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十八卷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你们将随此信收到：1．我的手稿《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部手稿昨天寄到瑞士去了；在那里排印，并且将发送到德国，作为给普鲁士先生们的新年礼物。如果你认为在美国市场上能收回生产费用，那你就在美国出版吧。收回得多些，就更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报刊上预先登广告，以便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如果小册子在美国印，就应象在瑞士一样，匿名出版。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案件使我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因为五个星期以来，我不是为糊口而挣钱，而是必须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此外，案件使德国出版商完全离开了我，我本来希望就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能同他们签订合同。最后，贝尔姆巴赫的被捕，使我失去了出售你寄来的那些《雾月》［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的希望，这本东西早在5月就通过他订购了三百本。总而言之，情况很糟。
在伦敦这里，我广泛地放出风声，说小册子将在北美印刷，以便从瑞士对普鲁士人来一个出其不意的佯动。他们怀疑正在准备什么东西，于是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的海关警卫和警探都要戒备起来。
2．寄上关于给科伦被监禁的人及其家属以经济救济的呼吁书[199]。请你们把它登在各种报纸上。如果你们在那里也建立起委员会，那是很好的。这关系到党的示威。你看，厄内斯特·琼斯干脆以党员身分讲话。也许你们应该在你们署名的前言里专门强调一下，这里不是象金克尔之流那样用革命的名义进行乞讨，而是执行党的一定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是每个工人政党应尽的光荣职责。
关于政府在科伦案件中无耻行径的一篇较长的声明（由我、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弗莱里格拉特和恩格斯署名）［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已经发表在伦敦各报上。普鲁士大使馆特别恼火的是，这个对普鲁士政府的公开揭露，在最高尚的、最有名望的伦敦周刊——《旁观者》和《观察家》——上登了出来。
你的信［注：见本卷第554页。——编者注］《晨报》没有登，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上了当？
你们今天寄给我的《晚报》上的那篇责难我同警方有联系等等的短评，是马·格罗斯先生的卑劣把戏；他干出这种事来，是受一个住在纽约的维利希的拥护者的怂恿。这个“诚实的”维利希在科伦案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你从我的手稿中就可以看出。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说，一则是为了不损坏整本书的文体结构，再则是为了如果这个家伙敢于——不过我几乎不相信他敢——回答我，就让他尝新的滋味。
菲克勒尔的信，使我很开心。布林德现在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这里，他告诉我，菲克勒尔，这个行善的菲克勒尔，在工业博览会[16]期间租了一大所房子，并且置办了富丽堂皇的家具，为的是以后转租出去。投机没有成功。菲克勒尔赶紧溜到美国，不仅是为了躲债。他溜走时关于自己的意图没有向同他住在一起的成年女儿说过一个字，也没有给她留一个钱。当然人家把她赶出了房子。后来她情况如何，不得而知。行善的菲克勒尔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蒲鲁东，你们两人都正确[527]。马索耳所以有此错觉，是因为蒲鲁东以他惯用的精明的欺骗手段，从我这里剽窃了一些思想，宣称这些思想是自己的“最新发现”，例如：认为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科学；一切都必须根据物质关系来加以解释等等这样一些原理。他在他论路易·波拿巴的书［注：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中公开承认了我早就根据他的《贫困的哲学》所论证了的东西，即承认小资产者是他的理想［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编者注］。他说，法国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1）资产阶级；（2）中等阶级（小资产者）；（3）无产阶级。历史的目的，特别是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把两极——第一个和第三个阶级——溶解在第二个阶级之中，即中庸之中，而这一点靠蒲鲁东的信贷业务就能达到，此种业务的最终成果应该是废除各种形式的利息。
费特尔将军想在纽约找到魏德迈，在华盛顿找到你。
关于科苏特。我从你们寄来的材料中得知，美国的德文报纸上所发生的第一次争吵是由于我在《论坛报》上写了一篇“特约通讯”［注：卡·马克思《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编者注］。我曾用“您的特约通讯员”的署名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篇声明，内容简单归纳如下……［注：卡·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在克路斯的手稿中，关于这个声明的叙述略去了）。——编者注］后来，我接到你寄来的一篇文章的剪报，其中科苏特的某个秘书说我是卑鄙的造谣者，并且进行了有利于比埃尔［注：比埃尔·波拿巴。——编者注］的活动等等，这时，我就把我给《论坛报》的第一篇声明的内容通知科苏特先生，并要这位先生作出明确的回答。科苏特让人转告我：（1）他以名誉担保，他没有任何秘书——也许这个职务名称是住在美国的卞尼格先自己给自己安上的，此人以前曾经在他的办公室干过事；（2）关于所谓的声明，他只是从我这里才得知的（我把你信里附来的便条作为物证转寄给他了）；（3）他感谢我的“警告”，并再次请求在某个中立的地点同他见面。——对第一点及第二点，我将在下星期五再给《论坛报》写个东西。［注：卡·马克思《答科苏特的“秘书”》。——编者注］关于这件事情请随时告诉我。
