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十二卷
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
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135]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136]里，我曾经认为有必要回溯一场反对马克思的论战，这场论战是由一个匿名作者于1872年在柏林“协和”杂志[137]上首先发动的，后来剑桥的塞德莱·泰勒先生又于1883年在“泰晤士报”上将它重新挑起。这位匿名作者——泰勒先生已经揭露，这位匿名作者就是路约·布伦坦诺先生——当时控告马克思捏造引文。我在这篇序言（已收入本书所附的文件中，编号第12号［注：见本卷第197—203页。——编者注］）里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简短说明，根本不打算取悦布伦坦诺先生；他要答复我是十分自然的。他果然在一本小册子——路约·布伦坦诺“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兼论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问题”。柏林，瓦尔特和阿波兰特书店，1890年[138]——中这样做了。
这本小册子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既太多，又太少。说它提供得太多，是因为它“兼”而详细地叙述了布伦坦诺先生对“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的看法。这些看法和争论的目标根本没有关系。我只须指出一点：布伦坦诺先生经常反复谈论的所谓工人劳动保护法以及工会组织有助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这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发明。马克思和我在自己的著作中，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哲学的贫困”起，到“资本论”和我最近的著作止，对此曾谈过几百遍，不过，我们在谈到这一点时作了很多的保留。[139]第一，工会的抵抗只有在市场处于中等和繁荣状态时才会起良好的作用；在停滞和危机时期，它们通常就失去作用；布伦坦诺先生断言“它们能克服后备军的致命的影响”，这是使人好笑的夸张。第二，——其他次要的限制更不必说了——无论劳动保护法，无论工会的抵抗，都无法消除应该消除的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关系，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始终不断地把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再生产出来。雇佣工人群众终身注定从事雇佣劳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一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但是，由于布伦坦诺先生想把雇佣奴隶变成心满意足的雇佣奴隶，他不得不大大地夸大劳动保护、工会的抵抗、舍本逐末的社会立法等等的良好作用；而由于我们用简单的事实就能驳斥这些夸大，所以他就大发雷霆。
说这本小册子提供的东西太少，是因为在这次论战的文件中它只提到了那些直接来源于布伦坦诺先生和马克思的文件，而根本没有谈到后来出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为了使读者自己能对这一切作出总的判断，我在附录中收入了：（1）国际总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和“资本论”中被指控的地方；（2）布伦坦诺先生和马克思之间的论战；（3）塞德莱·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马克思之间的论战；（4）我为“资本论”第四版写的序言和布伦坦诺先生对此所作的反驳；（5）与格莱斯顿给布伦坦诺先生的信有关的材料。自然，我同时也从布伦坦诺的议论中删去了那些与捏造引文问题无关，而只是“论进步问题”等等的地方。
一
在1872年3月7日柏林“协和”杂志第10期上，出现了一篇匿名文章，对1864年国际总委员会成立宣言[140]的作者马克思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据说，在这篇宣言中马克思伪造了从当时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的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引来的一句话。
成立宣言中的有关地方载于附录，文件第1号［注：见本卷第155—156页。——编者注］。“协和”杂志的文章也载于附录，文件第3号［注：见本卷第160—161页。——编者注］。在后面这个文件中，控告是这样提出的：
“这篇演说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税得到证明。但是150英镑和150英镑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税。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限定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给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就是匿名作者（现在已经知道这位作者名叫路约·布伦坦诺）对马克思提出的控告，而且应该说是唯一的控告。
马克思于1872年5月收到了从德国寄来的“协和”杂志第10期。在我目前还保存的一份上写有这样几个字：“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马克思过去对这个刊物毫无所知，所以把作者当成了一个舞文弄墨的工厂主，并对他采取了相应的态度。
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所作的答辩[141]（文件第4号［注：见本卷第162—166页。——编者注］）中指出，这句话不仅在1870年被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上引用[142]，而且还在成立宣言出现之前就被引用在1864年伦敦出版的“兑换论”[143]一书中，最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的报道，也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像他所引用的那样包含着这句话：“我刚刚描述的增长〈即“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恩格斯加的。——译者注］，完全限于有产阶级”。[144]如果说“汉萨德”中没有这句话[145]（此话出自英国财政大臣之口无疑会使他声誉扫地），这是因为格莱斯顿非常明智地按照英国议会的传统惯例把它删掉了。
无论如何，这里证明了，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关于格莱斯顿在前一天晚上发表的演说的报道中，一字不差地有这句所谓增添的话。而“泰晤士报”当时是格莱斯顿先生的机关报。
像紫罗兰那样在背荫处开花的布伦坦诺先生又怎样回答呢？（1872年7月4日“协和”杂志，文件第5号［注：见本卷第166—171页。——编者注］）
他以用他自己的本名发言时永远不会有的勇气，重复他的控告，说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他补充说，这一控告
“是严重的，而且有无法驳倒的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这个证据……是真正毁灭性的”。
这个确凿的证据无非就是“汉萨德”中那个没有这句话的地方。因此，它充其量只对这句在“泰晤士报”上有、在“汉萨德”上没有的倒霉的话本身说来可能是“毁灭性的”。
但是这种得胜的公鸡的啼叫，只不过是要掩盖这样一个极不愉快的事实，即“增添”的话，如“泰晤士报”的报道所表明的，是符合真实情况的。而我们的匿名作者（后来发现是一位教授）感觉到，对控告说来，这一确凿的证据已经几乎是“无法驳倒的”，而且日后可能成为“真正毁灭性的”，所以他拚命地向比斯利和“兑换论”所引的引文进攻，千方百计地把问题弄模糊，断言似乎比斯利引用时所根据的是成立宣言，而马克思所根据的是“兑换论”，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次要的东西。即使这些都是真的，它们也丝毫不能说明这句话是格莱斯顿讲的还是马克思臆造出来的这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它们的性质而论，布伦坦诺先生那时不能下定论，我现在也不能下定论。这些东西不过是要用来转移对主要的东西，即对“泰晤士报”那段倒霉的报道的注意力。
匿名作者在谈论这个报道之前，使用了一些骂人的字眼来支持自己，什么“近乎犯罪的轻率”，“这个假引文”，等等，接着，他声色俱厉、咄咄逼人地说道：
“不过，这里我们又看到马克思的第三个辩护手段，就无耻地撒谎而论它远远超过了已经举出过的一切。马克思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引用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来证明自己的引文正确。但是，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从第7版第5版〈应为栏〉第17行起，是这样叙述这一演说的。”
接着就是“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说道：
“我所描述的增长〈即“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所以，对于马克思的“无耻地撒谎”真要感到惊奇了，他竟然还敢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包含有这样一句话：财富等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成立宣言中说：“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泰晤士报”中说：“The augmentation there described〔我刚刚描述的增长〕〈关于这一点，甚至布伦坦诺先生到现在也没有匿名地或不匿名地否认：这里所谈的就是上文所说的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and which is founded，I think，upon accurate returns，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
于是，布伦坦诺先生在他指出“泰晤士报”报道中那句所谓马克思增添的话（因为“汉萨德”中没有这句话），从而证明了他自己正是像他给马克思栽诬的那样无耻地撒谎以后，得意地说，
“两个报道〈“泰晤士报”的和“汉萨德”的〉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的速记记录所一字不差地记载的话。但是，虽然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也包含有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的东西，虽然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也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马克思还是厚颜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Si duo faciunt idem，non est idem．既然两人做同一件事，那就不是同一件事。
马克思引证格莱斯顿的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是“增添”，这是“完全是捏造的”“声名狼藉的地方”。而“泰晤士报”的报道引证格莱斯顿的话：我刚刚描述的这种增长，即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就不过是比没有这句话的“汉萨德”的报道“在形式上比较扼要”，并且“同成立宣言中的这个〈也就是同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而当马克思引用“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这个地方来作证明时，布伦坦诺先生说：
“最后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引证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的报纸上的报道。”
做这种事确实需要一种特殊的“厚颜无耻”。而马克思的额头无论如何是长在脸上，而不是长在别的地方［注：双关语：《Stirne》是“额头”的意思；转意是：“厚颜无耻”。——编者注］。
匿名作者，即路约·布伦坦诺，以一种确实与马克思的迥然不同的“厚颜无耻”的态度，硬要格莱斯顿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而事实上，无论根据“泰晤士报”或“汉萨德”，格莱斯顿都说，他会怀着悲痛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这种“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接着他说，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有产阶级”。
最后，高尚的匿名作者愤怒地指出：“的确，要评价这种行为，只有用马克思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见“资本论”第257页）：简直‘无耻’。”
谁的行为，路约·布伦坦诺先生？
二
马克思在他的答辩（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文件第6号［注：见本卷第172—181页。——编者注］）中过于忠厚了，他认真地仔细分析了布伦坦诺先生关于比斯利教授、“兑换论”等等的一大堆废话；我们撇开这些次要问题不谈。但是在结尾的地方，马克思还引用了两件对主要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除了“泰晤士报”的报道外，另外两家伦敦的晨报在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中也有这个“增添”的地方。根据“晨星报”[146]，格莱斯顿说：
“这种增长”，——刚刚被描述为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根据“晨报”[147]：
“上面所说的”——刚刚被说成是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
对于其他任何一个对手说来，这个证据都会是“真正毁灭性的”。但是对于匿名的布伦坦诺说来却不然。表明了同样程度的厚颜无耻的布伦坦诺的答复（1872年8月22日“协和”杂志，文件第7号［注：见本卷第181——185页。——编者注］），马克思从未见过，因为在7月11日以后他就没有再收到“协和”杂志。我自己只是在布伦坦诺的翻印本（“我和……的论战”1890年版）中才读到这一答复[148]，因此在这里不能不谈谈它。
“他〈马克思〉坚持……被歪曲的引文时的顽固的撒谎癖性甚至使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推翻现存制度计划的人也会吃惊。”
引文仍然是“假的”，“泰晤士报”的报道“证明了正好相反的东西，因为‘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完全一致”。但是布伦坦诺先生下此断语时的武断，较之他突然向我们讲下面一段话时的“厚颜无耻”，还是真正微不足道的小事：
“模糊‘泰晤士报’报道的第二个手段是，马克思在他的德译文中干脆删掉了这一附句，从这个附句中得出的结论是，格莱斯顿只是说，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判明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因此根据所得税的材料丝毫不能看出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他并未说，工人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常增长之外。”
所以，纵然“泰晤士报”上说，一再提到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那也和包含同样内容的那句“增添”的话相反。至于“干脆删掉了的附句”，只要布伦坦诺先生肯稍微表现一点耐心，它一定会让他得到报答的。在他顺利地做了第一个勇敢的跳跃之后，他就能够比较容易地颠倒黑白了。既然他已经把“泰晤士报”对付过去，他就不用太担心“晨星报”和“晨报”了。
“因为这些报纸即使根据他的〈马克思的〉转述来看也是为我们说话的。根据这两家报纸，格莱斯顿说，他不认为〈众所周知，是布伦坦诺这样断言〉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并且还说：‘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注意到’一语的意义和运用清楚地表明，这种增加和上面所说的增长是指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那种增加和说法〈原话如此！〉。”
发明si duo faciunt idem，non est idem〔既然两人做同一件事，那就不是同一件事〕这一规则的耶稣会教徒，与匿名的布伦坦诺相比不过是小学生。当“泰晤士报”、“晨星报”和“晨报”一致声明，布伦坦诺断言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实际上格莱斯顿说过的时候，这三家报纸是一致“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当马克思，一字不差地引用同一句话的时候，它却是“假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捏造的”，“谎言”，等等。而当马克思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位名叫路约·布伦坦诺的匿名作者对此无法理解，认为这“简直无耻”。
但是，只要把1863年4月17日伦敦各晨报关于这个地方的报道都列举出来，就可以彻底驳倒“增添”的说法。
“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我们已经援引过了。
“每日电讯”[149]：
“我从自己方面可以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财富问题的这一方面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这种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
“先驱晨报”[150]：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巨大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完全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
“晨邮报”[151]：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样巨大的增长，如果我想，它的益处只及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完全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福利的增进。”
“每日新闻”[152]：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样巨大的增长，如果我想，它的益处只及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并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福利的增进。”
“旗帜报”[153]：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巨大的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并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
这里列举的八家报纸，就我所知，已经包括了伦敦当时出版的所有晨报。它们的证词是“无法驳倒的”。其中四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每日电讯”——转述的这句话和马克思所“增添”的这句话完全相同。刚刚被描述为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的这种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另外四家报纸——“先驱晨报”、“晨邮报”、“每日新闻”、“旗帜报”——“只是以在形式上比较扼要”的说法转述了这句话，使得它的语气更强了：这种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
上述八家报纸各自都有自己专门的一批派驻议会的记者。因此，它们是一些彼此完全独立的证人。其次，总起来说，它们是无党派的，因为它们属于各个不同的党派。为这句根本无法隐瞒的话的两种说法作保的，既有托利党人，也有辉格党人和激进派。根据四家报纸，格莱斯顿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根据另外四家报纸，他说：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可见，八个难以驳倒的证人都证明，格莱斯顿确实讲过这句话。问题只是，他讲这句话时用的是马克思所援引的较委婉的说法呢，还是四家报纸报道中的加强语气的说法。
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汉萨德”高傲地同所有这些报纸相对立。但是“汉萨德”是不像这些晨报那样难以驳倒的。“汉萨德”的报道要受检查，受发言人本人的检查。正因为如此，按一般惯例是根据“汉萨德”进行引证。
八个受到信任的证人对一个受到怀疑的证人！但是这和我们这位对胜利抱有信心的匿名作者有什么相干呢？正因为所有八家晨报的报道都把“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强加在格莱斯顿身上，正因为如此，它们是在“为”匿名作者说话，它们恰恰正是以此证明马克思“增添”了这个地方！
的确没有什么能超过匿名的布伦坦诺的“厚颜无耻”了。
三
但是，实际上，布伦坦诺先生那种使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的厚颜无耻，不过是一个策略上的手段。他发现，对“增添”的话进行的攻击遭到了失败，因此他不得不为自己寻找防御阵地。他已经找到了这样的阵地；现在只是需要向这个新阵地实行退却了。
布伦坦诺先生在他给马克思的第一个答复（文件第5号［注：见本卷第166—171页。——编者注］）中，就已经暗示了他的这一意图，虽然还是羞答答的。迫使他这样做的是“泰晤士报”那篇不幸的报道。虽然这篇报道包含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增添”的地方，但是这实际上是次要的问题。因为，既然这篇报道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它说的就“同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尽管它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个地方。因此，重要的已经不是“声名狼藉的地方”的本文，而是它的意思。现在要做的已经不在于否定这个地方本身，而在于肯定它的意思和它所说的正好相反。
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中说，由于没有时间，他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自己的匿名对手的愉快来往［注：见本卷第181页。——编者注］，此后，这位匿名对手就更加武断地在这个不太纯洁的题目上做起文章来。他是在他的第二篇反驳中这样做的，这篇文章作为文件第7号［注：见本卷第181—185页。——编者注］转载在这里。
他断言，马克思力图用三种办法来模糊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的“泰晤士报”的报道。第一，用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富裕阶级〕［注：马克思关于这个译名的意见，见本卷第164页和第176页。——编者注］一语的不正确的译文。这一点，作为十分次要的东西，我撇开不谈，——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英语的掌握，是和布伦坦诺先生完全不同的。但是格莱斯顿先生当时用这句话时究竟想的是什么，——或者说，他是否真的想到什么，——这一点，在已经过了二十七年之后的今天，大概连他自己也讲不出了。
第二点是，马克思“干脆删掉了”“泰晤士报”报道中的一个“附句”。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援引在前面第2章第7页上［注：见本卷第117页。——编者注］。马克思删掉附句，似乎是想向自己的读者掩盖这一事实：从所得税的材料可以看到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是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从这些材料中丝毫不能看出工人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由此不应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常增长之外。
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翻译的“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这句话是：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那些占有财产的阶级。”
被马克思别有用心地“删掉”的附句，是由以下这些词构成的：“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
马克思两次——因而也就是顽固地——删掉这些非常重要的词，似乎是想向自己的读者隐瞒：这种增长仅仅是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的增长，换句话说，就是“占有财产的阶级的”收入的增长。
布伦坦诺先生是不是由于胡乱地指责别人“撒谎”而义愤填膺，从而弄得双目失明了？或是他以为，可以爱怎样说就怎样说，因为反正马克思不会再作答复了？事实是，这段被指控的引文，无论在成立宣言或“资本论”中，马克思都是以这些话开始的：“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the taxable income）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则增加了……”［注：见本卷第156页和第157页。——编者注］
除了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之外，布伦坦诺先生是否知道在英国还有别的什么“应该课税的收入”？是不是这个极端重要的“附句”给这个清楚的解释，即这里谈的正是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增添了什么东西？也许（看来的确是这样）布伦坦诺持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引证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人不像布伦坦诺那样大作一通关于英国所得税的讲演，并在所得税方面进行“捏造”，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文件第6号）［注：见本卷第175—176页。——编者注］，也就像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所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文件第7号）［注：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那末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就是“被捏造了”，就是给它“增添”了某种东西，或者从它里面“删掉”了某种东西？如果在“增添”的话中只是说，格莱斯顿刚刚讲的这种增长限于有产阶级，那末，难道那里在实质上不是谈的同样的东西？——要知道只有有产阶级才缴所得税。可是，布伦坦诺先生当然是一面在前面，在正面为这句话大吵大闹，说什么这是马克思的捏造，是无耻地撒谎，而同时他自己却从后门悄悄地把这句话放进来。
布伦坦诺十分清楚，马克思援引的格莱斯顿的话，所谈的是“应该课税的收入”，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他在他的第一篇控告（文件第3号）中就引了成立宣言中的这个地方，甚至还将taxable一词译为“应该课税的”［注：见本卷第160页。——编者注］。如果布伦坦诺现在在自己的第二篇反驳中“删掉”这个地方，如果他从这一天起直到他1890年出版小册子，一直反复地断言，马克思故意地别有用心地掩盖这一事实，即格莱斯顿在这里谈的只是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那末，我们岂不是应该把“撒谎”、“捏造”、“无耻地撒谎”、“简直无耻”等等这些他自己的用语奉还给他吗？
我们还是回到本文上来。
