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取决于两种情况。第一，取决于他们所生产的财富的原始源泉〈土地和水〉是富饶还是贫乏。第二，取决于在利用这些源泉或者在对取自这些源泉的商品进行加工时，他们所使用的劳动的效率如何。”（第4页）
　　“人的劳动效率取决于：
　　（1）劳动的连续性；
　　（2）劳动用来实现生产者的目的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
　　（3）帮助劳动的机械力。”（第6页）
　　“劳动者在生产财富时所使用的力……可以由以下几点来增强：
　　（1）让比他们自身的动力大的动力为他们服务……
　　（2）用更能发挥机械效益的方法去使用他们所拥有的某一数量或某一种类的动［1134］力。例如，40马力的蒸汽机在铁路上发挥的效力，和在公路上发挥的就不同。”（第8页）
　　“用两匹马拉一种较好的犁，可以和用四匹马拉一种较坏的犁完成同样多和同样好的劳动。”（第9页）
　　“蒸汽机不是一种单纯的工具；它能提供追加动力，而不单是提供更能发挥机械效益地使用工人已经拥有的力的手段。”（第10页注）

　　“资本……就是由收入中积蓄起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财富所构成的。”（第16页）“资本的可能的源泉……显然是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所有可以积蓄起来的收入。最有助于国民资本进步的几种特殊收入，在它们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在处于这种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各个国家里也是截然不同的。”（同上）“因此，利润决不是资本形成和增加的唯一源泉，而在社会的初期阶段，同工资和地租相比，利润甚至是一个不重要的积累源泉。”（第20页）“当国民劳动的力量真正得到显著发展时，利润作为积累的源泉就相当重要了。”（第21页）

　　“有两种财富，它们对于国民生产力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一种财富是积蓄起来，并且作为工资支出来获取利润，一种财富是从收入中预付来维持劳动。说到这种区别时，我用资本这个词，只是为了表示由收入中积蓄起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那部分财富。”（第36—37页）
　　“我们也许可以……把资本理解为一切被用来维持劳动的财富，而不问这种财富是否经过了预先的积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不同国家中和不同条件下的劳动阶级以及向劳动阶级支付的人的状况，我们就必须把积蓄起来的资本和没有经过积累过程的资本加以区别；一句话，把是收入的资本和不是收入的资本加以区别。”（第36页）
　　“除了英国和荷兰，在旧大陆的一切国家中，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不是从由收入积蓄和积累的基金中预付，而是由劳动者自己生产出来，并且除了以供他们自己直接消费的储备形式存在之外，从来不以其他任何形式存在。”（第37页）

　　“资本是一种工具，借助这种工具，可以把能够提高人的劳动效率和国民生产力的一切因素推动起来……资本是过去劳动的积累起来的结果，这个结果被用来在财富生产工作的某个部分获得某种效果。”（第35页）

　　“我们可以并且有理由认为，在所生产的商品没有到达要消费它的人手中以前，生产行为并没有结束；在此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这一目的。给我们把茶从哈特福运到我们学院来的小店主的马和车，对于我们要得到茶以满足消费的目的来说，是同采茶和焙茶的中国人的劳动一样必要的。”）
　　“但是……这个资本……并不是在每个社会中都完成它所能完成的一切任务。在一切场合，它都是逐渐地、依次地着手完成这些任务，一个值得注意并且极端重要的事实是，有一种特殊职能，它的执行对于资本的力量在资本的其他一切职能中的重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特殊职能正是资本对地球上大部分劳动者还从来没有执行过的那种职能。”（第35—36页）
　　“我指的是工资的预付。”（第36页）
　　“由资本家预付工资的劳动者，在地球上还不到四分之一……这一事实……在说明各国的进步程度时有头等重要意义。”（同上）
　　［1138］“资本，或者说，积累的储备，只是后来，当它在财富的生产中执行了其他各种职能以后，才担负起向劳动者预付工资的职能。”（第79页）

　　“资本，或者说，积累的储备，只是后来，当它在财富的生产中执行了其他各种职能以后，才担负起向劳动者预付工资的职能。”（第79页）

　　“将来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世界各大洲可能会逐渐接近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和积累的储备的所有者将是同一的；但是在各国的发展中……这种情况至今还从未有过，为了探索和理解这种发展，我们必须考察劳动者怎样逐渐地从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劳动者报酬的主顾的支配下，转到用资本（它的所有者指望从它的总产品中为自己实现一种特殊的收入）的预付支付劳动者报酬的企业主的支配下。也许，这种情况同劳动者和资本家是同一个人的情况相比，还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必须仍然把它看作生产发展进程中的一定阶段，这个阶段直到现在还是先进国家的发展的特征。亚洲的居民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第73页）

