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五十章 竞争的假象
以上已经指出，商品的价值或由商品总价值调节的生产价格，分解为如下几个部分：
1．补偿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也就是代表生产商品时以生产资料的形式用掉的过去劳动的价值部分；一句话，就是加入商品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价格。在这里，我们从来不是说单个商品，而是说商品资本，即资本产品在一定期间例如一年内借以表现的形式，单个商品只是商品资本的要素，单个商品的价值也同样分割为这些组成部分。
2．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这部分计量工人的收入，对工人来说，转化为工资；因此，工人就是在这个可变价值部分上再生产他的工资的；总之，在商品生产中新加到第一部分即不变部分上去的劳动的有酬部分，就是体现在这个价值部分上。
3．剩余价值，即商品产品中体现无酬劳动或剩余劳动的价值部分。这个最后的价值部分，又采取各种独立的形式，这些形式同时又是收入的形式：资本利润（资本本身的利息，和资本作为职能资本的企业主收入）和地租（属于在生产过程中一同发生作用的土地的所有者所有）的形式。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即不断采取工资（它总是要先通过可变资本的形式）、利润和地租这些收入形式的价值部分，和第一部分即不变部分的区别在于：由新加到不变部分即商品生产资料上的劳动所物化成的全部价值，都属于这个价值部分。如果把不变价值部分撇开不说，这样说是正确的：商品价值就其代表新加入的劳动来说，不断分解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形成三种收入形式，即工资、利润和地租［注：在加到不变资本部分上的价值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场合，不言而喻，这些都是价值的部分。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存在于体现这个价值的直接产品中，即存在于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如纺纱业的工人和资本家所生产的直接产品棉纱中。但是实际上，它们体现在这个产品中，和体现在任何一个有相同价值的商品中或物质财富的任何一个有相同价值的组成部分中是一样的，不多也不少。并且，工资实际是用货币支付的，也就是说，是用纯粹的价值表现支付的；利息和地租也是这样。对资本家来说，他的产品转化为纯粹的价值表现，的确非常重要；在分配上，这种转化已经成为前提。这些价值是由某种产品或商品的生产产生的，但它们是否再转化为相同的产品或商品，工人是买回他直接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还是购买别人的不同种劳动的产品，这与问题本身没有关系。洛贝尔图斯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绞脑汁是徒劳无益的。］，它们各自的价值量，即它们各自在总价值中所占的部分，是由不同的、特殊的、以前已经说明过的规律决定的。但是反过来，说工资的价值、利润率和地租率是独立的、构成价值的要素，说商品的价值（如果把不变部分撇开不说）就是由这些要素结合而成，却是错误的；换句话说，说它们是商品价值或生产价格的组成部分，是错误的［注：“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调节原产品和工业商品的价值的一般原则同样适用于各种金属；金属的价值不取决于利润率，不取决于工资率，也不取决于为矿山而支付的租金，而是取决于获得金属并把它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李嘉图《原理》第3章第77页）］。
我们立即可以看出这里的区别。
假定资本500的产品价值＝400c＋100v＋150m＝650；这150m再分为利润75＋地租75。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我们再假定，这个资本具有平均构成，因而它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是一致的；当我们把这个单个资本的产品当作总资本中一个和它的量相适应的部分的产品来看时，这种一致性总是会产生的。
在这里，由可变资本计量的工资，占预付资本的20％；按总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占预付资本的30％，即利润占15％，地租占15％。商品中由新加入的劳动物化成的整个价值部分，等于100v＋150m＝250。它的量与它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没有关系。我们从这几个部分互相间的比例看到，用货币100，比如说100镑来支付的劳动力，会提供一个体现为250镑货币额的劳动量。从这里我们看到，工人所完成的剩余劳动，等于他为自己所完成的劳动的1+（1/2）倍。如果工作日＝10小时，他就是为自己劳动4小时，为资本家劳动6小时。因此，被付给100镑的工人的劳动，体现在250镑的货币价值中。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不外就是这250镑价值。这就是新加到生产资料价值400上的全部价值。因此，这样生产的、由其中物化劳动的量决定的商品价值250，就形成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能以收入形式，即工资、利润和地租形式，从这个价值取出的份额的界限。
假定一个有机构成相同，也就是说，所使用的活的劳动力和所推动的不变资本的比率相同的资本，不得不为同样推动不变资本400的劳动力支付150，而不是支付100镑；再假定利润和地租也按不同的比例来分配剩余价值。因为已经假定150镑的可变资本，和以前100镑的可变资本推动同量的劳动，所以，新生产的价值仍旧＝250，总产品的价值也仍旧＝650。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400c＋150v＋100m；并且这100m也许要分为利润45和地租55。新生产的总价值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比例极不相同；全部预付资本的量也不相同，虽然它所推动的劳动总量还是一样。工资占预付资本的[27+（3/11）]％，利润占预付资本的[8+（2/11）]％，地租占预付资本的10％；因此，全部剩余价值略多于预付资本的18％。
由于工资的提高，总劳动中的无酬部分改变了，因而剩余价值也改变了。在10小时的工作日中，工人为自己劳动6小时，而只为资本家劳动4小时。利润和地租的比例也不同了。已经减少的剩余价值，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按改变了的比例进行分配。最后，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仍旧不变，而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增加了，所以，已经减少的剩余价值，会表现为一个减少得更多的总利润率。在这里，我们把总利润率理解为全部剩余价值对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
工资价值、利润率和地租率的变动，不管调节这些部分互相间的比例的各种规律会起什么作用，总只能在新创造的商品价值250所划定的界限内进行。只有在地租以垄断价格为基础时，才会产生例外。这不会使规律有丝毫改变，只不过使研究复杂化。因为，在这种场合，如果我们只考察产品本身，不同的就只是剩余价值的分割；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它和其他商品比较而言的相对价值，区别就只在于，其他商品里包含的剩余价值，将会有一部分转移到这种特殊的商品上来。
