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十二卷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1]
一
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注：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英译文中不是“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而是“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西欧任何国家的每一个进步政党”。——编者注］，双倍地关心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
第一，因为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因为单是它的消极存在，对我们来到已经是一种威胁和危险。
第二，——对于这一点，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一直还没有足够地加以强调，——因为这个帝国以其对西方事务的不断干涉，阻挠和破坏我们发展的正常进程，而且其目的是占领一些可以保证它对欧洲的统治并从而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的地理据点。［注：在英译文中不是“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而是“使进步的一切可能性都消灭在沙皇的铁蹄之下”。——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的一个功劳就在于，他第一个在1848年指出，并从那时起不止一次地强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欧的工人政党不得不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战。在这里，当我根据这同样的精神发表意见时，我也仅仅是作为我的亡友的继承者，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注：这一段在英译文中是：“在英国，论述俄国的对外政策时是不能不提到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名字的。五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向自己同胞介绍他所认真研究过的俄国外交的目的和方式；而对他的全部劳绩的唯一奖赏就是：他成了取笑的对象，并被称为讨厌的饶舌者。的确，平凡的庸人总是这样称呼任何一再谈论不愉快的事情的人，而不管这些事情多么重要。不过，乌尔卡尔特虽然痛恨庸人，但是他既不了解他们的本性，也不了解他们在我们时代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在他这位旧派托利党人看来，至今在英国只有托利党人能给俄国以有效的抵制，而英国的和外国的自由党人的活动以及大陆上的各种革命运动通常只对俄国有利，因此他认为：要有效地反击俄国的干涉，就得成为托利党人（或土耳其人）；每个自由党人或革命家都有意无意地充当着俄国的工具。对俄国外交的系统的研究使乌尔卡尔特深信：它是万能的，它确实是现代历史中的唯一积极因素，而所有其他各国政府只是它手中的消极工具；因此，如果不是他那么夸大土耳其的实力，那就不可理解，为什么这个万能的俄国外交不早已把君士坦丁堡夺去。因此，为了竭力把从法国革命起的全部现代历史归结为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外交象棋戏，其他欧洲国家在其中只是充当俄国的小卒，乌尔卡尔特就必须装扮成这样一个东方先知，他不是宣告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是用玄秘的夸张的外交语言宣告一个秘密的、神秘性的学说，即充满了许多关于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是难以肯定的事实的暗示的学说。他建议恢复那种把叛国的大臣误交法庭审判的做法，并用枢密院代替内阁，认为这是克服俄国外交对英国外交的优势的万应良药。乌尔卡尔特是一个有巨大功劳的人，而且是一个道地的英国旧派人物；但是，俄国外交家完全可以说：《Si M．Urquhart n’existait pas，il faudrait l’inventer》［“即使不存在乌尔卡尔特先生，也应该创造出这样一个人来”］。”——编者注］
甚至俄国的革命家有时也表现出他们对俄国历史的这一方面知道得相当少。这是由于，第一，在俄国国内，关于这一切只容许官方的奇谈存在；第二，许多革命家过于轻视沙皇政府，认为它不能有任何合乎理智的行动，其所以不能，部分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部分是由于贪污腐化。在对内政策方面倒确实是这样；在这里，沙皇政府的无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不仅需要知道敌人的弱点，而且还要知道它的长处。而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的耶稣会，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足以任自己内部取缔贪污腐化，而在周围更广泛地传播这种贪污腐化之风。最初这一耶稣会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其中有：科西嘉岛人，如波茨措-迪-博尔哥；德国人，如涅那谢尔罗迭；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如利文。它的创始人叶卡特林娜二世也是外国人。
旧俄高级贵族还有过多的私人和家族的世俗利益，因此他们不绝对可靠，而在这一新教团中供职却是要求绝对可靠的。由于不能强迫贵族放弃个人财产，不能强迫他们接受天主教耶稣会神甫的独身主义，所以，开始时仅把次要的职位，以及驻外代表、使节之类的职位委托给他们，这样来逐渐培养出本国外交官的班子。至今只有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哥尔查科夫在这个教团中身居要职；他的继任者冯·吉尔斯的姓又是一个外国姓。
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得现在这样强大。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于使俄国的边界从德涅泊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维斯拉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的发源地，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国内巩固了沙皇政权。在庸俗爱国主义的公众的眼中，胜利的光荣、一连串的征服、沙皇政府的威力和表面的光彩，绰绰有余地足以补偿它的一切罪恶、一切暴政、一切不义和专横；沙文主义的夸耀绰绰有余地足以弥补一切拳打脚踢。这些成就的真正原因和群情细节在俄国越无人知道，它们越被官方的奇谈所代替（那些好心肠的政府为了臣民的福利和为了刺激他们的爱国主义到处都在这样做，例如在法国和普鲁士就是如此），这种现象就越厉害。因此，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像我们从吉霍米罗夫的例子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可是这样一帮冒险家怎么竟能够对欧洲历史的进程起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呢？非常简单。他们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正确地利用了现存的形势。俄国外交的一切成就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物质基础。
我们来看看上一世纪中叶俄国的情况。那时它就拥有一大片国土，它的居民完全属于同一种族。人口稀少，但增长迅速，因此，单是时间的推移就足以保证国家威力的增长。这些居民在精神上停滞不前，缺乏创造性，但是在其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范围内，他们无所不能；他们坚韧顽强，大胆无畏，忠诚不二，吃苦耐劳，对于由密集的群众决定战局的时代的战争来说，他们是最好的兵源。这个国家的本土只有自己的西部边界面向欧洲，因此只有这一面可以受到攻击；国内没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这个国家道途梗阻，幅员广阔，补给来源缺乏，因而它几乎是根本无法征服的——这里为任何善于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的阵地，他可以从这里不受惩罚地在欧洲搞各种能把任何一个别的政府拖入无休止的战争的勾当。
强大的、在防御方面几乎是不能攻破的俄国，在进攻方面却相应地软弱无力。在国内，军队的征集、组织、武装和调动，都碰到极大的障碍，不仅在物质上有种种困难，而且官吏和军官的贪污现象也极端严重。直到今天，所有想使俄国能够大规模地采取攻势的试图都遭到了失败；很可能，最近一次即目前所作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2]的尝试，也会遭到完全的失败。可以说，在这里障碍几乎与需要组织的群众的数字的平方成正比地增长，更不用谈在少得可怜的城市居民中找不到现在所需的大量军官了。这一弱点对俄国外交来说从来不是秘密；因此，俄国外交总是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作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俄国只愿意进行这样的战争：由俄国的盟国担负主要的担子，由它们的变成了战场的领土承受破坏，由它们提供最多的兵士，而俄国军队则担任后备军这种在大多数战斗中都备受珍惜、但在所有的大战役中却能以较少牺牲换得决定战局的荣誉的角色；在1813—1815年的战争[13]中就是这样。但是，在这样有利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是不常有的，所以俄国外交宁愿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只是在对付那些显然弱小的敌人如瑞典人、土耳其人或波斯人时，才自己把战争担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无须跟任何人分享战利品。
然而再回过来看看1760年的俄国。这个由单一种族构成的不可攻克的国家的邻国，全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或者表面上或者实际上已趋于衰落，濒于崩溃，因此成了真正的matière à conquêtes〔侵略对象〕。北部是瑞典，它的实力和威望正是由于查理十二作了入侵俄国的尝试而丧失的；查理十二以此葬送了瑞典，并清楚地向大家表明了俄国是不可攻克的。南部是已成强弩之末的土耳其人和他们的纳贡者克里木鞑靼人；土耳其人的进攻力量早在一百年前已被摧毁，他们的防御力量暂时还算可观，但也已减弱；这一日益扩大的弱点的最好标志是：在被他们征服的基督教徒（构成巴尔干半岛大多数居民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中已开始骚动。这些基督教徒，几乎全属于希腊正教派，因此是俄国人的教友，而其中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又是他们的同族。因此，只要俄国一宣布自己保护被压迫的正教教会和被奴役的斯拉夫人的使命，这里就会马上为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准备好基础。高加索山脉以南，还有一些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小的基督教国家和信奉基督教的阿尔明尼亚人，对于他们，沙皇政府也同样可以自称是“解放者”。而且，在这里，在南方，还有一件使贪婪的侵略者着迷的、在欧洲无与伦比的战利品：东罗马帝国的旧都，整个正教世界的都城；这个城市，单是它的俄国名称——君士坦丁堡-沙皇格勒，就表明了对东方的统治，表明它的统治者在东方基督教徒中间享有的威望。
然而，沙皇格勒作为俄国的第三都城而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这不仅会意味着对东方基普教世界的精神统治，而且也是确立对欧洲的统治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会意味着对黑海、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的独占统治。这会意味着，只要沙皇高兴，他随时都可以封锁黑海，禁止除俄国之外的任何别的商船和舰队航行，会意味着把黑海变为俄国的军港和俄国舰队独占的演习场所，俄国舰队可以在任何时刻从这个安全的后备阵地通过设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进行偷袭，然后返回这个港口隐蔽。那时，俄国只要再取得对松德海峡和两个贝耳特海峡的同样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从海上也就无法攻破它了。
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将把俄国的疆界扩展到亚得利亚海。但是如果不相应地扩展俄国整个西部边界，不大大地扩张它的势力范围，西南部的这段边界就是不稳固的。而在这方面，形势可以说是更加有利的。
首先拿波兰来说；这个以掠夺和压迫农民为基础的贵族共和国处于完全土崩瓦解的状态；它的宪法使得任何全国性的行动都无法采取，因而使它成为邻国可以轻取的战利品。根据波兰人自己的说法，从十八世纪初开始，波兰就靠混乱维持着（Polska nierzadem stoi）；外国军队不断地侵占波兰全部国土或取道波兰；它成了他们的客栈和小饭店（如波兰人所说的：karczma zajezdna），而且他们通常总是忘了付钱。彼得大帝有步骤地毁坏了波兰，他的继承者只要伸手去拿就行了。而且对此他们还有“民族原则”[14]这样一个借口。波兰不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当大俄罗斯受到蒙古人压迫的时候，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归并于所谓立陶宛公国以寻求保护，防御来自亚洲的侵犯。后来，这个公国自愿地同波兰合并[15]。此后，由于波兰有较高的文明，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波兰化了，而在十六世纪，耶稣会教徒统治波兰，迫使波兰的信奉正教的俄罗斯臣民改宗罗马天主教。这就给了大俄罗斯的沙皇们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使他们能够把过去的立陶宛公国当做一个俄罗斯民族的、但是遭受到波兰压迫的地区，而对之提出领土要求，尽管根据最著名的现代斯拉夫学家来克洛希奇的意见，至少小俄罗斯人讲的并不就是一种俄罗斯方言，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另一个干涉的借口是：作为正教的维护者，要保护东方礼天主教徒[16]，虽然后者早已安于自己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的现状。
在波兰后面是另一个似乎已最终陷入完全崩溃状态的国家——德国。从三十年战争的时代起，德意志罗马帝国就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帝国诸侯的权力愈来愈接近完全的自主。他们不服从皇帝意志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德国相当于波兰的liberum veto〔自由否决权〕）根据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条款得到法国和瑞典的明确保障[17]；因此，德国中央权力的加强就得取决于其全部利益在于阻挠这一加强的外国的同意。而且瑞典由于在德国有它的征服地，所以是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它在帝国议会中有席位，有投票权。在每一次战争中，皇帝都发现德意志帝国诸侯是他的外国敌人的盟友，所以每次战争同时也是内战。几乎帝国所有较大的诸侯和中等诸侯都被路易十四收买了，而且在经济上这个国家已经被破坏到这种地步，要不是每年流入这笔用于贿买的法国钱，它就根本不可能在国内维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注：见Gülich．《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etc．》
Jena 1830，2．Band，S．201—206[18]。］。因此，皇帝早已不是在只要他花钱而除了麻烦和忧虑之外什么也不带给他的帝国内部寻找他的政权的支柱，而是在他的奥地利的（德意志的和非德意志的）世袭领地中寻找了。于是普鲁士王朝作为奥地利王朝的对手开始显露头角，并逐渐与它并驾齐驱了。
这就是彼得大帝时代的德国状况。这位真正的伟人（其伟大决不是像彼得的继承者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恭顺奴仆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样的“伟大”）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他清楚地（比他那大概是由某个后裔编写的所谓遗嘱[19]中所写的要清楚得多）看到了、制定了并开始实行了无论是对瑞典、土耳其、波斯和波兰的还是对德国的俄国政策的基本原则。除瑞典之外，德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地引起了彼得的注意。瑞典他一定能打垮；波兰只要他一伸手就能拿到；至于土耳其，离它还太远；但是要在德国站稳脚跟，在那里占据法国所充分利用的而瑞典还没有力量利用的那种地位，——这是他的主要任务。他曾经尽一切方法想取得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从而侧身于德意志帝国诸侯之列，但是徒劳；他只是成功地采取了同德意志帝国诸侯通婚以及在外交上利用德国内部纠纷的办法。