　　［1140］“资本家只是一种中介人，他使劳动者在新的形式和新的情况下从周围的主顾所支出的收入中得到利益。”（第79页）

　　“随着各社会改变自己的生产力，它们也必然改变自己的习俗。社会上所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在其发展进程中都会发觉，新的关系已把它们同其他阶级联系起来，它们处在新的地位，并被新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危险所包围，被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新条件所包围。”（第48页）

　　“随着社会的经济组织以及生产任务借以完成的因素和手段（丰富的或贫乏的）的变化，会发生大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在居民当中，必然对居民的各种政治要素和社会要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涉及国民的精神面貌、习惯、风俗、道德和幸福。”（第45页）
　　“英国是这样一个唯一的大国，它……作为一个生产的机构，在向着完善前进的过程中迈出了第一步；只有这个国家，它的居民，不论是农业的还是非农业的，都受资本家的指挥，在这个国家里，不仅在它的财富的巨大增长中，而且在它的居民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地位中，处处可以感觉到资本家所拥有的手段和唯有资本家才能执行的那些特殊职能所产生的影响。但是英国——我遗憾地但毫不犹豫地说——对于用这种方法发展自己的生产力的人民的经历［1145］来说，决不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第48—49页）
　　“一般劳动基金由以下几部分构成：（1）劳动者自己生产的工资；（2）其他阶级用于维持劳动的收入；（3）资本，或者说，由收入中积蓄起来并用来预付工资以便获取利润的财富。我们把靠第一部分劳动基金维持生活的人叫作非雇佣劳动者。靠第二部分劳动基金维持生活的人叫作领薪金的服务人员。靠第三部分劳动基金维持生活的人叫作雇佣工人。从这三部分劳动基金中的哪一部分领取工资，这决定劳动者和社会其他阶级的相互关系，并从而决定——有时直接地，有时或多或少间接地——完成生产任务的连续性、技能和力量的程度。”（第51—52页）
　　“世界上的劳动人口有半数以上，也许甚至三分之二以上，是靠第一部分劳动基金，即劳动者自己生产的工资维持生活的。这些劳动者到处都由占有并耕种土地的农民构成……第二部分劳动基金，即用于维持劳动的收入，维持着东方绝大部分非农业生产劳动者。这一部分劳动基金在欧洲大陆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在英国它只包括人数不多的做零工的手工业者，他们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的残余……第三部分劳动基金，即资本，在英国雇用了大多数劳动者，然而在亚洲它只维持着不多的人，在欧洲大陆这部分基金只维持着非农业劳动者，他们总共也许不到全部生产人口的四分之一。”（第52页）
　　“我没有把奴隶劳动作为一个特别的范畴……劳动者的公民权对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不发生影响。可以看到，奴隶象自由民一样，靠某种形式的劳动基金维持生活。”（第53页）

　　“社会上不生产物质财富的那一部分，可能是有用的，也可能是无用的。”（第42页）
　　“我们可以并且有理由认为，在所生产的商品没有到达要消费它的人手中以前，生产行为并没有结束。”（第35页注）

　　“这里最好指出这样一点，即这个事实｛由资本预付工资｝怎样影响劳动者的生产力，或者说，怎样影响劳动的连续性、知识和力量……向工人支付工资的资本家，能够促进工人劳动的连续性。第一，他使这种连续性成为可能，第二，他对此进行监督和强制。世界上有人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劳动者，他们经常徘徊街头，寻找主顾，他们的工资取决于人们的偶然需要，就是说有人恰好在这个时候需要他们的服务，或者需要他们所制造的物品。最早的传教士在中国看到过这样的情况：‘那里的手工业者从早到晚在城里到处奔走，寻找主顾。大部分中国工人都是在私人家里劳动。例如，你需要衣服吗？裁缝便从早上到你家里来，到晚上才回家。其他一切手工业者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经常为了寻找工作而走街串巷，甚至铁匠也担着他的锤子和炉子沿街寻找普通的零活。理发匠也是……肩上扛着靠椅，手里提着盆子和烧热水的小炉子走街串巷。’[139]这种情况至今在整个东方仍然是常见的现象，在西方世界也有一部分是这样。
　　所以说，这种劳动者不可能在任何长时间内连续地劳动。他们必须象出租马车那样在街头招揽主顾，如果找不到主顾，他们就不得不闲起来。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并且成了资本家的工人，由资本家预付给他们工资，那就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他们现在能够连续地劳动；第二，出现了这样一种代理人，他的职能和利益就是迫使工人真正连续地劳动……资本家……所拥有的资财允许他等待主顾……因此，所有这类人的劳动就有了更大的连续性。他们每天从早到晚地劳动，他们的劳动不致因为等待或寻找那个必须消费他们所制造的物品的主顾而中断。
　　但是，因此就成为可能的、工人劳动的连续性由于资本家的监督而得到了保障和增加。他预付他们的工资，他应当得到他们劳动的产品。他的利益和他的特权就是留心监视，不让他们工作中断或懈怠。
　　既然劳动的连续性因此得到了保障，那末单是这个变化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就非常大……生产力增加一倍。两个从早到晚连续劳动一年的工人所生产的东西，可能多于四个没有固定工作的工人所生产的，因为后者要把很多时间消耗在寻求主顾和恢复中断了的工作上面。”（第37—38页）