让我们扼要地复述一下：
| 产品的价值 | 新价值 | 剩余价值率 |
总利润率 |
| 第一种情形：400c＋100v＋150m＝650 | 250 |
150％ | 30％ |
| 第二种情形：400c＋150v＋100m＝650 | 250 |
66 2/3％ | 18 2/11％ |
首先，剩余价值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由150减为100。利润率下降略多于三分之一，由30％下降到18％，因为已经减少的剩余价值要按已经增加的全部预付资本来计算。但它并不和剩余价值率按相同的比例下降。剩余价值率由150/100下降到100/150，即由150％下降到[66+（2/3）]％，而利润率只由150/500下降到100/550，即由30％下降到18+（2/11）。因此，利润率按比例来说比剩余价值量下降得多，但比剩余价值率下降得少。其次，我们看到，如果使用的劳动量和以前相同，尽管预付资本由于它的可变部分的增加而增大，产品的价值和总量却仍旧不变。预付资本的这种增大，对一个开始新营业的资本家来说，确实是件令人不安的事情。但是，从整个再生产来看，可变资本的增加只不过表示，在由新加入的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中，要有一个较大的部分转化为工资，因而要首先转化为可变资本，而不是转化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因此，产品的价值仍旧不变，因为它一方面受不变资本价值400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一个体现新加入的劳动的数字250的限制。这二者都没有改变。这个产品，只要它本身再加入不变资本，就会和以前一样，在同一价值量中，代表同样大的使用价值量；因此，同一数量的不变资本要素保持着相同的价值。如果工资提高不是因为工人得到自己劳动的一个较大的部分，而是相反，工人得到自己劳动的一个较大的部分，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已经降低，那末，情况就会不同。这时，体现同一劳动即有酬劳动加上无酬劳动的总价值仍旧不变；但体现这个劳动量的产品量将会减少，因而产品的每个相应部分的价格就会提高，因为每个部分代表了更多的劳动。已经提高的工资150不会比以前的工资100代表更多的产品；已经减少的剩余价值100，和以前相比，也只代表以前100所代表的产品或使用价值量的2/3，或[66+（2/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产品加入不变资本，不变资本就会变贵。但这不是工资提高的结果，相反，工资提高是商品变贵的结果，是同量劳动的生产率降低的结果。这里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工资提高使得产品变贵；但实际上，工资的提高，并不是商品价值变化的原因，而是这种变化的结果，而商品价值的变化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所引起的。
相反，如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使用的同一劳动量仍旧体现为250，但劳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提高了或降低了，那末，同量产品的价值就会按同一数量提高或降低。450c＋100v＋150m使产品价值＝700；而350c＋100v＋150m则使同量产品的价值只等于600，而不是等于以前的650。因此，如果推动同量劳动的预付资本增加了或减少了，而这种增加或减少是由于不变资本部分价值量发生变化，那末，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产品的价值就会提高或降低。相反，如果预付资本的增加或减少，是由于在劳动生产力保持不变时可变资本部分的价值量发生变化，那末，产品的价值就仍旧不变。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不会由相反的运动得到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会由剩余价值的相反的运动得到补偿，以致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由劳动新加到生产资料上的、新体现在产品中的价值仍旧不变。
相反地，如果可变资本或工资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是商品涨价或跌价的结果，也就是说，是这种投资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降低或提高的结果，那就会影响产品的价值。不过在这里，工资的涨落，不是原因，而只是结果。
与此相反，如果在上例中，在不变资本400c保持不变时，由100v＋150m到150v＋100m的变化，即可变资本的提高，不是该特殊部门例如纺纱业中劳动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是为工人提供食物的农业中劳动生产力降低的结果，从而是这些食物变贵的结果，那末，产品的价值就保持不变。650的价值，就会和以前一样体现在同一数量的棉纱中。
其次，从以上的说明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在那些以产品供工人消费的生产部门内，由于节约等等，不变资本的支出减少了，那末，这就会和所使用的劳动本身的生产率直接提高一样，引起工资的减少，因为这会使工人的生活资料便宜，从而引起剩余价值增加。因此，在这里，利润率的增长有双重原因：一是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二是剩余价值增加。在考察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时，我们曾假定工资不是降低，而是保持不变，因为在那里，我们要撇开剩余价值率的变动来研究利润率的变动。此外，我们在那里说明的规律是普遍的规律，并且这些规律也适用于不提供工人消费的产品的、因而其产品的价值变化对工资没有影响的各种投资。
因此，每年由新加的劳动新加到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部分上的价值，分化并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些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不会改变价值本身的界限，不会改变分为这些不同范畴的价值总和，就同这各个部分之间互相比例的变化不会改变它们的总和，不会改变这个既定的价值量一样。100这个既定数始终是100，而不管它是分为50＋50，还是20＋70＋10，还是40＋30＋30。产品中分割为这几种收入的价值部分，完全和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一样，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在各该场合商品中物化的劳动量决定的。因此，第一，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商品价值量是已定的，也就是说，商品各价值部分的总和的绝对界限是已定的。第二，就各个范畴本身来说，它们的平均的和起调节作用的界限也是已定的。工资是各个范畴的这种界限的基础。一方面，工资由自然规律调节；工资的最低限度是由工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时身体上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规定的，也就是由一定量的商品规定的。