在彼得之后，由于普鲁士的兴起，这种情况进一步变得有利于俄国了。普鲁士的成长使德国皇帝在帝国内部有了一个差不多与他势均力敌的敌人，它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和极端化。但同时这个敌人羽翼未丰，还不能离开法国或俄国——特别是俄国——的帮助，因此，它愈多地摆脱对德意志帝国的从属关系，则愈牢靠地陷入对俄国的从属地位。
由上可见，欧洲只有三个必须正视的强国：奥地利、法国、英国。而要唆使它们相互倾轧或用许诺领土的诱饵去收买它们，这并不需要多高明的手法。英国和法国仍然是海上的竞争者；可以用占领比利时和德国领土的前景引诱法国；可以用向法国、普鲁士，而从约瑟夫二世时代起也向巴伐利亚索取各种利益的诺言引诱奥地利。因此，只要善于利用相互冲突的利益，就能保证俄国在从事任何外交活动时取得强大的甚至是绝对强大的盟友的支持。这样，与俄国相对立的，是这样一些正处于瓦解状态中的邻国，是这样三个大国，它们被传统、经济条件、政治或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所引起的永无休止的争吵弄得四分五裂，彼此经常想以狡计取胜对方；而俄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种族的、年轻的、迅速成长的国家，它是几乎无法攻破的，完全不可征服的，而且它是一块未被触动的、几乎毫无阻力的可塑之材。对于有本领和野心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不论地点，不择手段，只求取得真正权力、能为他们的本领和野心找到真正用武之地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地方啊！而“开明的”十八世纪产生了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在为“人类”服务的名义下走遍全欧，谒见所有开明的君主，——而在那时有哪个君主不想成为开明的呢！——在找到好差事的地方安居下来，组成一个“没有祖国”的贵族资产阶级的开明国际。这一国际拜倒在北方的塞米拉米达的脚下，拜倒在那位在俄国被叫做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也没有祖国的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的索菲娅-奥古斯塔的脚下。这位叶卡特林娜正是从这个国际中为自己的俄国外交耶稣会搜罗人材的。
卡尔·考茨基在其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20]中说明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人道主义”，在进一步发展中怎样变成了天主教的耶稣会精神。我们在这里同样看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完全成熟了的第二种形式在十八世纪变成了现代的耶稣会精神，变成了俄国的外交。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变，这种最终会达到与出发点完全相反之点的现象，是所有不清楚自己的原因和存在条件，因而抱着纯粹幻想目的的历史运动的必然命运。“历史的讽刺”对它们作出无情的修正［注：在英译文中没有这段话。——编者注］。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稣会怎样地活动，怎样地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
二
1762年，当大淫妇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丈夫被杀后登上王位的时候，国际形势从来不曾这样有利于沙皇政府推行其侵略计划。七年战争把整个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21]。英国摧毁了法国人在海上、在美运去摆布。这后者，在1762年，当登上俄国王位的彼得三世停止对普鲁士作战的时候，已经濒于毁灭；被自己最后和唯一的同盟者英国所遗弃、跟奥地利和法国长久闹翻、在七年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弄得筋疲力竭的弗里德里希，只得投身到刚即位的俄国女皇的脚下，而不能有其他的选择。这样做，他不仅能获得强有力的保护，而且还有希望兼并那块将东普鲁士和他的帝国的主要部分隔开的波兰土地，而占领这块土地现在已成了他一生的主要目的了。1764年3月31日（4月11日），叶卡特林娜和弗里德里希签订了一个彼得堡同盟条约[22]，根据这个条约的一项秘密条款，双方承担了用武力保护波兰现行宪法这个毁灭波兰的最好工具免遭任何改良的义务。这就预先决定了波兰在将来要被瓜分。波兰的一块土地是女皇抛给普鲁士的一根骨头，使它在整整的一百年间驯顺地被拴在俄国的锁链上。
我不来详细谈第一次瓜分波兰的事[23]。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瓜分是违反守旧的玛丽－泰莉莎的意志，主要由欧洲“开明”政治的三大台柱叶卡特林娜、弗里德里希和约瑟夫进行的。后两人以拥有把传统的国际法准则当做成见而加以践踏的开明的治国才智而自负，然而却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看不出，他们由于参加掠夺波兰而把自己完全置于俄国沙皇政府的控制之下。
这些开明的至尊的邻居对于叶卡特林娜是再有用不过了。“开明”［注：在英译文中不是“开明”，而是“‘进步’和‘开明’”。——编者注］是十八世纪沙皇政府在欧洲高喊的口号，就像十九世纪的“解放各族人民”一样。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而天真幼稚的西欧自由党人，直到格莱斯顿，都相信这一点［注：在英译文中不是“都相信这一点”，而是“直到今天还相信这一点”。——编者注］，就像同样幼稚的保守党人对于官方俄国同时反复说的那些关于保卫正统主义[24]，保持秩序、宗教、欧洲均势，以及关于条约神圣的空话也深信不疑一样。俄国外交巧妙地蒙骗了欧洲的两大资产阶级党派。它，也只有它，被许可同时既是正统派又是革命派，既是保守派又是自由派，既是传统派又是开明派。因此，这种俄国外交家对“有教养的”西方所怀的藐视，是可以理解的。
波兰之后就轮到德国了。1778年，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权打了起来[25]，这又只对叶卡特林娜有利。俄国现在已经强大到不要再像彼得那样想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了［注：在英译文中不是“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而是“通过获得某个小的德意志公国的办法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成员”。——编者注］；它现在力求在那里取得它已在波兰取得的和法国在德意志帝国所占据的地位，即能防止任何改良企图而保持德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的地位。它终于争取到了这一地位。根据1779年的帖欣和约，俄国和法国共同负责保证这项和约以及它所确认的以前各项和约，其中包括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执行。这样，德国的软弱就被固定下来，它本身也成了法国和俄国未来瓜分的对象。
土耳其也没有被遗忘。俄国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总是在俄国西部边界太平无事，而欧洲在别处忙于其他事务的时候进行的。叶卡特林娜进行了两次这样的战争[26]。第一次战争的结果是得到了阿速夫海沿岸地区，克里木宣布独立，并在四年之后成了俄国的一个省份。第二次战争使俄国的边界从布格河推进到德涅斯特尔河。在这两次战争当中，俄国的代理人都煽动希腊人起义反对土耳其人。自然，起义者最后都被俄国政府抛弃而听任命运的摆布。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叶卡特林娜以自己及自己同盟者的名义首先提出了“武装中立”的原则（1780年），即要求限制英国认为党的军舰在公海上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一要求从那时起便成为俄国政策的不变目的，并且按照1856年巴黎和约的条款已基本上为欧洲和英国本身所承认。[27]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直到现在还不愿意予以考虑。
法国革命的爆发给叶卡特林娜带来了新的时运。她毫不惧怕革命思想渗入俄国，而只是把这一事件看做是使欧洲各国彼此争吵起来，从而使俄国能自由行动的一个新的有利时机。在她的两个“开明的”朋友和邻居死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普鲁士，列奥波特在奥地利企图实行独立的政策。革命给了叶卡特林娜一个大好机会，使她能以反对法兰西共和国作幌子重新把这两个人拴在俄国的锁链上，并且在他们两人忙于法国边界的时候，在波兰进行新的掠夺。普鲁士和奥地利都陷入了罗网。虽然普鲁士（它从1787年到1791年扮演了波兰反对叶卡特林娜的同盟者的角色）及时地醒悟过来，并且这次要求在掠夺波兰的勾当中获得较多的份额，虽然也不得不分给奥地利一块波兰土地，但是猎获物的最大部分仍然落入叶卡特林娜手中。[28]差不多整个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现在都并入了大俄罗斯。
但是这一次事物也有相反的一面。由于对波兰的掠夺也分散了1792—1794年同盟[29]的力量，使得同盟进攻法国的力量削弱了，法国在这时就得以巩固起来，以至完全独立地取得了胜利。波兰倒下了，但是它的反抗拯救了法国革命，而随着法国革命开始了连沙皇政府也无力对付的运动。波兰人的这一作用，我们西方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而且，我们将看到，波兰人并不只是这一次拯救了欧洲的革命。
在叶卡特林娜的政策中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俄国目前政策的所有主要的特征：兼并波兰，虽然最初还不得不把一部分猎获物让给邻居；把德国变成未来的瓜分对象；把君士坦丁堡当做永不忘记的、可以逐渐实现的最主要目标；夺取芬兰作为彼得堡的屏障而把挪威并给瑞典作为补偿，——叶卡特林娜在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就是这样向国王古斯达夫三世提出的[30]；用国际法的限制性条款来削弱英国的海上优势；在土耳其的基督教徒-莱雅中煽动起义；最后，把自由主义的和正统主义的词句巧妙地结合起来，俄国按照需要用它来愚弄西欧酷爱词句的“有教养的”庸人，以及他们的所谓舆论。
到叶卡特林娜逝世的时候，俄国的领地已超过了甚至最肆无忌惮的民族沙文主义所能要求的一切。凡是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少数奥地利的小俄罗斯人除外），都处在她的继承者的统治之下，这个继承者现在完全可以称自己为全俄罗斯君主。俄国不仅夺得了出海口，而且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都占领了广阔的滨海地区和许多港湾。受俄国统治的不仅有芬兰人、鞑靼人和蒙古人，而且还有立陶宛人、瑞典人、波兰人和德国人。——还想要什么呢？对于任何其他民族来说，这是足够了。可是对于沙皇的外交来说（民族是不去问的），这只不过是现在才得以开始的真正掠夺的基础。
法国革命已经平息，它自己产生了自己的镇压者——拿破仑。它似乎证实了没有被大规模人民起义吓倒的俄国外交的高度英明。拿破仑的崛起现在给了俄国外交取得新胜利的机会：德国日益接近于遭遇和波兰一样的命运。但是叶卡特林娜的继承者保罗是个固执、任性、不可忖度的人；他时时刻刻打乱外交家们的计划；他变得使人无法容忍，必须要把他除掉。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在近卫军军官中很容易就找到了；皇储亚历山大参与了这一阴谋并掩护了这个阴谋。保罗被勒死了，立刻开始了为新沙皇争取更大光荣的新的进军，这位沙皇由于他登极的方法本身而成了外交家的耶稣会匪帮的终生奴仆。
这帮人让拿破仑彻底摧毁德意志帝国并使它的混乱局面达到顶点。但是当要最后结算的时候，俄国便重新出面了。根据吕内维尔和约（1801年）[31]，法国获得了德国的莱茵河左岸的全部地区，同时约定，因此而丧失领地的德意志诸侯应当在莱茵河右岸从帝国僧侣（主教、神甫等）的土地中得到赔偿。这时，俄国援引它根据1779年帖欣条约所取得的保证人的权利宣布，在分配赔偿的时候，决定性的话应当由它和法国这两个德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来讲。而德意志诸侯的割据和贪婪，他们习以为常的对帝国的背叛，已经保证了俄国和法国讲的话成为真正决定性的话。结果是俄国和法国拟定了失去领地的诸侯瓜分教会土地的计划，并且这个由外国根据外国的利益拟定的计划的全部要点都上升成了德意志帝国的法律（1803年帝国代表会议决议）。[32]
作为联邦国家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已经瓦解；奥地利和普鲁士开始作为独立的欧洲大国行动，而且像俄国和法国那样，把帝国各小邦仅仅看做是供侵略的领土。什么在等待着这些小邦呢？普鲁士还太小，太年轻，因而还不能僭望对它们的霸权，奥地利则刚刚彻底丧失了这种霸权。但是俄国和法国也希望得到德意志帝国的王位继承权。法国用武力摧毁了旧的帝国；它利用自己沿整个莱茵河与德国毗邻的关系对各小邦直接施加压力；拿破仑和法国军队胜利的荣誉完成了其余的工作，——德意志的小诸侯都俯身在它的脚下。而俄国呢？现在当它世代追求的目的几乎要达到的时候，当德国已陷于彻底瓦解，已弄得筋疲力竭、软弱无力和走投无路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时候，俄国能容许科西嘉岛的暴发户从它的鼻子底下把猎获物夺走吗？
俄国外交立刻为确立对德意志各小邦的霸权而开始了进军。不言而喻，不战胜拿破仑要达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把德意志诸侯和德国的所谓舆论（如果那时能谈得上什么舆论的话）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开始用外交来对付诸侯，用文字来对付庸人。在各个宫廷充满了俄国人的献媚、威胁、欺骗和贿赂的同时，给公众散发了神秘的小册子，其中把俄国捧为唯一能够拯救并且有效地保护德国的强国，而根据1779年的帖欣条约，保护德国是它的权利和义务。当1805年战争爆发时，只要稍微懂一点事的人都会明白，问题仅仅在于各小邦是做法国的莱茵联邦，还是做俄国的莱茵联邦。
命运保佑了德国。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奥斯特尔利茨城下被打败了，新的莱茵联邦也就没有成为沙皇政府的前哨。[33]而法国的压迫至少是现代的压迫，它迫使德意志的君主们消除了当时制度中最不能容忍的旧时代残余。
在奥斯特尔利茨战役以后，接着而来的是普俄联盟，耶拿战役，埃劳战役，弗里德兰德战役和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34]这里又一次表明，俄国在战略上的安全地位给了它多么大的优势。虽然它在两次战役中都打败了，但是它却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领土，并且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
这个同盟的第一个成果是占领芬兰。俄国人不经宣战，只是得到拿破仑的同意，便开始了进攻；瑞典将军们的笨拙无能、卖身投靠以及彼此意见分歧，使俄国人轻易地取得了胜利；俄国军队大胆横越冻结的波罗的海这一行动，引起了斯德哥尔摩的暴力的宫廷政变和芬兰的让与俄国。[35]但是三年后，当沙皇亚历山大准备同拿破仑破裂时，他把被选为瑞典王储的贝尔纳多特元帅召到亚波，向他许诺，如果他加入英俄同盟反对拿破仑，就把挪威让给他。[36]这样就在1814年实现了叶卡特林娜的计划：芬兰归我，挪威归你。
但是，芬兰不过是一个前奏曲。亚历山大追求的目的，像往常一样，仍然是沙皇格勒。在提尔西特和爱尔福特[37]，拿破仑曾坚定地答应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给他，并且给了他以瓜分土耳其的希望，但是君士坦丁堡得除外。从1806年起，俄国开始同土耳其作战；这一次，举行起义的不仅有希腊人，而且还有塞尔维亚人。[38]但是，对于波兰来说只是讽刺性的话，对于土耳其倒是符合真实情况：它靠混乱维持着。钢铁般坚强的士兵，钢铁般坚强的土耳其农民的儿子，正是由于这种混乱才得以补救被卖身投靠的帕沙所破坏了的一切。土耳其人可以被打败，但是要把他们粉碎是不可能的，因此俄国军队向沙皇格勒推进得非常缓慢。
但是，这种在东方“行动自由”的代价是加入拿破仑的大陆体系[39]，同英国断绝一切贸易往来。而这对于当时的俄国意味着商业的彻底破产。这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的）已经从亚当·斯密那里得知，
国家是怎样富起来的，
…………
当它有天然物产的时候，
为什么它不需要黄金。
可是，另一方面，
他的父亲不能理解他，
还是老把田地拿去抵押［注：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章第7节。（在原文中恩格斯的散文体的德文译文是：《wie ein Staat reich wird und wie er kein Geld braucht，wenn er nur Ueberfluβ an Produkten hat… sein Vater das nicht begreifen konnte und ein Landgut nach dem andern vorhypothekiren muβte》．）——编者注］。