　　“资本家好象还掌管着一个劳动介绍所；他保险劳动不会没有把握找到销路。如果没有资本家，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就会使劳动在很多情况下得不到雇用。由于他的资本，那些寻找买者和奔跑市场的麻烦事就比较少了。”（第102页）

　　“在资本在很大程度上由固定资本构成的地方，或者在资本投于土地的地方……企业主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和使用较少固定资本时相比）不得不继续使用和过去几乎同样多的流动资本，以便不致于失去固定资本部分的任何利润。”（第73页｝

　　“关于在中国由于劳动者依赖他们的主顾的收入而造成的状况，你大概可以在一个由美国人举办的中国展览会上看到一幅极其引人注目的图景，这个展览会在伦敦展出了很久。展览会充满了对手工业者的描绘，他们携带着自己的一套简单工具到处寻找主顾，如果找不到主顾，就得闲起来。这里明显地呈现出，在他们的情况下，必然没有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三大要素之一的劳动的连续性；任何一个有见识的观众都能看出，这里也缺乏固定资本和机器，它们不见得是劳动生产率的次要的要素。”（第73页）
　　“类似的情景在印度的城市也能看到，欧洲人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不过，在印度的农村地区，手工业者是靠特别的方法维持的……确实为某个村庄所需要的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劳动者，靠这个村庄居民的公共收入的一部分来维持生活。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大批世代相传的劳动者靠这种基金生活，他们的劳动满足了农业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满足不了的简单的需要和嗜好。这些农村手工业者的地位和权利，象东方的一切权利一样，很快就成为世代继承的了。手工业者在别的农村居民那里找到主顾。农村居民是定居的、不变动的，为他们服务的手工业者也是这样……
　　城市手工业者过去和现在都是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实质上是从同一个基金——土地的多余收入——获得自己的工资，但是在这里，基金的分配方法以及分配者是不同的，因此，手工业者不再能是永久定居的了，他们不得不进行频繁的和往往是灾难性的迁移……这样的手工业者不会由于依赖大量的固定资本而被限定在一个地方。（例如，在欧洲，棉纺织业和其他企业被限定在富有水力，或者富有生产蒸汽的燃料的地方，欧洲已有大量的财富转化为建筑物、机器等等。）……如果劳动者完全［1148］依靠从那些消费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人的收入中直接领取一部分来维持生活，那末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劳动者不会被限定在有任何固定资本的地方。如果他们的主顾在较长时期内，有时甚至在短时期内，迁移了自己的住地，非农业劳动者为了不致饿死，就不得不跟随他们一起去。”（第73—74页）
　　“为手工业者预备的这种基金的大部分，在亚洲由国家及其官吏来分配。分配的主要中心自然是首都。”（第75页）
　　“由撒马尔汗往南到比贾普尔和塞林格帕塔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消失了的首都的遗迹，只要国王的收入（也就是土地的全部多余收入）的新的分配中心一形成，这些首都就被它们的居民突然舍弃了（而不象在其他国家那样是由于逐渐的衰落）。”（第76页）