“第三，最后，马克思力图掩盖‘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这一点，他没有引证这样一些话，在这些话中，甚至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也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
马克思在他给匿名的布伦坦诺的第二篇答辩［注：见本卷第162—166页。——编者注］中证明，他没有“增添”“声名狼藉的”话，接着他驳斥了匿名者的这样一个蛮横的论断，即在作为唯一的争论目标的这一点上，“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虽然前者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一有争论的句子，而后者则将它完全删掉了。格莱斯顿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还讲了些什么，这和这个唯一的争论点是毫不相干的。
相反，在成立宣言中，——要知道这正是布伦坦诺据以提出捏造引文的控告的那个文件，——在第4页上［注：见本卷第156页。——编者注］，就在“声名狼藉的”话上面几行，直接谈到，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时期在下院宣称：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这就是据布伦坦诺说马克思别有用心地掩盖起来的话。
在整个论战中，从1872年给马克思的第一个答复（文件第5号［注：见本卷第166—171页。——编者注］）起，至1890年“我和……的论战”这本小册子的序言和附录止，布伦坦诺先生——以一种我们当然绝对不敢称之为“无耻地撒谎”的巧妙手法——闭口不谈这一事实，即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确切地引用了格莱斯顿关于工人状况的这种没有先例的改善的郑重声明。而在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反驳中，——如上所述，这篇反驳，马克思直到去世时还不知道，而我也是直到1890年“我和……的论战”小册子出版之后才知道的——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只是作为一种幌子被保留着，而实际上已被抛掉了；其中不仅羞羞答答地承认，增添的句子确实属于格莱斯顿，而且断言，它是“为我们说话的”，即为布伦坦诺说话的，——就在这第二篇反驳中，布伦坦诺向新的防线退却了，说什么马克思阉割了和歪曲了格莱斯顿的演说；说什么马克思强迫格莱斯顿说，富人的财富大大地增长了，而穷人，工人居民，至多不过是变得不那么穷了，而格莱斯顿却明确地说道，工人的状况获得了没有先例的改善。
由于一个无法推翻的事实，即在被指控的文件——成立宣言中，恰恰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格莱斯顿的这些话，这第二道防线又被突破了。而布伦坦诺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读者〈“协和”杂志的读者〉是无法监督他的！”
至于格莱斯顿实际上说的究竟是什么，后面我们还要多少谈一谈。
最后，觉得自己很安全的布伦坦诺——第一，因为他是匿名的，第二，因为马克思声明不想再和他周旋——使自己得到了小小的愉快：
“如果马克思先生最后还破口大骂，那末我们可以使他相信，没有什么比这种包含着承认自己软弱无能的谩骂更能使他的对手感到愉快了。辱骂是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人的武器。”
让读者自己去判断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中究竟怎样“破口大骂”吧。至于布伦坦诺先生，那末我们已经展览过他那文雅之词的花束了。慷慨地加在马克思头上的诸如“谎言”、“无耻地撒谎”、“假引文”、“简直无耻”等等，无论如何是一种有教益的“承认软弱无能”，是布伦坦诺先生已经“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正确无误的标志。
四
我们的堂皇演出的第一幕就这样结束了。神秘的（如果说还不是枢密官的）布伦坦诺，做到了他几乎不敢希望做到的事。诚然，他在所谓“增添”的话上面没有得手；这个最初的控告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但是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防御阵地，并且在这个阵地上保有最后一言，而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教授们总是爱说，阵地还在他手里。于是，他就可以吹嘘，——至少在同他一类的人的面前，——他胜利地打退了马克思的进攻，并且已经在文字方面将马克思本人置于死地。但是不幸的马克思对于他已在“协和”杂志上被打死的事，却一个字也不知道；相反，他还“厚颜无耻地”继续活了十一年，而且这十一年是他的成就愈来愈大的十一年，他在各国的追随者的数目不断增长的十一年，他的功绩愈来愈得到普遍承认的十一年。
布伦坦诺及其同伙，聪明地不让被蒙蔽的马克思看到这一自欺欺人的行为，或者向他说明他早已死去。但是当1883年他真的去世时，他们就再也忍不住了，他们的手已经痒得不耐烦了。于是，塞德莱·泰勒带着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文件第8号［注：见本卷第186—187页。——编者注］）登场了。
如果说泰勒或者他的朋友布伦坦诺事先并没有和艾米尔·德·拉弗勒商量好（看来的确如此），那末泰勒的登场实在太冒失了。他用一种说明他显然意识到自己的事情毫无希望的装腔作势的语调说，使他“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终于在八年之后揭露了〈马克思的〉这种mala fides〔恶意〕”。接着，他就开始吹嘘神一般的布伦坦诺的巧妙攻击，吹嘘有渎神之罪的马克思接着所作的垂死挣扎等等。实际上情况如何，我们的读者已经看到了。处于垂死挣扎中的只是布伦坦诺关于增添句子的断语。
最后，我们再引用下面一段话：
“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所谓“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云云，实在是令人好笑。匿名的布伦坦诺引证的只是“汉萨德”。马克思向他提供了“泰晤士报”的报道，这个报道一字不差地包含着“汉萨德”中所没有的那个争论的句子。在这以后，布伦坦诺先生才也引证了“泰晤士报”的报道，并且比马克思多引证了三行。这三行是要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完全一致，证明似乎马克思所“增添”的话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没有登载，虽然在那里一字不差地登载着这句话；或者，至少也要证明，即使那里登载着这句话，它的意思也和它直接说的相反。泰勒先生就把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行动叫做“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
其次，说什么在这之后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避免继续进行争论，这完全不是事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知道这一点，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我们看到，马克思还向匿名的、神一般的布伦坦诺提出了证据，证明“晨星报”和“晨报”也确确实实同样地载有那句“增添”的话。只是在这之后他才声明，他不能再把时间花费在匿名作者的身上了。
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马克思后来的论战（文件第9、10和11号［注：见本卷第187—196页。——编者注］）首先证明，塞德莱·泰勒先生片刻也没有坚持过原来的、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他竟说，这“起着完全次要的作用”。这又是对他所知道的或应当知道的事实的直接否认。
不管怎样，我们得悉他已经承认这一控告无法再坚持下去，为此我们对他的朋友布伦坦诺表示祝贺。
现在还控告什么呢？现在是布伦坦诺先生在第二道防线上提出的控告，说什么马克思企图歪曲格莱斯顿演说的意思，——这是一个新的控告，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马克思从来不知道这一控告。无论如何，这一控告把我们引入完全不同的领域。起初问题是关于一个事实：马克思是否增添了这句话？现在谁都不否认，这一控告已为马克思胜利地驳倒。但是关于歪曲地进行引证这一新的控告，却把我们引入主观意见的领域，而主观意见必然是各不相同的。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好尚各异〕。某人认为不重要的，——就其本身说来或者就摘录引文的目的说来，——别人可能认为是重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保守党人永远不会使自由党人满意自己的引证，自由党人也不会使保守党人满意，社会党人则永远既不会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满意，也不会使两个全都满意。任何一个党派的人，当他自己同党的话被反对者援引来反对他的时候，他照例会觉得，在引文中删去了决定讲话的真正意思的最重要的地方。这是很常见的，它带有过多的个人的观点，以致谁也不会认为这类控告具有任何意义。如果布伦坦诺先生利用匿名的办法仅仅是为了对马克思提出这一控告，那末马克思也许会认为连一个字也不需要回答他。
塞德莱·泰勒先生为了用他特有的精致手法完成这样一个新的转折，他不得不三次背弃自己的朋友和同志布伦坦诺。他背弃布伦坦诺的第一点是，他抛弃了他的原来的唯一的关于“增添”的控告，甚至否认这一原来的和唯一的控告的存在。他背弃布伦坦诺的其次一点是，他毫不客气地把永无谬误的“汉萨德”弃置一旁，——引证时以“汉萨德”作为唯一的根据，乃是高尚的布伦坦诺的“惯例”，——而利用了“泰晤士报”的那种用同一位布伦坦诺的话来说是“必然不怀好意的报道”。他第三次背弃布伦坦诺，同时也背弃他本人写给“泰晤士报”的信的是，他不是到成立宣言中，而是到“资本论”中去寻找“所提到的引文”。而这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他竟有“勇气”在给“泰晤士报”的信中加以引证的成立宣言！他和爱琳娜·马克思争论之后，立即到英国博物馆［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去寻找这篇宣言，但是没有找到，他在那里被介绍给自己的对手，他问她能否给他一本？当时我从自己的文件中找出了一本，爱琳娜将它寄给了他。这样一来他就能“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了，而看来这种对比已经使他相信：沉默是最好的答复。
所以，实在说，对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文件第11号［注：见本卷第192—196页。——编者注］）哪怕添一个字，都是完全多余的。
五
第三幕。文件第12号［注：见本卷第197—203页。——编者注］，即从我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中所作的一段必要的摘录，说明为什么我在那里必须回溯同布伦坦诺先生和塞德莱·泰勒很久以前进行的论战。这篇序言迫使布伦坦诺作了答复。答复载于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路约·布伦坦诺著，柏林，1890年。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转载了“协和”杂志上匿名发表的文章，他终于公开宣布这些文章就是他写的），也转载了“人民国家报”上的马克思的答辩，同时还加了一篇序言和两个附录，对这些我们不能不谈谈。
首先我们查明，这里也不再谈“增添”句子的问题了。在第一页上援引了成立宣言上的句子，接着声明，格莱斯顿“和卡尔·马克思的断言正好相反，他说”，这些数字只和缴纳所得税的人有关（格莱斯顿的这些话马克思也提到了，因为他明确地把这些数字限制为应该课税的收入），但是工人阶级的状况同时获得了没有先例的改善（格莱斯顿的这些话马克思也引用了，就在所争论的引文上面九行）。我建议读者自己将成立宣言（文件第1号）和布伦坦诺先生的论断（文件第13号）［注：见本卷第155—156页和第203—206页。——编者注］做一比较，看看布伦坦诺先生怎样在根本没有矛盾的地方或者“增添”矛盾，或者用其他方法制造矛盾。但是，因为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可耻地失败了，布伦坦诺先生不得不违背事实，力图使自己的读者相信，马克思想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格莱斯顿在这里只是谈的“应该课税的收入”，亦即占有财产的阶级的收入。在这样做时，布伦坦诺先生甚至没有发觉，这样一来，他的第一个控告就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因为这第二个控告与第一个控告直接相反。
在他顺利地安排好这一“捏造”之后，他认为必须请“协和”杂志注意所谓马克思所作的“捏造”；当时，“协和”杂志建议他写一篇文章来反驳马克思。接下去的话非常精彩，必须逐字逐句地转抄如下：
“文章我没有署名；这样做一方面是根据编辑部为了它的报纸的声誉而提出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我尤其不能反对这样做的是：在马克思先前挑起的论战之后，他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因此，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原来，是“协和”编辑部希望布伦坦诺先生“为了它的报纸的声誉”而隐瞒自己的名字！布伦坦诺先生在自己的同党中享有怎样的声望啊！我们愿意相信，他的确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拿这件事到处宣扬，这倒是这位先生真正伟大的地方。不过，这是他的事情和“协和”编辑部的事情。
因为“马克思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所以当然“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不知道一个人是谁，如何能对他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这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秘密。人身攻击只有在知道这个人的某些情况时才有可能。但是为了报纸的声誉而匿名的布伦坦诺先生给他的对手免除了这个麻烦。他自己动手放肆地“攻击”起来，开始是用黑体字刊登关于“增添”的控告，后来是控告“无耻地撒谎”，“简直无耻”，等等。布伦坦诺先生——没有匿名的——看来在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笔误。不是要让众所周知的马克思能够对不知其名的布伦坦诺“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而是要让隐藏起来的布伦坦诺能够对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正是为了这个，布伦坦诺先生“另一方面……尤其不能反对”要他匿名的指示。
而这应该是“使人感到愉快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不过并不是按照布伦坦诺先生的愿望。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后来他的女儿和现在的我，我们大家都竭力使这一论战具有使人感到愉快的一面。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无论这些成就是大是小——是靠牺牲布伦坦诺先生才取得的。他的文章无论说是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算做“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如果说在这些文章中也还有点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那只是由于马克思对当时“不知为何许人”的布伦坦诺的阴暗面进行了打击，而被打击者现在事后想回避这些打击，把这些打击说成是“他那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伏尔泰、博马舍、保尔·路易·古利耶的辛辣的论战著作，都曾被他们的对手——容克地主、神甫、法官以及其他等级集团的代表叫做“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这并没有能够阻止这些“粗鲁话”成为现在公认的卓越的典范著作。而我们从“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的这些样品和其他样品中得到了这样多的享受，以致整整一百个布伦坦诺也不能把我们吸引到那种充满由虚弱的嫉妒心所产生的无力的怨恨和极端绝望的苦闷的德国大学式的论战中去。
可是布伦坦诺先生以为，他已经重新说服了自己的读者，以致现在可以放肆地请他们大吸鼻烟了：
“当证明了……‘泰晤士报’上也载有和速记记录意思彼此一致的这篇〈格莱斯顿的〉演说的报道的时候，他〈马克思〉就如‘协和’杂志编辑部所描写的，像墨鱼那样行动起来，向水中放出黑色液体，把水弄浑，使敌人难于追击，也就是说，他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吹毛求疵，竭力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
如果说一字不差地包含着“增添”的句子的“泰晤士报”的报道和“速记”记录，即完全删掉这句话的“汉萨德”，意思彼此一致，如果说布伦坦诺先生又吹嘘他证明了这一点，那末这除了说明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被完全——虽然是羞羞答答地和不声不响地——抛弃，说明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守的布伦坦诺先生向自己的第二道防线退却，还能说明什么呢？我们只肯定一点：我们认为，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连这第二道防线，我们也已经从中央把它突破，并从两翼对它进行了打击。
但是，在这里，真正的大学的论战家出场了。既然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骄傲的布伦坦诺把自己的对手追得这样走投无路，所以对手就像墨鱼那样行动起来，把水弄浑，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大做文章，从而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
耶稣会教徒常说：Si fecisti，nega．如果你做了某件事，你就否认。德国大学的论战家走得更远，他说：如果你像恶讼师那样做了一件坏事，你就把它推到你的对手身上。马克思刚一引证“兑换论”和比斯利教授的话，——只因为其中也像他一样地引证了这个争论的地方，——墨鱼布伦坦诺就以它十只脚上的全部吸盘把它们“吸住”，在自己周围放出大量的“黑色液体”，以致必须聚精会神地细看和采取有力的措施，才能使真正的“争论的目标”，即所谓的增添的句子，不致消失。他在自己的第二篇答复中仍旧采用同样的方法。首先就《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富裕阶级”〕一语的意义和马克思展开新的争论，这一争论最多只能以布伦坦诺先生迫切希望的“模糊起来”告终，而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结果。随后他又就出名的附句放出了黑色液体，这个附句据说是马克思有意地删掉的，而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它是完全可以删去的，因为它间接指出的事实，已经在马克思前面引证的格莱斯顿演说的话中直接而明确地谈过了。第三，我们的墨鱼还备有足够的黑色液体，以便用下面这样的论断再次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说什么马克思又在引自“泰晤士报”的引文中删掉了一些句子，——一些和那时的唯一的争论点，和所谓的增添的句子，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句子。
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自我辩护中，我们看见同样地喷射出一股墨水。自然，首先出现的又是“兑换论”。接着，又突然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喷射出来，虽然谁都知道，马克思和它的关系就像布伦坦诺先生和发明火药的关系一样，虽然布伦坦诺先生应当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坚决地拒绝了对拉萨尔的任何推论担负任何责任[154]，而且，马克思就在这卷书中把工资规律描写为各种可变量的函数，描写为具有极大弹性的规律，因而远不是铁的。既然放出了这样的墨水，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什么全都抓来了：哈雷代表大会[155]，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格莱斯顿1843年的预算演说，英国工会，——把这一切都抓来，为的是依靠布伦坦诺先生的自我辩护和他的那些受到凶恶的社会党人嘲弄的高尚的人道原则来抵抗转入进攻的敌人。可以认为，有整整一大批墨鱼在帮助把问题“模糊起来”。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知道，他关于“增添”句子的论断是一种绝望的胡言乱语，而他又没有勇气诚实地公开地放弃这一论断。布伦坦诺“如果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干脆承认，他被这本书〈即“汉萨德”〉引入了歧途……那末，的确，可能使人感到惊奇，他相信了这样的材料”，把它们当做了绝对可信的东西，“不过错误至少会纠正。但是，他对这件事却一声不响”。相反，为了把问题模糊起来，他放出大量的墨水，而如果说在这里我不得不这样多费唇舌，那是因为我不得不先除去所有这些牵强附会的胡扯，清除所有使事情模糊起来的墨水，好让真正的争论目标显露出来。
可是布伦坦诺先生还为我们备有一个真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的通知。事实上，人们和他开了这样一个令人伤心的玩笑，以致他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还没有使他的心灵从各种悲伤中得到解脱。起初“协和”杂志为了自己报纸的声誉隐瞒了他的名字。布伦坦诺先生品德十分高尚，甘愿为了事业作出这样的牺牲。接着马克思以自己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对他进行了猛攻。这他也忍受了。对所有这些，他只想用“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来回答”。但是，唉！
“编辑部经常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和其他杂志相比最适于做这件事的专门杂志，却拒绝转载，它说，这种争论没有普遍意义。”
这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们在这个罪恶世界里的命运：他们的善良愿望常常由于人们的堕落和冷淡而遭到挫折。为了补偿这位未获公认的正人君子的不应遭到的挫折，我们在这里为他“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因为他要找到一个不是“经常有自己的看法”的编辑部，还需要相当多的时间。
六
布伦坦诺先生的小册子，除了自我辩护的序言之外，还包含有两个附录。第一个附录中有“兑换论”的摘录，这些摘录是要证明，这本书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我不准备谈论这一新的喷射墨水的行为。我要谈的只是刊登在“协和”杂志上的旧的控告。马克思在自己整个一生中没有能够迎合布伦坦诺先生，而且也没有想要迎合他。所以布伦坦诺先生自然对马克思怀有无穷无尽的怨恨，如果我来一一议论它们，我就成了傻瓜。这就等于是为了满足布伦坦诺先生的要求而做无聊的事。
在那里，在引文的末尾，要求马克思“复述预算演说的原文”，那只能说是太天真了。而布伦坦诺先生正是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引证。自然，如果任何时候都必须复述演说的全部原文，那末引证任何一篇演说都永远只能是“捏造”了。
在第二个附录中布伦坦诺先生向我进攻。据说我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中给所谓不正确的引文又增添了“晨星报”这样一个引文出处。这一点也被布伦坦诺先生利用上了，他又用喷射墨水的办法把原来的争论目标，即成立宣言中的那句话，完全模糊起来；他改用了塞·泰勒先生所援引的“资本论”的一个地方作为目标以代替成立宣言中的那句话。为了证明我指出的出处不正确和马克思只可能从“兑换论”中借用“假引文”，布伦坦诺先生以几栏并列的形式刊载了“泰晤士报”、“晨星报”的报道和“资本论”中的引文。这第二个附录也转载在本书中，——文件第14号［注：见本卷第207—210页。——编者注］。
布伦坦诺先生用“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I must say for one etc．）这句话来开始“晨星报”的报道。这就是说，他是以此断言，前面关于1842年到1852年和1853年到1861年应该课税的收入的增长的那几句话，在“晨星报”上没有，由此自然应该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引用的不是“晨星报”，而是“兑换论”。
“反正和他打交道的”他的小册子的“读者是无法监督他的”！但别人是有办法监督他的，这样，他们会看到，在“晨星报”上还是有这个地方的。我们把它转载在这里，而把“资本论”中的那个地方也并列在旁边，并且把英文和译文都写出来，以便对布伦坦诺和他的读者有所教益：
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
In ten years，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as nearly as I can make out-a very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ten years．But in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th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gain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by 20 per cent．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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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1卷第1版第639页；第2版第678页；第3版第671页；第4版第617页注103[156]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8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it had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20 per cent！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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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出来就是：
在从1842年到1852年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就我所能查明的，增加了6％，——这在十年内是一个很大的增长。但是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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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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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伦坦诺先生的引自“晨星报”的引文中没有这句话，这是他用以证明他下面这样一个论断的主要王牌：马克思引证的是“兑换论”，而不是“晨星报”。他以并列的各栏中这一揭露性的空白来反驳引文是引自“晨星报”的说法。可是“晨星报”上有这句话，并且正和马克思引的词句完全一样，而那个揭露性的空白原来是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捏造的。如果说这不是“删掉”，不是“歪曲”，那末这些词就毫无意义了。
但是，如果说在引文的开头布伦坦诺先生作了“歪曲”，如果说现在他已经避免断言在这同一引文的中间马克思“增添”了一句话，那末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依旧断言马克思在引文的末尾隐藏了它的一部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引文是到下面这个地方为止：
“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但是在“泰晤士报”和“晨星报”的报道中，句子到此还没有结束。在点了一个逗点之后，接着还有一句话：