俄国只有通过海上贸易，把自己的原料产品输往当时的主要市场——英国，才能获得钱；而俄国已经是太欧洲化的国家，没有钱是不行的。贸易封锁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经济比外交和沙皇加在一起还要更强；同英国的贸易又悄悄地恢复了；提尔西特和约的条款被破坏了，于是爆发了1812年的战争。
拿破仑率领着整个西方的联军越过了俄国的边界。波兰人在这方面是够格的评断人，他们劝告他停留在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边，改组波兰，并在那里等待俄国人的进攻。像拿破仑这样的统帅应当懂得，这个计划是正确的。但是，拿破仑由于站在令人目眩的高处，他所依靠的基础又很不稳固，已经无法下决心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他需要迅速获得成功，取得辉煌的胜利，通过突击争取签订和约；他忽视了波兰人的忠告，直向莫斯科挺进，从而把俄国人引进了巴黎。
拿破仑的大军在从莫斯科撤退时全军覆没，这成了西方普遍起义反对法国统治的信号。普鲁士全民奋起，迫使怯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对拿破仑作战。奥地利刚一完成作战准备工作便加入了俄国和普鲁士的行列。在莱比锡会战[40]以后，莱茵联邦脱离了拿破仑，而在拿破仑攻入莫斯科之后过了大约十八个月，亚历山大便作为欧洲的主宰进入了巴黎。
被法国所出卖的土耳其，于1812年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和约，把贝萨拉比亚让给了俄国人。维也纳会议把波兰王国给了俄国[41]，因此，过去波兰的领土现在差不多有十分之九已并入俄国。但是，更重要的是沙皇现在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在欧洲大陆上，他不再有对手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听他使唤。法国波旁王朝在他的帮助下得以恢复王位，因此也对他俯首听命。瑞典在他的帮助下得到了挪威。作为它实行亲俄政策的保证。甚至西班牙王朝的复辟也应更多地归功于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胜利，而不尽归功于威灵顿的胜利，因为后者的胜利永远也不能消灭法兰西帝国。
俄国从来还没有获得过如此强大的地位。但是它也在自己的天然边界之外又跨出了一步。如果说对于叶卡特林娜的侵略，俄国的沙文主义还有某些托词——我不愿说是理由，那末对于亚历山大的侵略，就根本谈不到这一点了。芬兰是芬兰人和瑞典人的，贝萨拉比亚是罗马尼亚人的，会议桌上的波兰[42]是波兰人的。在这里根本谈不到使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各个分散的亲属部落重新合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
三
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恢复“正统主义”就是对这次胜利的庆祝。但是，当达来朗想用他所臆造的这个词儿使沙皇亚历山大上钩的时候，俄国的外交却更加成功得多地借助这同一个词儿愚弄了整个欧洲。它借口保卫正统主义而建立了“神圣同盟”[43]，这个同盟是俄奥普同盟的扩大，把它变成了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其他的君主都相信这一借口；但是沙皇及其外交如何看待这个借口，下面我们就会看到。
对俄国外交说来，问题只在于利用在欧洲所取得的霸权进一步向沙皇格勒推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利用三个杠杆：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最合适的是希腊人。这是个以经商为业的民族，而商人最苦于土耳其帕沙的压迫。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土耳其统治下，物质条件比任何地方都优越。他们保留着在土耳其人统治以前就已存在的机构，并且实行充分的自治；只要他们缴纳赋税，土耳其人照例不管他们；他们只是间或受到像中世纪西欧农民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来自贵族的压迫。这是一种屈辱的、勉强忍耐的生存，但是在物质方面并不太坏，也并不怎样不适合这些民族当时的文明水平；因此，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斯拉夫的莱雅才发觉这种生存不可容忍。相反，希腊人的贸易从土耳其的统治使它摆脱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具有压倒优势的竞争以后，迅速地繁荣起来，并且达到这样巨大的规模，连土耳其的统治也不能再容忍了。的确，土耳其的统治，也和任何别的东方的统治一样，是和资本主义社会不相容的；所取得的剩余价值无法保证不受总督和帕沙的贪婪的劫掠；没有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注：在英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而是“从事有利可图的贸易”。——编者注］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即保证商人的人身及其财产的安全。所以毫不奇怪，自1774年起已做过两次起义尝试的希腊人，这时又一次举行了起义[44]。
这样，希腊人的起义便造成了有利的机会；但是要使沙皇的外交能在这里展开有力的活动，必须防止西方的干涉，也就是说，要设法使西方忙于自己内部的事务。而正统主义这个词儿就出色地为此准备好了土壤。正统主义的君主们到处招致了深仇大恨。企图恢复革命前的秩序的尝试，使整个西方的资产阶级群情激情；在法国和德国开始酝酿风潮，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了公开的起义[45]。这一切阴谋和起义都有沙皇外交插手其间。并不是说这些阴谋和起义都是由它搞起来的，或者它们获得暂时的成功至少是得到它的重大支持。但是沙皇外交曾通过它的半官方代理人尽可能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领地内散布内部不和的种子［注：在英译文中不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领地内散布内部不和的种子”，而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臣民中煽动不满和内部不和”。——编者注］。它完全公开地庇护那些在同情希腊人的幌子下进行活动的西方叛乱分子，而这些募集金钱、往希腊派送志愿军及成批的武装辅助部队的希腊之友，不正是那些烧炭党人及西方其他的自由党人吗？
所有这一切丝毫不妨碍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在亚琛、特劳波、莱巴赫、维罗那的会议上号召自己的正统主义同行们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来对付他们的叛逆臣民，并且为了镇压革命于1821年派遣奥地利人进入意大利，于1823年派遣法国人进入西班牙[46]；这并不妨碍他甚至装模做样地谴责希腊人的起义，虽然同时它却给这次起义煽风点火，并怂恿西欧的希腊之友加倍努力。愚蠢的欧洲又受到难以置信的愚弄；沙皇政府向各国君主和反动派宣扬正统主义［注：英译文中在“正统主义”的后面补充有：“和保持现状”。——编者注］，向自由主义的庸人宣扬各族人民的解放，宣扬开明［注：在英译文中“宣扬开明”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而前者和后者都相信了它。
在维罗那，法国大臣、浪漫主义者沙多勃利昂完全为沙皇所迷惑，因为沙皇向法国人表示，只要他们驯顺地追随俄国，他们就有取得莱茵河左岸的希望。俄国外交就用这种希望（后来在查理十世时又以一些明确的诺言来加以充实）牵着法国的鼻子走，并且直到1830年，除了一些短暂的间隔以外一直支配着法国的东方政策。
尽管有这一切，力图在解放希腊基督教徒、使之不受伊斯兰教压迫的幌子下而自己取代伊斯兰教的地位的沙皇，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注：这句话中的“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在英译文中是：“世界以不信任或者充其量是冷漠的心情看待沙皇的‘仁爱’政策”。——编者注］。因为正如俄国驻伦敦大使利文公爵所写的（1825年10月18日（30日）报告），
“整个欧洲都怀着惶恐的心情望着这个俄国巨人，他的大军只待信号一发，就会向它压将过去。因此，欧洲的利益是，支持土耳其强国这个我们帝国的天然的敌人”
[47]。
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向自己的大使们征询意见。驻巴黎的波茨措-迪-博尔哥（1825年10月4日（16日）报告）和驻伦敦的利文（1825年10月18日（30日）报告）无条件地主张大胆行动：应该不理会欧洲，甚至不理会欧洲大战的危险，立即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显然，整个俄国外交界的主张都是这样。但是亚历山大是一个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的人，他自命不凡，充满神秘主义的幻想；他不仅由于他的狡猾和虚伪，而且还由于犹豫不定和缺乏毅力，活像《grec du Bas-Empire》〔“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拿破仑这样叫他）。他当真地推崇起正统主义来，他已经讨厌希腊的起义者了。他无所事事，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几乎不可捉摸地在南方塔干罗格附近旅行。忽然传来了他的死讯。谣传他是被毒死的。是不是外交界又像以前除掉父亲那样除掉了儿子呢？无论如何，对外交界说来他死得再适时不过了。
沙皇尼古拉登极。外交界不能希望有比他更好的沙皇了，因为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注：在英译文中不是“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而是“他是个自我陶醉的庸人，他的眼界永远超不过一个连级军官的眼界，他错误地把残酷当做毅力的表现，把任性执拗当做力量的表示”。——编者注］；在他看来权力的外表高于一切，为了这外表他可以不顾一切。现在开始更坚决地行动起来，终于发动了对土战争，而同时却避开了欧洲的干涉。对英国用自由主义的词句，对法国则用上面提到过的许诺，使它们两者都出舰队与俄国舰队联合起来，于1827年10月20日突然不宣而战，在纳瓦林袭击了土耳其和埃及的舰队，并把它一举消灭。[48]诚然，英国不久就退出了联合，但是波旁王朝的法国仍然忠于俄国。当沙皇向土耳其人宣战，他的军队于1828年5月6日越过普鲁特河的时候，15000名法国士兵已准备乘船开往希腊，并且在同年8月和9月间在希腊登陆。这对于奥地利来说，是一个足够明显的警告，使它不敢在俄国人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从侧翼进攻他们，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会引起同法国的战争，那时，规定由一个同盟者占领君士坦丁堡、由另一同盟者占领莱茵河左岸的俄法同盟就会生效。
于是，吉比奇推进到了阿德里安堡。但是他在那里陷入了这样的处境：只要土耳其人再支持两个星期左右，他就得赶忙翻过巴尔干山脉退却。他只有两万人，并且其中四分之一患了鼠疫。这时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出面调停，用所谓俄国人行将发动进攻（实际上根本发动不起来）的虚假消息促使土耳其人媾和；用毛奇的话说，这使俄国统帅摆脱了
“这样的处境，只要再延续那么几天，就会把他从胜利的高峰抛进毁灭的深渊”（毛奇“俄土战争”第390页）
[49]。
在还没有来得及利用这些优势达到下一步的目的以前，七月革命[51]爆发了。这时俄国的代理人不得不暂时收起自己的自由主义词句；现在的问题只是保卫“正统主义”了。神圣同盟向法国的进军已经准备停当，可是忽然爆发了波兰起义，这个起义把俄国牵制了整整一年；波兰就这样再次以自我牺牲拯救了欧洲的革命[52]。
我不来详细谈1830—1848年期间的俄土关系。其中重要的是，俄国第一次能够出面保护土耳其不受它的发动叛乱的埃及附庸穆罕默德-阿利的侵袭，派遣三万军队去博斯普鲁斯海峡保卫君士坦丁堡，并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在许多年内把土耳其置于俄国的实际统治之下[53]；其次，它后来在1840年，由于帕麦斯顿的背叛，能够在转瞬之间把威胁它的欧洲同盟变成反法同盟，[54]最后，它通过不断的占领，对农民实行剥削［注：在英译文中不是“对农民实行剥削”，而是“把自己的士兵驻屯在农民当中”。——编者注］以及用《Règlement organique》[55]（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章）［注：括弧里的话在英译文中改成了一个脚注：“这是一种为农村居民制定的法典，它规定农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由贵族（地方上的土地贵族）支配，并且完全无偿。详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10章第218—222页。”[56]——编者注］将贵族引诱到自己方面来等办法准备好了对多瑙河各公国的兼并。而这个时期主要的事情是征服高加索并使之俄罗斯化，而这只是经过二十年的斗争之后才终于完成。
这时，沙皇外交遭到了一个惨重的失败：当康斯坦丁大公1830年11月29日为了躲避波兰起义者被迫逃出华沙的时候，他的全部外交档案、外交大臣［注：涅谢尔罗迭。——编者注］的指示原本和使节们的一切重要报告的官方复本都落到了起义者手中。1825—1830年间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被揭露了［注：这句话在英译文中是：“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和它在1825—1830年间所搞的全部阴谋被揭露了。”——编者注］。波兰政府通过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转交给了英法两国，按照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的指示，戴维·乌尔卡尔特于1835年将它们发表在“公文集”[57]上。这个“公文集”至今仍是关于沙皇政府力图使西欧各国彼此发生争吵，从而使它们全都服从自己的统治的那些阴谋的历史的主要资料之一，至少是最可靠的资料。
俄国外交已经经受住了这么多次西欧革命，不仅没有受到损害，而且还得到直接的益处，所以当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国外交竟能够把这个革命作为对它极为有利的事件来欢迎。革命扩展到了维也纳，不仅除掉了俄国的主要对手梅特涅，而且还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这些沙皇政府的可能的同盟者，从沉睡中唤醒；革命席卷了柏林，从而治好了什么都想做而什么都做不到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渴望脱离俄国而独立的病症。还有什么更称心的事呢？俄国保证不会受任何传染，波兰被重兵驻守着，动也不能动弹。而当革命一延伸到多瑙河各公国[58]，俄国外交就得到了它所希望的东西，——重新侵入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以便在那里恢复秩序并且进一步巩固俄国的统治的口实。
不仅如此。奥地利，俄国在巴尔干半岛边界上最顽固最倔强的对手，因匈牙利和维也纳的起义已濒于毁灭。但是匈牙利人的胜利意味着欧洲革命的重新爆发，而在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波兰人这一事实，将保证这次革命不会在波兰的边界上停留下来。所以尼古拉宽大为怀。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开进匈牙利，以优势的兵力镇压了匈牙利军队，从而肯定了欧洲革命的失败。而当普鲁士仍然企图利用革命破坏德意志联邦，并且至少使德国北部诸小邦服从于普鲁士霸权的时候，尼古拉就传普鲁士和奥地利到华沙去受他的裁判，并且作出了有利于奥地利的判决。[59]普鲁士许多年来顺从俄国所得的报答是，当它稍微表示了一点儿抗拒的意图时就遭到了难堪的侮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尼古拉也以不利于德国的方式解决了，他并且预先看到了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符合于沙皇政府的目的而指定他为丹麦王位的继承人。[60]不仅匈牙利，整个欧洲都俯身在沙皇的脚下，这就是革命的直接后果。所以，俄国外交不是很有理由对于西方的革命暗中感到高兴吗？
