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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332]
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这封信只谈同“自由人”[15]有关的“纠纷”。
您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因此，“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在鲁滕堡负责的时候，由于他毫无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独立性和才能，这班人已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自己的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让他们再象以前那样空谈下去。因此，把“自由”——这种自由主要是力图“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的几篇毫无价值的作品去掉，就成了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
鲁滕堡已经被解除了德国栏的主管职务（他在那里做的事情主要是改改标点符号），而且只是由于我的请求，才暂时把法国栏交付给他。正是这位鲁滕堡，由于我们的国君的极度昏庸，竟有幸被认为是一个危险人物，尽管除了《莱茵报》和他本人以外，他对谁都不危险。当局向我们提出了解除鲁滕堡职务的断然要求。普鲁士的国君——这个最伪善、最狡猾的普鲁士专制主义——使出版负责人省去了一个不愉快的步骤，而已经学会了用相应的表情、举止和语气相当巧妙地表现殉道者意识的新殉道者鲁滕堡，则利用了这个碰巧的机会。他写信到各地，写信到柏林，说他是《莱茵报》的被放逐的原则，而《莱茵报》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已开始采取另一种立场。这一切都是不用解释就明白不过的。可是就连这种情况也招致了斯普累河畔的自由英雄们的抗议，竟用“肮脏的河水来冲洗灵魂，来冲淡茶水”［注：这里套用海涅《和平》（《北海集》第一集）中的诗句。——编者注］。
最后，这方面还加上了您和海尔维格对“自由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这些发怒的奥林帕斯神再也忍耐不住。[333]
几天前我接到了小梅因（他心爱的范畴确实是：必然）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的态度的问题：（1）对您和海尔维格，（2）对“自由人”，（3）对编辑部的新原则，以及对政府的态度。我立即回了信，并坦率地说出了对他们的作品的缺点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末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这就象那种对一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的小孩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我给梅因的信还未寄到，昨天我接到他一封蛮横无理的信，他向我提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1）我应当表明，在您同鲍威尔的争论上，我到底站在哪一边。其实关于你们的争论，我根本一无所知；（2）为什么我不刊登这个那个；而且他还威胁要给我加上保守的罪名；（3）报纸不应当稳重，而应当以最极端的方式进行活动，这就是说，应当安心地把地盘让给警察局和书报检查机关，而不是在公众不易察觉的、然而是顽强的、充满着责任感的斗争中坚守自己的阵地。最后，他用侮辱性的词句告诉我说海尔维格订婚了，等等。
这一切都显示出这个人的难以置信的虚荣，他不懂得，为了挽救一个政治机关报，是可以牺牲几个柏林的吹牛家的，而他所考虑的，只是他那个小集团的事情。而且，这个渺小的人物象孔雀一样炫耀自己，郑重其事地拍着胸脯，拍着佩剑，瞎说一阵“自己的”党如何如何，扬言我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并且仿照波扎侯爵的腔调（只不过比他更坏一些）高谈阔论等等。
由于我们现在从早到晚都要忍受最可怕的书报检查的折磨，忙于同部里通信，对付总督的指控[334]、省议会的责难、股东的埋怨等等，而我仍然守在岗位上，只是因为我认为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让暴力实现自己的计划，——因此您可以想见，我是有点被激怒了，于是就给梅因回了一封措词相当尖锐的信。这样一来，“自由人”有可能暂时走开。因此我恳求您写些文章支援我们，并且让您的朋友们也来写。
您的 马克思
注释：
[15]“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1842年对“自由人”的批判见本卷第429—430、435—436页。“自由人”脱离实际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便背弃了激进主义，堕落为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鼓吹这样一种理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的有害的反动思想的。——第14、20、429、434页。
[332]1842年10月上半月，马克思来到科伦，并从10月15日起担任《莱茵报》的编辑。在他的领导下，该报开始具有越来越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方向。——第434页。
[333]1842年11月29日《莱茵报》第333号刊登了一篇注明“寄自柏林”的报道，报道中说：“海尔维格和卢格声称，‘自由人’以其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自命天才和自吹自夸，损害着自由事业及其党派的名誉”。——第436页。
[334]1842年11月中，普鲁士当局和《莱茵报》编辑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马克思作为该报的编辑，为了避免该报所遭到的被查封的危险，作了不少的努力。11月12日，普鲁士当局向该报的责任编辑伦纳德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要该报采取比较合乎政府心意的方针。11月17日，马克思以伦纳德的名义写信给莱茵省的总督冯·沙培尔，抗议最近新闻检查的刁难和查封报纸的企图。马克思坚持《莱茵报》的反政府方针，他写道，这个报纸“不是一些枯燥无味的学术文章和奴颜婢膝行为的毫无原则的混合物，而是以意识到自己崇高目的的批判精神来阐明国家大事和祖国设施的”，创办这家报纸，就是创办了一个“将要以尊严的和大无畏的精神，以自由的人们的语言来讲话的机关报”。马克思指出，“这家报纸无比迅速的畅销，就表明它是如何深刻地理解人民的愿望”。1月19日，普鲁士政府作出决定，从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在查封之前的日子里，对该报实行了特别严格的新闻检查（并见本卷第438页）。——第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