“可是我们幸运地获悉，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是异乎寻常的〈“泰晤士报”登载的是：“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道的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它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从中间截断了这句话，“迫使格莱斯顿在句子的中间结束”，“因此这句话失去了任何意义”。布伦坦诺先生在第二篇答复（文件第7号［注：见本卷第181—185页。——编者注］）中已经把它称为“毫无意义的话”。
格莱斯顿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这句话，是一句完全明确的完整的话。如果说它有意义，那是它自己单独地有意义。而如果说它没有意义，那末不管用什么样的“可是”给它添上无论多么长的结尾，这一结尾也不会赋予它意义。如果说这句话在马克思的引文中没有“任何意义”，那末这不应该怪引用这句话的马克思，而应该怪说这句话的格莱斯顿。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重要的情况，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根据布伦坦诺先生的“惯例”一般唯一应当加以引证的材料来源，即永无谬误的“汉萨德”。按照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那里说：
“我不敢断定，划分富极和贫极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增大了还是缩小了。”
句点。而正是在这个句点之后才开始一个新的句子：“可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所以，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也点了一个句点，那末他正和毫无瑕疵的“汉萨德”做的一样，而如果布伦坦诺先生根据这个句点给马克思造出一个新的罪名，硬说什么马克思是从句子中间截断了格莱斯顿的话，那末他正好是相信了“必然不怀好意的报纸报道”，因而他自己应该对后果负责。这也推翻了所谓马克思用这个句点把句子弄得毫无意义的论断；句点不是他的，而是格莱斯顿的，让布伦坦诺去和格莱斯顿讨论这句话有无意义吧，这已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其实，布伦坦诺先生本来就在和格莱斯顿先生通信。诚然，我们不知道他向格莱斯顿先生写了些什么，也很少知道格莱斯顿先生向他写了些什么。归根到底，布伦坦诺先生只公布了格莱斯顿信中的两句空空洞洞、语焉不详的话（文件第16号［注：见本卷第211—212页。——编者注］），关于这两句话我在自己的答复（文件第17号［注：见本卷第212—213页。——编者注］）中指出，“这种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物”丝毫不能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他采取不公布整个通信而发表片断句子的手法，这一事实正好作了完全不利于他的说明。
但是我们暂且假定，对这两句空空洞洞、语焉不详的话只能作最有利于布伦坦诺先生的解释。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前大臣的话，据说——因为，就我所知，格莱斯顿先生没有用德文写信的习惯——是这样讲的。
这是否等于说：我没有讲过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和马克思“增添”了那句话呢？当然不等于。1863年4月17日伦敦的八家晨报会一致揭发这种论断是撒谎。它们毫无疑问地证明，这句话曾经讲过。可见，即使格莱斯顿先生未曾在“汉萨德”的报道中作过任何修改，——我虽然比他年轻十二岁，对于二十七年前发生的这种小事情，我也不能十分有把握地相信自己的记忆，——那末，“汉萨德”中没有这句话，这也丝毫不能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反而作了很不利于“汉萨德”的说明。
如果把“增添”句子这唯一的一点放在一边，那末格莱斯顿先生的意见在这里就根本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一点放在一边，我们就将陷入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的意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是正确的。十分清楚，当自己的话被人们引证时，格莱斯顿先生宁愿赞同自己的热烈支持者布伦坦诺先生的引证方法，而不赞同对他进行尖锐批评的敌人马克思的引证方法，而这的确是他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至于对我们说来，以及对解决马克思是恶意地还是非恶意地进行引证这个问题说来，格莱斯顿先生的意见甚至还没有随便碰到的任何一个与事无关的第三者的意见重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格莱斯顿先生已经不是证人，而是当事的一方。
七
最后，我们还要简单地谈一谈，格莱斯顿先生在他1863年预算演说中的那个由于布伦坦诺先生而真正变得“声名狼藉的”地方说了些什么，从他所说的话中马克思究竟引用了什么，以及“增添”或“删掉”了什么。为了尽可能地迁就布伦坦诺先生，我们将以毫无瑕疵的“汉萨德”为根据，并且用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
“从1842年到1852年（1852年包括在内）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据我们能够准确查明的，增加了6％；但是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和作为起点的数字相比，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20％。这是如此异乎寻常的和令人惊奇的事实，以致它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对马克思引证的这一句话，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提不出什么东西来反对，而只是说什么引文是从“兑换论”来的。但是关于布伦坦诺先生的引文，在这里应该指出，他也根本没有引证“预算演说的原文”。他删掉了格莱斯顿先生接下去讲的一段关于这种惊人增长的原因的题外话，甚至没有用删节号来表明被删去的地方。接下去的引文是：
“主席先生，谈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我自己，我应当说，我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的话。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一般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
下面接着就是据布伦坦诺先生说是被马克思“增添”的、但4月17日所有八家晨报都证明是格莱斯顿先生确实讲过的那句话：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每日电讯”）。“它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先驱晨报”、“旗帜报”、“每日新闻”、“晨邮报”）。
“汉萨德”则在“收入的增长”之后紧接着写道：
“资本的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说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
尽管“汉萨德”删去了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它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还是和其他报纸说的完全一样：如果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仅限于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富裕阶级〕，这对演讲人说来是很不愉快的。但是，虽然他对此很感遗憾，他所描述的增长还是仅限于不属于工人阶级的、有钱纳所得税的人，是啊，这的确是“资本的简单增长”！
在这里，终于泄露了布伦坦诺先生发怒的秘密。他在成立宣言中读到了一句话，在那里发现了不幸的自白，他拿来“汉萨德”的文本，在那里没有发现那句倒霉的话，于是就赶忙向全世界宣布：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拿出“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上的这句话给他看。这时，布伦坦诺先生终于不得不——哪怕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了。结果他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遗憾的是，他忽略了：这样一来，“增添”的句子也应该在实质上和“汉萨德”完全一致，而最后还应该由此得出结论：“汉萨德”在实质上和成立宣言一致。
而整个这场争论，正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忽视了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虽然塞德莱·泰勒先生硬说他这样做了）引起的，而且他实质上甚至不了解根据“汉萨德”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究竟讲的是什么。的确，要了解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尽管布伦坦诺先生断言，这篇演说“特别是由于……它的清楚明确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的人士的注意和赞扬”，读者可以看到，根据“汉萨德”，这篇演说用的是极其夸张和混乱的语言，附带许多保留条件，演讲人自己也被自己那些重复的词句弄得糊里糊涂。尤其是下面这句话是纯粹的胡说：资本的增长对工人有极大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如果说某种商品和劳动竞争而这种商品（例如，机器）变得便宜的话，那末由此产生的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工资降低。按照格莱斯顿先生的说法，这也会“对工人阶级有极大的好处”！有几家伦敦的报纸，例如“晨星报”，在自己的“必然不怀好意的报道”中，用格莱斯顿先生大概想讲的东西暗中代替了上面这句莫名其妙的话，认为他想讲的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有利，因为主要消费品会减价；这些报纸这样做实在是太讲仁爱了！
格莱斯顿先生说，他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确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不是指除了他刚刚谈到的增长之外的另一种增长，即他所谓的全国状况的大大改善；他是不是立刻忘记了，他所谈的是缴纳所得税的阶级的收入的增长，而不是任何别的增长，——这我们不得而知。马克思被控告进行捏造，因而问题在于本文和它的语法含义，在于格莱斯顿先生讲过什么，而不在于他可能想讲什么。他想讲什么，布伦坦诺先生也不知道，就连格莱斯顿先生本人，过了二十七年之后在这方面也已经不是什么权威。不管怎样，这丝毫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
所以，这些话的十分清楚的意思是：应该课税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长了。如果刚刚描述的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我将感到非常遗憾，但是这种增长的确限于他们，因为工人们没有应该课税的收入；所以，这是资本的简单增长！但是它对工人也有好处，因为它……
现在我们引证马克思的话：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引起整个这场激烈争论的话，在成立宣言中就是这样转述的。但是自从布伦坦诺先生不敢再断言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以来，已经不再提成立宣言，而把全部攻击指向“资本论”中对这个地方的引证了。在那里，马克思还加引了下面一句话：
“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
可见，马克思的“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物”“实质上”“只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正好转述了毫无瑕疵的“汉萨德”所刊载的、格莱斯顿先生讲过的话。唯一可以指责马克思的地方是，他利用了“晨星报”，而没有用“汉萨德”，因而使格莱斯顿先生的末尾一句话有了意义，而格莱斯顿先生原来讲的是没有意义的。
根据“汉萨德”，往下是：
“但是，此外，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民群众获得了更直接的和更大的好处。这样一种意识给人难以估价的极大的安慰：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划分富极和贫极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增大了还是缩小了。”
马克思的引文是：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马克思只是扼要地转述了两句干瘪的正面的论断，这两句话在“汉萨德”中是浸泡在一长串毫无内容的、令人肉麻的辞藻中的。可以肯定地说，这两句话没有因马克思的转述而失去任何东西，相反，它们显得更好了。
最后，“汉萨德”在结束的时候说：
“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末我们从大量的显著的证据看到，最近二十年来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这句话在成立宣言中被引用在上面引述的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前面几行。那里说：“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可见，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引证了。可是布伦坦诺先生顽固地不让自己的读者（当然，他们是无法监督他的）知道：成立宣言上有这个地方，就在第一版第四页上。我们也不可能向他的读者每人赠送一册，就像赠送给塞德莱·泰勒先生那样。
Nota bene〔注意二：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文件第6号［注：见本卷第172—181页。——编者注］）中只是为成立宣言辩护，因为到那时为止，布伦坦诺先生还没有把“资本论”中的这个地方列入他的挑剔的范围。而在布伦坦诺先生此后的第二篇反驳（文件第7号［注：见本卷第181—185页。——编者注］）中，攻击也还是针对成立宣言和马克思为它做的辩护。
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事情才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同时，这个转折不是布伦坦诺先生，而是他的一位剑桥的卫士完成的。直到这时才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掩盖了格莱斯顿先生关于英国工人的状况获得了没有先例的改善的响亮论断，因而使格莱斯顿先生的话具有了相反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放过了一个运用出色的修辞手段的机会。在引言中引用了格莱斯顿的演说的那整个一节，目的是要证明，正是在财富获得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处于困苦和被凌辱的状况。如果把格莱斯顿先生所谓英国工人阶级处于历史上一切国家和时代没有先例的幸福状况的那些夸张之词，和从议会自己发表的官方公告中摘引下来的这些关于群众的贫困状况的材料放在一起，会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但是，既然马克思并不想利用这种修辞效果，他当时也就没有任何必要引用格莱斯顿的这些话。第一，这些话不过是英国的每一个财政大臣认为自己有义务在良好的、甚至中常的时期加以重复的礼仪性的惯用语，因此它们是没有意义的。第二，格莱斯顿一年之后就否定了这些话，当时，他在工业更加繁荣的时期，在1864年4月7日发表的下一篇演说中，谈到了处于“赤贫边缘”的群众和“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根据“汉萨德”，他还说：
“而且，人的生活在大多数场合，不是为生存而挣扎又是什么呢？”［注：在这里，让我们根据“汉萨德”再从这篇演说中引证一些话。——赤贫者的人数下降到了84万人。“其中不包括获得慈善机关救济和私人慈善事业帮助的人……除了这一切之外，还应该想想那些处于这种境地边缘的人，以及有许许多多工人在勇敢地但是十分艰难地为维持高于赤贫状况的水平而挣扎。”在伦敦东部的一个教区里，在13000人中有12000人经常处于赤贫的边缘；一位十分著名的慈善家说，在伦敦东部有整个整个的街区，从来看不到公共马车和单马车，从来听不到街头音乐，甚至遇不到乞丐……自然，为生存而挣扎的手段较前略有改善（！）……在许多地方工资提高了，但是在别的许多地方工资没有提高……——而这首哀歌是出现在夸张地宣称状况获得“没有先例的”改善之后只过了一年的时候！］
但是格莱斯顿先生的这篇预算演说，马克思紧接在1863年演说之后就引证了它，而如果格莱斯顿先生自己已经在1864年4月7日宣布，他在1863年4月16日有“大量的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其存在的那种没有先例的幸福状况已经不存在了，那末马克思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来引证这些兴高采烈的、但可惜对格莱斯顿先生说来也是过于短暂的论断。马克思可以以演讲人下面这样的自白为满足：虽然150英镑和150英镑以上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长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可是极贫和极富之间的鸿沟未必缩小。
我们不打算谈论德国官方经济学家断章取义地引证马克思的话的手法。如果他每次看到这样的引文都要像布伦坦诺先生那样大喊大嚷，那末他的反驳就会永远不能完结了。
可是，让我们来稍微仔细地看一看英国工人——农民或矿工，有技术的工人或没有技术的工人——当时所享有的生活资料的没有先例的增长吧。
在英格兰以及在苏格兰的大部地区，“农民”只是指农业短工。在1861年共有农民1098261人，其中作为奴仆生活在农场的有204962人［注：这里的数字部分根据1861年的调查统计，部分根据1863—1867年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157]。］。从1849年到1859年，他们的货币工资一周增加了一先令，在有的情况下是两先令，但是归根到底这种增加大部分只是名义上的。1863年他们的状况怎样，他们居住在什么样的名副其实的狗窝里，汉特医生曾经做过描述（1864年度“第七号公共卫生报告书”[158]）：
“农业工人的生活费用被固定在他仅能活命的最低水平上。”
根据同一个报告，供给一部分短工家庭的食品（尤其是在八个列举出郡名的郡里），少于为避免因饥饿而致病所绝对必需的最低数额。而格莱斯顿先生的政治上的支持者撒罗耳德·罗杰斯教授，在1866年曾说（“农业史和价格史”[159]），农业短工又变成了农奴，而且，如他详尽地证明的，他们吃得和住得都很差，生活得比他们在阿瑟·杨格时代（1770—1780年）的先辈差得多，比十四至十五世纪的短工也差很多。——因此，在“农民”方面格莱斯顿是一点也不走运的。
“矿工”的情况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1866年的议会报告[160]。1861年联合王国有565875名矿工，其中在煤矿中的有246613人。在后面这一部分人中，男工的工资略有提高，而且大多是八小时一班，未成年工则必须做工十四至十五小时。矿山视察制度纯粹是开玩笑：3217个矿井共有十二名视察员。因此大批矿工死于本来大都可以避免的爆炸事件。矿主经常是先稍许提高工资，然后通过少给尺寸和少给分量的办法克扣工资，使自己得到补偿。根据1864年皇家委员会的报告，金属矿的情况更糟。
而“有技术的”工人的情况又怎样呢？拿五金工人来说，他们共有396998人。其中机械钳工有7万到8万人，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老的强大而富裕的工会具有抵抗力，处境确实很好。其他的五金工人，由于他们必须有体力和技能，其状况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在从1859年和1860年重新开始的工业复苏时期，这是很自然的。相反，从事这同一种生产的女工和童工（仅仅在北明翰及其郊区就有1万名女工和3万名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工）的状况却相当困苦，而制造钉子的铁匠（26130）和制造链条的铁匠的状况则极端困苦。
在纺织业中，456646名棉纺工和织工（另奇缺、美国内战正酣的时候，在（1862年10月）百分之六十的纱锭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织机停工，其余的每周只开工2—3天，5万多棉纺织业工人（单身的和有家眷的）向社会慈善机关或救济委员会领取补助，而（1863年3月）136625人为不足糊口的一点钱从救济委员会那里获得公共工程或缝纫学校的工作的时候（瓦茨“棉荒实况”1866年版第211页[161]），如果他们竟听说自己是无比地幸福，大概会大吃一惊！其余的纺织工人，尤其是毛纺和麻纺部门的工人，生活比较不错，——由于棉花缺乏，他们的活增多了。
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就一系列较小的行业的情况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说明。织袜业有12万工人，其中只有4000人得到工厂法的保护，其余的（内中有很多年纪很小的儿童）则无限度地工作；在大部是家庭手工生产的编织花边和上浆的行业里，在15万工人中只有1万人得到工厂法的保护，有大量的童工和青年女工从事过重的劳动；编草帽辫和做草帽的有4万人，几乎全是被工厂主们无耻地用过重的劳动折磨得虚弱不堪的儿童；最后是成衣和制鞋业，在这个行业里有370218个缝外衣的女技师和女时装工，380716个缝内衣的女裁缝——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73380个男工，其中有273223个鞋匠和146042个裁缝，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在这125万人中充其量有百分之三十为私人订货者干活的男工生活还多少可以过得去。其余的人，——和这里提到的所有行业中的人一样，——都遭到中间人、代理人、小业主这些在英国叫做sweaters〔吸血鬼〕的人的剥削，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他们的状况：从事大量的过度的劳动，领取少得可怜的工资。
至于谈到造纸业（10万工人，其中一半是女工）、陶器制造业（29000工人）、制帽业（仅英格兰一地就有15000工人）、玻璃制造业（15000工人）、印刷业（35000工人）、假花制造业（11000工人）等等行业中的工人的“没有先例的”幸福，情况也并不更好一些。
总而言之，童工调查委员会要求，要让在工业中从事劳动的总数不下140万人的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都得到工厂法的保护，使他们免于过度的劳动对他们大多数人的致命的危害。
最后，依靠社会慈善事业的救济度日的赤贫者的数目在1863年为1079382人。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1863年无疑生活很坏的工人的大略数字上：农业短工按整数计为110万人，棉纺织业工人为469000人，女裁缝和女时装工为751000人，裁缝和鞋匠——除去百分之三十——为401000人，花边业工人为15万人，造纸业工人为10万人，织袜业工人为12万人，童工调查委员会调查的小行业的工人为189000人，最后，赤贫者为1079000人。总共有工人4549000人，在许多情况下还必须加上他们的家属。
要知道1863年还是工业情况良好的一年。工业已经完全从1857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需求迅速地增长，除棉纺织业外，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在开足马力生产。可是，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在哪里呢？
四十年代的工厂立法大大地改善了它所涉及的工人的状况。但是在1863年，它只涉及毛纺织、亚麻纺织、丝纺织工业中的工人，按整数计，他们共有27万人，棉纺织业的工人则在挨饿。在漂白和染色业中，对劳动的法律上的保护仅仅是一纸空文。此外，在需要整个的男劳力，而且往往还需要技能的工业部门，由于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的抵抗，工人在工业情况良好的时期获得了自己的一份利益，即较高的工资，因而可以说，在这些需要使用繁重的男工劳动的工业部门，工人的生活水平平均说来确实有所提高，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一提高说成是“没有先例的”也是可笑的。但是，尽管大量的生产劳动已经转移到了由弱的男工、女工和未成年工看管的机器上，政治家们却仍然愿意只把强壮的从事重劳动的男工看做工人，根据他们的状况来判断整个工人阶级状况。
同上述450万处于困苦状况中的工人和赤贫者相对的，是27万报酬高的毛纺织、亚麻纺织和丝纺织工人。我们还可以假定，在376000五金工人中，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另外三分之一还可以过得去，余下只有三分之一，即十八岁以下的工人以及制钉工人、制链条的铁匠和女工处境不好。566000矿工的状况可以认为多少过得去。建筑工人的状况，除棉纺织业地区以外，可以算做是好的。在细木工中最多有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大多数则为榨取血汗的小业主（sweaters）干活。铁路职工当时已经普遍地从事大量的过度的劳动，这种劳动只是在最近二十年才引起了有组织的反抗。总而言之，把所有数字加起来，我们也难以凑满100万工人，对于这些工人我们能够说他们的状况随着工业和资本家利润的增长而获得了改善；其余的人处于中等状况，他们从工业状况的普遍改善中整个说来只获得很少的利益，或者说，这类工人在性别和年龄上这样参差不一，以致男工劳动状况的改善为女工和未成年工的过度劳动所抵销。
如果上面所说的还不够充分，那末还可以参看“公共卫生报告书”，而“公共卫生报告书”之所以需要，正是因为在到1863年为止的最近二十年中工人阶级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就表现在伤寒、霍乱以及其他种种同样美妙的传染病的流行上，这些疾病最后终于从工人住宅区也蔓延到城市的贵族住宅区。在这些报告书中调查了英国工人在居住和饮食方面的“生活资料”的没有先例的“增长”，发现在无数情况下，他们的住宅都是传染病的真正发源地，饮食则只能勉勉强强达到，或者甚至低于不至于因饥饿致病的水平。
总之，1863年初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格莱斯顿先生所吹嘘的工人阶级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就是如此。如果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责备马克思的话，那就是：他放过了格莱斯顿先生上述那段吹嘘的话，给了格莱斯顿先生不应得到的帮助。
结论：第一，马克思没有“增添”任何东西。
第二，他没有“删掉”任何东西，足以使格莱斯顿先生有权报怨。
第三，布伦坦诺之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成千上万条引文里只是像水蛭那样紧紧地吸住这唯一的一条引文，这一情况证明，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也就是说，他引证的是正确的。
文件
一
被指控的引文
第1号 成立宣言[162]
第一版用的标题：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定价一辨士。“蜂房”报社，弗利特街波耳特巷10号，1864年。宣言以下面的话开始：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增长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下面从“公共卫生报告书”中引用了城乡各类工人食物不足的事实作为证明。接着宣言继续写道：
《Such are the official statements published by order of Parliament in 1864，during the millennium of free trade，at a time when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told the House of Commons that
《the averag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has impoved in a degree we know to be extraordinary and unexampled in the history of any country or any age》.
Upon these official congratulations jars the dry remark of the official Public Health Report：
《The public health of a country means the health of its masses and the masses will scarcely be healthy unless，to their very base，they be at least moderately prosperous》．