这些商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从而是由新加到生产资料上的那部分劳动决定的，或者是由工作日中工人为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的等价物所需要的部分决定的。比如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的价值＝6小时的平均劳动，工人就必须每天平均为自己劳动6小时。他的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和这个身体最低限度是不一致的；气候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也就不同；它不仅取决于身体需要，而且也取决于成为第二天性的历史上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但在每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个起调节作用的平均工资都是一个已定的量。因此，其他一切收入的价值就有了一个界限。这个价值总是等于体现总工作日（在这里，它和平均工作日相一致，因为它包括社会总资本所推动的劳动总量）的价值减去总工作日中体现工资的部分。因此，这个价值的界限是由无酬劳动所借以表现的价值的界限决定的，也就是由这个无酬劳动的量决定的。如果工人为再生产自己的工资价值所必需的工作日部分的最后界限，是他的工资的身体最低限度，那末，工作日的另一部分——代表他的剩余劳动的部分，即表示剩余价值的价值部分——的界限，就是工作日的身体最高限度，即工人在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的情况下每天一般可以提供的劳动时间的总量。因为在当前的探讨中，说的是每年新加入的总劳动借以体现的价值的分配，所以在这里，可以把工作日看成是一个不变量，并且假定它是一个不变量，而不管它会或多或少地偏离它的身体最高限度。因此，形成剩余价值并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价值部分的绝对界限是已定的，是由工作日的有酬部分以外的无酬部分决定的，因而是由总产品中体现这个剩余劳动的价值部分决定的。如果我们象我已经做过的那样，把这些界限所决定的并且按全部预付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叫作利润，那末，这个利润按绝对量来说，就等于剩余价值，因而它的界限也和剩余价值的界限一样，都是按照规律来决定的。但利润率的高度，也是一个要保持在确定的、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界限以内的量。利润率是全部剩余价值对生产上预付的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如果资本＝500（假定单位是百万），剩余价值＝100，那末20％就是利润率的绝对界限。社会利润按这个比率在不同生产部门的投资之间进行分配，就产生偏离商品价值的生产价格，即实际上起调节作用的平均市场价格。但是这种偏离，既没有使价值决定价格的性质消失，也没有使利润的合乎规律的界限消失。商品的价值等于生产商品时用掉的资本加上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商品的生产价格则等于生产商品时用掉的资本ｋ加上按一般利润率归它的剩余价值，例如按生产该商品所预付的资本（包括已经用掉的资本和单纯使用的资本）加上20％。但是这个20％的追加额本身，是由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这个剩余价值同资本价值的比率决定的，因此它是20％，不是10％，也不是100％。因此，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并没有取消利润的界限，只是改变了它在构成社会资本的各个不同的特殊资本之间的分配，按照这些资本在这个总资本中所占的价值部分，把它均等地分配给这些资本。市场价格固然会高于或低于这个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但是这些变动会互相抵销。如果我们考察较长时期的物价表，把商品实际价值因劳动生产力变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和生产过程因自然事故或社会事故而受到干扰的情况撇开不说，我们将感到惊奇的是：第一，各次偏离的界限比较狭窄，第二，这各次偏离的平衡具有规律性。在这里，我们也将发现凯特勒在社会现象上论证过的那种起调节作用的平均数的统治作用[241]。如果商品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没有遇到障碍，地租就都是级差地租，也就是说，地租就以这种超额利润的平均化为限，这种超额利润本来是由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给予一部分资本家的，而现在为土地所有者所占有。因此，在这里，地租的确定的价值界限，就是一般利润率对生产价格的调节所引起的个别利润率的偏离。如果土地所有权阻碍商品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并占有绝对地租，那末，绝对地租就会受到土地产品的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的限制，因而受到土地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超过按一般利润率应归各个资本的利润而形成的余额的限制。这个差额于是形成地租的界限；地租仍然只是已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确定部分。
最后，如果剩余价值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过程在不同生产部门内遇到人为的垄断或自然的垄断的障碍，特别是遇到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的障碍，以致有可能形成一个高于受垄断影响的商品的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垄断价格，那末，由商品价值规定的界限也不会因此消失。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会间接受到局部的干扰，但这种干扰不会改变这个剩余价值本身的界限。如果这种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进入工人的必要的消费，那末，在工人照旧得到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情况下，这种商品就会提高工资，并从而减少剩余价值。它也可能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但只是工资要高于身体最低限度。这时，垄断价格就要通过对实际工资（即工人由于同量劳动而得到的使用价值的量）的扣除和对其他资本家的利润的扣除来支付。垄断价格能够在什么界限内影响商品价格的正常调节，是可以确定和准确计算出来的。