但是二月革命终究是沙皇政府的第一声丧钟。浅薄的尼古拉的狭隘心胸消受不了这意外的福份；他过分性急地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爆发了克里木战争；英法都去援助土耳其，奥地利则热中于d’étonner le monde par la grandeur de son ingratitude〔以其极端忘恩负义的行动震惊世界〕［注：据说这是奥地利政府首脑施瓦尔岑堡在奥地利采取敌视俄国的政策时讲的一句话。——编者注］。因为奥地利知道，作为对于在匈牙利的军事援助以及在华沙的判决的报答，期望于它的是对俄国在多瑙河地区的侵略保持中立或者甚至予以支援，而这就等于让奥地利的边界由克拉科夫到沃尔肖伐和泽姆林被俄国包围起来。而这一次奥地利竟敢于有自己的主张，这在它几乎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克里木战争是一出无与伦比的大型误会喜剧，在看这出戏的时候，你时刻都会问自己：这儿被骗的究竟是谁？但是这出喜剧花了无数的钱财和一百多万人的生命。联军的头批队伍一在保加利亚登陆，奥地利人就进入多瑙河各公国，而俄国人则退到普鲁特河以东。这样，奥地利便在多瑙河地区插入交战双方之间；在这个地区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只有得到它的同意才行。而在俄国西部边境进行战争是需要奥地利的。奥地利知道，俄国永远不会原谅它这忘恩负义的行为；所以奥地利决心加入联军方面，只是为了进行一场旨在恢复波兰并大大推回俄国西部边界的认真的战争。这个战争必然会把普鲁士也卷入同盟［注：这句话在英译文中是：“这个战争将使普鲁士不可能中立。”——编者注］，因为俄国是通过它的领土获得自己的全部给养的；欧洲同盟会从陆上和海上封锁俄国，并以肯定能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优势兵力向它进攻。
但是英法两国根本没有这种打算。相反，它们两国都很高兴，因为奥地利的行动方式使它们免除了进行一场认真的战争的危险。正是俄国所希望的事情——联军开往克里木，牢牢地陷在那里，——由帕麦斯顿提了出来，而受到路易-拿破仑的热烈赞同。要从克里木向俄国腹地进军，那在战略上是丧失理智的行动。这样，战争就被顺利地变成了假象的战争，而使所有主要参战国都感到满意。但是沙皇尼古拉不能长期容忍敌军在他帝国边陲的俄国土地上稳稳地住下来；假象的战争对他来说很快又成了认真的战争。但是这个地方对假象的战争最有利，对认真的战争却最危险。当尼古拉把自己的全部兵力集中于边疆的一点，集中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使俄国在防御方面强有力的因素——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便反转来不利于俄国本身了。本来应该成为入侵的敌人的坟墓的南俄草原，成了那些直到严冬时节还被尼古拉以其特有的凶残和愚蠢一批又一批地驱赶到克里木去的俄国军队的坟墓。当最后一支匆忙拼凑起来、武器装备和粮草给养都很差的军队在途中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员（整营整营地死于暴风雪），而剩下的人也不能对敌人进行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时候，妄自尊大、头脑空虚的尼古拉完全陷于绝望，只好服毒自杀，以逃避他那凯撒式的狂妄行为的后果。
他的继承人［注：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匆忙缔结的和约，条件极其宽大。[61]比较起来，战争的后果对国内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它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它应该善于用沙文主义的胜利热狂，用征服愈来愈多的地方来奖赏自己臣民的无条件的忠顺。而现在沙皇政府遭到了惨败，并且是发生在它的外表上最显赫威武的代表人物身上；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过的觉醒时期开始了。战争中的庞大牺牲使俄国人民太激动了，沙皇太滥用了俄国人民的忠诚，要立即使他们回到从前那种机械服从的消极状态是不可能了。而且俄国在经济方面和思想方面也逐渐发展；除贵族阶级之外又出现了另一个开明的阶级——资产阶级。总之，新登极的沙皇不得不装扮成自由派，但这一次是在国内。而这就为俄国的内部历史、为本民族的思想界的运动及其反映即社会舆论奠定了开端，这社会舆论尽管还很微弱，但是它愈来愈具有重要意义，愈来愈不容人忽视。这样，在沙皇外交面前出现了一个同它势不两立的敌人；因为只有当人民还完全消极容忍，除了政府的意志之外没有别的意志，其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实现外交家所追逐的目的而提供炮灰和缴纳赋税的时候，这种外交才有可能存在。但是既然俄国已开始了内部的发展，同时也开始了内部的党派斗争，那末赢得使这一党派斗争能在不引起暴力震荡的情况下进行的立宪形式，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到那时，原先的俄国掠夺政策就将成为过去；在各党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外交将失去它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无条件地支配全民族的力量将成为不可能，——俄国将和以往一样难于攻破而在进攻方面和过去一样相对地软弱无力，但是在所有别的方面，它将成为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的欧洲国家，它以往的外交的那种特殊力量将永远被破坏。
La Russie ne boude pas，elle se recueille〔俄国不生气，它在积聚力量〕，——总理大臣哥尔查科夫在战争结束后说道。[62]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话多么正确。他说的只是外交的俄国。但是非官方的俄国也在积聚力量。而且在作这种积聚（recueillement）时，政府本身帮助了它。战争证明：哪怕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虑，俄国也需要铁路和大工业。于是，政府着手培植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但是这个阶级没有无产阶级是无法存在的，而为了创造无产阶级分子，不得不实行所谓农民解放；农民为了人身自由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土地给了贵族。他们手中剩下的土地，对他们来说饿死嫌太多，活命嫌太少。这样，在俄国的农民公社［注：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俄国农民的自治公社”。——编者注］被根本破坏的同时，新兴的大资产阶级的发展，却由于给铁路公司的种种特权、保护关税及其他优惠办法而大大得到鼓励；于是，在城市和乡村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再不让业已活动起来的思想界平静下来了。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在自由主义立宪运动中，而无产阶级的诞生则反映在通常称作虚无主义的运动中。这就是俄国的《recueillement》的真正后果。
然而外交界看来还没有注意到，它在国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相反，在国外，它好像接二连三地获得胜利。在1856年的巴黎会议上，奥尔洛夫扮演了一个为许多人所追求的主角［注：在英译文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奥尔洛夫是中心人物，起了领导作用”。——编者注］；他不但没有作出牺牲，反而获得了新的成就；英国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俄国从叶卡特林娜时代起就提出异议的海上作战权利，被彻底取消了，并且缔结了反对奥地利的俄法同盟。[63]而在1859年，当路易-拿破仑决定向奥地利为俄国报仇的时候，这个同盟便见诸行动。当时马志尼揭露了俄国与法国的协定，按照这个协定，如果奥地利进行长久的抵抗，便准备提出俄国的一个大公作为独立匈牙利的国王候选人；而奥地利由于迅速缔结和约避免了这些后果。但是从1848年起，各国人民时常打乱外交家的计划。意大利既违反沙皇的意志，也违反路易－拿破仑的意志而成了独立统一的国家。[64]
1859年的战争也震惊了普鲁士。普鲁士几乎把军队增加了一倍，并且找了一个至少在完全不择手段这方面能跟俄国外交较量的人物执掌政权。这个人就是俾斯麦。在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他用一种做戏似的夸张的姿态站在俄国方面反对奥、法、英三国，竭尽全力保证俄国获胜。[65]他以此使沙皇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放弃了他通常采取的政策；经沙皇许可，这两个公国在1864年脱离了丹麦。[66]然后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这里沙皇又有了高兴的机会，因为奥地利又受到了惩罚，而普鲁士这个甚至在1849—1850年挨了耳光之后仍然忠诚不二的唯一的附庸则增强起来。1866年的战争导致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沙皇又站在他的普鲁士“好样的舅舅”［注：在原文中这几个字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好样的舅舅［Uncle’s a brick］是亚历山大二世在收到威廉的报捷电报时惯用的赞语。”——编者注］一边，他直接威胁奥地利，这样就使法国失去了能帮它避免完全溃败的唯一盟国。但是正如路易·波拿巴在1866年一样，亚历山大在1870年也由于德国武器的迅速成功而受了愚弄。接着到来的不是使交战双方都弄得筋疲力竭的持久战，而是迅速的打击，结果在五个星期之内，波拿巴的帝国就被打垮了，它的军队作为战俘开进了德国。
当时欧洲只有一个地方正确地理解了所造成的局势：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0年9月9日，它发表了一篇宣言[67]，其中把1866年战争跟1870年战争作了类比［注：在英译文中不是转述宣言的内容，由此到本段末尾是援引宣言中相应的一段话，从“正如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起到“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0页）。——编者注］。宣言中说，1866年的战争是经路易－拿破仑同意进行的，但是一当普鲁士获得胜利，力量增强，法国立刻就采取与普鲁士敌对的立场。同样，1870年的新胜利以及由此引起的普鲁士德意志力量的进一步增强，会迫使俄国沙皇和德国敌对，尽管在战争期间他曾给过德国以外交上的支持。俄国对欧洲发生极大影响的必要前提，是他那现时被破坏了的对德国的传统的控制力。在革命运动开始在俄国内部成为威胁性的力量的时刻，沙皇是不能容许这样一种国外威势的丧失的。假若现在德国再以吞并亚尔萨斯-洛林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那末它不是必将成为俄国掠夺计划的公开的工具，就会是在短暂的喘息之后开始准备同时对俄法两国作战，——这个战争很容易变成一场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种族战争。
新德意志帝国给俄国效了劳，它从法国夺去亚尔萨斯-洛林[68]，从而真的把法国推入俄国的怀抱。沙皇外交现在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它得以把由于这一兼并而成为死敌的法德两国都控制在它手中。它又利用了这个有利的形势来发起对沙皇格勒的进攻，在1877年向土耳其宣战。在经过长久的战斗之后，俄国军队于1878年1月来到了土耳其首都的大门口，这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忽然出现了四艘英国装甲舰，迫使已经能够看见索菲娅教堂圆顶的俄国人停下来，把自己拟定的圣斯蒂凡诺条约提交欧洲会议审查。[69]
尽管如此，似乎还是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由于俄国的帮助而扩大了领土，得到了独立，因而它们都欠了俄国的债；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土耳其的这个强有力的棱堡[70]被暂时破坏了；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掩蔽物巴尔干山脉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了，并且被解除了武装；形式上是土耳其的附庸的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实际上成了俄国的附庸；收复了1856年失去的那部分贝萨拉比亚领土；在阿尔明尼亚占据了新的重要的阵地；奥地利在占领了波斯尼亚以后就成为瓜分土耳其的同谋者，它必定要反对塞尔维亚人要求独立和统一的一切意图；最后，土耳其由于领土丧失、筋疲力竭和过重的战争赔款而完全从属于俄国，并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它只能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注：在英译文中不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是“这一点俄国外交界也十分清楚”。——编者注］——暂时地为俄国守护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此，看来俄国只需要选择适当时机来实现它的伟大的最终目的，即攫取《la clef de notre maison》〔“我们房屋的钥匙”〕［注：这是亚历山大一世在1808年和法国大使科林库尔谈话时的用语。——编者注］君士坦丁堡了。
然而，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说并吞亚尔萨斯－洛林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那末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约则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这样，整个情况又改变了。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这一或那一阵营周围。但是这意味着，俄国沙皇政府要采取最后的决定性的步骤，要真正占领君士坦丁堡，就不能不进行胜负机会大致相等的世界战争，而这次战争的结局大概并不取决于交战的双方，而取决于英国。因为奥地利和德国对俄国和法国的战争会使俄国的粮食不能再由陆路运往整个西欧。而所有西欧国家都是靠从外国进口粮食来维持生活的。那时只能由海路输入粮食；而英国在海上的优势使它有可能断绝法国或德国的这条运输线，从而用围困法来攻占这一或那一国家（这要看当时它站在哪一方面）［注：在英译文中，这里加了如下的脚注：“英国没有那种长期以来它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按照1856年的巴黎宣言最后放弃了的海上权利，它在对一二个大陆强国的普通战争中也是一样能够应付的。这些大陆强国甚至在海上被封锁的情况下，在我们的铁路畅通的时代也总是可以通过陆路从与它们毗邻的中立国输入它们所需的任何数量的货物；正是在这方面普鲁士在克里木战争时给予俄国以最大的帮助。但是在目前威胁着我们的欧洲战争中，整个欧洲大陆会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保持中立归根到底将是不可能的；各国之间的陆上贸易如果不是完全中断，也会近于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会因为放弃自己的海上权利而感到遗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英国的海上优势将在这场战争中充分表现出来，而除此之外，其实也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编者注］。但是，要知道，通过一场将由英国决定其结局的世界战争来夺取君士坦丁堡，这正是俄国外交一百五十年来力图避免的事情。这已经是俄国外交的失败。［注：在英译文中，下面加了这样一段话：“圣彼得堡的外交家们清楚地了解，使英国不能反抗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彻底控制是多么重要。克里木战争以后，特别是1857年的印发起义[71]以后，早在1840年就已开始的对土尔克斯坦的征服[72]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1865年俄国人占领了塔什干，从而在亚克萨尔特河上建立了据点；1868年合并了撒马尔汗，1875年合并了浩罕，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被变成俄国的附庸。然后，开始了从里海东南角对麦尔夫的缓慢的进军；1881年占领了沙漠上的第一个重要的前哨格奥克－帖彼；1884年麦尔夫投降，于是里海东岸的铁路就填补了里海的米海洛夫斯科耶和奥克苏斯河的查尔朱伊之间的俄国交通线上的空白。目前俄国人在土尔克斯坦的地位还远不能为他们进攻印度提供可靠的和充分的基地。但是，它至少造成将来入侵的严重威胁，并且在当地居民中间不断引起骚动。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还没有出现可能的竞争者的时候，甚至1857年的起义以及对它的残酷镇压都可以看做是归根到底加强了英国人的统治的事件。但是当在土尔克斯坦出现一个头等的欧洲军事强国的时候，当它正在用暴力或劝诱的方法把波斯和阿富汗变为自己的附庸，并且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向兴都库什山脉和索利曼山脉推进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英国的统治对印度来说已不再是什么不可更改的命运；在当地居民面前展现了另一个前途；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也可以用暴力推翻；现在如果英国企图阻挡俄国通向黑海的道路，俄国就会设法在印度给英国制造许多麻烦。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海上威力还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看来正在逼近的大战中，英国能给俄国造成的危害，会比俄国能给英国造成的危害大得多。”——编者注］
