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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375]
亲爱的海尔维格：
我要赶紧告诉你，你的来信收到了。我从信中知道的完全是我事先就已经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一切是可鄙的流言。我就是希望从你那里得到这几句话，以便能够用文字证据向恩格斯说明，在巴黎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瞎扯是什么性质。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自从我离开巴黎以来，尽管我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躲避和疏远这些人，这些老太婆总是用这类无聊琐事来打扰我。只有用极为粗暴的做法才能摆脱这些蠢人。
我感到遗憾的只是，我用这种事扰乱了你的安宁。这些老太婆的特点就是，他们企图抹杀和掩饰一切真正的党派斗争，而把播弄是非和挑拨离间那一套德国人的惯技拿来冒充革命活动。这些可怜虫！
在这里，在布鲁塞尔，我们至少没有这种讨厌的事情。
这里的普鲁士大使馆曾经密切注意和监视伯恩施太德，想抓他的错。使馆终于达到了目的。使馆告发了他，并且把三个案件强加到他的头上：（1）财政案，说他违犯了印花税法，（2）政治案，说他在他的报纸［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上曾经宣称，路易－菲力浦该杀，（3）一个比利时贵族奥济先生提出的诽谤案，因为伯恩施太德曾经正确地指责过这个人利用谷物牟取暴利。
所有这三个案件都是毫无根据的，其必然的结果是，使本来就很少被人看得起的普鲁士大使馆成为笑柄。路易－菲力浦、奥济和比利时印花税法同大使馆有什么关系？
法院侦查官自己也说，所有这些案件都是无中生有的。不过在另一方面，《布鲁塞尔报》却面临着突然发生经济破产的危险。这家报纸虽然存在许多缺点，毕竟还有一些功绩，特别是现在，伯恩施太德已经表示愿意在各方面都适应我们，报纸将会办得更好些。那些高贵的条顿人在这个事件中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各位出版商诓骗伯恩施太德，因为他无法在法律上追究他们的责任。形形色色的反对派，不是在写作上或在经济上给予哪怕极其微小的帮助，而是认为，更方便的是宣称伯恩施太德的名字对他们是一个障碍。这些人任何时候都会找到借口而什么也不干的！他们要末就是说本人不行，要末就是说那人的妻子不行，要末就是立意欠妥，要末就是文风不佳，要末就是版面有问题，或者推销起来多少有一些危险性，等等。这些先生想要坐享其成。如果有一家不受检查制度约束而又是政府所百般刁难的反对派的报纸，而报纸的编辑通过他的工作的结果本身表明他是愿意从事一切进步活动的，难道不应该首先利用这种机会吗？！如果认为这家报纸还不令人满意的话，难道不应该使它令人满意吗？！但不是这样，我们的德国人总是可以拿出一千条现成的格言，来证明他们为什么要白白地放过这种机会。任何一个有所作为的机会，都只是使他们感到进退两难。
我的手稿的情况也和《布鲁塞尔报》差不多，而蠢驴们天天写信问我为什么一点也不让付印，甚至指责我宁肯写些法文的东西而不愿写别的任何东西。生为条顿人，就还得长期地为此而吃尽苦头。
再见。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
你在巴黎还将得到一份我的法文著作［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的勘误表。个别地方没有这种勘误表是看不懂的。
只要你有空闲，又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就请来信。
马克思
注释：
[375]这封信中有燕妮·马克思给海尔维格夫人的附笔。——第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