《Dazzled by the《Progress of the Nation》statistics dancing before his eyes，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exclaims in wild ecstasy：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in the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it has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adds Mr．Gladstone，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词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第2号 “资本论”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版第670—672页[163]
根据这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164]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注：“1861年……人口调查”第3卷第11页[165]。］
！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
格莱斯顿说：“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注：格莱斯顿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It is one of the most melancholy features in the social state of the country，that while there was a decrease in the consuming power of the people，and an increase in the privations and distress of the labouring class and operatives，there was at the same time a constant accumulation of wealth in the upper classes and a constant increase of capital》．］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二十年，在1863年4月16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注：《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8 years from 1853 to 1861，it has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20 per cent！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must be of indirect benefit to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because it cheapens the commodities of general consumption－while the rich have been growing richer，the poor have been growing less poor！at any rate，whether the extremes of poverty are less，I do not presume to say》．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三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比1851—1853年三年间上涨了20％。在随后的三年中，即1863—1865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注：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Miscellaneous Statistics of the Un．Kingdom》，Part．Ⅵ，London，1866，p．260—273，passim．[166]
第二版附注。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为皇家儿女婚嫁用度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形。］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作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于敛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注：《Think of those，who are on the border of that region（pauperism）》，《wages… in others not increased… human life is but，in nine cases out of ten，a struggle for existence》．（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英国的一位作家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167]：
《Voilà l’homme en effet．Il va du blanc au noir．
Il condamne au matin ses sentiments du soir．
Importun à tout autre，à soi meme incommode，
Il change à tous moments d’esprit comme de mode》．
（《The Theory of the Exchanges etc．》London，1864，p．135[168]）．］。不像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the rich grow rapidly richer），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注：H．Fawcett，l．c．，p．67，82[169]．至于说工人愈来愈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愈来愈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二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第3号 控告
1872年3月7日“协和”杂志第10期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
在卡尔·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注：转载于1872年1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5号。（布伦坦诺注）］中有下面一段话：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至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马克思的这段引文获得了很大的名声。我们在很多文章中都遇见了它。自然，作者们很少指出，这段话他们是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摘引来的。他们暗示，他们自己读过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实际情况，可以从下面对照格莱斯顿的演说来判断（参看“汉萨德议会议事录”第3辑第170卷第243页及以下各页）：
“1842—1843年的每英镑七辨士的所得税（只是在大不列颠实行，并且在那里只是从150英镑以上的收入征收），在我提到的表册中是由总数为15600万英镑的收入征收的。在同样的基础上和以同样的限制条件计算的1860—1861年的收入为22100万英镑。而我并没有听说，税务方面有什么改变或者在征税的方式上有什么改进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差距。相反，立法方面常常做出让步或减轻负担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毋宁说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但是，年收入的差距竟达6500万英镑，也就是按上述条件课税的国内总收入的2/7。这是非常好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的一个特点，认真考察起来更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是后一段时间内的加速增长。我再次请求委员会多少抽点时间来研究这一问题。我比较了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1853年以前，另一时期是从1853年开始（这时作为起点的数字发生了变化）。从1842年到1852年（1852年包括在内）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据我们能够准确查明的，增加了6％；但是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和作为起点的数字相比，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20％。这是如此异乎寻常的和令人惊奇的事实，以致它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主席先生，谈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我自己，我应当说，我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的话。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一般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资本的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说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但是，此外，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民群众获得了更直接的和更大的好处。这样一种意识给人难以估价的极大的安慰：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划分贫极和富极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增大了还是缩小了。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末我们从大量的显著的证据看到，最近二十年来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这篇演说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税得到证明。但是150英镑和150英镑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税。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计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第4号 马克思的答辩[170]
1872年6月1日星期六“人民国家报”第44号
我的一位朋友从德国寄了一份3月7日出版的“工人问题杂志”“协和”第10期给我，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的社论。
我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顺便引用了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在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中是没有的。于是“协和”就以工厂主的坦率逻辑直截了当地作出结论说：“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因此它幸灾乐祸地流露出自己的狂喜，用黑体字和工厂主的德话写道：
“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说什么，最初用英语在伦敦当着格莱斯顿的面出版的成立宣言中有一句话是我强加给他的，而且这句话在七年半的岁月里畅行无阻地载遍了伦敦的一切报刊，直到现在才终于被柏林的德国工厂主联盟中的“博学之士”揭穿，这倒是一件空前的奇闻。
上面提到的成立宣言中的这句话是：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p．6，Inaugural Address etc．）．（逐字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在“双周评论”（1870年11月）上的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被伦敦各家报刊讨论的文章中，伦敦一个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518页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An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as Mr．Gladstone observed，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现的呀！那好吧！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出版的、不仅比成立宣言早，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就已出现的书吧。这本书的名称是：“兑换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Ｔ．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30号。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详尽的批驳，在该书第134页上引用了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差。
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句“话”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撒了谎”！
我们顺便指出，作风正派的“协和”还用黑体字转载了格莱斯顿嘟嘟囔囔地说出的另一句话，他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最近二十年来获得了“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说来都是异乎寻常的和没有先例的”改善。黑体字是要证明，我隐瞒了这个地方。完全相反！在成立宣言中我恰恰强调指出了这句无耻的话和英国官方关于这个时期的报告中所引用的“令人恐怖的统计”（《appalling statistics》）——比斯利教授就是这样正确地形容的——之间的尖锐的对比［注：这篇演说中的其他胡謅的辩护词我在“资本论”一书（第638—639页）[171]中曾予以批驳。］。
“兑换论”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萨德”，而是根据一家伦敦报纸摘录那句话的。这家报纸在4月17日发表了4月16日的预算演说。我曾努力想从自己1863年的笔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不过这与事无损。虽然伦敦各报上登载的议会报告总是互有出入，但是我还是相信，没有哪一家报纸能够完全忽略格莱斯顿的这个极其耸人听闻的声明。于是我翻开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它当时和现在一样是格莱斯顿的机关报——并在第七版第五栏关于预算演说的报道中找到了下面这段话：
《That is the state of the case as regards the wealth of this country. I must say for one，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with pain up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classed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This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The augmentation I have described，and which is founded，I think， upon accurate returns，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译成德文是：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注：《easy classed》，《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一语最初是威克菲尔德用来表示有产阶级中的确实有钱的部分的[172]。］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他刚刚把它描述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而且只要一想到财富的这种增长只是有利于有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它的真正富裕的部分，他就有点惊恐。
《Italiam，Italiam！》〔“意大利！意大利！〕［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册。——编者注］最后，我们来谈谈“汉萨德”。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contra〔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173]把“泰晤士报”上登载的格莱斯顿实际发表的演说和格莱斯顿本人事后删改过的演说全文仔细地核对一下，会得到不少笑料，来品评这位巧言令色的、迂腐的、笃信宗教的、畏畏缩缩地把自己的虔诚和自由主义的《attitudes of mind》〔“情绪”〕展示出来的资产阶级英雄。
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关于这个情况甚至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先生们也迭有所闻。但是他们想：
“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注：席勒“信仰的话”。——编者注］
说到做到。为了查明成立宣言上那段他们感到怀疑的引文，他们便向伦敦的同事求援，向偶然碰到的蒙德拉求援，这个人自己就是工厂主，因此他便把“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那段话抄下来，赶忙送到拉芒什海峡对岸去。现在他们知道我的生产秘密了。我不仅制造了原文，而且也伪造了它的引语。他们陶醉于胜利之中，向全世界大声叫喊道：请看“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样一来，就会使我的商品一下子永远信誉扫地，而且所用的办法正是工厂主们应该用的普通做生意的办法，没有花费一文钱来对问题作科学的研究。
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窃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第5号 匿名作者的反驳
1872年7月4日“协和”杂志第27期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
一
我们的读者或许会记得今年3月7日本刊第10期登载的“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文。我们在那里研究了马克思写的国际成立宣言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名声，它经常被用来，特别是被社会民主党用来作为明显的证据，证明在保持现代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状况必然恶化。马克思在这里引证了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预算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有了“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他并且以所得税的增长作为证明。但是他为此而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它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收入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问题是，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计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格莱斯顿说的刚好相反：他不认为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因此，马克思这样歪曲地进行引证的无耻行为使我们感到愤慨，我们声明：“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一控告是严重的，而且有无法驳倒的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这个证据对于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中占统治地位的信念，即相信伦敦先知的无人能够超过的渊博学识、诚实和绝对正确来说，是真正毁灭性的。因此，对于这种控告不能不反驳，或至少采取类似反驳的行动。在6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44号上［注：这就是说，在“协和”上的文章发表后将近三个月之久。但是“人民国家报”在刊登了马克思的答辩两个星期以后就无耻地指责我们，说我们对这个答辩“英勇地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这家报纸没有任何理由这样迫切地希望它的主人和导师发表第二篇更尖锐的反驳文章。而我们的答复之所以延迟，一部分原因是，在马克思引证的材料中有一个在这里无法找到，需要从英国寄来，另一部分原因是，正是为了阐明这些引文需要从这些材料中作比较长的摘录，因而这篇文章变得非常长，而由于篇幅不够，我们不得不数次推迟它的发表。（“协和”编辑部注）］马克思曾试图反驳。但是我们的对手根本没有能够驳倒关于：mala fides〔恶意〕引证的指责。他的辩解方式如果说能证明什么的话，毋宁说是正好证明了这种mala fides。他又利用了“人民国家报”的读者无法核对他的材料的准确性这一情况。这种做法的无耻，更超过了他的引证方式的卑鄙。
自然，马克思没有走得这样远，以致对我们从议会速记记录中摘录的引文的确切性提出异议。对他说来最重要的是证明自己引证时的bona fides〔善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以别人的引证和他相同这件事来作证。他写道：
“在‘双周评论’（1870年11月号）上的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被伦敦各家报刊讨论的文章中，伦敦一个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518页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话：‘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现的呀！”
完全正确。不过这里忘记了还要加上一个“不过”。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大声宣布的，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他的材料写成的。不仅如此！在那个地方比斯利根本没有引证格莱斯顿的话，而只是指出，国际的成立宣言中有这句引文。比斯利写道，“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转而谈到关于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八年来增加了20％；‘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这实在是一种绝妙的证明方式！人们把一些捏造的材料悄悄地塞给没有听说我们不诚实的人，后者轻信地进一步加以传播，然后人们就利用这种情况，并且利用转述者的诚实，来证明这些材料是确实的，而且自己本人是诚实的！——马克思继续辩护说：
“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出版的、不仅比成立宣言早，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就已出现的书吧。这本书的名称是：‘兑换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Ｔ．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30号。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详尽的批驳，在该书第134页上引用了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这样令人陶醉的……’，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差。——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句‘话’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撒了谎’！……”马克思继续说道，“‘兑换论’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萨德’，而是根据一家伦敦报纸摘录那句话的。这家报纸在4月17日发表了4月16日的预算演说。”
确实，这本书（顺便说一下，它是一本常见的诽谤性小册子）的作者，和马克思一样，也不是根据“汉萨德”摘录的。不过，如我们下面就要指出的，马克思甚至也不是根据伦敦的报纸摘录的。但是，我们首先应当在这里指出，我们说马克思给格莱斯顿的演说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上或者在实质上”都并没有断言，他自己也编造了它。这只有在马克思本人是这本迄今还非常神秘的书的作者的情况下才会是这样，而根据该书的那种可怕的风格来判断，看来倒是可以这样设想的。马克思所引的这句话的出处正是这本书，正因为如此，如他自己所指出的，他“曾努力想从自己1863年的笔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把马克思“资本论”一书中提到格莱斯顿演说的那个地方和“兑换论”加以比较，就能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引文的来源了。在“资本论”第639页，尤其是在注103中，这一演说被引述得毫无意义，就像在“兑换论”第134页上一字不差地引用的那样。马克思对于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而且“资本论”第640页注05中援引的莫里哀的文句也有了；同样，在这本书的第135页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伦敦孤儿院的关于生活资料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指出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材料本来的出处（见“资本论”第640页注104）。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人是只有他自己编造了谎言才是撒谎，还是说他知道或理应知道真相却重述谎言，那也是撒谎？我们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其次，马克思重述包含在“兑换论”中的谎言，他这样做时难道不是明明知道真相，或者说他至少不是应该知道真相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很简单的。马克思先生无疑十分了解的、作任何解释的第一个原则是，要把那些初看起来含有矛盾因而没有意义的地方解释得没有矛盾，如果对一段话这样做办不到，那最好是批评这段话，而不是相信矛盾的存在。对于一篇特别是由于熟悉对象和它的清楚明确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的人士的注意和赞赏的演说，尤其需要这样做。最后，如果作者想断章取义地抽出构成这段话中的矛盾之半的一个地方，把它抛给全世界的无产者作为对有产者的告密，那末离开这种确切性就是一种近乎犯罪的轻率。所以，如果说根据普通教育、科学性和责任心的要求，卡尔·马克思就已经应该放弃采用上述的手段，那末他竟然引用这个假引文这一犯罪的轻率行为，就他来说就更加不能宽恕，因为他是完全可以知道格莱斯顿演说的原文的。第一，英国的报纸在演说发表后的第二天就援引了这篇演说，即使不是逐字逐句地援引，至少也是忠实于原意的。其次，在演说发表之后，格莱斯顿立即一字不差地将它载入了他的一本受到很大注意的著作：“关于财政问题的演说”1863年伦敦版，在该书第403页上，演说正是像我们援引的那样叙述的。最后，马克思可以在“汉萨德议会记事录”中找到这篇演说的速记记录。而且按照惯例，应该根据速记记录引证议会演说，即使这些演说在必然不怀好意的报纸报道中并不包含矛盾。