其实，就连与共和制的法国（它的执政者经常变动）的同盟对沙皇政府来说也决不可靠，而且更不符合它的宿愿。只有君主制复辟的法国，沙皇政府才会充分相信它是自己在现在唯一可能发生的可怕战争中的盟友。这就是五年以来沙皇政府将奥尔良王室置于自己的十分特殊庇护之下的原因；他们甚至必须通过和丹麦王室（俄国在松德海峡的前哨）的代表通婚来同沙皇俄国结成亲戚。布朗热将军被利用来准备奥尔良王室（现在也成了俄国的前哨）在法国的复辟，这位将军的信徒们在法国自我吹嘘说，他们大肆挥霍的那些金钱的神秘来源不是别处，正是俄国政府，它供给他们1500万法郎从事复辟运动[73]。这就是说，俄国又在干涉西方国家的内政，这一次是公开以反动派的庇护人的姿态出现，利用了与法国工人的革命精神相对抗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急躁的沙文主义。
一般说来，正是在1878年以后可以看出，从各国人民愈来愈敢于起来发表意见并且得到成功的时候起，俄国外交的处境严重地恶化了。甚至在巴尔干半岛，在俄国ex professo〔专门〕以各国人民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地区，也毫无收获。是罗马尼亚人使俄国人得以在普勒夫那城下获得胜利的[74]，但是他们得到的报答是不得不重新让出自己的那块贝萨拉比亚，现在他们未必还会相信关于将来合并塞米格腊迪埃和巴纳特的诺言了。保加利亚人已经从派到他们国家去的沙皇代理人的活动中饱尝了沙皇式解放的滋味；只有塞尔维亚人，也许还有希腊人，暂时还没有被吓坏，而这是因为他们都不直接站在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沙皇认为把他们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自己的使命——从那时起，至少是在帝国的息斯莱达尼亚部分，本身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75]关于万能的沙皇解放各国人民［注：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各国人民”，而是“解放受压迫的信仰基督教的各国人民”。——编者注］的空话已经过时，它至多还能适用于克里特岛或者阿尔明尼亚，但是在欧洲，甚至对虔信基督教的英国自由党人，它也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了；自从美国人谦楠向全世界揭露了[76]沙皇政府在自己的帝国中镇压一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以后［注：英译文中在“自从美国人谦楠向全世界揭露了沙皇政府在自己的帝国中镇压一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以后”的后面补充有：“自从虐杀西吉达女士以及俄国人的其他‘暴行’被公开以后”。——编者注］，甚至连格莱斯顿这样的沙皇崇拜者也已经不会为了克里特岛或阿尔明尼亚而冒欧洲战争的危险了。
现在我们谈到了主要的问题。为政府政策所支持的、从1856年开始的俄国的内部发展，显示了它的作用；社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俄国越来越成为西欧式的国家；大工业和铁路的发展，一切实物贡赋之改用货币支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旧社会基础的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俄国进行着。但是沙皇专制制度同正处于形成阶段的新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以同样的速度日益显现出来。成立了立宪的和革命的反对党，政府只有用越来越粗野的暴力才能使它们屈服。俄国外交界恐惧地看到，俄国人民自己作主的日子已经不远，——到那时，俄国人民由于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就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干夺取君士坦丁堡、印度和世界霸权那样的儿戏了。1848年停留在波兰边境上的革命，现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门，而在国内，它也已经有足够的同盟者，他们只等时机成熟就会为革命打开大门。
当你读俄国报纸的时候，的确会以为整个俄国都热中于沙皇的侵略政策；到处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到处是把基督教徒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把斯拉夫人从德国和马扎尔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号召。但是，第一，任何人都知道俄国报刊披戴着什么样的枷锁；第二，政府成年累月地在所有学校里培养这种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第三，如果这些报刊也表达出一点独立见解的话，那末它只是表达了城市居民的情绪，即新兴资产阶级的情绪，而资产阶级自然是热中于作为扩大俄国市场手段的新的侵略的。但是这种城市居民在全国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一旦国民议会使俄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即农村居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所听到的就会完全不同。政府曾经试行建立地方自治机关，［注：在原文中这里和下面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在括号中作了注解：“（郡参议会）”。——编者注］而随后它又被迫把这些地方自治机关化为乌有[77]，这个经验可以作为这样一点的保证，即俄国的国民议会为了克服哪怕是最主要的内部困难，也很快就会坚决打消一切发动新的侵略的意图。
决定着欧洲当前的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1）德国吞并亚尔萨斯-洛林；（2）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高涨是这个斗争的标志。
前两件事实使得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到那一天，俾斯麦［注：在英译文中不是“俾斯麦”，而是“德意志帝国”。——编者注］将失去他的一切反对法国的同盟者，因为这些同盟者是受到俄国的威胁才投入他的怀抱的。不论对于奥地利来说还是对于意大利来说，为俾斯麦［注：在英译文中不是“为俾斯麦”，而是“为德国皇帝”。——编者注］火中取栗，去参加欧洲大战，都不会有丝毫的好处。德意志帝国又将陷于孤立，在那种情况下，用毛奇的说法是：大家全都怕它，可是谁也不喜欢它[78]，这是它的政策的必然结果。那时，为自由而斗争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相互接近，对两国的局势来说将是非常自然的，而对欧洲整个局势来说将是非常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本人或他的继承者在决定对法国发动战争之前也必须三思，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不会牵制奥地利，奥地利也不会牵制俄国，来掩护他的侧翼，两国反而都会为他遭到的每一个失败而高兴，这样，即使单是法国人他是否能对付得了，也是值得怀疑的。那时所有的同情都会在法国一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保障法国不再丧失领土。因此，那时德意志帝国将不会采取战争的方针，相反，它大概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孤立地位难以忍受，因而将诚心诚意地去同法国达成协议；这样一来，可怕的战争危险就会消除，欧洲就能裁军，而从这里得益最多的会是德国自己。
到那一天，奥地利将丧失它存在的唯一的历史根据——作为防止俄国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屏障。只要俄国不再威胁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对于这堆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存在就会失去任何兴趣。全部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关于土耳其在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的统治的未来命运问题，以及关于黑海门户的占有权的争执（那时已经没有人能够独占这个门户，并用它来反对欧洲）也将失去意义，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纳乌特人［注：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希腊人［注：英译文中在“希腊人”的后面补充有：“阿尔明尼亚人”。——编者注］和土耳其人将终于有可能不受外来的干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那时很快就会发现，在喀尔巴阡山脉和爱琴海之间的地区，各民族以及各民族的残余部分实行自治和实行自由联合的主要障碍，原来就是那个以解放这些民族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独霸世界计划的沙皇政府。
到那时，法国将摆脱由于和沙皇结盟而陷入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反常的处境。如果说沙皇厌恶与共和国结盟，那末革命的法国人民对于与暴君，与波兰和俄国的刽子手结盟则更加厌恶得多。法国如果站在沙皇一边作战，一旦失败，法国就不可能使用自己伟大的、唯一有效的自救手段，1793年的挽救手段——进行革命，通过恐怖来动员全民的力量，在敌对的国家进行革命宣传。一旦如此，沙皇就会立即与法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因为从1848年起时代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从那时候起沙皇已经在俄国国内亲身体验过什么是恐怖了。因此，与沙皇结盟根本不会加强法国的力量，相反，在最危险的关头，它会妨碍法国拔出自己的刀剑。但是，如果俄国国民议会在俄国取代了强大的沙皇的地位，那末新的解放了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同盟就是十分自然和完全正常的了，那时这个同盟将促进法国的革命运动，而不是阻碍它，那时这个同盟对于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欧洲无产阶级也会是有利的。由此可见，沙皇的万能威势的破灭对于法国也有好处。
与此同时，那种把整个欧洲变成兵营并且迫使人们把战争几乎当做救星看待的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所有借口也将消失。那时甚至连德意志帝国国会也很快就会被迫拒绝不断增长的军事拨款的要求。
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注：在英译文中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解决与此有关的经济问题”。——编者注］。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则会直接促使这个过程加快。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注：在英译文中不是“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而是“因为柏林和维也纳的大人先生们”。——编者注］都很清楚，它们虽然由于君士坦丁堡等等而同沙皇争吵不休，但是可能有这么一天，它们会乐意把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沙皇所要求的一切都抛给他，只要他能保护它们不受革命之害。所以，一旦这个主要堡垒［注：英译文中在“一旦这个主要堡垒”的后面补充有：“一旦俄国”。——编者注］本身转入革命的手中，欧洲的反动政府就会彻底丧失自信心和镇静；那时它们将只有指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并且很快会感到局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恢复沙皇政权，——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注：在英译文中，这句话原为：“也许，德国皇帝会受到诱惑，竟会派兵去恢复沙皇政权，可是这一定会成为毁灭他自己的政权的一个步骤”。接着还加了这样一段话：“事实上，毫无疑问，德国正迅速地接近革命，而完全不以俄国或法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为转移。最近的普选表明，德国社会党人的力量每隔三年便增加一倍；现在，社会党是帝国所有的政党中最强大的政党，在总数700万张选票中，它拥有1437000张，一切惩治法和非常法都完全无法阻止他们取得胜利。但是德国社会党人一方面准备接受年轻的皇帝愿意向工人阶级作的任何理所当然的经济上的让步，同时也满怀决心——在实行非常法十年之后这种决心更是空前地坚定——去争回1848年在柏林街垒战中获得的、但在曼托伊费尔和俾斯麦统治时期丧失殆尽的政治自由。他们懂得，只有这种政治自由才会给他们争取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要手段。尽管某些迹象仿佛证明着相反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处在德国社会党人同代表着专制和宗法权力的德国皇帝斗争的前夜。在这场斗争中，皇帝最后必定失败。选举结果表明，社会党人甚至在农村选区也迅速地取得胜利，大城市则实际上已被他们争取到手了，而在每个身体合格的成年男子都是士兵的国家中，这就意味着军队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只要俄国的制度突然发生变化，这一事件就会在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会加快危机的到来并且使社会党人获胜的机会倍增。”——编者注］
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只有一个东西能够阻止它，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愿这种改变及时发生，发生在没有它就无法避免的那种事情出现之前。
写于1889年12月—1890年2月（英译文完成于1890年3月）
译成俄文载于1890年2月和8月“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册和第2册，德文原文载于1890年5月“新时代”杂志第5期，由作者译成英文载于1890年4月和5月“时代”杂志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并根据英译文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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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1]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是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欧洲国际形势尖锐化和世界战争的危险增长的情况下写成的；这种局面是由两个军事政治集团——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和法俄同盟——的形成引起的；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法俄同盟已处于最后形成的阶段。这是文章尖锐地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首要原因。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是他在报刊上和在给各国社会主义者的书信中揭露欧洲列强的军国主义、军备竞赛和掠夺政策的言论的继续。写作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维·查苏利奇（通过谢·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以当时准备在伦敦出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杂志“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的名义约请恩格斯为该杂志撰稿。恩格斯为回答这一请求，给编辑部寄去了自己的文章，以便用俄文发表（由德文译成俄文），同时决定将这篇文章刊登在其他社会主义报刊上。