　　“支付劳动者的雇主的变动对劳动的连续性产生的影响，决不限于以上所说。现在可以对生产上的各种工作作进一步的划分……如果他〈资本家〉使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那末他就能在他们当中分配工作；他就能使每个工人固定地去完成整个工作中他完成得最好的那一部分……如果资本家是富有的，并且雇用了足够数量的工人，那末，只要工作还能细分，它就会尽量细分下去。这时，劳动的连续性也就达到了完善的程度……资本取得了预付工资的职能以后，现在已逐步地使劳动的连续性趋于完善。同时，资本也使这种劳动为产生一定效果而应用的知识和技能增加了。
　　资本家阶级最初部分地摆脱了体力劳动的必要性，最后完全摆脱了体力劳动的必要性。他们的利益要求他们使用的工人的生产力尽可能地大。所以他们的注意力放在，而且几乎完全放在这种力量的增加上面。思想越来越集中于寻找最好的手段以达到人类劳动的一切目的；知识扩大了，增大了它的应用范围，并且几乎在所有生产部门中协助了劳动……
　　但是我们再往下看一看机械力。不是用来支付劳动，而是用来协助劳动的资本，我们要称为辅助资本。”

　　“一个国家的辅助资本量，在具备一定条件时，能够无限地增加，即使工人人数保持不变。在这方面每前进一步，人类劳动效率的第三个要素，即它的机械力，都会增大……因而，辅助资本量同人口相比会增加……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使用于协助他们｛资本家雇用的工人｝的辅助资本量增加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1）积蓄追加资本的手段；
　　（2）积蓄追加资本的愿望；
　　（3）某种发明，由此有可能通过使用辅助资本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且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劳动在它以前生产的财富之外，还把使用的追加辅助资本按其消费的程度，连同其利润再生产出来……
　　如果在现有的知识状况下能有利地加以使用的整个辅助资本量已经具备……那末只有知识水平的提高才能指出使用更大量资本的手段。其次，这种使用只在如下场合才有可能，即所发明的手段要把劳动力提高到能够把追加资本在它被消耗期间再生产出来。如果不是这样，资本家就定会损失自己的财富……但是，除此以外，工人的提高了的劳动效率应当还能生产一些利润，否则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用于生产的动机就完全没有了……只要通过使用新的辅助资本量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对于进一步使用这种新的资本量就不会有固定的和最终的界限。资本的增长能够和知识的增长一起前进。但是知识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由于知识每时每刻都在各个方面向前发展，所以每时每刻都能出现新工具、新机器、新动力，这就使社会能够有利可图地追加一些协助劳动的辅助资本量，并以此来扩大它的劳动生产率同那些较贫穷的、技能较差的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别。”（同上［第38—41页］）

　　“在郎卡郡能用如此惊人的速度建造起一座包括纺纱间和织布间的大棉纺织厂，这是由于，在工程师、设计师、机器制造者那里大量搜集有各种模型，从巨大的蒸汽机、水车、铁梁、铁柱，直到翼锭精纺机或织机的最小零件。在最近一年内，费尔贝恩先生在他的一个机器制造厂中（不依赖他的大的机器制造厂和蒸汽锅炉制造厂）就建造了700马力的水车和400马力的蒸汽机。每当增大的商品需求吸引新资本的时候，有利地使用新资本的手段就如此迅速地制造出来，以致在法国、比利时或德国的同类工厂能够开工以前，新资本就能实现同它自身价值相等的利润。”（安·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1卷第61—62页）

　　“使用自动工具所带来的优越性，不仅改进了工厂的机器设备的精度，加速了它的制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它的价格，增大了它的灵便性。现在可以买到最好的翼锭精纺机，每枚纱锭9先令6便士；自动走锭精纺机也可以买到，每枚纱锭约8先令，包括它的专利税在内。棉纺织厂的纱锭运行时磨擦很小，以致一马力就能带动精纺机的500枚纱锭，自动走锭精纺机的300枚纱锭，翼锭精纺机的180枚纱锭；这一马力还带动一切准备机器，即梳棉机、粗纺机等等。三马力足以带动30台大织机连同它们的浆纱机。”（安·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1卷第62—63页）｝

　　“在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劳动阶级的大多数还根本不是从资本家那里得到自己的工资；他们或者自己生产它，或者从自己的主顾的收入中得到它。在这里，保证他们的劳动连续性的第一个大步骤还没有完成。在劳动中帮助他们的，只是为了生计而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人所能掌握的那种知识和那样一种数量的机械力。较发达的国家的技能和科学，巨大的动力，这种动力所能带动的积累的工具和机器，在那些仅有这种劳动者参加的劳动中是没有的。”（第43页）

