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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亲爱的朋友：
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要直接到莱比锡去。我刚同施土克谈过话，看来，柏林的政治家们大多数都使他很敬佩。施土克博士是一位好心肠的人。
谈到我们的计划[337]，那末我先把我的信念告诉您。当巴黎被占领时，有些人主张拥立拿破仑的儿子［注：雷希施塔特公爵。——编者注］为国王，同时任命一个摄政政府，另一些人则主张拥立贝尔纳多特，还有一些人主张拥立路易－菲力浦。可是达来朗回答说：“不是路易十八，就是拿破仑。这是原则，其他一切都是阴谋。”
同样，我也想说，除了斯特拉斯堡（或者万不得已时瑞士）以外，一切地方都不是原则，而是阴谋。篇幅超过二十印张的书，就不是给人民写的书。在这里能够做的最多是一个月刊。
即使《德国年鉴》重新获准出版，我们至多也只能做到一个已停刊的杂志的很拙劣的翻版，而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相反，《德法年鉴》，这才是原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当然，我所谈的仅仅是我的一个非决定性的意见，在其他方面是靠着命运的永恒威力的。
最后，（报纸问题使我不得不结束这封信），我还想和您谈谈我个人的计划。我们一订好合同，我就到克罗茨纳赫去结婚，在我未婚妻的母亲［注：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母亲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那里呆一个月或更多些时候，因为在着手工作以前，我们无论如何应该有几个现成的作品。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可以在德勒斯顿逗留几个星期，因为一切婚前手续、结婚启事等都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主义地对您说，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肃地恋爱。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那里盘踞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比许多年龄大两倍而且经常谈论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的“论中庸”［注：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者注］爱用的字眼）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
顺便说一下，我们收到了对普鲁茨反对新的杜宾根年鉴的文章[338]的匿名回答。根据笔迹我知道是施维格勒。您被描述成一个狂妄的挑拨离间者，费尔巴哈被描述成一个轻佻的冷嘲者，鲍威尔被描述成一个完全没有批判头脑的人！啊！士瓦本人，士瓦本人！就要制造出十分美妙的东西来了！
关于您的那份出色的、写的十分通俗的控诉，由于缺乏一篇好的评论文章，我们自己又没有时间，所以发表了普菲茨纳的一篇很肤浅的文章，这篇文章我还删掉了一半。[339]某某人并没有很好地深入钻研问题，而他的拿腔作势的小小蹦跳，只能使他自己而不是使他的敌人受人耻笑。
您的 马克思
给弗莱舍的书我已经关照过了。文集开头发表的你们的通信是很有意思的。[340]鲍威尔评阿蒙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341]我认为《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342]一文是《现象学》中的一篇《不幸的意识》的很不成功的改编。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象在十六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我最喜欢的是那篇批判善良的《文学周报》的文章[343]。
您想必已经看过鲍威尔的自卫书了[344]。依我看，他从来还没有写得这样好过。
至于《莱茵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
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把最大量的合理东西偷运进去。至少，应当试着去做，——而激烈性将随着请愿被一次一次地拒绝而增长起来。
注释：
[337]指预定的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的计划。——第441页。
[338]罗·普鲁茨的《〈现代年鉴〉和〈德国年鉴〉杂志》一文，刊登于1843年2月12日《莱茵报》第43号附刊。文章的作者证明，《现代年鉴》杂志（各报上都报道了该杂志即将出版的消息）从它的思想方针来说，绝不能被看作是《德国年鉴》杂志的继续。——第442页。
[339]马克思指卢格所发表的一本小册子（1843年初在不伦瑞克出版），其内容是对萨克森政府查封《德国年鉴》杂志一事进行控诉。控诉是针对着萨克森议会的。小册子上的署名，除了卢格之外，还有出版激进作家作品的莱比锡书商奥·维干德的名字。
普菲茨纳对卢格和维干德的这本小册子的评论刊登在1843年3月12和14日《莱茵报》第71号和第73号的附刊上。——第442页。
[340]指发表在《轶文集》第1卷上的卢格同德国书报检查官的来往信件。——第442页。
[341]指布·鲍威尔对阿蒙的《耶稣生平》（《Die Geschichte des Lebens Jesu》）一书的评论，这个评论载于《轶文集》第2卷。——第442页。
[342]布·鲍威尔的《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一文发表在《轶文集》第2卷上。——第442页。
[343]马克思指发表在《轶文集》第2卷的卢格的一篇批判文章《“基督教德意志的”中庸。柏林的〈文学周报〉；1842年1月和2月》。——第443页。
[344]指布·鲍威尔的著作《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1842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B．Bauer．《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Zürich und Winterthur，1842）。——第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