本文的第一章最初刊登在1890年2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册上（用“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的标题发表）。本文的其余两章载于1890年8月才出版的该杂志的第2册。在这一时期，前两章用原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4月号上，但是在发表时杂志编辑部未经恩格斯的同意对文章作了某些修改。这些修改缓和了恩格斯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统治集团、霍亨索伦王朝的代表等所作的评论。恩格斯在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册（大约在1890年4月1日），并将译文和德文本作了比较之后才得知“新时代”编辑部所作的这种修改。恩格斯在1890年4月1日给杂志的编辑考茨基和出版人狄茨的信中，表示坚决抗议对他的文章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并且要求根据原稿再次刊登前两章。这两章不加修改地和第三章一起发表在杂志的5月号上，同时编辑部还加了如下的一个脚注：“‘新时代’4月号在刊载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由于理解不正确有一些脱离原文、严重影响文章性质的地方。如果我们按照原样再次发表全文，而不是列出修改的个别地方，想必我们的读者将会感谢我们。现在将它完整地发表在这一期上。”在文章的末尾加上了著作完成的日期——“1890年2月底于伦敦”。
文章用英文载于“时代”杂志1890年4月号和5月号。恩格斯在给这家英文杂志准备文章的译文的时候，对文章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给“时代”杂志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译文，从其中所作的某些修改的内容来判断，是恩格斯在1890年2月以后，可能是在当年3月翻译的。
在恩格斯生前，他的这一著作已得到相当广泛的流传；1893年用波兰文出版了它的单行本，它还发表于1890年的罗马尼亚杂志“现代人”第7期、1890年的法国杂志“新思想”（《Idée nouvelle》）（前两章）以及1891年2月21日—3月3日的保加利亚杂志“巴尔干曙光”（《Балканска зора》）。
文章最后阐述欧洲形势的部分，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发表在下面两家报纸上：1890年7月13日“北方守卫者”（《Nord-Wacht》）第28号和1890年7月1日“选民报”（《Wähler》）第113号。
“社会民主党人”（《Соｕｕаль-δемокｐａｍ》）是“劳动解放社”1890年在伦敦和189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杂志；不定期出版，总共出过4期。维·伊·查苏利奇，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参加了编辑工作。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在斯图加特出版，1883年至1890年10月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夫。在1885—1894年弗·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许多文章，并经常以自己的劝告帮助杂志的编辑部，时常对杂志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提出批评。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时代”（《Time》）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1879—1891年在伦敦出版。——第13页。
[12] 恩格斯指俄国1874年废除征兵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一事。根据自187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义务兵役制条例，俄国所有从二十一岁起至四十三岁止的男性居民，除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以及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和极北地区若干民族地区的人以外，都必须在正规军、后备部队或民团中服兵役。征召服役采用抽签的办法进行。这种制度旨在把俄国的军队变为一支资产阶级类型的居民普遍服役的军队。但是在沙皇俄国的专制贵族制度的条件下，等级特权、仅仅给予有产阶级的许多优待、各居民阶层的服役条件不平等以及其他等等，都妨碍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原则的实现。——第19页。
[13] 指反拿破仑法国的欧洲各国第六次（1813—1814）和第七次（1815）同盟所进行的战争。在1813—1814年的战争中俄国军队在联军（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其他国家）中占三分之一以上，他们在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解放德国，以及在歼灭法国领土上的拿破仑军队从而导致第一帝国的崩溃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第19页。
[14] 弗·恩格斯借用这个反映波拿巴第二帝国（1852—1870）统治集团对外政策的一个原则的名词来说明十八世纪沙皇俄国对波兰的政策。各大国的统治阶级普遍地利用这个所谓的“民族原则”来从思想上掩盖它们的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对“民族原则”的揭露，见卡·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0—183页）。——第21页。
[15] 指十三世纪初建立的封建国家立陶宛大公国。从十三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初，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领土沦于立陶宛诸王公的统治下。立陶宛的封建主利用它们由于鞑靼蒙古人的入侵，由于封建割据和内讧而被削弱的机会，利用人民想联合起来抵御蒙古侵略者的愿望，占领了这些地方。
波兰和立陶宛合并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385年进行的，当时两国签订了所谓克列沃合并条约，其目的主要是共同抵御日益严重的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合并条约规定立陶宛大公国并入波兰，并在立陶宛强制推行天主教。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前，合并曾数度废除和恢复。合并逐渐从防御性的联合变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的封建主反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联合。1569年签订了卢布林合并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波兰和立陶宛组成为一个国家，名叫波兰贵族共和国；立陶宛保持自治权。——第21页。
[16] 东方礼天主教徒是对属于正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教会合并成的所谓东方礼天主教会的基督教徒的称呼。合并是按照波兰封建主和天主教僧侣（首先是耶稣会教徒）在1596年布列斯特宗教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而宣告的。根据布列斯特合并条约，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正教居民应承认罗马教皇为自己的首领和接受天主教的基本教条，虽然还保持正教教会的表面仪式。合并是波兰的大地主和贵族巩固他们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统治的一种手段。它得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高级僧侣和封建上层人物的支持，却遭到人民群众的抵制，为反对合并而斗争成了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的口号之一。——第21页。
[17] Liberum veto（字面意思是：“禁止的自由”）是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封建贵族的波兰所实行的国会决定任何问题必须一致通过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国会下院的任何一个议员都能阻止议案的通过，尽管所有其他的议员都赞成这一议案。这个原则同波兰国王的选举制一样，是旨在削弱国王权力以巩固波兰大地主和贵族的政治地位的波兰贵族“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指的是两个和约：一个是德国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鄂斯纳布鲁克签订的和约，另一个是德国皇帝和法国在闵斯德签订的和约（两个城市都在威斯特伐里亚境内）。由于战胜国（瑞典和法国）和德意志诸侯的互相勾结，根据和约的条款，德国被割去一大片领土。整个波美拉尼亚西部加上吕根岛、波美拉尼亚东部的几个地方，以及几个教会领地割让给瑞典，法国获得了哈布斯堡王朝在亚尔萨斯的过去的领地，以及对它过去所侵占的领土的权利的确认。一些德意志诸侯也扩大了自己的领地。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加强了德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状态。德意志诸侯获得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彼此间缔结同盟以及和外国缔结同盟的权利。——第22页。
[18] 古·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年耶拿版第2卷第201—206页（G．Gülich．《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erer Zeit》．Bd．2，S．201—206，Jena，1830）。——第22页。
[19] 指西欧的政治家和政论家们用来进行反俄宣传的一个假文件。早在1797年，在西方就出现了有所谓“彼得大帝遗嘱”的传说；1812年，累居尔的“论俄罗斯国家从它的产生到十九世纪初叶的发展”（Lésur．《Des progrès de la puissance russe，depuis son origine jusqu’
au commencement du XIX-e siècle》．Paris．1812）一书叙述了这份假遗嘱的内容；1836，盖亚尔德的“勋章获得者德奥的回忆录”（Gaillardet．《Mémoires du chevalièr d’éon》）一书，又使这份伪造的东西具有文件的形式。在十九世纪西欧普遍都相信，这份“遗嘱”或者真正是彼得一世的文件，或者是根据他的后裔的委托编写的。——第22页。
[20] 卡·考茨基“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附历史的引言”1888年斯图加特版（K．Kautsky．《Thomas More und seine Utopie．Mit einer historischen Einleitung》．Stuttgart．
1888）——第24页。
[21] 七年战争（1756—1763）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间的战争：一方是英普，另一方是法俄奥。这次战争是由于各封建专制国家（普奥俄法）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法英的殖民竞争而引起的。除海战而外，各交战国之间的军事行动在欧洲以及它们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进行。1756—1757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多次战胜奥军和法军，但是，俄国军队于1757—1760年在普鲁士取得的胜利，使普鲁士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普鲁士濒于失败。由于女皇伊丽莎白于1762年1月5日（1761年12月25日）去世，彼得三世即位并同普鲁士签订了和约，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针突然改变，使普鲁士得以同奥地利结束了战争。七年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尔茨堡和约告终。根据巴黎条约，法国被迫将自己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在东印度的几乎全部法国领地等）割让给英国，从而加强了英国的殖民势力和海上威力。胡贝尔茨堡和约恢复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前疆界。——第25页。
[22] 1764年3月31日（4月11日）的彼得堡条约是俄国和普鲁士签订的防御同盟条约，有效期为八年，代表俄国签字的是尼·伊·帕宁和副总理大臣亚·米·哥利岑，代表普鲁士签字的是普鲁士驻彼得堡大使索尔姆斯。缔约双方彼此保证领土不受侵犯，一方受到进攻时他方给予军事和财政援助，以及保障彼此的贸易利益。在条约的秘密条款中俄国和普鲁士承担了不得修改波兰和瑞典宪法的义务。一项专门的秘密条款规定，普鲁士有支持俄国提出的波兰王位候选人的义务。条约反映了俄国和普鲁士企图阻止奥地利和法国在波兰的势力的增长。——第25页。
[23] 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贵族共和国是在1772年进行的。根据1772年8月5日（7月25日）在彼得堡签订的瓜分协定，奥地利和普鲁士攫取了一部分乌克兰西部的和波兰本土的领土：奥地利分得了加里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滨海区、库雅维亚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拉特加利亚和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第25页。
[24] 所谓的“正统主义原则”（来自拉丁字《legitimus》，即“合法的”）是法国代表达来朗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上提出来的。这个原则的内容，是要恢复欧洲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和拿破仑战争过程中被推翻的各个“合法的”王朝。——第26页。
[25] 指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这次战争的起因是，德意志各邦由于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选帝侯逝世后无直接继承人，都企图得到巴伐利亚的领土，以及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战争以1779年5月奥地利同普鲁士、萨克森缔结帖欣和约而告终。根据这个条约，普鲁士和奥地利各获得了巴伐利亚的一些地区，萨克森得到了赔款。巴伐利亚王位给与了普法尔茨选帝侯。帖欣和约确认了以前德意志各邦所签订的一系列和约（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起，至1763年的胡贝尔茨堡条约止）。俄国最初是以交战双方的调停人的姿态出现，后来在条约的一项专门的条款中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预德意志各邦事务的权利。——第26页。
[26] 恩格斯指1768—1774年和1787—1792年俄国对土耳其进行的获得胜利的战争。——第27页。
[27] 在叶卡特林娜二世1780年3月11日（2月28日）发表的武装中立宣言中宣布：中立国船只，有权在海上以武力抵御交战国的进攻，中立国有权利和交战国自由贸易，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货载不受侵犯，只有在被封锁的港口的入口实际为海军所封闭的情况下才承认封锁。这篇宣言的矛头针对英国，当时英国正在进行镇压北美洲的起义的殖民地的战争（1775—1783）；宣言成了俄国和一系列国家签订的一项协定的基础。在1780—1783年先后赞同宣言的有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双西西里王国。
武装中立的这些原则后来成了1856年4月16日奥地利、法国、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的代表所签订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的基础。宣言附于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参加国在1856年3月30日所签订的巴黎和约上。——第27页。
[28] 指1793年和1795年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这两次瓜分是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贵族共和国实行掠夺政策的结果，它们成了镇压波兰民族运动的手段。第二次瓜分波兰时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地方和德涅泊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划归了俄国；普鲁士攫取了格但斯克、托伦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奥地利未参加第二次瓜分。