不过，这里我们又看到马克思的第三个辩护手段。就无耻地撒谎而论，它远远超过了已经举出过的一切。马克思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引用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来证明自己的引文正确。但是，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从第7版第5版第17行起，是这样叙述这一演说的：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说，我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注：这就是说，在“协和”上的文章发表后将近三个月之久。但是“人民国家报”在刊登了马克思的答辩两个星期以后就无耻地指责我们，说我们对这个答辩“英勇地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这家报纸没有任何理由这样迫切地希望它的主人和导师发表第二篇更尖锐的反驳文章。而我们的答复之所以延迟，一部分原因是，在马克思引证的材料中有一个在这里无法找到，需要从英国寄来，另一部分原因是，正是为了阐明这些引文需要从这些材料中作比较长的摘录，因而这篇文章变得非常长，而由于篇幅不够，我们不得不数次推迟它的发表。（“协和”编辑部注）］，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下引证。〉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听啊！听啊！）然而，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并且我应当说是难以估价的安慰的是，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但是我们非常幸运地获悉，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听众表示赞同）”
将“泰晤士报”的这个报道和3月7日“协和”杂志刊载的“汉萨德”的报道加以比较就会看出，两个报道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的速记记录所一字不差地记载的话。但是，虽然“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虽然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也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马克思还是厚颜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
“可见，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甚至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已经根据“汉萨德”向公众报道了演说的确切原文，而这段原文根本排除了任何歪曲的可能性，所以他力图用下面的话来消除这一十分不幸的状况，说“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在‘汉萨德’中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他只是还没有指出：格莱斯顿先生或许是有鉴于1864年才问世的诽谤性小册子“兑换论”才这样做的。
对于这样的手法还有什么可说呢！首先是根据无知的诽谤性小册子向我们提出完全是捏造的引文，甚至无需和原文核对，它的内容的自相矛盾就证明了这种捏造。然后，在被迫作答时，马克思声明说，别人也是像他那样引证的，并且援引早先被他本人灌输以这种谎言的人的话作为证明。接着，他企图利用这本小册子的不清楚的来源和他一致这一点，作为替自己辩护和证明自己的引文确切的论据，似乎两者都是从一个共同的无可非议的第三个来源引来的；而其实不过是这一个照抄那一个。最后，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引证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的报纸上的报道。的确，要评价这种“行为”，只有用马克思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见“资本论”第257页）：简直“无耻”。
马克思在结束他的辩护时说：“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窍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我们请读者冷静地判断一下，进行伪造和会得到不愉快的结局的究竟是哪一方。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向马克思先生说明，我们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
第二篇文章发表在1872年7月11日“协和”杂志第28期上，它与本题毫无关系，所以这里没有收录。
第6号 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174]
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
在7月4日出版的“协和”杂志上，德国工厂主联盟企图向我证明，它的“博学之士”在鉴别文字商品方面，就像它自己在伪造商品方面一样，都非常在行。
关于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引用的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那个地方，工厂主们的机关刊物（第10期）声明道：
“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样一来，它就是宣布说，这句话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是我的产品。不仅如此，它还非常确切地知道，我是如何编造这句话的。
“协和”说“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断言过……，以便把……强加于格莱斯顿。”我从在成立宣言以前出版的“兑换论”一书中找出了这一句话，从而彻底揭穿了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所撒的弥天大谎。在此以后，如它自己所说的，它从伦敦函购了这本它过去未曾见过的书，并相信了这个事实。它现在用什么谎言来自圆其说呢？请听：
“我们说马克思给格莱斯顿的演说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上或者在实质上都并没有断言，他自己也编造了它。”
显然，这里发生了工厂主的理性所固有的那种概念混淆的情形。例如，有一个奸诈的工厂主同他的同行们谈妥，向他们推销一批縧带，声称每盘縧带有三十埃勒［注：埃勒（Elle）是德国旧长度单位。——译者注］，而实际上只有二十埃勒，这样一来，他事实上增添了十埃勒，而这正是因为他“没有编造了它”。增添的縧带是这样，那末增添的句子为什么就不能是这样呢？亚当·斯密说：“绝大多数人的智能，必然会以他们的日常事务为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175]，工厂主的智能自然也是这样。
通过“人民国家报”我不仅用从“兑换论”上摘录下来的引文，而且也用我的“资本论”一书中涉及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那些篇幅丰富了工厂主机关刊物的科学知识。现在这家机关刊物企图依靠我向它提供的材料来证明：有争论的那个地方我不是从“伦敦报纸”上，而是从“兑换论”中摘录下来的。这种证明手法是工厂主逻辑的新范例。
我告诉工厂主的杂志说，“兑换论”第134页上引证的话和我引证的话完全一样。而该杂志却发现，我引证的话和“兑换论”第134页上引证的话完全一样。
往下竟说！
“马克思对于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
这纯粹是撒谎。在“资本论”第639页上我是把我的评论同格莱斯顿演说中的一句话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关于这一点我曾指出：“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176]……这些“评论”在“兑换论”中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
“……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而且‘资本论’第640页注105中援引的莫里哀的文句也有了。”
这样一来，“而且”我也引证了莫里哀，并给“协和”的“博学之士”提供了一个机会，好让他们查明来源并向公众宣布说，这段引文是从“兑换论”上摘录下来的！实际上在“资本论”第640页注105中我直截了当地说，“兑换论”的作者“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最后它说：
“同样，在这本书的第135页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伦敦孤儿院的关于生活资料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指出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材料的出处（见“资本论”第640页注104）”。
“协和”非常聪明地忘记告诉自己的读者，“这本书”没有提供任何出处。这家杂志想证明什么呢？它想证明，我从“这本书”中抄袭了格莱斯顿的演说中的一个地方，而不知道这篇演说的出处；它是怎样来证明的呢？这样来证明的：说我确实从这本书中摘了一段引文，可是抛开这本书而根据原来的出处加以核对！
关于我从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1870年11月）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搞下来的引文，“协和”指出：
“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大声宣布的，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他的材料写成的。”
比斯利教授说道：
“对协会的成就，谁的贡献也没有像卡尔·马克思博士的贡献那样大。我认为，就熟悉欧洲各国产业运动的历史和统计而言，是没有人能同他相比的。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利用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largely）要归功于他的帮助。”[177]
我向比斯利教授提供的全部材料，只是同国际的历史有关，没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他就知道了。上面引述的他的意见在这方面很少引起什么怀疑，以致“星期六评论”在批评他的那篇文章[178]时非常明显地暗示说，他本人就是成立宣言的作者［注：比斯利教授曾写信给我，提醒我注意这种quid pro quo［偷梁换柱的手法］。］。
“协和”断言，比斯利教授不是从格莱斯顿的演说中引用那个可疑的地方，而只是指出“成立宣言中有这个引文”。我们来看一看事实。
比斯利教授说：
“宣言大概是保卫工人利益而反对资产阶级的一篇最有力和最辉煌的文件。还从来没有人能用短短十二页的篇幅作出这样的阐述。我愿意在文章中大量摘引宣言中的话。”
他提到宣言中引用过的“蓝皮书的令人恐怖的统计”之后继续说：
“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转过来谈到关于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八年来增加了20％；‘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比斯利教授把“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外面，当做自己说的话，这一点恰好成了“协和”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只是从成立宣言的引文中才知道格莱斯顿的演说的！只有德国工厂主联盟的一个伦敦同行才知道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这正如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见“协和”第10和27期）一样。但是英国税务人员念念不忘的一个思想是，只有收入低于100英镑的人才免征所得税。
关于成立宣言中那个有争论的地方，工厂主的杂志写道：
“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我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上的一则报道中引了一段话来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我用英文和德文在“人民国家报”上引用了这段话，因为格莱斯顿断言他“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这样的断语需要加以评论。我援引威克菲尔德的话指出，《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这个语句在德文中没有确切的词来表达——意味着“确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部分”。威克菲尔德甚至直接把真正的中等阶级叫做《the uneasy class》，德文与此近似的说法是，“不太富裕的阶级［die ungemächliche Klasse］”［注：《The middle or uneasy class》［“中等阶级或不太富裕的阶级”］（“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185页[179]）。］。
工厂主的作风正派的机关刊物不仅对我的解释只字不提。它给我引用的那段话加上“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这几个字，想让它的读者了解，它引的话是我的译文，而事实上它和我的译文不同，它不是把《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译成“富裕的阶级”，而是译成“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它还使它的读者充分了解到，虽然占有财产始终被看成是有产阶级的所有组成部分的“优良条件”，但是它们并不全都是“富裕的”。然而就是按照“协和”杂志对我引用那段话的翻译，格莱斯顿先生也把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财富的增加形容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并指出，这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在结尾时他说道，这种“增长完全限于那些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报道中强加给格莱斯顿先生的那句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正好就是我在成立宣言中强加给他的那句话，在这之后，他就自己捶着自己高贵的胸膛大声疾呼道：
“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还要厚颜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显然知道得很清楚，他应当把什么呈献给广大的读者！
我已经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指出，“协和”企图使自己的读者相信，好像我在成立宣言中没有引用格莱斯顿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话，然而恰恰相反，我在那里特别强调指出这种讲法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在其7月4日的回答中又重施了这个故技。它说道：“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下引证。”为了反驳它，其实我只要引证有争论的地方就够了，但是，我们且来看看“往下”是什么吧。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谈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接下去说了这样的话：
“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最后，他要大家相信，他和他的发了财的议会朋友们“非常幸运地获悉”一个情况——议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情况相反——这就是，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道的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了描写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几句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指责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千年王国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以后才来到的。但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贺自己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说的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工人阶级状况“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辩护人——而格莱斯顿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辩护人之一——的正统学说正是认为，工人们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剥削者发财。
使工厂主机关刊物无耻的庸俗或庸俗的无耻达到顶点的一件事，就是它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只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速记纪录中确切引用的话”。［注：看来工厂主的报纸真的以为，伦敦的各家大报在它们关于议会的报道中没有利用速记材料。］我们把这两个报道对照一下吧：
一
摘自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所载的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演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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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摘自“汉萨德”1863年3月27日至5月28日议会议事录第170卷所载的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演说
“从积累普遍增长的观点来看，状况就是这样，但是，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会怀着有些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富裕的人（the class of persons who may be described as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
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一般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或者（！）他们的收入的增长。资本的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说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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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读者自己去把“汉萨德”中的这种夸张的、混乱的、带有一大堆保留条件的、Circumlocution Office〔繁文缛礼局〕［注：这是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中的用语。——编者注］的文体和“泰晤士报”上的报道比较一下。
这里只要确定下述事实，即“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一句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我刚刚描述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在“汉萨德”中一部分被歪曲了，一部分被删掉了。这些被强调的“含义确切的话”，凡是听过这次演说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漏过去的。例如：
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预算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长（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这种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The augmentation is an augmentation），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entirely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但是这种增长（But that augmentation）对工人居民说来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1863年4月17日“晨报”（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预算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惊恐（alarm）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The augmentation stated）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的增长。这种增长（This augmentation）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由此可见，格莱斯顿事后在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中隐瞒了他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的下面这句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因此“协和”在它的伦敦同行送来的摘要中找不到这句话，于是就嚷叫道：
“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如果“协和”现在教导我说，照批评的“惯例”，引用议会演说时应当以官方伪造的演说为根据，而不是以演讲人真正发表的演说为根据，那是毫不奇怪的。这种“惯例”事实上只符合“普遍的”柏林“文明”和德国工厂主联盟那种狭隘的普鲁士忠顺臣民的见识。由于没有时间，我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联盟的愉快来往，但是，在告别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难题要向它的“博学之士”请教一下。什么人在什么文章中向敌人——按其地位说来至少和“协和”相等——说过下面这句有份量的话：《Asinus manebis in secula seculorum》［注：你永远是一头驴子。］？
第7号 匿名作者的第二篇反驳
1872年8月22日“协和”杂志第34期
再论卡尔·马克思的特点
马克思先生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对“协和”第27期上登载的“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一文作了答辩。他坚持从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引来的被歪曲的引文时的顽固的撒谎癖性，甚至使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推翻现存制度计划的人也会吃惊。实际上这种顽固的撒谎癖性只能说明，作者害怕如果承认这个引文，即成立宣言中这个曾经获得轰动一时的效果的地方是假的，在成立宣言广泛传播的情况下会给它的作者带来不愉快的后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辩护文章中同意：在载于“汉萨德”的格莱斯顿演说的速记记录中，没有这个引文。不过，原因是格莱斯顿先生删掉了这个会使他声誉扫地的地方！第一个证据是，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的文章中引证这篇演说和成立宣言引证的一样。
这可能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除国际以外，比斯利教授还在某一篇论述其他历史题目的文章中引证了格莱斯顿先生的这篇演说。所以我们指出，首先，这篇文章谈的是国际的历史，并且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作者的材料写成的。对此，甚至马克思也没有提出异议。但是他断言，他提供的材料没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比斯利教授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也并没有这样说，甚至也没有暗示这一点。我们也完全相信马克思先生的话。如果他向比斯利教授提出“兑换论”作为自己引文的证据，那末比斯利大概就不会转载它了。其次，我们回答说（这也是最主要的答复）：比斯利没有从格莱斯顿的演说中引证那个地方，而只是在分析成立宣言时提到了它。我们从比斯利的文章中逐字逐句地引述了那句话，这从“协和”第27期上可以看到。马克思现在利用比斯利在自己的分析中把“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这句话放在引号外面［注：再版时补加的注：比斯利教授一字不差地照抄了他引自成立宣言的话，就像它在成立宣言中所刊载的那样。而在成立宣言中这个插入句自然也没有加引号。（布伦坦诺注）］这一情况来使读者相信，似乎比斯利突然中断了自己的分析，以自己本人的名义说了这句话！！
马克思想在下面这一事实中寻找证明格莱斯顿事后从自己的演说中删掉了那句话的第二个证据：比成立宣言更早出版的“兑换论”一书引证的格莱斯顿的演说，和宣言引证的一字不差。我们看了这本书，发现这一点是确实的，并且一切都说明马克思自己最初是从这本书中借用他的引文的。首先这由以下情况得到证明：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639页，尤其是在注103中，演说被一字不差地引述得毫无意义，就像在“兑换论”第134页上引用的那样。马克思先生在自己的著作“资本论”的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在他像“兑换论”第134页上那样引证格莱斯顿演说的地方，还援引了这本书的同一个地方的另一段引文，并给它们附上了同样的评论，这也证明“兑换论”是马克思引文的来源的论断。马克思先生对此又怎样反驳呢？第一，他还加上了“兑换论”中所没有的评论。但我们也并没有否定这一点。其次，他已经明确指出“兑换论”的作者就是引用莫里哀的文句的作者。但我们并没有说与此相反的话。最后，至于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第640页上引证的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和“兑换论”第135页上所引证的一模一样，那末马克思自己承认，他是从这本书中一字不差地援引来的，而且后来根据原出处核对过它们的确切性。因而马克思自己证明了：他给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所加的一部分评论，是取自“兑换论”。这样他自己证明：我们用来支持我们关于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他也是从这本书中借用来的这一主要论据的各点是正确的。可是对于这一主要论据，也就是对于认为他像“兑换论”一样把格莱斯顿演说引述得同样毫无意义这一点，他没有进行任何反驳。