关于金克尔。金克尔在布莱得弗德和曼彻斯特作现代诗等等的讲学，在讲学中他象一个僧侣的、唯美的、自由主义的帮闲，同德国犹太人调情。关于他在美学方面的功绩，听过他讲学的人对我这样说：他在布莱得弗德宣布，他将作论歌德《浮士德》的讲学，规定入场费为三先令。讲堂里挤满了人。大家对他的讲学抱很大希望。而哥特弗利德做了什么呢？他从头至尾大声朗读了《浮士德》，把这叫作论《浮士德》的讲学。当然，哥特弗利德很精明，他把这种骗人的勾当留到最后一次讲学时抛出来。——在曼彻斯特哥特弗利德宣称：
“歌德根本不是一个诗人，因为他把《erbötig》一词同《Venedig》［注：《erbötig》的意思是“准备效劳”；《Venedig》的意思是“威尼斯”。——编者注］一词当作同韵的；而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则是伊默曼。”
还说：
“我敢说，现代德国诗人中最博得公众好评的有三个人：海尔维格、弗莱里格拉特以及——我有权这样说——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不过性格柔和的哥特弗利德也作关于政治的讲学，比如说关于北美各政党的讲学。例如他曾经在曼彻斯特和布莱得弗德宣称：
“虽然我向你们说过，我要讲美国各政党，例如民主党、辉格党、自由土地党等等，但其实，美国政党之少，正象欧洲一样。那里只有一个较大的党——自由党；如果让战败的党可以处于以前的地位，那末在德国也是如此。”
在结束讲学时，哥特弗利德讲到了摩门教徒。顺便说说，关于他们他是这样讲的：
“谁想摆脱一切尘世的忧患，就让他找摩门教徒去”云云。
讲了这话以后，在布莱得弗德，人们甚至认定他是摩门教徒的代理人。总而言之，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离开这两个工业城市时深信，他永远不应再在这里露面了。
贝克尔在科伦陪审法庭审讯时损害了自己和党的荣誉。事先同他说定了，他不要以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盟员的身分出现，以免他的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离开他。但是他突然惊慌失措——他的理论水平非常低，但他卑劣的虚荣心却很强——，决定靠牺牲共产主义者而扮演民主派的伟人。他不仅想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而且想利用受审判的荣誉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他的行为不仅无耻，而且卑鄙。
最后，再谈谈法国。一直靠借债过活的波拿巴认为，保证法国黄金时代到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处建立信贷机构而且尽可能使一切阶级都能享用。他的活动有两个好的方面：酝酿一次可怕的财政危机，并表明蒲鲁东的信贷诡计一旦从理论幻想的领域转入实际运用的范围，会导致什么后果，也就是导致从罗的时代以来没有听说过的投机风潮。
奥尔良派——我非常熟悉他们的一个代理人——在开展不寻常的活动。梯也尔目前正在这里。他们在军队里和在波拿巴的身边都有许多同盟者。他们想在床上杀掉他（在1月）。等着瞧罢。不论怎样，我将在他们下手前两个星期得到消息，并通过我所属的秘密的“兄弟和朋友”协会警告巴黎的革命无产阶级党。如果奥尔良派要火中取栗，他们无论如何是吃不到的。
如果海因岑和其他人利用贝克尔在科伦的发言来自我吹嘘，从而损害我们大家的声誉，你就应该自己署名发表一个声明，指出，贝克尔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被捕前不久曾请求我写一部著作来反对民主派，关于海因岑和卢格的攻击，他曾写信给我说，对于弥勒-捷列林格的这些小伙伴，连回答也不值得。当然，非绝对必要，你不要使用这个武器。那时你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贝克尔是按预先商量好的条件行事的，但是演得太过火了，而且演技也不够高明，只有在这一点上可以指责他。
卡·马克思
注释：
[16]指英国热烈欢迎1851年10月到达那里的科苏特。英国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以及政府官员中的某些人，特别是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利用科苏特到英国这件事，进行蛊惑性的宣传，吹嘘英国的立宪自由。这就虚伪地掩盖了资产阶级贵族英国在镇压欧洲革命（包括匈牙利革命在内）时期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给反革命势力以外交上的支持，并促使在欧洲建立专制制度。科苏特于1851年11月去美国。
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1851年5月1日在伦敦开幕，10月15日闭幕。许多国家参加了博览会。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把博览会的开幕描绘成一件标志着“普遍和平”纪元的开始的大事。——第12、565页。
[199]致在美国的德国工人的呼吁书是由马克思以科伦共产党人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写的。马克思把呼吁书转寄给克路斯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发表（见本卷第564页）。呼吁书发表在1853年1月份《加利福尼亚州报》（《California Staats-Zeitung》）和《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42—646页）。——第197、218、564页。
[526]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以及后面一封12月14日的信，克路斯在他1853年1月6日和7日给魏德迈的两封信中都引用了。马克思的手稿没有找到。——第563页。
[527]克路斯在1852年11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马索耳（马克思曾把马索耳1852年7月25日的信寄给克路斯看）的看法是否正确表示怀疑，马索耳认为蒲鲁东在其新作中似乎采取了与他四十年代的著作相反的革命立场。克路斯认为蒲鲁东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教条主义者的观点，是跟革命思想根本不同的。魏德迈也持有这样的观点。——第5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