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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



巴黎
［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

亲爱的安年柯夫先生：
　　如果不是我的书商拖到上星期才把蒲鲁东先生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给我寄来，那您早就接到我对您11月1日来信的回信了。为了能够立即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本书浏览了一遍。由于读得很仓卒，我不能深入细节，而只能对您谈谈这本书给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来谈谈细节。
　　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里开玩笑地说到了蒲鲁东先生在这一杂乱无章而妄自薄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374]，但是您认为哲学之毒并没有感染他的经济学研究。我也丝毫不把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错误归咎于他的哲学。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engrènement〕——如果用蒲鲁东先生象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远不会错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答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了实现于历史中的进步。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其规则的保护下逐渐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所以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的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蒲鲁东先生的书一开头就论述价值，论述他的这个拿手好戏。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些论述。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在英国开始于十七世纪中叶而结束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是和现代大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吗？
　　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竟是这样地遥远，甚至普通经济学家都不会忘记的东西他都忽略了。他谈分工时，竟完全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好啊！难道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细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十七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国于九到十二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所以，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离是永恒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离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离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中都这样论述，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鲁东先生就分工问题所说的一切，最多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许多人在他以前说过的东西的归纳，并且是个很表面、很不完备的归纳。
　　第二个进化是机器。在蒲鲁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间的联系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种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人们并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来做。他们已经有了工具，而且是很复杂的工具，如车床、帆船、杠杆等等。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产生看做一般分工的结果，是再荒谬不过了。
　　我再顺便指出一点：蒲鲁东先生由于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就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在1825年——第一次总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是，这只有对英国来说才是正确的。至于欧洲各国，那末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采用机器既由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业上的需求不相称。根据这些事实您就可以得出结论：蒲鲁东先生把竞争这个鬼怪召来当做第三个进化，当做机器的反题，是表现得多么明达啊！
　　最后，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象拖犁的犍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
　　当蒲鲁东先生按照这里列举的次序在自己的头脑中发展出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平衡、信贷和所有制的时候，他真是在大显身手。在英国，几乎一切信贷机关都在机器发明以前的十八世纪初就发展起来了。公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种新方式。
　　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主义的所有制，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救于虚构。他想象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话说，他作出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存在有矛盾。他对我们隐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在这里，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的确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痉挛。既然这些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既然它们是人们的隐蔽的和永恒的生命，那末为什么：第一，有发展存在；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这些明显的矛盾是由于有一整串对抗存在。
　　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串对抗。
　　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销，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销。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结果，是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就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分出现了。
　　但是，请稍稍看一下现实生活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和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
　　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那末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隶制，不是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隶制也象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消灭奴隶制，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这样，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创世时起就在各国人民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仅仅在本国把奴隶制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实行它。这样考虑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而了解这么点东西竟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适应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原始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固定的。它不过是纯粹理性的产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做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句话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做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象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对现代世界进行变革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诡计来发现神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独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独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和实际生活隔离起来，把它们和现代生产、和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事物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隔离起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了。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表现于其中各个力量时胜时败的现代运动。例如，在十八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没有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历史罢了。
　　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谈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责难。暂时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种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招致许多敌视。但是，蒲鲁东先生以其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关于夫妻爱情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跟社会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的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相对立时，岂不是给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完全无力谈论这一切东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谩骂，指天画日，赌咒发誓，捶胸拍案，满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龌龊！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象一个圣徒，象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做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怀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本想有可能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6]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代表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的利益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末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又及：您或许会问我，我写信给您为什么不用流利的德文，而用蹩脚的法文？这是因为我所涉及的是一个法国作者。
　　如果您的回信不拖得太久，我将非常感激您，因为我想知道您是否懂得了我这粗陋的法文中所包含的思想。


　　注释：
　　[6]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放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从事这一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所做的大量的大纲、摘要和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计划。马克思在1845年2月1日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见注369），在1847年2月被出版商取消。——第8、18、27、468、488页。
　　[374]1846年11月1日安年柯夫写信给马克思谈到蒲鲁东的著作时这样写道：“老实说，我认为著作的结构本身只不过是观察了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的人的幻想的结果，而并不是研究某一个题目及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的结论。”——第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