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7月24日于圣约翰伍德路亨斯特里奇别墅1号
“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
在我被囚期间,由于您的关注,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106],此后我和您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如您能根据安内克和其他正派的人的证据,而不是根据匿名的诽谤,证明我说过或者公布过任何有损您或恩格斯先生的声誉的谎言,那末,我应当对您,就象对我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无接触的任何人一样,指出一条法律给一切受到侮辱和诽谤的人所提供的通常途径。除这条途径以外,我将不会同您有任何交道。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我无法把最后签字的花笔描得象原稿那样。非常狡猾,是吧?关于在辛辛那提对我的侮辱,我应该向英国法院提出申诉。对一切可能近似决斗和诸如此类的作法是多么冷淡地拒绝了啊! “1852年7月24日于索荷区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翰……金克尔博士先生:
我面前摆着一份您的
保证人胡策耳的书面声明,您在辛辛那提曾胆怯地要他发誓对您在那里捏造的诽谤保持沉默,而胡策耳只是有条件地答应了;
我面前还有一封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早些时候写给他的前保证人克路斯的
亲笔信,在这封信中,同一个金克尔却大肆吹嘘他所希望和我建立的那种
政治联系;
两相对照,
您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确凿证据——这封信正是为此目的迫使您写的——,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
卡·马克思博士”[注:见本卷第95—97页。——编者注]
最后这封信,“约翰……”先生不声不响地收下了,而信现在正在流亡者中间流传着。金克尔只是以后在《流亡中的大人物》第一册出版时才会感到主要的妙处。就是说,在对哥特弗利德作这次毁灭性攻击 “逮捕贝克尔时,搜去了您的几封信:1851年2月8日、2月21日和4月9日的信。起诉书指出最后那封信中的以下几处,作为特别加重罪行的证据:‘附上金克尔派的一篇可笑的拙劣文章。这里F.d.B.筹集了十五先令。还差十先令,这笔款子已经有人认捐,但是钱还没有拿到。我将按照你的建议行事。请让我负担一英镑吧。应该付五先令的那个会员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这笔钱拿不到了。’起诉书认为F.d.B.三个字母是:‘为同盟’[《Für den Bund》],而贝克尔把这解释为他和您之间关于为您购买廉价书并寄往伦敦一事而商定的缩写符号[注:即:《Für die Bücher》,意思是“为书籍”。——编者注]。这几行构成了起诉书的重点,因为除此以外对贝克尔差不多提不出任何罪证,即使提出罪证,那也仅仅是故意捏造的。然后,起诉书从1851年讲起,断言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由巴黎的德国人的团体组成的,这种团体经过多次变动,用各种名称——‘德国人同盟’、‘正义者同盟’——出面,并以被控告的这一团体的形式一直继续存在到现在。资料看来是从汉诺威政府的说明中抄来的。对于1850年在伦敦发生的分裂[515],起诉书并没有予以重视。因为它认为这仅仅是个人的纠纷,所有的参加者都追求同一个罪恶目的,有着同一个倾向,在紧要关头就会携手并进。除去以前曾经刊登在报上的那两个呼吁书以外,起诉书还拉扯上了第三个呼吁书(1850年6月或者7月发表,似乎在莱比锡被截走的)。[516]——唯一有意义的供词是证人豪普特的供词和证人前尉官亨策的供词,前者详细地把全部情况都讲了,后者供出某些涉及贝克尔的东西。星期六银行家施泰因的出纳员埃尔哈特也因这一案件被捕。大概他是由于给诺特荣克写的介绍信和在诺特荣克那里发现的几封信而轻易地受害了,因为从这里可以断定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然而,挑选了这样一些可爱的陪审员,从当局的观点来看,想象不出更好的了。”
最重要的政治新闻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在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