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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勒斯顿
[1843年]1月25日于科伦

亲爱的……[注:手稿上名字被抹掉了。——编者注]
  您大概已经知道,《莱茵报》已经被查封,被宣告有罪而判处死刑。它的生命期限是3月底。在处决前这段时间里,报纸要受双重检查。我们的书报检查官[注:维特豪斯。——编者注]是一个正派人,他还要受本地行政区长官——一个唯命是从的傻瓜冯·格尔拉赫先生的检查。我们的报纸编好以后必须送到警察局去,让他们统统嗅一遍,只要警察的鼻子嗅出一点非基督教的、非普鲁士的东西,——报纸就不能出版。
  报纸的查封是一些特殊情况一起促成的:报纸的畅销;我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篇文章把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狠狠地干了一顿);我们坚决拒绝说出给我们送来婚姻法草案[335]的人的名字;议会的召开(我们的鼓动可能对它产生影响);最后,我们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注:卡·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编者注]和《德国年鉴》所进行的批评。
  将在日内见报的内阁训令比前几次训令差劲多了。所提出的理由如下:
  (1)胡说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许可,好象在普鲁士这个没有警察局发的号牌连狗也不能生存的地方,《莱茵报》未经官方许可却得以出版哪怕是一天似的。
  (2)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的目的是规定倾向的书报检查。所谓倾向,被理解为想象,被理解为浪漫主义地相信享有了自由,而实际上人们本来是不可能让自己享有自由的。如果说在以前的政府统治下流行的那种理性的伪善具有一副严峻的理智面貌,那末这种浪漫主义的伪善所需要的主要是想象力。受检查的出版物必须学会生活于对自由的幻想之中,生活于对恩准了这种幻想的高贵人物[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的幻想之中。可是,如果说,书报检查令要的是倾向的书报检查,那末现在内阁训令则解释说,查禁、封闭也就是为了对付极坏的倾向才在法兰克福创造出来的。据说检查制度的存在只是为了检查离开好倾向的偏向,尽管检查令所肯定的恰好相反,即好倾向允许有偏向。
  (3)什么思想恶劣、空谈理论等老一套的胡言乱语和其他鬼话。
  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奇。您知道,我从一开始对书报检查令就抱着怎样的看法。这件事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从《莱茵报》被查封一事看到了政治觉悟的某些进步,因此我决定不干了。而且,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屈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
  我有一次曾写信告诉过您,我和家庭之间发生了纠纷[注:见本卷第428—429页。——编者注];而只要我母亲还活着,我就无权得到自己的财产。此外,我已经订婚,我不能、不应当也不想同未婚妻[注: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分手而离开德国。因此,要是我有机会,比如在苏黎世同海尔维格一起编辑《德意志通报》[336],那就再好不过了。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因此,如果您能就这个问题给我提出建议,谈谈您的看法,我将十分感激。
  我正在写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德国这里将找不到书报检查官来检查,也找不到出版商来出版,也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立等您的回音。

您的 马克思




  注释:
  [335]马克思指1842年制定的离婚法草案。执行当局准备和讨论这个法律草案是进行得极端秘密的。尽管如此,《莱茵报》在1842年10月20日公布了这一草案,因而引起了各家反对派报纸对这一草案的广泛公开的讨论。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一文中对这个法律草案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82—185页)。——第438页。
  [336]指海尔维格于1842年计划在苏黎世出版的激进月刊《来自瑞士的德意志通报》(《Der Deutsche Bote aus der Schweiz》)。海尔维格曾建议马克思参加这个月刊的工作。但是这个杂志的出版计划没有实现;各个作者为这刊物写的文章,于1843年夏以文集的形式出版,题名《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第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