因此，正如新加入的、一般会分解为收入的商品价值的分割，会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比率上遇到既定的和起调节作用的界限一样，剩余价值本身在利润和地租间的分割，也会在那些调节利润率平均化过程的规律上遇到这种界限。就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来说，平均利润本身就是二者合在一起的界限。平均利润提供一定量的价值由它们去分割，并且也只有这个量能够由它们去分割。在这里，一定的分割比率具有偶然性，这就是说，完全要由竞争关系来决定。在其他场合，供求相抵等于消除市场价格同它的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的偏离，即等于消除竞争的影响，而在这里，竞争则是唯一的决定的要素。为什么呢？因为同一个生产因素即资本，必须把归它所有的剩余价值部分，在这个生产因素的两个所有者之间进行分割。至于平均利润的分割在这里没有确定的合乎规律的界限，这并不会使它作为商品价值部分所具有的界限消失；就象一个企业的两个股东，由于各种不同的外在条件而不等地分配利润，这丝毫不会影响这个利润的界限一样。
因此，如果商品价值中体现新加到生产资料价值上的劳动的部分，会分解成以收入形式取得互相独立的形式的不同部分，但决不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工资、利润和地租是这样的构成要素，它们的结合或总和会产生出商品本身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自然价格”，“必要价格”），因而，商品价值，在扣除不变价值部分后，不是一个原始的会分成这三部分的统一体，相反，这三部分中任何一部分的价格都已经独立决定，只要把这三个独立的量相加，就形成商品的价格。实际上，商品价值是一个已定的量，不管工资、利润、地租的相对量如何，商品价值总是它们的全部价值的整体。而按照上述错误的见解，工资、利润、地租是三个独立的价值量，它们的总量产生、限制和决定商品价值量。
首先，很清楚，如果工资、利润、地租构成商品的价格，那末，这种情况既适用于商品价值中的不变部分，也适用于商品价值中体现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其余部分。因此，这里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个不变部分，因为构成这个不变部分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也会归结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的总和。正如已经指出的，这种见解甚至否认这样一个不变价值部分的存在。
其次，很清楚，价值的概念在这里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如下意义上的价格的观念：把一定数量的货币支付给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但货币是什么呢？货币不是物，而是价值的一定的形式，因而又以价值为前提。因此，我们就说，用一定量的金或银来支付这些生产要素，或者说，使这些生产要素在头脑中和一定量的金或银相等。但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本身也是商品（启蒙经济学家以有这种认识而感到骄傲）。因此，金银的价格，也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通过工资、利润和地租与一定量的金银相等，来决定工资、利润和地租，因为作为它们的等价物用来对它们进行估价的金银的价值，正是应该首先由它们决定，而不取决于金银，也就是说，不取决于任何一种正好是上述三因素的产物的商品价值。因此，说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在于它们与一定量的金银相等，那不过是说，它们与一定量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相等。
我们首先拿工资来说。因为，即使按照这种见解，我们也必须从劳动开始。工资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即工资的市场价格围绕着波动的那个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
我们不妨说，这是由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但这里说的是对劳动力的什么样的需求呢？说的是资本提出的需求。因此，对劳动的需求就等于资本的供给。为了要说资本的供给，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资本。资本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拿它的最简单的表现来说，是由货币和商品构成的。但货币不过是商品的一种形式。因此，资本是由商品构成的。但是，按照假定，商品价值首先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价格即工资决定的。在这里，工资是前提，并且被看成是商品价格的构成要素。于是，这个价格要由所提供的劳动对资本的比例来决定。资本本身的价格等于构成资本的商品的价格。资本对劳动的需求等于资本的供给。资本的供给等于有一定价格的商品量的供给，这个价格首先由劳动的价格调节，劳动的价格，又等于交换工人的劳动时付给工人的构成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商品的价格；构成这个可变资本的商品的价格，首先又是由劳动的价格决定的，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格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以资本为前提来决定工资，因为资本本身的价值是由工资参与决定的。
此外，把竞争带到问题中来，丝毫也不能帮助我们。竞争使劳动的市场价格提高或降低。假定劳动的需求和供给相抵，那末工资又由什么决定呢？由竞争决定。但我们正好假定不再由竞争决定，竞争已经由于它的两种相反的力量的平衡而不起作用。我们正是要找出工资的自然价格，即不由竞争调节而是反过来调节竞争的劳动价格。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劳动的必要价格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来决定。但这种生活资料也是有价格的商品。因此，劳动价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而生活资料的价格，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首先是由劳动价格决定的。因此，由生活资料价格决定的劳动价格，还是要由劳动价格决定。劳动价格是由劳动价格决定的。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劳动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在这里，劳动一般来说有价格，是因为它被当作商品。因此，要谈劳动价格，我们就必须知道价格究竟是什么。但用这种方法，我们恰恰无法知道价格究竟是什么。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假定，劳动的必要价格就是按这种令人满意的方法决定的。但形成商品价格的第二要素的平均利润，即每个资本在正常条件下的利润又是怎样的呢？平均利润必须由平均利润率决定；平均利润率又是怎样决定的呢？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决定吗？但这种竞争已经以利润的存在为前提。它假定同一个生产部门或不同的生产部门有不同的利润率，因而有不同的利润。竞争之所以能够影响利润率，只是因为它影响商品的价格。竞争只能使同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以相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并使不同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按照这样一个价格出售商品，这个价格使他们得到相同的利润，得到加到已经部分地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的同一比例的加价。