最后，第三，马克思力图根据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载的关于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报道，证明自己的这个论断：格莱斯顿事后在“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对他自己的演说做了捏造。可是这个报道证明了正好相反的东西，因为“泰晤士报”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为了使读者看不清这一点，马克思采用了各种手段。第一个手段是咬文嚼字的题外话，这个手段同时也会使“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为他们的先知的渊博学识而受到新的鼓舞。即使根据马克思引证的“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也是肯定地说，他认为他所说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局限于《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即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马克思援引“中等阶级或不太富裕的阶级”一书的作者威克菲尔德的话，断言根据格莱斯顿的话来看，他不认为这种增长只限于“确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部分”，而因为我们没有注意所有这些议论，所以他现在指责我们隐瞒。但是，如果说我们对这一新的编造谎言的企图保持缄默，那只是由于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太明显了。因为不管威克菲尔德把中等阶级叫做the uneasy class是什么用意，格莱斯顿演说的总的意思，即使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也仍然表明：格莱斯顿所谓的《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在这个地方指的是那些不属于工人居民的阶级，因为他是拿它们和工人居民相对而言的。
模糊“泰晤士报”报道的第二个手段是，马克思在他自己的这个报道的德文译文中干脆删掉了一个附句，从这个附句中得出的结论是，格莱斯顿只是说，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因此，根据所得税的材料丝毫不能看出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他并未说，工人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常增长之外。马克思，如我们刚刚看到的，曾经毫无道理地指责“协和”隐瞒，而他现在却又心安理得地删掉了上述的附句，虽然我们向他指出了他的歪曲。而且不仅如此。因为我们根据真实情况，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确切引证的话，他否认这一点，并且还敢于将“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并列地刊登出来，——自然，他又把这一附句删去了。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和他打交道的“人民国家报”的读者是无法监督他的！
第三，最后，马克思力图掩盖“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这一点，他没有引证这样一些话，在这些话中，甚至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也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我们指出了这一点，并且全部引证了“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争论的地方。虽然如此，马克思仍然欺骗自己的读者，断言似乎我们想让人们了解，我们引的“泰晤士报”的话是他的译文！！另一方面，他自然把我们指出（在第28期）的这样一点掩盖起来，即马克思所谓的、格莱斯顿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获得改善的论断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相反，他又重复了这一指责。
此外，马克思在8月7日“人民国家报”上的答辩中还提出了两个新的证据，证明他对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理解是正确的，这就是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不过我们根本用不着去检查，马克思引证这两家报纸时是否做了新的歪曲［注：再版时补加的注：马克思在这里也同样删掉了他在转述“泰晤士报”报道时所删掉的那些话。请看两个报道的开头。（布伦坦诺注）］。因为这些报纸即使根据他的转述来看也是为我们说话的。根据这两家报纸，格莱斯顿说，他不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并且还说：“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注意到”一语的意义和运用清楚地表明，这种增加和上面所说的增长是指根椐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那种增加和说法。
但是引证这两个所谓的证据不过是要炫耀自己的博学，依靠它来维持“人民国家报”的读者对他们的先知的信仰。马克思发表在8月7日“人民国家报”上的文章，就是这种自我吹嘘的标本，值得我们的读者亲自见识一下。我们还应当举一个这类自我吹嘘的例子，以免马克思先生责备我们，说我们想向我们的读者隐瞒他在一个次要的问题上修正了我们的话。我们说年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先生嘲笑我们无知，说只有当收入在100英镑以下时才不征收这种税。实际上根据1842年的法律，所有150英镑以下的收入都不课税，而在1853年所有100英镑以上的收入才都课了税，但是新课税的收入得到了优待，税率较150英镑以上的税率为低。后来在1863年享受优待的人扩大到了收入为200英镑的人，并且以下面这样的方式保持减税，即所有在这个数字以下直到100英镑为止（包括100英镑在内）的收入，始终应扣除60英镑作为不纳税的收入。
马克思先生在结束他的文章时说，由于没有时间，他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我们的愉快来往。我们懂得，马克思先生是很愿意利用机会尽可能地远离那些会指出他的捏造的人的。如果马克思先生最后还破口大骂，那末我们可以使他相信，没有什么比这种包含着承认他被揭露的谩骂更能使他的对手感到愉快了。辱骂是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人的武器。
三
塞德莱·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
第8号 塞·泰勒的攻击
1883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
致“泰晤士报”主编
请允许我在“泰晤士报”上指出，摘自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顿先生预算演说的一段使人发生误解的引文，即甚至像艾米尔·德·拉弗勒教授这样卓越的政论家，也根据德文加以重复引用并且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对它作解释的那段引文，早在1864年就涉及到了，它刊载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发表的宣言中。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在八年之后，在一个德国杂志上揭露了在国际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mala fides〔恶意〕。
卡尔·马克思先生，作为宣言的公认的作者，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全部来往答辩文件，很值得从报纸的合订本中抽出来用英文重印，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两位争论者中后面那位在写作方面的正直程度；当他的主要著作简直被当做社会复兴的新福音书奉送给我们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塞德莱·泰勒
（1883年）11月26日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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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刊登在1883年11月29日的“泰晤士报”上。11月30日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给“泰晤士报”寄去了她的答辩。答辩没有被刊登。写给主编的第二封信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于是爱·马克思又写信给“每日新闻”，结果仍然是徒劳。于是她把塞德莱·泰勒的控告以及自己的答辩一并发表在社会主义月刊“今日”1884年2月号上。我们把她的答辩收录在这里。[180]
第9号 爱琳娜·马克思的答辩
1884年2月“今日”月刊
致“泰晤士报”主编
塞德莱·泰勒在11月29日的“泰晤士报”上提起了一段引自格莱斯顿演说的话，说这段话
“早在1864年就涉及到了，它刊载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发表的宣言中”。
往下他继续说道（这里我摘引了泰勒的信，从“使人特别惊异的是”起，到“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止）。
事情的实际情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被提到的那段引文引的是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顿先生预算演说中的几句话。在格莱斯顿先生描述了1853年和1861年之间国内财富的异乎寻常的增长之后，据说他讲了这样一句话：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匿名作者（现在已知道是布伦坦诺教授）在1872年3月7日的德国“协和”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答复，内中说道：
“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就是我父亲和匿名的对手之间的唯一的争论点。
马克思在他刊登在1872年6月1日和8月7日莱比锡“人民国家报”上的答辩中，引证了以下一些关于格莱斯顿演说的报道。
4月17日“泰晤士报”：
“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4月17日“晨星报”：
“这种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4月17日“晨报”：
“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被他的“巧妙的攻击”“很快地打垮”的匿名的布伦坦诺，在“垂死的挣扎中”还力图用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说法来辩护，说即使引文不是捏造的，它也是“使人发生误解的”，是“怀着mala fides〔恶意〕”，是“狡猾的断章取义”，等等。我担心，您不会给我篇幅来对布伦坦诺先生的这一过了十一年，现在又被泰勒先生重新提出的控告作答辩。而且，这或许也不需要了，因为泰勒先生说：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全部来往答辩文件，很值得从报纸的合订本中抽出来用英文重印。”
我很欢迎这样做。这对于纪念我的父亲只有好处。至于报纸上关于这个演说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有出入的问题，我让最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去解决。
在我父亲的著作里的成千上万条引文中，只有这一条，它的确切性引起了争辩。经济学教授们一再地用这一孤立的、并不怎么恰当的例子大做文章，这个事实是足以说明问题的。用泰勒先生的话来说，
“它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两位争论者中后面那位〈马克思〉在写作方面的正直程度；当他的主要著作简直被当做社会复兴的新福音书奉送给我们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
阁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第10号 塞·泰勒的反驳
1884年3月“今日”月刊
致“今日”月刊编辑部
阁下！马克思女士被拒绝发表她的答辩，对此，没有人比我更感到遗憾了，她显然有权利这样做。不过，她认为马克思博士和布伦坦诺教授之间的“唯一的争论点”，就在于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某一句话，对于这个看法，我却完全不能同意。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自然，要在这封信中讨论布伦坦诺和马克思之间这场牵涉很广的辩论的内容，而不占用贵报过多的篇幅，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因为马克思女士在贵报上公开说我的看法是“诽谤”和“诬蔑”［注：在未刊登在这里的致“今日”月刊编辑部的附函中。（恩格斯注）］，所以我不能不请求贵报用两栏并列的形式刊登下面的两种引文，根据这些引文，贵报读者自己就能判断，马克思博士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引证1863年预算演说时是诚实的还是不诚实的。读了马克思和布伦坦诺先生的来往答辩文件中的马克思的信的读者会了解，为什么我用“泰晤士报”的报道，而不用“汉萨德”的报道。
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
“在从1842年到1852年（1852年包括在内）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就我们所能确切查明的，增加了6％；但是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20％。这个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认为，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然而，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并且我应当说是难以估价的安慰的是，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比过去缩小，但是我们幸运地获悉，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道的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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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2版第678页注103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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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您特别注意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我加了着重号的两个地方的意思。“我从自己方面……富裕阶级的话”这句话向我们表明了演讲人的这样一种看法，即刚刚描述的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的确，和“我刚刚描述的……有产阶级的增长”这句话对照起来，这里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这两句话中间的“这里完全没有……居民的状况”一语表明，格莱斯顿先生究竟指什么而言，这是清清楚楚的，那就是：他所援引的以所得税的材料为根据的数字，只包括要缴纳所得税的收入［注：在1842—1853年150英镑以下的收入免缴所得税，而1853年以后是100英镑以下免缴所得税。（“今日”月刊编辑部注）］。所以这些数字根本没有说明，工人居民的收入总额在所考察的时期内增长了多少。最后一句话，即从“但是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到结束，十分明确地说明，格莱斯顿先生根据和所得税材料无关的其他证据，认为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无疑是异乎寻常的、几乎是没有先例的改善。
把这些重要的地方几乎全部删掉，从而把报纸的报道弄成这样一种奇怪的样子，就像在马克思博士的书中那样，这是什么目的呢？我认为，其目的显然是：使以格莱斯顿先生那些被删节之后剩余下来的辞句任意拚凑起来的话可以理解为，似乎他断言，工人居民的工资只是稍有增长，而有产阶级的收入却大量地增加。但是，那些被删去的地方显然驳斥了这个观点，而证明了完全不同的论断。
我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一事实：在“资本论”中，在这个被歪曲的引文的德译文后面，马克思紧跟着就把所引格莱斯顿语句中最后一句话同他前面对于有产阶级财富增长的描述加以对比，从而发出了关于“拙劣的诡辩”的轻蔑的惊叹。
阁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塞德莱·泰勒
1884年2月8日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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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号 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181]
1884年3月“今日”月刊
致“今日”月刊编辑部
阁下！我断言当匿名的诽谤者攻击马克思博士的时候，唯一的争论点在于，格莱斯顿先生是否曾经使用某些词，塞德莱·泰勒先生对我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问题实际上在于，
“引用所提到的引文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协和”杂志（1872年3月7日第10期）登载的“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现在就在我手头。在这篇文章里，匿名作者先引证了国际的成立宣言，接着引证了格莱斯顿先生演说中的一个地方，即“汉萨德”所刊载的有关的全文；然后他根据自己的看法，按照自己的心意把这些话做了归纳；最后，他在结尾说：
“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计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就是对马克思提出的控告，而且是唯一的控告。实际上这是控告他由于“增添了”整整一句话而歪曲了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在控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引文“使人发生误解”或“狡猾的断章取义”。问题仅仅在于，“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某一句话”。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泰勒先生读过布伦坦诺先生的攻击文章和我父亲的答辩，如果是这样，他的说法就直接违反他不能不知道的实际情况。要么他没有 读过。如果是这样，那将如何呢？如果是这样，投寄注明寄自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信的这个人，就没有任何理由要费这么大的力气，用这样一种办法来非难我已故的父亲在写作方面的正直，如果他不能证明所提出的指责，这种办法就不能不成为“诽谤”。他根据匿名作者（据泰勒说就是布伦坦诺教授）和我父亲在1872年进行的笔战提出自己的控告；他以奋激的言词描写圣乔治——布伦坦诺的“巧妙的攻击”，以及他怎样很快就使恶龙马克思陷于“垂死的挣扎”；他能十分详细地向我们描述这位圣乔治“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所取得的毁灭性的成绩，——这一切使我处于这样一种微妙的境地，以致我出于仁爱之心不得不作这样的推测：对于他所说的东西，他根本一行也没有读过。
泰勒先生如果读过他的匿名朋友的“巧妙的”文章，他就会在这些文章中找到下面的话：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人是只有他自己编造了谎言才是撒谎，还是说他知道或理应知道真相却重述谎言，那也是撒谎。”
这就是“巧妙的”、匿名而又十分高尚的布伦坦诺在他反驳我父亲的第一篇答辩时说的话（1872年7月4日“协和”第27期第210页）。在同一页上他还在全世界的面前断言，
“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也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
所以，如果说连布伦坦诺好像都根本不知道争论的真正目标在哪里，那末难道塞德莱·泰勒先生对这一点倒还更清楚吗？在他给“泰晤士报”的信上谈的是国际成立宣言中的一条引文。在他给“今日”月刊的信上谈的是“资本论”中的引文。在这里，问题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方面，不过我对此并不抱怨。泰勒先生现在引证格莱斯顿演说中的地方，是照“资本论”第678和679页上那样引证的，和“泰晤士报”的、而不是“汉萨德”的报道中的同一个地方并列。
“读了马克思和布伦坦诺的来往答辩文件中的马克思的信的读者会理解，为什么我用‘泰晤士报’的报道，而不用‘汉萨德’的报道。”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泰勒先生不属于这种“读者”之列。如果相信他自己的论据，那末，为什么他这样做，这一点别人能够理解，但是他本人却未必能够理解。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已经从绝对正确的“汉萨德”转向这样一个报道，为了采用这个报道的事，匿名的布伦坦诺（就在“协和”同一页即第210页上）曾指责我父亲，说他采用了“必然不怀好意的报纸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泰勒先生的“为什么”，他的朋友布伦坦诺一定是“理解”的。
对我说来，这个“为什么”实际上是很容易理解的。控告我父亲增添的那句话（“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不仅“泰晤士报”上有，其他日报上也都有，而在“汉萨德”中这句话不仅被“匆忙地修改”了，而且根本被“删掉”了。这件事已被马克思所查明。泰勒先生在他给“泰晤士报”的信中还对这种不可容忍的“粗暴行为”大发雷霆，可是现在他自己不得不放弃永无谬误的“汉萨德”，而到布伦坦诺所谓的“必然不怀好意的”“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寻找辩护了。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引文本身。泰勒先生要我们特别注意他加了着重号的两个地方。在第一个地方他承认：
“的确，和‘我刚刚描述的……有产阶级的增长’这句话对照起来，这里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这两句话中间的‘这里完全没有……居民的状况’一语表明，格莱斯顿先生究竟指什么而言，这是清清楚楚的”等等。
在这里，我们显然进入神学的领域。这是众所周知的正统的解释圣经的方法。这个地方实际上包含着矛盾，但是，如果根据基督徒的真正的信仰来解释它，那末就可能相信它的意思和真正的信仰不矛盾。如果泰勒先生像格莱斯顿解释圣经那样来解释格莱斯顿的话，那末他就不能指望得到除正统派以外的任何支持者。
但是，不管怎样，格莱斯顿先生在这个特定的场合要么是讲英语，要么不是。如果不是，那末任何引证和任何解释也帮助不了我们。如果是，那末他在这个场合是这样说的：如果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只限于富裕阶级，他会非常惋惜；而增长确实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也正是马克思引证的话。
第二个地方是一句惯用语，除了不景气的时期外，在每一次的英国预算演说中都要重复这句话，尽管每次词句略有不同。下面摘自马克思给匿名诽谤者的第二篇答辩中的一段话，表明了他对这句话以及整篇演说的看法：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谈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接下去说了这样的话：‘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最后，他要大家相信，他和他的发了财的议会朋友们‘非常幸运地获悉’一个情况——议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情况相反——这就是，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道的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了描写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几句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指责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千年王国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以后才来到的。但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贺自己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说的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工人阶级状况‘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辩护人——而格莱斯顿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辩护人之一——的正统学说正是认为，工人们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剥削者发财。”（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
“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是泰勒先生叫我们参看的“资本论”那一页（第679页）上注105的对象。的确，看来很像是马克思由于他的mala fides〔恶意〕竭力想要消除一个这样的矛盾似的！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爱琳娜·马克思
四
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第12号 摘自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182]
最近出版英文本时，曾对许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不辞劳苦，把所有引文的原文都找出来了，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它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笔记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在1843—1845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为根据。其他的小错误和小疏忽也都这样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4版第562页注47）；多半是马克思把书名写错了。[183]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由于现在更加确切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个人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由于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
1872年3月7日，柏林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地引证了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的话（这句话引用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并且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即第3版第671页上再次引用）。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5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位匿名作者。由于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contra〔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
