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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39]
［1846年8月19日于巴黎枯树街11号］
致委员会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的事业在这里将是大有可为的。艾韦贝克为此而欢欣鼓舞，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急于正式成立委员会，因为不久即将发生分裂。魏特林分子的残余，一个裁缝小集团[40]，可能很快就从这里的组织中被清除出去；所以艾韦贝克认为，在此之前最好等一等。同时艾韦贝克觉得，可以吸收来参加通讯委员会的，未必能超过四五个人；但这已经足够了。我希望在下一封信中能向你们报告关于委员会的成立情况。
这些裁缝真是些可笑的家伙。不久以前，他们一本正经地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用链子把刀子和叉子系在一起是否要好一些。确实有这样的人，但不多。
魏特林本人没有回答我们最近转给他的那封巴黎人的非常粗暴的信。他要求给他寄三百法郎，以供实验他的发明之用，可是同时又写信告诉他们，这笔钱大概会白白花掉。你们可以想象出，他们是怎样回答他的。
而木工和制革工人却相反，据说都是些很好的小伙子。我还没有见到他们，艾韦贝克正在用他那一向谨慎的态度办理这一切。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法国各家杂志的一些情况，当然是在布鲁塞尔见不到的一些杂志的情况。
比·勒鲁办的月刊几乎全是登载他自己写的关于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文章。[41]在这些文章中，他把圣西门捧上了天，极力贬低傅立叶，把傅立叶说成是圣西门的冒牌的变坏了的追随者。因此他就苦心孤诣地证明，《四种运动》只不过是《一个日内瓦居民的信》的唯物主义化的抄袭品。[42]这家伙简直是发了疯。由于圣西门这本书曾说过，一种百科全书式地包罗了所有科学的体系，其基础最好是把一切现象等等归结为万有引力，因此他们就说傅立叶的关于吸引力的全部学说是从这里汲取的。当然，所有的例证、引文等等，连傅立叶写《四种运动》时读过《一个日内瓦居民的信》这一点都不足以证明。相反地，安凡丹的全部学说却被说成是偷运到他们那个学派里的傅立叶主义。这家杂志的名字叫《社会主义评论，或无产阶级的问题和平解决》。
《工场》杂志事后叙述报界的改革大会说：它没有派代表出席大会，因此对该刊竟列名于派了代表的报刊名单中十分惊讶。在改革的基本原则确定之前，人民报刊的代表始终被拒于门外；后来当人们向工人报刊打开大门让它们进去说一声“同意”时，它们认为参加进去是有损自己尊严的。《工场》接着说，有一百五十个工人，好象是毕舍的追随者（法国人说这个党大概有一千人左右），未经警察允许于7月29日举行宴会纪念七月事件[43]。警察进行了干涉；因为他们不愿意担保不作政治演说，不唱贝朗热的歌，所以集会被解散了。
这里可以看到维干德先生的《爱比格尼》杂志。维干德先生在杂志上大叫大嚷，不可一世。《致阿尔诺德·卢格》。[44]他提醒卢格记取他们两人四年来所遭到的不幸。卢格（在巴黎）不会“同狂热的共产主义携手”。共产主义是一种“在自身无知的头脑中硬想出来的”状态，“一种人们要用暴力强加给人类的狭隘而无知的野蛮状态”。最后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只要世界上还有铅用来铸字”，他就要干出什么什么来。你们看，这个绞刑架上的候补者还没有放弃当路灯柱上的候补者的希望哩。
请你们注意今天《国民报》（19日，星期三）上的一篇文章，说1844年以来巴黎的选民已由两万多人减少到一万七千人了。
你们的 恩·
巴黎大大地堕落了。丹东在布尔顿林荫道上卖木柴。巴巴鲁在圣奥诺莱街开布店。《改革报》已无力再提出对莱茵地区的要求。反对派正在寻求天才人物，但是找不到。资产阶级先生们很早就上床睡觉，到十二点就全得关门闭户，而年青的法国对此则安然忍受。如果不是按照Morgenstunde……［注：指德国谚语：《Morgenstunde hat Gold im Munde》（“一日之计在于晨”）。——编者注］这个谚语生活的店主先生们规定一早要开门营业，警察大概是做不到这点的。
格律恩先生用工人的钱印的小册子，就是我当初在载勒尔那里看见过的那本：《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匿名出版的），内容主要是对马克思的论文（《德法年鉴》上的）的剽窃和一些荒谬透顶的东西。“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他看来是一码事。关于君主专制的阐述如下：
“君主给自己建立了一种抽象的领地，而这种精神的领地就叫做国家。国家成了领地的领地；国家作为领地的典范，取消单个领地，正如它保存单个领地一样。只要单个领地想成为绝对的，独立的，国家就要取消它”，等等。
接着，这种“精神的”领地“普鲁士”，马上又一变而成为一种“人们在其中祈祷”的领地，“成为宗教的领地”！！总后果就是：自由主义在普鲁士已经在理论上被战胜，因此议员们将不再去研究资产阶级问题，而直接去研究社会问题了。