因此，竞争只能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要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利润作为商品价格的要素必须已经存在。竞争不创造利润。利润的水平，在平均化过程发生的时候已经确立。竞争不过使它提高或降低，但并不创造它。并且，当我们说必要利润率时，我们正是想要知道那种不以竞争的运动为转移却反而调节竞争的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在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势均力敌的时候出现的。竞争可以造成这种均势，但不能造成在这种均势形成时出现的利润率。当这种均势形成的时候，一般利润率为什么会是10％、20％或100％呢？是由于竞争吗？正好相反，竞争消除了那些造成与10％或20％或100％相偏离的原因。它带来一个商品价格，按照这个价格，每个资本都按照它的量提供相同的利润。但这个利润本身的量与竞争无关。竞争只是把一切偏离不断地化为这个数量。一个人和另一些人竞争；竞争迫使他和另一些人一样按同一商品价格出售商品。但这个价格为什么是10或20或100呢？
这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利润率，从而利润，解释为一个以无法理解的方式决定的、加到在此之前已经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去的加价。竞争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是，这个利润率必须是一个已定的量。但我们在说一般利润率和利润的“必要价格”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把这个荒谬的推论过程搬到地租上来重新探讨一番，是完全不必要的。无须重新探讨就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个过程多少贯彻下去，就会使利润和地租表现为由一些无法理解的规律决定的、加到首先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的单纯加价。一句话，竞争必须说明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一切东西，其实正好相反，经济学家必须说明竞争。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认为利润和地租这两个价格组成部分是由流通创造出来，即通过出售产生的这种幻想撇开不说，——而流通永远不会提供没有事先给予它的东西，——那末，事情就可以简单地归结为：
假定一个商品由工资决定的价格＝100；利润率为工资的10％，地租为工资的15％。这样，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决定的商品价格就＝125。这个25的加价不可能由商品的出售产生。因为所有互相出售商品的人，每人都把只值工资100的商品，按125卖给对方，结果就象大家都按100来卖一样。因此，这个行为必须脱离开流通过程来考察。
如果三者来分那个现在值125的商品本身，——假定资本家先按125把商品卖出，然后把100付给工人，把10付给自己，把15付给地租所得者，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工人就会得到价值和产品的4/5＝100。资本家就会得到价值和产品的2/25，地租所得者就会得到价值和产品的3/25。在资本家是按125而不是按100来出售的时候，他也只是把体现工人劳动的产品的4/5给工人。如果他给工人80，留下20，把其中的8归自己，12归地租所得者，那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他似乎是按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的，因为这些加价事实上只是一些和商品价值（按照假定已经由工资价值决定）无关的提高。这是通过迂回的道路说明，按照这个见解，工资这个词，即100，等于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说，等于体现这个一定量劳动的货币额；但是这个价值又不同于实际工资，因此它留下一个余额。不过，这个余额在这里是由于名义上的加价产生的。因此，如果工资等于110，不是＝100，利润就必须＝11，地租就必须＝16+（1/2），因而商品的价格也必须＝137+（1/2）。比例仍旧不变。但是，因为分配总是通过工资的百分之几的名义上的加价而实现的，所以价格会随工资而涨落，在这里，工资首先被假定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然后又和它区别开来。实际上，这是通过毫无概念的迂回道路把问题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工资的价值则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价值超过工资的余额形成利润和地租。
商品扣除它生产上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以后的价值，这个既定的、由物化在商品产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价值量，分为具有独立的、互不相关的收入形式，即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组成部分。这种分割，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可以看到的表面上，因而也在那些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表面现象的当事人的观念中，总是颠倒地表现出来。
假定某一个商品的总价值＝300，其中200是商品生产上所消耗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这样，剩下的100则作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加到这个商品上的新价值的总额。这个新价值100，就是可以用来分为这三种收入形式的一切。我们假定工资＝x，利润＝y，地租＝ｚ，那末，在我们所说的场合，x＋y＋z的和就总是＝100。但在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的观念中，以及在庸俗经济学家的观念中，事情则完全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不是商品扣除它生产上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以后的价值＝100，然后这100分为x、y、ｚ。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格只是由不以商品的价值为转移的并且互相独立地决定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量合在一起构成的，因此，x、y、ｚ中每一个都是独立地提供和决定的，并且，这几个价值量的总和，不管可能大于100还是小于100，形成商品本身的价值量，商品本身的价值量就是由这几个形成商品价值的要素相加的结果。这种混乱之所以必然产生，是因为：