　　“以农业为例……很好地经营农业所必需的知识，在全国传播得少而且不普遍。非常小的一部分农业人口享用着……能够在国民劳动的这个部门使用的全部资本……在我们的非农业劳动者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在大工厂中工作。在农村作坊中，在那些通过小的组合完成自己的单项工作的手工业者和手艺人那里，分工是不充分的，因而劳动的连续性也是不完善的……走出大城市的圈子，看看国家的广阔原野，那就可以看到，国民劳动的很大一部分，无论在劳动的连续性方面，还是在劳动的技能和力量方面，都距离完善还很远很远。”（第44页）｝

　　“资本和劳动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资本和劳动的灵活性，在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没有这种灵活性的那些国家……我们根本不能指望看到在英国看到的那些纯粹由这种灵活性产生的结果。”（第59页）

　　在亚洲等地，“主要的人口由劳动农民构成。他们所采用的落后的耕作制［1153］提供了长的闲暇时间。农民正如生产自己的食物一样……也生产大部分自己消费的其他生活必需品——自己的衣服，自己的工具，自己的家具，甚至自己的房屋，因为在这个阶级中只有很少的行业划分。这些人的风俗习惯是不变的；它们从父母传到子女；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或破坏它们”。（第97页）

　　（1）“如果在农场使用蒸汽机，那它就会构成在农业中使用最多的工人的体系的一部分，并且不管怎样，马的数目必定会减少。”（《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约翰·查默斯·摩尔顿先生1859年12月7日在艺术和手工业协会所作的报告[143]）
　　（2）“生产农产品和生产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所需要的时间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是农民具有很大依赖性的主要原因。他们不能在不满一年的时间内就把商品送到市场上去。在这整个期间内，他们不得不向鞋匠、裁缝、铁匠、马车制造匠以及其他各种生产者，赊购他们所需要的、可以在几天或几周内完成的各种产品。由于这种自然的情况，并且由于其他劳动部门的财富的增长比农业快得多，那些垄断了全国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尽管还垄断了立法权，但仍旧不能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奴仆即租地农民摆脱成为国内依赖性最强的人的命运。”（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147页注）

　　“国家由利润积累资本的能力，不是随着利润率的变化而变化……相反，由利润积累资本的能力通常是按照同利润率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即利润率低的地方，积累能力大，利润率高的地方，积累能力小。亚·斯密说：［1154］‘居民由利润得来的那部分收入，在富国总是比在贫国大得多，这是因为富国的资本大得多；但利润同资本相比，富国的利润通常又低得多’（《国富论》第2篇第3章）
　　在英国和荷兰，利润率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低。”（第21页）
　　“在它的〈英国的〉财富和资本增长最快的时期，利润率逐渐下降。”（第21—22页）
　　“所生产的利润的相对量……不是仅仅取决于利润率……而是取决于与使用的资本相对量结合起来考察的利润率。”（第22页）
　　“较富国家的资本量的增长……通常还引起利润率下降，或者说，从使用的资本得到的年收入同这个资本总量之间的比例下降。”（同上）
　　“如果有人说，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由利润进行积累的能力决定于利润率，那末对这种说法的回答应当是，这种情形，即使实际上有可能发生，也是非常少见，因而不值得考虑。我们从观察中知道，利润率的下降是这样一种现象，它通常是由各国使用的资本量差额的增长引起的，因此，在较富国家中利润率下降时，所有其他条件并不是相等的。
　　如果有人断言，利润可能下降得非常厉害，以至完全不可能由利润积累，那末对这种说法的回答应当是，从利润会如此下降的假定出发来加以论证是荒谬的，因为在利润率达到这个水平之前很久，资本就已向国外流走，以便在别的国家得到更高的利润，而资本输出的可能性总是会确立某种界限，只要还存在利润率较高的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利润都不会下降到低于这个界限。”（第22—23页）
　　“除了积累的原始源泉……还有派生源泉，例如，公债券所有者、官吏等等的收入。”（第23页）

　　“（1）民族的气质和意向方面的差别；
　　（2）国民收入在各居民阶级之间的分配有差别；
　　（3）可靠地使用积蓄起来的资本的保障程度有差别；
　　（4）有利而可靠地用连续的积蓄进行投资的难易程度有差别；
　　（5）不同居民阶层通过积蓄改善自己地位的可能性有差别。”（第24页）

　　“当土地被占有并被耕种以后，它向花费在它上面的劳动所提供的，几乎总是多于用旧方法继续耕种它所必需的。土地在此以外所生产的［1156］一切，我们将称为它的剩余产品。这个剩余产品就是最初的地租的源泉，并由它来规定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不同于租种土地的人）经常能从土地上获得的那些收入的界限。”（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