第三次瓜分波兰时立陶宛、库尔兰、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和沃伦的一部分划归了俄国。奥地利攫取了包括卢布林和克拉科夫在内的小波兰区的一部分。包括华沙在内的波兰的本土的大部分为普鲁士所攫取。在第三次瓜分以后，波兰贵族共和国已不再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第28页。
[29] 指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反对革命的法国的同盟。贵族资产阶级的英国也积极参加了反革命同盟的建立。1792年2月，在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开始对法国进行干涉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缔结了军事同盟。在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共和和1793年1月处死路易十六之后，英国、荷兰、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和德国与意大利的一系列小邦于1793年公开地参加了反法同盟。法国和这一次（第一次）同盟的参加国的战争一直进行到1797年。——第28页。
[30] 1783年夏天根据瑞典国王古斯达夫三世的提议在弗里德里希斯哈姆（芬兰）举行了他和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会见。古斯达夫到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去的目的，是要探明叶卡特林娜二世对土耳其和克里木的意图，以及她对瑞典兼并挪威的计划的态度。叶卡特林娜二世由于俄国准备对土耳其作战，当时从自己方面也力图密切和瑞典的关系。——第28页。
[31] 吕内维尔和约是在欧洲各国第二次反法同盟失败之后奥地利与法国于1801年2月9日签订的。和约规定奥地利把在德国和意大利的一大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并且承认在荷兰、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的一些依附于法国的共和国。——第29页。
[32] 根据1803年2月25日的帝国代表会议决议（帝国代表会议是1801年10月经帝国议会选出的、由德意志帝国各邦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德国西部的许多小邦被取消。这些邦的领土合并于德国的较大的邦，作为对于根据吕内维尔条约割让给法国的莱茵河左岸领土的赔偿。结果有总人口为300万的112个德意志邦（几乎包括全部教会领地和帝国城市）被取消；它们的领地很大一部分划归完全依附拿破仑法国的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巴登以及普鲁士。帝国代表会议决议只不过是正式确认了1801年10月法国和俄国签订的秘密协定（规定根据拿破仑法国的利益解决德国莱茵河沿岸的领土问题）的条款。——第30页。
[33] 1805年12月2日（11月20日）俄奥联军和法军进行的奥斯特尔利茨（莫拉维亚）战役以拿破仑第一取得胜利告终。奥地利在这次失败后退出了第三次同盟，和拿破仑签订了普勒斯堡和约。俄国和英国继续进行斗争，在1806年组织了反拿破仑法国的新的第四次同盟。
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得以在德国建立这样一个军事政治堡垒。莱茵联邦组成后，德意志民族的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就不复存在了。最初有16个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庸。这些邦的军队参加了拿破仑的侵略，包括1812年的入侵俄国。由于拿破仑军队战败，莱茵联邦在1813年瓦解。——第31页。
[34] 这里列举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第四次同盟（英国、俄国、于1806年7月同俄国签订了反对拿破仑的秘密同盟的普鲁士、以及瑞典）战争中1806—1807年的一系列战役：
耶拿（绍林吉亚）战役是普鲁士军队和法国军队在1806年10月14日进行的，结果普军被击溃。
在1807年2月7—8日（1月26—27日）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进行的普略西什·埃劳（东普鲁士）战役中，拿破仑尽管牺牲大量的法军也未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
1807年6月14日（2日）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进行的弗里德兰德（东普鲁士）战役，以拿破仑军队获胜而结束。
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任何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的别洛斯托克地区（后来，在1809年战争中拿破仑战胜奥地利以后，加里西亚东部的塔尔诺波尔地区也并入了俄国）。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俄国和拿破仑法国缔结了针对英国的攻守同盟。作为报答，拿破仑答应俄国对土耳其和瑞典有行动自由。——第31页。
[35] 指1808—1809年俄国和瑞典战争期间巴克莱-德-托利率领俄军于1809年冬横越波的尼亚湾的进军。俄军踏上瑞典领土加速了瑞典贵族反对国王古斯达夫四世阴谋的实现，这次阴谋的目的在于限制王权，维护贵族寡头的利益。1809年3月古斯达夫四世被推翻，不久，他的叔父塞德曼兰公爵被立为瑞典国王，号查理十三。同年9月瑞典被迫和沙皇俄国签订了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和约，将芬兰让给俄国。——第31页。
[36] 1812年8月亚历山大一世和瑞典王储卡尔-约翰（贝尔纳多特）在亚波（土尔库）举行了会见。会见的结果是，俄国和瑞典于1812年8月30日（18日）签署了一项协定，两国实际上结成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军事同盟。协定还规定在丹麦拒绝将挪威让与瑞典国王时，俄国有给予瑞典军事援助以反对丹麦的义务。瑞典方面保证支持沙皇政府的领土要求，其中包括对拿破仑统治下的华沙大公国的领土要求。——第31页。
[37] 指拿破仑第一和亚历山大一世于1808年9月27日（15日）—10月14日（2日）在爱尔福特的会见。拿破仑对他的各个属国的，特别是西班牙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感到不安，同时，害怕奥地利对他发动进攻，因此希望在同奥地利交战时取得亚历山大一世的援助，同时他也向亚历山大一世保证，支持俄国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领土要求。虽然谈判结果签署了秘密协定，形式上规定了恢复1807年在提尔西特缔结的法俄同盟，但是亚历山大在拿破仑和奥地利作战时并未积极支持拿破仑。在1809年法奥战争期间俄国只限于占领了加里西亚，而没有对奥地利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第31页。
[38] 俄土战争从1806年开始，一直进行到1812年（1807—1809年曾中断）。这次战争是由于拿破仑外交的阴谋诡计促使俄土关系尖锐化的结果。在战争中俄军在欧洲战场和高加索战场曾多次给土军以重创。战争以1812年5月28日（16日）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而告终。根据条约，俄国获得了直到普鲁特河的贝萨拉比亚和多瑙河沿岸的通商航行权，以及南高加索的一些地区。条约肯定了俄土过去达成的关于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享有一系列自治权的协议。
俄国在战争中的胜利客观上帮助了巴尔干半岛上的各民族摆脱土耳其的统治。俄军在巴尔干的著有成效的行动是对1804—1813年塞尔维亚人民起义的重大支援，这次起义是许多世纪以来塞尔维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封建主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塞尔维亚人在起义中赶走了土耳其侵略者，在1805—1811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根据1812年布加勒斯特条约，土耳其应允许塞尔维亚内政自治。但是，土耳其苏丹利用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的机会，破坏条约，于1813年对塞尔维亚进行了征讨，在那里一度恢复自己的统治。由于塞尔维亚人于1815年又胜利地举行了起义，加上俄国在外交上的支援，土耳其的枷锁被粉碎了，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后，土耳其不得不通过1830年的苏丹特别敕令承认塞尔维亚的自治（实际上的独立）。——第31页。
[39] 大陆体系即1806年拿破仑宣布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政策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1807年的提尔西特条约决定了俄国加入大陆体系。——第32页。
[40] 1813年10月16—19日（4—7日）的莱比锡会战是参加欧洲各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第六次反法同盟的联军同拿破仑法国军队的决战。联军在这次会战（史称“民族之战”）中的胜利决定了同盟国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导致了莱茵联邦的瓦解和德国摆脱拿破仑的统治。——第33页。
[41] 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见注38。
根据欧洲各国君主及其大臣所举行的维也纳会议（这次会议在拿破仑法国被击败后在1814—1815年断断续续地举行）的决定，为了复辟各正统王朝，欧洲地图被违反着各国人民的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利益加以重划。波兰再度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所瓜分。在瓜分时，拿破仑第一在1807年根据提尔西特和约所建立的华沙大公国的一大部分划归俄国，称作波兰王国。——第33页。
[42] 会议桌上的波兰是对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正式名称划归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第34页。
[43] 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维护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盟。——第35页。
[44] 恩格斯指的是1821年春天发生的、并且很快具有群众性的希腊起义。1822年1月在厄皮达夫尔召开的国民议会宣布了希腊的独立，并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由于用自己的力量对付不了起义的希腊人，于是呼吁他的附庸、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给予援助；1825年穆罕默德-阿利的军队侵入了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到处野蛮地迫害希腊居民。在起义的初期，参加神圣同盟的几个大国，包括沙皇俄国在内，对起义都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鉴于希腊人的斗争到处引起巨大的同情，而更主要的是考虑到利用这一斗争来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的可能性，英国、沙皇俄国和法国承认希腊为交战的一方，并给予它军事援助。俄国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的胜利对希腊获得独立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俄国的胜利，土耳其被迫承认希腊为独立国。但是按照欧洲几个大国的统治集团的决定，希腊人民在1832年被强加以反动的君主专制制度。——第36页。
[45] 指在西班牙（1820—1823）、那不勒斯王国（1820—1821）和皮蒙特（1821）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由于神圣同盟的干涉（它派遣法国军队到西班牙，派遣奥地利军队到意大利）都被镇压下去。——第36页。
[46] 这里列举的神圣同盟的几次会议系1818年在亚琛、1820年在特劳波（奥帕瓦）、1821年在莱巴赫（柳布梁纳）和1822年在维罗那召开。所有这些会议的决定都是旨在镇压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第37页。
[47] 这段话看来恩格斯是引自“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年巴黎版第52—53页（《Recueil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Paris，1854，p．52—53）。——第38页。
[48] 纳瓦林会战（纳瓦林现名皮洛斯，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是1827年10月20日进行的以土埃舰队为一方和以英国海军上将爱·科德林顿指挥下的英法俄联合舰队为另一方的会战。后者是欧洲列强为了武装调停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而开进希腊领海的。土耳其司令部拒绝停止对希腊居民的迫害后而开始的会战，使土埃舰队全军覆没，并加速了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爆发，俄国在这一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第39页。
[49] 毛奇“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第390页（Moltke．《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Berlin，1845，S．390）。——第39页。
[50] 指阿德里安堡和约；这个和约是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1829年9月缔结的。根据条约，多瑙河口及附近诸岛屿，以及库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不得不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赋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来保障，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同土耳其的联系仅在于向苏丹纳年贡），遵守以前就塞尔维亚的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用特别敕令在法律上把这种自治固定下来。——第39页。
[51] 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第40页。
[52] 指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这次起义是由沙皇政府的民族压迫和警察压迫引起的。1830年11月29日（17日）在华沙以军事政变开始的这次起义，具有人民起义的性质，结果赶走了沙皇军队。但是波兰政府和军队中的贵族领导人实行投降政策，阻挠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表现了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的侵略野心。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未能废除农奴的依附关系，因而起义没有得到农民的应有支持。1831年2月开始的战事的最后结局是：波兰政府于1831年9月8日（8月26日）投降，把华沙交给沙皇军队。波兰起义虽然遭受了失败，但是在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第40页。