第一：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作为独立的收入互相对立的，并且它们作为独立的收入，是与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种彼此完全不同的生产要素发生关系，因而好象它们就是由这些东西产生的一样。劳动力的、资本的和土地的所有权，就是商品这些不同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会分别属于各自的所有者，并把这些价值组成部分转化为他们的收入的原因。但价值并不是因它转化为收入而产生的，它在能够转化为收入，能够取得这种形式以前，必须已经存在。这三个部分的相对量是由不同的规律决定的，它们和商品价值本身的联系以及它们受商品价值本身的限制的事实，决不会在表面上显现出来，所以，颠倒的假象必然更具有迷惑作用。
第二：我们已经说过［注：见本卷第223—227页。——编者注］，工资的一般提高或降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使一般利润率发生方向相反的变动，改变不同商品的生产价格，按照各有关生产部门的资本平均构成的不同情况，使其中一些上涨，另外一些下降。因此，在这里，无论如何在某些生产部门，经验说明：工资上涨，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上涨，工资下跌，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下跌。但“经验”不能说明，那种不以工资为转移的商品价值隐蔽地调节着这种变动。相反，如果工资的上涨是局部的，只是在特殊生产部门内由于特殊的情况才产生的，这些商品的价格在名义上就会相应地提高。一种商品与工资保持不变的其他商品相比相对价值上的这种提高，在这里，只是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平均分配上遭到局部破坏的反应，只是一个使特殊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手段。这里得到的“经验”，仍旧是价格由工资决定。因此，在这两种场合经验说明的，都是工资决定商品价格。经验不能说明的，则是这种联系的隐蔽的原因。其次，劳动的平均价格，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决定的。后者上涨或下跌，前者也会随着上涨或下跌。在这里，经验再次说明，工资和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联系；但原因可以表现为结果，结果也可以表现为原因，这种情况在市场价格的变动上也可以看到。在那里，工资提高到平均工资以上的现象，和那种与繁荣时期联系在一起的市场价格提高到生产价格以上的现象相适应，随后而来的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以下的现象，则和市场价格降低到生产价格以下的现象相适应。撇开市场价格的波动不说，工资提高，利润率就降低，工资降低，利润率就提高的经验，显然总是必须和生产价格受商品价值的制约这一点相适应。但我们说过［注：见本卷第121—139页。——编者注］，利润率可以由与工资变动无关的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来决定；因此，工资和利润率可以不按相反的方向，而按相同的方向变动，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如果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是直接一致的，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在工资由于生活资料价格提高而提高时，利润率也能因劳动强度加大或工作日延长而保持不变，甚至提高。所有这些经验，都肯定了由于各个价值组成部分具有独立的颠倒的形式而引起的假象，好象决定商品价值的，只是工资，或工资加上利润。只要一般地就工资来说产生了这样的假象，只要劳动的价格和由劳动创造的价值似乎一致，那末，不言而喻，就利润和地租来说，这样的假象也会产生。因此，利润和地租的价格即它们的货币表现的调节，就必然和劳动以及由劳动创造的价值无关。
第三：假定商品价值或不过表面看来和商品价值独立无关的生产价格，直接地、不断地表现为和商品的市场价格相一致，而不只是通过不断变动的市场价格的不断均衡来充当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再假定，再生产总是在同一些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进行，因而在资本的一切要素上劳动生产率都保持不变。最后，假定每个生产部门的商品产品中由于新的劳动量从而新生产的价值加到生产资料价值上而形成的价值部分，总是按照不变的比例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以致实际支付的工资总是直接和劳动力的价值相一致，实际实现的利润总是直接和总剩余价值中按平均利润率应归总资本的各个独立执行职能的部分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相一致，实际的地租也总是直接和在这个基础上地租通常不能超出的界限相一致。一句话，假定社会价值产品的分割和生产价格的调节，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但在排除竞争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这各种假定下，——商品的价值不变，并且也表现为不变；商品产品分解为收入的价值部分仍旧是一个不变的量，并且总是表现为一个不变的量；最后，这个已定的不变的价值部分又总是按不变的比例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甚至在这各种假定下，现实的运动也必然会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好象不是一个已预先规定的价值量分为具有互相独立的收入形式的三部分，而是反过来，好象这个价值量是由独立地、分别地决定的、构成这个价值量的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些要素的总和形成。这种假象必然会产生，因为在单个资本及其商品产品的现实运动中，不是商品价值表现为这种分割的前提，而是相反，它所分成的各个组成部分表现为商品价值的前提。首先，我们已经说过，对每个资本家来说，商品的成本价格表现为一个已定的量，并且在现实的生产价格上总是表现为这样一个已定的量。但成本价格等于不变资本即预付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加上劳动力的价值，而后者对生产当事人来说表现为不合理的劳动价格形式，以致工资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收入。劳动的平均价格是一个已定的量，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它再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就商品的这个分解为工资的价值部分来说，它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它采取了工资这个形式，不是因为资本家以工资这个表现形式，把工人在他自己的产品中所得的部分预付给工人，而是因为工人生产了一个和他的工资相当的等价物，也就是说，因为他的日劳动或年劳动的一部分，生产了包含在他的劳动力价格内的价值。但工资在与它相当的价值等价物被生产出来以前，已经由契约规定。因此，工资作为一个在商品和商品价值生产出来以前数量已定的价格要素，作为成本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表现为一个在独立形式上从商品总价值中分离出来的部分，而是相反，表现为已定的量，它预先决定商品的总价值，也就是说，是价格或价值的一个形成要素。