
[15]指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九项决议，即“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这项决议表述了这样的主张：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达到其最终目的——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必要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4—456页）。——第10页。
[16]指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二项决议，即“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的决议，这项决议堵塞了各种宗派主义组织钻入国际的道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1—452页）。——第10页。
[17]指巴枯宁的宣言“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发表在1862年2月15日“钟声”第122—123号附刊上。
“钟声”（《Колокол》）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第11页。
[18]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第11页。
[19]指1868年9月23日米·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讨论该同盟的纲领草案时提出的决议案。为了捍卫自己的建议，巴枯宁两次发言，他的发言发表在1868年12月1日“钟声”第14—15号上。——第11页。
[20]下面引用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通告信是马克思根据总委员会会议对关于接受同盟加入国际问题的讨论于1868年12月22日写成的。
1868年11月29日，同盟临时委员会委员约·菲·贝克尔把这个团体的纲领和章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在1868年12月1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两个文件。马克思于同一日将这些文件转寄给恩格斯，请他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恩格斯于12月18日满足了这个要求；12月22日，马克思考虑了恩格斯的意见之后以通告信的形式写成的对同盟的答复的草稿，由海·荣克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在稍加修改之后被通过。这件以机密通知的形式寄发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2—384页）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第一次发表。——第12页。
[21]下面引用的总委员会的通告信是马克思为回答同盟中央局1869年2月27日写给总委员会的第二封信而写的。同盟中央局在信中声明说，如果总委员会赞同它的纲领并接受同盟的各个地方支部加入国际，它准备解散国际同盟。马克思曾同恩格斯磋商过回信的措词；回信在1869年3月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93—394页）。这个文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一著作中第一次发表。——第14页。
[22]涅恰也夫案件——1871年7月至8月在彼得堡对一群被控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青年学生进行的审判案（关于该案的详情见本卷第439—471页）。有关该案的材料公布于“圣彼得堡消息报”上。
伦敦代表会议委托吴亭起草一个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简短报告，报告在公布前应提交总委员会。吴亭于1872年8月底寄给马克思一个详尽的关于巴枯宁和涅恰也夫的敌视国际的活动的机密报告供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参考，以代替上述报告。——第16页。
[23]“进步报”（《Le Progrès》）是巴枯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总委员会；该报从1868年12月至1870年4月在洛克尔用法文出版，主编是吉约姆。——第16页。
[24]“平等报”（《L'égalité》）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1870年1月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改变了编辑部成员，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第16页。
[25]指马克思所写的通告信“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1870年1月1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43页）。——第16页。
[26]“劳动报”（《Le Travail》）是法国的一家周报，国际巴黎各支部机关报，1869年10月3日至12月12日在巴黎出版；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是法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装订工人欧·瓦尔兰。——第17页。
[27]公共福利同盟——1464年年底在法国出现的封建贵族联盟，它反对国王路易十一所执行的把法兰西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策。同盟的参加者打着争取法兰西“共同福利”的旗帜。——第17页。
[28]“团结报”（《La Solidarité》）是巴枯宁派的周报，1870年4月至9月用法文在纽沙特尔出版，1871年3月至5月在日内瓦出版。——第18页。
[29]“工厂”（《La Fabrique》）——当时人们对日内瓦及其郊区的钟表和珠宝饰物的生产的称呼，这种生产在工场手工业类型的大小作坊里进行，同时也由家庭手工业工人进行。——第18页。
[30]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的关于瑞士罗曼语日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0页。——第19页。
[31]指由马克思起草并经国际总委员会在1870年9月9日通过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第19页。
[32]指巴枯宁主义者詹·吉约姆和加·勃朗起草的、标有1870年9月5日的日期的“告国际各支部”呼吁书，它作为“团结报”第22号的附刊发表于纽沙特尔。——第19页。
[33]里昂起义是由于色当战败的消息传来而于1870年9月4日爆发的。巴枯宁于9月15日来到里昂，企图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实现他的无政府主义纲领。9月28日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实行奇袭。由于巴枯宁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同工人缺乏联系，由于没有确定的行动计划，这一企图遭到了破产。——第19页。
[34]1871年8月10日，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的日内瓦巴枯宁主义者支部的书记尼·茹柯夫斯基写了一封信给瑞士通讯书记荣克，信中附有一份1871年8月6日通过的关于该支部自行解散的决议。——第20页。
[35]见“关于1869年9月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第172页（《Compte rendu du 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tenu à Bale，en septembre 1869》．Bruxelles，1869，p．172）。决议的俄译文见“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6—11日”1934年莫斯科版第87页。——第20页。
[36]1870年4月，巴枯宁主义者罗班建议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承认无政府主义者在绍德封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联合会委员会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并在“马赛曲报”上声明，只有它的拥护者才是国际的真正会员。在总委员会向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说明了瑞士所发生的分裂的意义之后，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它无权过问这件应由总委员会审查的事情。——第21页。
[37]指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第十七项决议，即“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