“屠宰税和磨粉税真正揭示出了赋税的本质，它揭示出，每一种赋税都是人头税。而谁征收人头税，谁就说：你们的头和身体都是属于我的，你们是我的农奴……屠宰税和磨粉税完全适合专制主义”，等等。
这头蠢驴交了两年的日用品入市税，而一直还不知道这件事；他认为这样的事情只存在于普鲁士。总的说来，这本小册子除了一些剽窃和空话外，是彻头彻尾浸透了自由主义，而且还是德意志的自由主义。
这里的工人全都深信，魏特林的《保证》[45]不是他一个人写成的。除了西·施米特、贝克尔［注：奥古斯特·贝克尔。——编者注］外，好象还有几个法国人给他提供过材料；特别是，他还从里加的一个名叫阿伦斯的人那儿得到一份手稿，这个人过去是巴黎的工人，现在在美国，《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的主要章节就是这个人写的。此地人有一次曾写信到伦敦向魏特林问起过这件事，他大为恼怒，只回答说，这是诽谤。
［信的背面写着］
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19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注释：
[39]参加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创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见注36）的，除马克思和恩格斯外，还有威·沃尔弗和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菲·日果。
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于1846年8月中去巴黎以后，经常写信向委员会报告自己的活动，这些信都是寄给马克思的。恩格斯的这封信是这些信中的第一封。——第40页。
[40]指的是正义者同盟（见注46）的巴黎各支部，当时是由海·艾韦贝克领导的。参加这些支部的是当时旅居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主要是裁缝（单独一个支部），以及制革工人和木工。
魏特林主义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由威廉·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他的学说在一些时候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魏特林的观点的空想内容旨在建立一种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使他的学说很快就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因为工人运动要求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从四十年代中起，魏特林使自己的学说的落后面变得日益突出，并使自己日益脱离工人运动。1846年5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发生了彻底的决裂。——第41、127、355页。
[41]1846—1847年在《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刊登了比·勒鲁的一组论文《关于傅立叶主义的通信》。恩格斯指的是这组论文中的第三篇和第四篇——《圣西门和傅立叶》、《抄袭者傅立叶》，这两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46年8月和9月两期上。——第41页。
[42]指沙·傅立叶下面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第2版第1卷（《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uvres complètes，2éd．，t．1，Paris，1841）。该书第一版1808年在里昂匿名出版。
《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是圣西门的著作，1802年写成，1803年在巴黎匿名出版。——第41页。
[43]指的是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第42页。
[44]恩格斯指的是奥·维干德的《致阿尔诺德·卢格》的呼吁书，发表在《爱比格尼》杂志的第一卷卷首。——第42页。
[45]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斐维版（W．Weitling．《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Vivis，1842）。——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