这个匿名作者愈来愈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7月4日“协和”杂志）中，抛开了所有第二手的材料，纯贞地坚持说，按“惯例”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句话）“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尽量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还恰恰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不过，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把自己那篇像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mala fides》〔“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这个假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捏造的引文”，“这种捏造”，“简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设法暗地里使争论的问题转向新的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真诚的”匿名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像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很大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7月11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这次还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地方。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增长只限于富裕阶级（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可见，在这两种报道中，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显而易见地证实了这句话的真实性，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惯例”经过演说人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者争辩。而匿名者好像也觉得够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个事件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些同剑桥大学有关的人曾传来一些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犯了著作上的大错，但在这方面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1883年11月29日，即马克思逝世后八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信末的署名是塞德莱·泰勒。这个研究最温和的合作制度的人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mala fides〔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deadly shifts）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原来如此！”［注：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小说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注：这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中福斯泰夫的话的改写。——编者注］，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位圣乔治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的谎言”，什么“伪造”，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craftily isolated quotation）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上对泰勒做了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归结到原来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莱·泰勒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
“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正确地推断，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意思推断，据说整个上下文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1884年3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不怀好意”，但我们这位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不然怎么办呢？“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倒了这个论据。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泰勒先生读过1872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根本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那他就根本无权开口。无论如何，他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现在他不是控告马克思“增添”，而是控告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5页上，只在这句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618页注105，即第3版第672页）“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像塞德莱·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琳娜·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闭口不言了。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而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可以想像得到，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像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莱·泰勒先生今后也将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笔战获胜的战报了。
第13号 布伦坦诺的答复
“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1890年柏林版，第3—5页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了有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出席的公开大会。卡尔·马克思向大会提出了即将成立的国际工人组织的临时章程，以及他起草的这个组织的成立宣言。这两个文件被一致通过，成立宣言传遍了全世界。宣言中有一段引自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这段引文比宣言中的所有其他材料更引起人们的注意：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1871年冬天，我在写作“现代工人公会”[184]第2卷的时候，不得不研究（参看该书第2卷第241页）一下，增加工资就要进一步减少对劳动的需求这个经常不断地被重复的论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事实相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每当英国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时候，人们总是提出这个论点来反对它们。那时我想起了引自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像别的许多人那样引用国际宣言上的话和1867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639页上的相应的地方。我找来了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速记记录，发现它虽然也指出，1842—1861年期间工资的增长丝毫没有阻止有产者收入的增长，也丝毫没有减少他们对劳动的需求，可是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断正好相反，格莱斯顿说：“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末我们从大量的显著的证据看到：在最近二十年中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那几乎没有先例的。”
由于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对于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断——在现存的国家社会制度的范围内富者必然愈富，贫者必然愈贫——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我请在柏林出版的“工人问题杂志”“协和”的编辑部注意在这里所作的捏造。“协和”编辑部建议我就这件事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872年3月7日出版的“协和”上。文章我没有署名；这样做一方面是根据编辑部为了它的报纸的声誉而提出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我尤其不能反对这样做的是：在马克思先前挑起的笔战之后，这一次他很可能又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因此，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过了三个月，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作了答辩。从论战后来的情况看出，不是马克思本人捏造了谎言，而是他从一本诽谤性的小册子借用了一句捏造的引文；这本书是在1864年匿名出版的，书名是“兑换论。1844年银行法。滥用金属货币原则导致通货贬值。从议事录看议会，‘交易所和Ｊ．贝尔纳德爵士法案的废除’一书的附录”，伦敦，Ｔ．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30号，1864年。这本顽固的瑟息替斯的著作很大一部分是引自各种政治经济学著作及各种演说的被歪曲的引文，其中还夹杂着拉丁文、英文、法文的诗歌以及嘲讽的评论。这样的书，自然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如果现在马克思干脆承认，他被这本书引入了歧途，并且在此之后开始引用正确的引文，那末，的确，可能使人感到惊奇，他相信了这样的材料，不过错误至少会纠正。但是，他对这件事却一声不响。此外，在成立宣言已经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由于订正引文而取消这个卓越的论点，可能会给宣传鼓动带来巨大的损失。因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主要宣传手段是，它的代表人物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掌握着真正的科学，如哈雷代表大会所表明的，他们宁愿责备自己明知铁的工资规律是错误的，却还是利用它作为唯一的宣传手段，而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马克思不放弃他的引文，力图证明格莱斯顿事后删改了自己预算演说的速记记录；他现在用自己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来攻击那位在英国同行的协助下想抓住他的话柄挖苦他一下的想像中的工厂主，而当证明了在格莱斯顿发表演说后的第二天早晨出版的“泰晤士报”上也载有和速记记录意思彼此一致的这篇演说的报道的时候，他就如“协和”杂志编辑部所描写的，“像墨鱼那样行动起来，向水中放出黑色液体，把水弄浑，使敌人难于追击，也就是说，他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吹毛求疵，竭力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而最后，他就逃之夭夭，声言由于‘没有时间’他不能继续进行这一论战”。当时他没有对我刊登在1872年8月22日“协和”杂志上的反驳他第二篇答辩的文章再作答辩。
我是发表在1872年3月7日、7月4日和11日以及8月22日“协和”上的文章的作者，这一事实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马克思还在世时出版的梅林的社会民主党史[185]第二版中也公开指明了我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塞德莱·泰勒，研究了这一争论，并就这件事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由于当时马克思已经去世，这就迫使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出面作答，爱琳娜在社会主义的“今日”月刊1884年3月号上不仅为她的父亲的忠实辩护，而且最后指出，她的父亲把据说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当时我已考虑用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来回答这种顽固地坚持错误引文的做法。但是编辑部经常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和其他杂志相比最适于做这件事的专门杂志，却拒绝转载，它说，这种争论没有普遍意义。恩格斯显然有不同的意见。他在他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中，回顾了这一论战，但是他在叙述这一论战时，自然没有揭露马克思在论战中所表现的不诚实。此外，他还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中强加给格莱斯顿的一句和他实际讲的相反的话；不仅如此，马克思在第一版中给自己的引文注明的出处只是：“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顿在下院的演说”，而第四版在这个出处之外又加上了“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好像这个报纸的报道中包含着和马克思所转述的一样的引文似的！可是就是在“晨星报”的报道中，也包含着所有被“兑换论”这本小册子删去、而且后来也被马克思删去的话；这些话表明，格莱斯顿在他预算演说中谈到所得税材料的地方，谈的只是缴纳所得税的人的收入，他是拿这些人和收入较少的、免缴所得税的人相对而言的；这些话也表明，他根据所得税的表册肯定财富和实力有了令人陶醉的增长，同时他也指出，根据这些表册肯定的收入的增长只涉及富裕的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因为其余的人的收入没有载入这些表册中；可是他并不认为，这种增长只限于这些阶级，因为从其他材料可以看出，英国工人的状况也同时获得了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都没有得到过的改善……
（以下的话和控告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问题的附录”等等。——弗·恩格斯）
第14号 布伦坦诺答复的附录的摘录
（ａ）摘自“兑换论”，1864年伦敦版，第134页。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我的一位可尊敬的朋友说，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黄金造成的。我很遗憾，他深深地受了黄金问题的无稽之谈的蒙蔽。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Voilà l’homme en effet．Il va du blanc au noir．
Il condamne au matin ses sentiments du soir．
Importun à tout autre，à lui même incommode，
Il change à tous moments d’esprit comme de mode》．［注：诗的译文，见注167。——编者注］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我们认为是异乎寻常的、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没有先例的改善，这是一件极其令人满意的事情，因为……工资几乎不能使人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
为了确定“兑换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1版第639页）所作的结论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下面的一点。马克思把这里引自“兑换论”的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和格莱斯顿说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这句话对立起来，借以反驳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的预算演说；“兑换论”有一个附录，在附录中也评论了1864年的预算，作为对刚才转载的几页的补充。那里也是前面早已熟悉了的那种风格。在这些题外话中我们发现了下面的话（第234页）：
“可是大臣雄辩地讲到了‘贫穷’……‘请想想那些处于这种境地边缘的人……工资……在其他部门确实没有提高……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
现在我们把马克思的话（第1卷第1版第640页；第4版第618页）和这句话比较一下。这里仍然不是逐字逐句地复述预算演说的原文，而是同“兑换论”的完全一样的、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拚凑起来的混合物。在这里他也仍然没有注明它是引文的出处，而是直接注明1864年4月7日格莱斯顿在下院的演说。下面更进一步说：“英国的一位作家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以下是前面引用过的莫里哀的四行诗）
显然，马克思不仅从这本书中借用了莫里哀的文句，而且还借用了“兑换论”的作者所臆想出来的“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ｂ）如在说明这次转载的序言中已经指出的，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上，又给照旧错误地引用的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加上了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这样一个引文出处。这篇演说的有争论的地方已经根据“汉萨德”的速记记录转载在前面第8—9页上。虽然在第13页上已经同意思完全一致的“汉萨德”和只是为了便于报纸刊载而变得比较扼要的“泰晤士报”的报道作了对比，我们在这里还是把“泰晤士报”的报道、恩格斯提到的“晨星报”的报道和一字不差地录自马克思著作的引文再作一次对比：［注：‘泰晤士报”和“资本论”的引文的译文，见本卷第190—191页和第157—158页。“晨星报”的引文和“泰晤士报”引文大致相同。——编者注］
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
《In ten years，from 1842 to 1852 inclusive，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as nearly as we can make out，increased by 6 per cent；but in eight years，from 1853 to 1861，th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gain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by 20 per cent．That is a fact so strange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I must say for one，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with pain up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This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The augmentation I have described，and which is founded，I think upon accurate returns，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Now，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is of indirect benefit to the labourer，because it cheapens the commodity which in the business of production comes into direct competition with labour．（Hear，hear．）But we have this profound，and，I must say，inestimable consolation，that while the rich have been growing richer the poor have been growing less poor．Whether the extremes of poverty are less extreme than they were I do not presume to say，but the averag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we have the happiness to know，has improved during the last twenty years in a degree which we know to be extraordinary，and which we may almost pronounce to be unexampled in the history of any country and of any age．（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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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
《I must say，for one，I should look with apprehension and with pain up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The augmentation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But that augmentation must be of indirect benefit to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because it cheapens the commodities which go to the general consumption．So that we have this profound，and I almost say，inestimable consolation while the rich have been growing richer，the poor have been growing less poor．（Hear，hear．）At any rate，whether the extremes are less than they were I do not presume to say，but the averag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we have the happiness to know to be extraordinary，and that we may almost pronounce it to be unexampled in the history of any country or any age．（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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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1版第639页注103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In the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it had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20 per cent！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but must be of indirect benefit to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because it cheapens the commodities of general consumption-
while the rich have been growing richer，the poor have been growing less poor！At any rate，whether the ex tremes of poverty are less，I do not presume to say》．
如上面那段转载的话所表明的，“兑换论”在这里，从句子的中间把引文截断，而加入了莫里哀的文句；马克思，如前面的对比所表明的，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从“晨星报”引的引文，而是用一些圆点表明了被他删去的一个地方之后，一字不差地从“兑换论”引来了这句引文，迫使格莱斯顿在句子的中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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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对比中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作为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混合物，无论在“晨星报”上、“泰晤士报”上、或“汉萨德”中都没有，而只有在“兑换论”里才可能找到它。上面引述的加了着重号的句子，正是亨利·罗伊，特别是卡尔·马克思——请比较最后一句话——删去的句子，其目的是把同格莱斯顿实际上所说的话相反的东西强加给他。
第15号 1863年4月17日伦敦报纸上的议会报道摘录
［注：这里摘引的各报的引文译文，见本卷第118—119页。——编者注］
“先驱晨报”。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at this intoxicating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were of opinion that it i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and which is founded on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poorer classes．