在印成单行本的代表会议决议中发表了这个决议的摘要。决议全文载于1871年10月21日“平等报”第20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9—460页）。——第21页。
[38]贝·马隆“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三次失败”1871年纽沙特尔版（B．Ma-lon．《La troisième défaite du prolétariat français》．Neucha-tel，1871）。——第21页。
[39]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产生于1871年9月6日，以代替8月间解散的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参加它的组织的除了这一支部的过去的成员茹柯夫斯基、佩龙等人以外，还有一些法国流亡者，其中有茹·盖得和贝·马隆。——第22页。
[40]“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Sociale》）是1871年10月至1872年1月用法文在日内瓦出版的周报，1871年11月起为无政府主义者汝拉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第22页。
[41]安·莱奥“社会战争。在1871年和平同盟洛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1871年纽沙特尔版第7页（A．Leo．《La guerre sociale．Discours prononcé au Congrès de la Paix à Lausanne 1871》．Neu-chatel．1871，p．7）。——第22页。
[42]“费加罗报”（《Le Figaro》）是法国的一家反动报纸，从1826年起在巴黎出版；该报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关系。
“高卢人报”（《Le Gaulois》）是保守的君主派日报，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喉舌，1867年至1929年在巴黎出版。
“巴黎报”（《Paris-Journal》）是和警察当局有联系的反动日报；1868年至1874年由昂利·德·佩恩在巴黎出版。它支持第二帝国的政策，第二帝国崩溃后支持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对国际和巴黎公社进行卑鄙的诽谤。——第22页。
[43]指1868年7月7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2页）。所以有必要做出这个决议，是因为费·皮阿在1868年6月29日举行的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直接号召采取恐怖行动反对拿破仑第三。布鲁塞尔的一家报纸“蟋蟀报”（《La Cigale》）在关于那次会议的报道中把费·皮阿说成是国际的领导人之一。这种说法还被其他报纸所一再重复。
决议在报刊出现之后，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费·皮阿是它的一个成员）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欧·杜邦、海·荣克、保·拉法格等人）离开了该支部，表示不赞同皮阿的冒险性和挑衅性策略。皮阿的一小伙人与国际失去联系，但他们继续自称为“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并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出版文件，而且一再支持反对总委员会中的马克思路线的各个反无产阶级的小集团。——第24页。
[44]1869年间在总委员会里不止一次地提出与在伦敦的一小伙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费·皮阿（见注43）的追随者正式划清界限的问题。1870年春，划清界限更显得特别必要了，因为这时在法国正准备对被控谋刺拿破仑第三的国际会员进行第三次审判；而这个所谓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一些文件已被用来作为起诉的材料，其中包括1868年10月20日的会议上通过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把国际同费·皮阿所领导的秘密共和团体“革命公社”混为一谈。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便起草了一个决议案，它在1870年5月10日为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指出国际和这个集团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5页）。逮捕国际法国会员的真正原因是，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于1870年4月24日印发了一个宣言，揭露了正在筹备中的全民投票的用意（见注159和注160）。
“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是一家法国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载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
“觉醒报”（《Le Réveil》）是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原为周刊，从1869年5月起改为日报，从1868年7月至1871年1月在巴黎出版，由沙·德勒克吕兹主编。该报公布了国际的文件和关于工人运动的材料。——第24页。
[45]1871年10月7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审查了替法国警察机关效劳、并以1871年法国人支部领导者之一的身分混进国际的杜朗进行间谍活动的问题。杜朗同警方官员的来往信件曾被提交总委员会。按照警察机关的指示，杜朗应该打入伦敦代表会议充当密探，并且钻进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是由恩格斯起草并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69页）。——第25页。
[46]1871年10月17日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是马克思写的，并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总委员会指出，支部章程与共同章程的抵触使支部加入国际发生了困难。决议本文以法国通讯书记奥·赛拉叶的手抄稿的形式保存下来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1—474页）。——第25页。
[47]1871年11月7日总委员会讨论了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回答，该支部在10月31日的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1871年10月17日的决议（见注46）并对总委员会进行了攻击。奥·赛拉叶做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他提出了由马克思写的决议案，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99—504页）。该决议第一次发表（不全）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一著作中。——第26页。
[48]“在伦敦的1871年法国联邦主义者支部宣言”1871年伦敦版（《Décla-ration de la Section française fédéraliste de 1871，siégeant à Londres》．Ｌｏｎｄｒｅｓ，1871）。该支部在这本小册子的标题前面加上了“国际工人协会”几个字，尽管总委员会拒绝接受它加入国际。——第28页。
[49]指“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的第二个决议，这个决议指出德国工人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决议是以马克思关于国际在德国和英国的状况的演说中所包含的结论为基础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7页）。——第28页。
[50]指法国通讯书记奥·赛拉叶1871年11月11日给“谁来了！”报编辑韦梅希的一封信，发表在1871年11月16日该报以及其他一些报纸上。
“谁来了！”（《Qui Vive！》）是1871年在伦敦用法文出版的一家日报；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第28页。
