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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432]



　　这里所收集的文章除了都是为“人民国家报”写的以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专门评论德国以外的国际问题的。
　　第一篇文章“再论‘福格特先生’”，结束了这个冒牌的自然科学家兼共和主义者而实际是庸俗自由主义的波拿巴分子兼书籍制造商同马克思在1859—1860年就意大利战争问题所进行的那场论战。这篇文章最终确定了上述的福格特先生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60年他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中自然只能提出间接的证明。[433]
　　第二篇文章“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描述西班牙1873年七月起义期间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它早先已经出过单行本。[434]无政府主义，这种对工人运动的可笑的模仿，虽然它的发展的顶峰早已过去，但是欧美各国政府还是这样殷切希望它继续存在并花费这样多金钱来扶持它，以致我们不能不注意无政府主义者的勋业。因此我们在这里把这篇文章重新刊印出来。
　　“波兰宣言”[435]涉及了德国对东欧关系中现在人们常常忽视的那一方面，但是，如果想要对这些关系有个正确的判断，这个方面却是不能忽视的。
　　对1874年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的批判[436]，正是在目前重又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目前，与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同时进入法国众议院的，还有以我们的朋友瓦扬为首的几个布朗基主义者。[437]从1880年布朗基主义者回到法国以来[438]，他们有一次曾对事件的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在1887年，在格雷维退休后举行上次总统选举的那一天。国民议会的多数赞成选举茹尔·费里，这是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也是仅仅为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榨取膏脂才想统治法国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439]的坏透顶的代表之一。那时巴黎准备举行起义，根据同激进派议员的协议，起义应由巴黎市参议会领导；然而军事组织是掌握在布朗基主义者手里：军官是从他们当中召募来的，而他们的军事领导人公社将领埃德取得了指挥权，并在市政厅大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设立了他的总参谋部。面临着起义的威胁，机会主义派让步了，选了卡诺当总统。
　　后来，在不久以前，当俄国舰队的水兵在巴黎做客的时候，布朗基主义者的周刊“社会主义党”[440]表现了与众不同的勇敢行为，反击了形形色色的沙文主义偏见。这种行动方式给我们一个保证：议会里瓦扬领导的布朗基派将竭尽全力，以保证在议会里有代表的所有社会主义团体的协同动作，并把这些团体联合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党团。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律-洛兰型的人物和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最后一篇文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441]，在1875年也出过单行本，现在把它重印出来不能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跋［注：见本卷第494—510页。——编者注］。关于俄国农民公社的未来这一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引起所有考虑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俄国人的注意。我所引的马克思的一封信［注：见本卷第504—506页。——编者注］被俄国社会主义者做了各种极不相同的解释。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住在俄国国内外的一些俄国人，再三请求我对这个问题发表我的看法。长时间来我都推辞了，因为我十分清楚，我对俄国经济状况的特点了解得很不够；难道我能在同一个时间里既整理付印“资本论”第三卷，又钻研旧俄国正在用以编造临死前的财产清单（这是马克思喜用的说法）的真正卷帙浩繁的文献吗？但是人们坚持要我重印“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这篇文章，这种情况使我不得不试图从对俄国当前经济状况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某些结论，作为对这篇旧文章的补充。虽然这些结论没有无条件地给俄国公社许诺伟大的未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还是试图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临近的死亡，也将使俄国有可能大大缩短它现在已必然要经过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


弗·恩格斯
1894年1月3日于伦敦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注释：
　　[432]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了重印他在1871—1875年写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而写的，这些著作和文章集成单行本文集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书名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Internationa-les　aus　dem《Volksstaat》（1871—75）》）。这篇序言的俄译文最先发表于“知识”丛书：弗·恩格斯“1871—1875年论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3—5页。——第488页。
　　[433]卡·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弗·恩格斯的文章“再论‘福格特先生’”发表在1871年5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22—330页。——第488页。
　　[434]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刊载在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上，接着便印成单行本：“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1874年］莱比锡版（《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Leipzig［187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21—540页）。——第488页。
　　[435]指“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流亡者文献”发表在1874年6月至1875年4月的“人民国家报”上。这篇文章载于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69号。文章的标题“波兰宣言”是作者在1894年把这篇文章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加上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71—578页）。——第488页。
　　[436]指“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载于1874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79—587页）。文章的标题“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是恩格斯在1894年把这篇文章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加上的。——第488页。
　　[437]在1893年8月20日和9月3日法国众议院选举中，选出了5名布朗基主义者：瓦扬、博丹、肖维埃尔、马·桑巴、瓦尔特。——第489页。
　　[438]法国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在1880年通过了一项赦免公社社员的法律（7月11日颁布）；这使公社的许多被流放的人和流亡者得以返回祖国。——第489页。
　　[439]恩格斯说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是指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即所谓的“机会主义派”（见注384）。——第489页。
　　[440]“社会主义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机关报”（《Le　Partisocialiste．Organ　du　Comité　Révolutionaire　Central》）是布朗基派的一家周刊；1890年至1898年在巴黎出版。——第489页。
　　[441]“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是“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即最后一篇，这篇文章刊载在1875年4月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43、44和45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10—623页），接着便印成单行本：《Sociales　aus　Ruβland》，Leipzig，1875，恩格斯还为单行本写了一篇不长的导言（同上，第641—644页）。恩格斯把这篇文章连同导言一并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第4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