平均利润在商品生产价格上所起的作用，和工资在商品成本价格上所起的作用相类似，因为生产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上预付资本的平均利润。这个平均利润之所以会在资本家本人的观念和计算中实际上成为一个起调节作用的要素，不仅因为它会决定资本由一个投资部门到另一个投资部门的转移，而且因为它对一切销售和包括长期再生产过程的契约来说，都起着调节的作用。就平均利润起这种作用来说，它是一个预先存在的量，实际上和每个特殊生产部门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无关，因而更和那些部门内任何一个投资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无关。从现象上看，平均利润不是价值分割的结果，相反，是一个和商品产品的价值无关的、在商品生产过程中预先存在并决定着商品本身的平均价格的量，也就是说，是形成价值的要素。剩余价值，由于它的不同部分分解为彼此完全独立的形式，也以更为具体的形式，表现为形成商品价值的前提。平均利润中采取利息形式的那一部分，在职能资本家面前，就是作为商品和商品价值的生产上一个预先存在的要素独立出现的。利息量尽管变动很大，但在任何一个瞬间，对任何一个资本家来说，总是作为一个已定的量，加入这个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农业资本家以契约规定的租金的形式和其他企业家以营业场所的租金的形式支付的地租，也是这样。剩余价值所分成的这些部分，因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作为成本价格的要素是已定的，所以反而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形成要素；它们表现为商品价格的一个部分的形成要素，就象工资表现为商品价格的另一个部分的形成要素一样。这些由商品价值分割产生的产物之所以会不断表现为价值形成本身的前提这样一个秘密，简单说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任何别的生产方式一样，不仅不断再生产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再生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再生产产品形成上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因此，它的结果会不断表现为它的前提，象它的前提会不断表现为它的结果一样。单个资本家正是预先把这些关系的这种不断再生产当作不言而喻的、毫无疑问的事实。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继续存在，新加入的劳动的一部分就会不断化为工资，另一部分就会不断化为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第三部分就会不断化为地租。在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订立契约时，这是前提，并且，不管相对的数量关系在各个场合发生多大变动，这个前提总是正确的。互相对立的各个价值部分采取的确定形式是前提，因为这个确定形式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它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又因为它不断地成为前提。
诚然，经验和现象也都表明，市场价格（资本家实际上只把市场价格的影响看作价值决定），从量的方面来看，决不取决于这些预先的东西；市场价格不以契约所定的利息或地租的高低为转移。但市场价格只有通过变动才是不变的；它们在较长期间内的平均数，恰好提供工资、利润和地租各自的作为不变的、归根到底支配着市场价格的量的平均数。
另一方面，下面这种想法好象很简单：如果工资、利润和地租之所以成为价值的形成要素，是因为它们表现为价值生产的前提，并且是单个资本家的成本价格和生产价格的前提，那末，其价值作为已定量而加入每种商品生产的不变资本部分，也是价值的形成要素。但不变资本部分不外是一些商品的总和，因而不外是一些商品价值的总和。因此，我们就得到荒谬的同义反复：商品价值是商品价值的形成要素和原因。
但是，如果资本家出于某种利益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一个资本家思考问题完全是由他的利益和他的利己的动机决定的，——经验就会告诉他，他自己生产的产品，会作为不变资本部分加入其他的生产部门，而其他生产部门的产品，也会作为不变资本部分加入他的产品。因为对他来说，在只涉及他进行的新的生产的情况下，价值的追加表面看来是由工资、利润、地租的量形成，所以，这也适用于由其他资本家的产品构成的不变部分。因此，不变资本部分的价格，以及商品的总价值，最后分析起来，虽然是按照一种有点莫名其妙的方法，都会归结为由几个独立的、按不同规律调节的和由不同源泉形成的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些价值形成要素相加而成的价值总额。
第四：商品是否按照价值出售，因而价值决定本身，对单个资本家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价值决定，一开始就已经是某种在他背后，通过各种和他无关的条件来进行的过程，因为在每个生产部门，成为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的，不是价值，而是和价值不同的生产价格。价值决定本身之所以会使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单个资本家和资本感到兴趣，并对其有决定的作用，不过因为劳动生产力提高或降低时，商品生产上必要的劳动量的减少或增加，在一种情况下，使他按现有的市场价格能够得到额外的利润，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使他不得不提高商品的价格，因为已经有更多的工资，更多的不变资本，因而也有更多的利息，加入部分产品或单个商品。价值决定之所以会使他感到兴趣，只是因为对他自己来说，它会提高或降低商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它会使他处于特殊的地位。
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工资、利息和地租，不仅对于能使他实现作为职能资本家所得的利润部分（即企业主收入）的那种价格来说，是起调节作用的界限，而且对于为使再生产能够继续进行而必须作为商品出售依据的那种价格来说，也是起调节作用的界限。只要在这种价格下，除了由工资、利息和地租为他个人决定的成本价格以外，他还能获得普通的或较大的企业主收入，那末，他在出售时是否已经实现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对他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此，撇开不变资本部分不说，工资、利息和地租，在他看来，就是商品价格的起限定作用、因而起创造作用和决定作用的要素。例如，如果他能够成功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即压低到工资的正常水平以下，按较低的利息率获得资本和在地租的正常水平以下支付租金，那末，他是否低于产品的价值，甚至是否低于一般生产价格出售产品，因而白白地放弃商品中包含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对他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以上所说，甚至也适用于不变资本部分。例如，如果一个产业家能够低于原料的生产价格购买原料，那末，即使他再低于生产价格出售这种原料制成的产品，他也还是能不受损失。只要商品价格超过各种必须支付报酬并用等价物来补偿的要素而形成的余额保持不变或者增加，他的企业主收入就会保持不变甚至增加。但是，除了作为已定的价格量加入他的商品生产中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外，作为起限定作用和调节作用的价格量加入这种生产中的东西，正是工资、利息和地租。因此，在他看来，它们好象是决定商品价格的要素。从这个观点来看，企业主收入也就好象取决于那个以偶然的竞争关系为转移的市场价格超过由上述价格要素决定的内在商品价值而形成的余额；或者，就企业主收入本身作为决定市场价格的要素来说，它本身又好象取决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