“晨邮报”。I may say，I for one，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when I consider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believed that its benefits were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This augmentation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and which is founded on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augmentation of wealth of the poorer classes．
“每日电讯”。I may say for one，that 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alarm 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m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This question to wealth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The augmentation stated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
“每日新闻”。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when I consider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believed that its benefits were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This augmentation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and which is founded upon accurate returns，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augmentation of wealth of the poorer classes．
“旗帜报”。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at this intoxicating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were of the opinion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and which is founded on the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poorer classes．
第16号 格莱斯顿——布伦坦诺
1890年12月4日“德国周报”[186]第49期
简讯
路约·布伦坦诺在“德国周报”第45期上发表了“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一文，这篇文章同时被用来作为转载这次论战材料的小册子的序言。这次论战的主要题目是格莱斯顿在1863年发表的一篇议会演说，这篇演说被马克思在他的建立国际工人组织时发表的成立宣言中歪曲地引用。
显然，在解决关于格莱斯顿演说原文的争论方面，最有权威的人是格莱斯顿自己。因此，格莱斯顿就转载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论战材料问题寄给布伦坦诺两封信这件事，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11月22日格莱斯顿写信给布伦坦诺说：“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11月28日他又写信说：“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因此，这一足以说明社会民主党的论证方法的特点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最终解决了，而这个解决对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是不利的。
揭露骗局是布伦坦诺的功劳，而这时重新提起这一争论是特别合乎时宜的。
Ｏ．Ａ．
第17号 恩格斯对第16号的答复
1891年“新时代”第13期第425页
关于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问题[187]
我在给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中，不能不谈到路约·布伦坦诺先生曾经对马克思发动的一场匿名的攻击——他控告马克思似乎从格莱斯顿的一篇演说中捏造了引文。
对此，布伦坦诺在他的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路约·布伦坦诺著，柏林，瓦尔特和阿波兰特书店，1890年——中作了答复。我即将对他的答复作出答复。
可是在1890年12月4日出版的“德国周报”第49期上又刊登了一篇有关此事的短评，其中说道：
“显然，在解决关于格莱斯顿演说原文的争论方面，最有权威的人是格莱斯顿自己。因此，格莱斯顿就转载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论战材料问题寄给布伦坦诺两封信这件事，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11月22日格莱斯顿写信给布伦坦诺说：‘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11月28日他又写信说：‘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
这应该是指什么呢？什么地方“您完全正确”？什么地方“马克思绝对错误”？对什么东西“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呢？如果像这里所写的那样，这可以说是什么都指，也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指。为什么布伦坦诺先生只提到这样短短的两句话呢？
要么是格莱斯顿先生不准他把整封信刊登出来。那末这就充分证明，这两句话什么也没有证明。
要么是格莱斯顿先生一开始写这两封信时就准备发表，并且允许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斟酌如何加以利用。那末只发表这两句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的摘出来的话就恰巧证明，格莱斯顿的话整个说来对布伦坦诺先生没有好处，因而他把它“炮制”成了上面那样。
为了了解上面摘引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不仅应该看到格莱斯顿先生的两封信，而且还应该看到布伦坦诺先生的相应的信。在用原文发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通信以前，上面的摘录对于解决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价值还抵不上刊登它们的纸张。
弗·恩格斯
写于1890年12月—1891年2月
载于1891年在汉堡出版的小册子：弗·恩格斯“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91年版本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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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35]恩格斯的“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这一著作是直接针对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路·布伦坦诺的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的出版而写的。布伦坦诺在出版小册子的同时，还在一家资产阶级杂志“德国周报”上发表了它的序言部分，接着该杂志又发表了一篇短评，企图从格莱斯顿给布伦坦诺的关于所谓马克思捏造他的1863年4月16日演说的引文的信中摘录一些话来证明布伦坦诺“正确”。
布伦坦诺发表这些东西，目的在于继续他早在1872年就以匿名的方式开始、后来又得到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塞·泰勒支持的诽谤马克思的运动。恩格斯为了彻底揭露这些企图玷污马克思的学者声誉和破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任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诽谤，决定再一次在报刊上驳斥布伦坦诺及其同伙，同时给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教条以打击。
在“德国周报”发表了包含摘自格莱斯顿致布伦坦诺的信里的话的短评（见本卷第211—212页）以后，恩格斯立即在1890年12月在“新时代”杂志上刊登了答复的文章（收入恩格斯的小册子的附录中，载于本卷第212—213页），后来在1891年4月发表了整个著作。
在“文件”部分，恩格斯发表了有关马克思和布伦坦诺的论战，爱琳娜·马克思和泰勒的论战的全部材料，以及他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载于这一部分的一些文件，已经收入本版的有关各卷。本卷根据恩格斯的小册子的材料的编排重新发表了这些文件。
讲坛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大学中的教授——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er）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剥削阶级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寻找使劳动群众俯首听命的新的手段。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疾病和不幸事故的工人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07页。
[136]恩格斯整理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于1890年问世，恩格斯为这一版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35—40页。——第109页。
[137]“协和。工人问题杂志”（《Concordia．Zeitschrift für die Arbeiterfrage》）是德国大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创办于1871年，在柏林一直出版到1876年。——第109页。
[138] L．Brentano．《Meine Polemik mit Karl Marx．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Frage des Fortschritts der Arbeiterklasse und
seiner Ursachen》．Berlin， 1890．——第109页。
[139]见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以及恩格斯在1881年5月为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联的周刊“劳动旗帜报”（《Labour Standard》）写的文章“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雇佣劳动制度”、“工联”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73—286页）。——第110页。
[140]成立宣言的本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第111页。
[14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1页，以及本卷第162—166页。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的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同“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报经常刊载他们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国家报”的活动评价很高，同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批评它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纠正报纸的路线，该报因此成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第112页。
[142]指爱·斯·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这篇文章载于1870年11月1日“双周评论”第47期。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是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杂志，1865年由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此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第122页。
[143]书的全名是：“兑换论。1844年银行法。滥用金属货币原则导致通货贬值。从议事录看议会，‘交易所和Ｊ．贝尔纳德爵士法案的废除’一书的附录”1864年伦敦版（《The Theory of Exchanges．The Bank Charter Act of 1844．The Abuse of the metallic Principle to Depreciation．Parliament mirrored in Debate，suppiemental to 《The stock Exchange and the Ripeal of sir J．Barnard’s Act》》．London，1864）。书是匿名出版的，作者为亨利·罗伊。——第112页。
[144]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发表的预算演说载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第24535号。——第112页。
[145]见“汉萨德议会议事录”第3辑第170卷第244页（《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Third Series．CLXX，p．244）。——第112页。
[146]“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116页。
[147]“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伦敦创刊；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第116页。
[148]见布伦坦诺的这本书第21—23页。——第116页。
[149]“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是英国自由派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118页。
[150]“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0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118页。
[151]“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72年至1937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聚集在帕麦斯顿周围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118页。
[152]“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是英国的一家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从1846年至1930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118页。
[153]“旗帜报”（《The Standard》）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27年在伦敦创刊。——第119页。
[15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5—6页。——第135页。
[155]见注133。——第135页。
[15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6页。——第138页。
[157]“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委员会报告书（Ⅰ—Ⅵ）”（《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1862）．Report（Ⅰ—Ⅵ）of the Commissioners》）。——第150页。
[158]指“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1864年度第七号报告书。附附录”1865年伦敦版（《Public Health．Seven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With Appendix．1864》．London，1865）。——第150页。
[159]詹·爱·撒·罗杰斯“从牛津议会的召集（1259）起至大陆战争开始（1793）止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J．E．Th．Rogers．《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from the Year after the Oxford Parliament（1259）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tinental War（1793）》．Vol．I．Oxford，1866）。——第150页。
[160]指“矿山特别委员会报告书；委员会议事录，证据记录和附录。根据1866年7月23日下院的命令出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Mines；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Minutes of Evidence，and Appendix．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23 July 1866》）。——第150页。
[161]J．Watts．《The Facts of Cotton Famine》．London 1866，p．211．——第151页。
[16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恩格斯下面引用的引文见第5页和第7页。成立宣言第一次发表于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后来在同月和章程一起载入小册子：《Ａ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Established September 28，1864，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Martin’s Hall，Long Acre，London》．Price one penny．Printed at the《Bee-Hive》Newspaper Office，10，Bolt Court，Fleet Street，1864。——第155页。
[163]这个片断的文字和“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文字是一致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6—667页），只有几个注释恩格斯在第四版中作了一些不同于第三版的修改。“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是1883年在汉堡出版的。——第157页。
[164]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第157页。
[165]“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11页（《Censusof England and Wales for the year 1861》，London，1863．Ⅴ．Ⅲ，ｐ．11）。——第157页。
[166]“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1866年伦敦版第6部分第260—273页。——第158页。
[167]这里引用的和后面提到的引文（见本卷第169、174、183、206、209页）不是莫里哀的文句，而是他的同时代人尼·布瓦洛的文句（“讽刺诗集”第八首讽刺诗）。这段话的译文是：
“此人，朝三暮四，
昨夜深有所感，今晨全都忘记；
既厌恶自己，也难讨别人欢喜，
刚打定主意，又弃之若敝屣。”——第159页。
[168]见注143。——第159页。
[169]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剑桥和伦敦版第67、82页（H．Fawcett．《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Cambridge and London，1865，
p．67，82）。——第159页。
[170]马克思的这篇答辩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1页）。——第162页。
[171]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页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6—667页）。——第164页。
[172]“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1833年伦敦版第1—2卷（《England and America．A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both Nations》．Vol．Ⅰ-Ⅱ，London，1833）。威克菲尔德的这本书出版时未标明作者姓名。——第164页。
[173]马克思在谈到“小拉斯克尔的发明”时是指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来打死他们”。但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话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来打死他们”已被改为“使他们服从”。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译名“小拉斯克尔”。——第165页。
[174]马克思的这篇答辩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18—127页）。——第172页。
[175]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柏林版第3卷第136页（A．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Ⅴ．Ⅲ，Dublin，1776，p．136）。——第173页。
[176]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6页和第667页）。——第173页。
[177]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是比斯利发表在1870年11月1日“双周评论”第47期上的文章。——第175页。
[178]指1870年11月12日“星期六评论”第785期上发表的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比斯利先生和国际协会”。
“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Literature，Science，and Art》）的简称，1855年至1938年在伦敦出版。——第175页。
[179]见注172。——第176页。
[180]与爱琳娜·马克思的答辩（刊登在“国际劳工运动报道”栏内，标题是：“英国”）同时发表的还有下面的短文，其中她指出塞·泰勒重新挑起了对马克思的诽谤运动和资产阶级报纸“泰晤士报”、“每日新闻”拒绝发表她给塞·泰勒的答辩：
“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这样多，所以我一直犹豫不决，是否要用这些篇幅来讨论私人的问题。但是，既然我没有别的办法来驳斥对我父亲提出的非常严重的控告，我希望‘今日’月刊的读者原谅我这样做。去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塞德莱·泰勒先生的信，信中重复了过去的诽谤，说什么我的父亲为了自己的目的有意地歪曲了他所摘引的格莱斯顿一篇演说中的话。
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像我父亲那样遭到这样多的诽谤，但是这些诽谤者通常都是十分卑鄙，不值得给以答复。可是这一次我父亲破例地给匿名控告者以答复，因为硬加在他身上的所谓歪曲是出现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
我读了泰勒先生的只不过是烫剩饭的那封信之后，立刻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我在英国报纸上经常读到关于英国报刊如何‘公正’的说法，所以我毫不怀疑，我的答辩也会像泰勒先生的控告一样得到发表。可是过了一些时间，我的信并没有刊登出来。我仍然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是‘泰晤士报’也好，在私人问题上可能还是正直的，所以我又写了一封信给编者。但还是没有结果。接着我又写信给我一直认为是非常公正的报纸‘每日新闻’。可是，显然，活的教授可以不受惩罚地去踢死的狮子，而自由主义的‘每日新闻’却不能把自己的自由主义普及到发表我的信的程度。因此我在这里公布了泰勒先生的信和我自己的答辩：——”（见1884年“今日”月刊第1卷第2期第150—153页）。
“今日”（《To-Day》）是英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1883年4月至1889年6月在伦敦出版；在1884年7月以前，在海德门任杂志编辑期间，爱琳娜·马克思主持该杂志的“国际劳工运动报道”栏。——第187页。
[181]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和“塞·泰勒的反驳”，都刊载于“今日”杂志“通讯”栏内，标题是：“马克思博士和格莱斯顿先生的1863年预算演说”（见1884年“今日”月刊第1卷第3期第228—235页）。——第192页。
[18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35—40页。——第197页。
[183]指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哈特福版（R．Jones．《Text-book of Lectur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s》．Hertford，1852），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引证了这本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611—612页）。引文和注明的引文出处都是确切的。——第197页。
[184]路·布伦坦诺“现代工人公会”。第2卷。“英国工会批判”1872年莱比锡版（L．Brentano．《Die Arbeitergilden der Gegenwart》．Zweiter Band．《Zur Kritik der englischen Gewerkvereine》Leipzig，1872）。——第203页。
[185]指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历史和它的理论”1878年不来梅版（F．Mehring．《Die Deutsche Socialdemokratie．Ihre Geschichte und ihre Lehre》．Bremen，1878）。——第205页。
[186]“德国周报”（《Deutsches Wochenblatt》）是1888年3月至1900年9月在柏林出版的资产阶级杂志。——第211页。
[187]这篇文章是恩格斯收到威·李卜克内西寄来的这一期“德国周报”后不久，在1890年12月4日和13日之间写的。12月13日恩格斯把这篇短评寄给考茨基，请他把它发表在最近一期的“新时代”杂志上。——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