[51]指总委员会受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委托而出版的国际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正式版本。英文版和法文版先后于1871年11月上半月和12月在伦敦出版：《General Rul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Official edition revis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和《Statuts Généraux et Règlements Administratif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dition officielle，revisée par le Conseil Général》。德文的正式文本刊登在1872年2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12号上，同时还出版了单行本，标题是：《Allgemei-ne Statuten und Verwaltungs-Verordnung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 Amtliche deutsche Ausgabe， revidiert durch den Generalrath》．Leipzig， Verlag der Expedition des 《Volksstaat》．1872。
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5—492页。——第29页。
[52]《Congrès ouvrier de I'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tenu à Genève du 3 au 8 Septembre 1866》．Ge-nève，1866，p．27，note ．——第29页。
[53]《Troisième Procès de I'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à Paris》．Faris，1870，ｐ．4．——第30页。
[54]指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十七项决议，即“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它建议从罗曼语区联合会分裂出去的各无政府主义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9—460页）。——第30页。
[55]指马隆、勒弗朗塞和奥斯丁在1871年12月2日日内瓦各支部会议上提出的，旨在反对国际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定并以伪造的国际的文件为基础的决议。联合会会议否决了无政府主义的决议草案，通过了赞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和表示完全拥护总委员会的活动的决议。马隆的无政府主义的决议草案发表在1871年12月7日“社会革命报”第7号上。——第32页。
[5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60页。——第32页。
[57]指1871年6月6日法国外交部长给法国驻各国外交代表的通告。茹尔·法夫尔在通告中呼吁各国政府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茹·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2—394页。同时也指萨卡兹在1872年2月5日代表杜弗尔法案（见注10）审查委员会所做的报告。——第37页。
[58]在这里和下面马克思引用的是经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并在伦敦用英文出版的国际的章程（《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1867）。——第39页。
[59]这里有笔误。共同章程第六条是在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见“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1866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Congrès ouvrier de I'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tenu à Ge-nève du 3 au 8 septembre 1866》．Genève，1866，pp．13—14）。——第41页。
[60]工人联合会于1871年秋在都灵成立，它受到马志尼分子的影响。1872年1月联合会中产生了一批无产阶级分子，他们组成了无产者解放社，后来这个团体被接受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1872年2月以前该团体一直受警探特尔察吉的领导。
“无产者报”（《Il Proletario》）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1872年至1874年在都灵出版，该报袒护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第41页。
[61]“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报告”1868年9月布鲁塞尔版。“比利时人民报”附刊第50页（《Troisième Congrès de 1'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Compte rendu officiel》．Bruxelles，septembre 1868．Supplément au jour-nal《Le Peuple Belge》，ｐ．50）。——第42页。
[62]指米·巴枯宁起草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1868年在日内瓦用法文和德文印成传单出版。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中引用了纲领的全文。——第45页。
[63]指无政府主义年刊“1872年人民年鉴”上发表的米·巴枯宁的文章“国际的组织”。——第46页。
[64]1871年11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斯蒂凡诺尼提出了建立“唯理论者总协会”的计划，它的纲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混合物（建立农业移民区以解决社会问题等等）。斯蒂凡诺尼本人承认，该协会的目的在于使工人不去注意国际，并阻碍国际在意大利的影响的扩大，同时斯蒂凡诺尼也声明支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该协会纲领草案公布后展开的论战中，斯蒂凡诺尼发表了一系列诽谤总委员会、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他写这些文章所用的材料是从拉萨尔派报纸和福格特等人那里取得的。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文章揭露了斯蒂凡诺尼的真正目的和无政府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直接联系（恩格斯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26—528页，马克思的文章“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见本卷第93—96页），由于意大利工人运动的许多活动家也起来反对斯蒂凡诺尼的计划，结果斯蒂凡诺尼想把意大利工人运动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企图遭到彻底破产。
“玫瑰小报”（《Gazzettino Rosa》）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从1867年至1873年在米兰出版；该报在1871年至1872年维护巴黎公社，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从1872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第50页。
[65]“白衫党”或“白罩衫党”是对第二帝国警察当局所组织的匪帮的称呼，这些由游民组成的匪帮冒充工人，举行挑衅性的示威游行和发动，为迫害真正的工人组织制造借口。——第50页。
[66]“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是从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第50页。
[67]1871年12月24—25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在讨论桑维耳耶通告时，没有支持瑞士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立即召开国际全协会代表大会的要求，但同时却通过了委托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制定协会新章程的决议。这个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制定的，并在1872年7月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讨论过的章程草案规定取消总委员会。——第50页。
[68] A．Richard et G．Blanc．《L'Empire et la France nouvelle．Appel du peuple et de la jeunesse à la conscience française》．Bruxelles，1872．——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