在单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竞争和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竞争中，作为不变的和起调节作用的量加入到计算中去的，是已定的和预先存在的工资、利息和地租的量。这个量不变，不是指它们的量不会变化，而是指它们在每个场合都是已定的，并且为不断变动的市场价格形成不变的界限。例如，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竞争中，问题仅仅在于：在工资、利息和地租已定时，是否能够按照或低于现有的一般市场价格出售商品而得利，也就是说，实现相当的企业主收入。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土地价格低廉，资本的利息却很高，因为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说来不发展，而另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土地价格名义上很高，资本的利息却很低，那末，资本家在一个国家就会使用较多的劳动和土地，在另一个国家就会相对地使用较多的资本。在计算两个国家之间这里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竞争时，这些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因此在这里，经验从理论方面，资本家的利己打算从实际方面表明：商品价格由工资、利息和地租决定，由劳动的价格、资本的价格和土地的价格决定；这些价格要素确实是起调节作用的形成价格的要素。
当然，这里总有一个要素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由商品的市场价格产生的。这就是超过由工资、利息和地租这几个要素相加得出的成本价格而形成的余额。这第四个要素，在每个场合，都表现为由竞争决定，在把各个场合加以平均的情况下，则是由平均利润决定。这个平均利润又是由同一个竞争来调节，不过这是在较长的期间内进行的。
第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很清楚，体现新加入的劳动的价值会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几种收入形式，因此，这个方法（不说我们论述地租时作为例证所举的各个过去的历史时期）在这几种收入形式的存在条件根本就不具备的地方，也会被人应用。这就是说，一切都会通过类比而被包括在这些收入形式中。
如果有一个独立劳动者——假定是一个小农，因为在这里，这三个收入形式都可以应用——是为自己而劳动，并且也出售自己的产品，那末，他首先就会被看成是他自己的雇主（资本家），把自己当作工人来使用，其次会被看成是他自己的土地所有者，把自己当作租佃者来使用。他把自己当作雇佣工人支付给自己工资，把自己当作资本家支付给自己利润，把自己当作土地所有者支付给自己地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关系既然被假定为一般的社会的基础，那末，就这个独立劳动者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对生产资料——在这里，生产资料一般已经采取资本的形式——的占有而能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来说，这种包括方法是正确的。其次，只要他是把他的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因而要依赖于商品的价格（甚至在不是这样的时候，这个价格也还是可以估计的），他能够实现的剩余劳动的总量，也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自身的量，而是取决于一般利润率；同样，可能超过由一般利润率所决定的剩余价值部分而形成的余额，也同样不是由他所提供的劳动量决定，而他能够占有这个余额，只是因为他是土地的所有者。正因为这样一种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生产形式可以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几种收入形式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并不是不正确的，——所以，资本主义关系好象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自然关系的这种假象，就更加具有迷惑作用。
当然，如果我们把工资归结为它的一般基础，也就是说，归结为工人本人劳动产品中加入工人个人消费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部分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如果我们再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社会需求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限度；最后，如果我们把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为社会上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而不断进行的劳动，包括到1．必要劳动和2．剩余劳动中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末，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
此外，这种包括方法，也为以前各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如封建的生产方式所固有。那些完全和封建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完全处于这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生产关系，也被包括在封建关系中。例如英国的tenures in common socage〔自由农民保有地〕（与tenures on knight’s serνice〔骑士保有地〕相反）就是这样。其实，这种自由农民保有地只包含货币义务，不过在名义上是封建的。
注释：
[241]见阿·凯特勒《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试论社会物理学》1835年巴黎版第1—2卷（A．Quetelet．《Sur l’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TomesⅠ-Ⅱ．Paris，1835）。——第9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