[53]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1833年7月8日（6月26日）缔结的条约。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国登陆部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地方登陆。这支登陆部队派遣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去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伊布拉希姆-帕沙（起义反对苏丹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儿子）的军队。1833年5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调停下同穆罕默德-阿利缔结了和约，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给穆罕默德-阿利。尽管苏丹的直接危险已经过去，但沙皇外交利用紧张局势和俄军驻扎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防御同盟，并且在使这个同盟固定下来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中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款：土耳其必须根据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军舰通过海峡。另一项条款确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其他的俄土协议。条约的有效期定为八年。——第40页。
[54] 指由于新的土埃战争（1839—1841）和英法矛盾（法国暗中支持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加剧而引起的东方问题的尖锐化。英国唯恐站在苏丹方面的俄国片面地干预冲突，坚持西欧列强集体向土耳其政府提供军事援助。1840年7月15日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背着法国在伦敦签订了援助土耳其苏丹的协定。当时出现了法国和欧洲几个大国同盟之间的战争的危险，但是法国没有下决心进行这场战争，停止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援助。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干涉穆罕默德-阿利不得不放弃自己在埃及境外的领地，并且服从苏丹的最高权力。——第40页。
[55] 《Règlement organique》“组织规程”）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由这些公国（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为俄军占领）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谢廖夫于1831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农民曾举行许多次起义来回答这部“宪法”。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内部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马克思对组织规程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集第2版第23卷第249—250页）。——第40页。
[56] 恩格斯在这里援引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1887年伦敦版），这个版本的章节的分法和德文版不同。——第40页。
[57] “公文集”（《Portfolio》）是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汇编的简称。“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丛刊在1835—1837年出版；新的丛刊是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在1843—1845年出版的。——第41页。
[58] 指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这两个公国的人民群众在革命过程中掀起了争取彻底摆脱对土耳其帝国的依附，消灭农权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其他障碍的广大运动。革命遭到了国内反动势力、苏丹土耳其与沙皇俄国的武装干涉的联合镇压。——第41页。
[59] 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为了调整两国的关系，曾在尼古拉一世的调停下于1850年10月在华沙举行谈判。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在1848—1849年的革命后尖锐化了。奥地利力图恢复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在革命中已实际瓦解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合——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希望建立在自己庇护下的各德意志邦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尼古拉一世皇帝不愿意普鲁士强大起来，企图保持德国的封建割据状态，他在华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争吵中扮演了仲裁人的角色，并表示坚决支持奥地利。——第42页。
[60] 恩格斯指的是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和丹麦的代表一起在1852年5月8日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君主国完整的伦敦条约。这个文件的基础是上述几个国家的代表于1850年7月4日在伦敦签订的议定书。议定书确定了丹麦国王的领地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在内不得分割的原则，从而为这两个公国的德国居民想脱离丹麦，与德国合并的企图制造了障碍。1852年条约虽然承认了两公国有自治权，但是仍然保留了丹麦国王对它们的最高权力。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被指定为无嗣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后为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第42页。
[61] 指以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土耳其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的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结束时在1856年3月30日签订的巴黎和约。在战争中失败的俄国不得不割让多瑙河河口和贝萨拉比亚南部的一部分地方，放弃对多瑙河各公国和土耳其的信基督教的臣民的保护，同意意味着禁止外国军舰通过海峡和禁止俄国、土耳其在黑海设置海军军需库和驻扎舰队的黑海中立化；俄国将卡尔斯归还土耳其，以交换联军在克里木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英国和奥地利在巴黎会议谈判期间未能完全实现它们对俄国的侵略意图。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保卫战，土耳其军队在高加索战区的失败，联军在波罗的海的失利，以及俄国外交对英法矛盾的巧妙利用都对谈判的结果产生了影响。——第44页。
[62] 这是亚·米·哥尔查科夫1856年8月21日给俄国驻国外的外交代表的通告中的一句话。他在1856年就任外交大臣时在这个通告中规定了俄国外交政策的方针。——第45页。
[63] 恩格斯指附于巴黎和约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见注27）。
由于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在巴黎会议上的接近，两国在拿破仑第三的倡议下于1859年3月3日缔结了法俄秘密协定。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答应拿破仑第三在他准备从军事上粉碎奥地利方面给予外交上的援助，而一旦战争发生即将俄军开至奥地利边境，以便在东方牵制奥地利的一部分军队。同时拿破仑根据协定的精神，继续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第46页。
[64] 1859年，拿破仑第三在事先得到亚历山大二世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法国和皮蒙特（撒丁王国）对奥地利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他企图在“解放”意大利的旗帜下，通过胜利的“局部”战争掠夺新的领土并巩固法国波拿巴制度。朱·马志尼当时在他的宣言“战争”中揭露了拿破仑第三的真正意图，马克思在他的“马志尼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06—412页）一文中详细地摘引了这篇宣言。
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希望通过战争实现在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的意大利统一。奥军在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失败以后，拿破仑第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发展和不愿意促进意大利的统一，于1859年7月11日同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战争结果，法国获得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皮蒙特。
但是违反着皮蒙特执政的上层人物的王朝政策和法国波拿巴分子的阴谋诡计，1860年在意大利掀起了争取国家统一的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斗争。由于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加里波第的志愿军的英勇战斗，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波旁王朝被推翻了，南意大利和皮蒙特合组为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威尼斯省则直到1866年仍然处在奥地利人的统治下。意大利的最后统一到1870年意大利军队攻占了罗马和教皇国后才告完成。——第46页。
[65] 俾斯麦的普鲁士政府在1863—1864年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期间，企图阻止起义扩展到普鲁士所侵占的波兰领土，并且希望事先得到俄国的支持以便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因此向沙皇政府提供了军事援助以镇压起义。1863年2月根据俾斯麦的倡议缔结了俄国和普鲁士的关于共同对付起义者的协定。——第46页。
[66] 1864年由于奥普同丹麦之间的战争（最后丹麦战败）的结果，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1866年普奥战争以后这两个公国被并入普鲁士。——第46页。
[67]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第47页。
[68] 由于法国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失败，根据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缔结的初步和约，法国将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1871年1月18日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帝国。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最后确认了这个条约的条款。——第48页。
[69] 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以后，俄国和土耳其于1878年3月3日（2月19日）在圣斯蒂凡诺（君士坦丁堡附近）签订的。这个条约意味着俄国对巴尔干影响的加强，它引起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对。在外交和军事威胁的压力下，俄国政府被迫把条约交给18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审查。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有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大不列颠、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代表，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根据柏林条约，圣斯蒂凡诺和约的条款被大大修改，变得不利于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民族了。圣斯蒂凡诺和约规定的自治的保加利亚的领土被割掉二分之一以上，巴尔干山脉以南的保加利亚各地区成立了“东鲁美利亚”自治省，仍受苏丹管辖；门的内哥罗的土地也被割去很大一部分。柏林条约承认圣斯蒂凡诺和约的规定，把1856年从俄国夺去的贝萨拉比亚的一部分归还俄国，同时也批准了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占领。在会议的前夕，英国侵占了塞浦路斯。柏林会议的决定在巴尔干造成了孕育着新战争的新的国际矛盾的策源地。——第48页。
[70] 恩格斯指保加利亚领土上的四边形要塞区：锡利斯特里亚、鲁舒克、苏姆拉和瓦尔那。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初期土耳其军队的主力集中在这个地区。——第48页。
[71] 1857—1859年印度发生了反抗英国统治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起义在1857年春天在所谓孟加拉军西帕依部队（从当地居民中招募组成）中爆发，并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几个最大的区。起义的基本动力是农民和城市中从事手工业的贫民。由当地封建主领导的这次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宗教和种姓的差别，以及殖民者在军事技术上占优势而遭到了失败。——第50页。
[72] 奥连堡军事总督瓦·阿·彼罗夫斯基将军曾率领远征军，于1839年11月开始侵略希瓦汗国的进军。这支配有若干大炮和粮秣辎重的5000人的军队对于冬季通过荒原的困难条件没有准备。由于士兵大量患病，人员折损一半，彼罗夫斯基未能到达希瓦，被迫于1840年返回奥连堡。——第50页。
[73] 恩格斯指和布朗热将军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886—1889年的法国沙文主义运动。布朗热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策的不满，展开了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宣传，目的是准备政变，在法国实行君主复辟。恩格斯认为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并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揭露布朗热及其支持者的蛊惑性的复仇主义的口号。——第51页。
[74] 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国和罗马尼亚的联军于1877年12月10日（11月28日）经过与土耳其军队的激战后攻占了普勒夫那（现名普累文，保加利亚北部一城市）。——第51页。
[75] 1867年奥地利帝国变成了二元制的奥匈帝国，莱达河被确定为该国两部分的分界线。一部分称息斯莱达尼亚，包括奥地利、捷克、莫拉维亚、西里西亚、施梯里亚、克伦地亚、提罗尔和其他地方，另一部分称特兰斯莱达尼亚，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第51页。
[76] 指美国记者乔治·谦楠的一组文章“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这些文章是他在1885—1886年在西伯利亚旅行后写的，发表在1888—1890年在纽约出版的“现代插图月刊”（《The Century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上。——第51页。
[77] 恩格斯指的是1864年俄国实行有限的地方自治、建立地方自治机关一事。而从1866年起，沙皇政府已经又开始有计划地排挤地方自治机关，这种排挤在八十年代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的反动时期特别加强起来。——第53页。
[78] 毛奇在1874年2月16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的演说（这里指的就是这篇演说）中，不得不承认，德国人从打胜仗以来“到处都获得了尊敬，可是爱戴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