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一卷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亲爱的弗雷德：
我完全忘记将魏德迈的信寄还，务请原谅。现将此信附上，并寄上库格曼医生的信（其中附有米凯尔的自作聪明的信[102]）。还有库格曼开的药方，这个药方凑巧正是在疾病又告发作之后收到的。注意：库格曼的信中谈到我曾写信说愿意替拉萨尔辩护的地方与布林德的攻击有关[29]。现在我已把全部真相告诉了他（库格曼）［注：见本卷第454—459页。——编者注］。请寄还库格曼和米凯尔的信。药已配来，并且已服了一次药粉，但很想知道龚佩尔特对这个药方的意见。这病很折磨人。但是和去年不同，没有影响到头部并且完全能够工作（在我的体力能够支持久坐的限度内）。此外，我感到这个可恶的东西又要在全身到处发作了。
施特龙曾路过这里。你的稿件［注：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寄到汉堡时，他还在那里，正好来得及劝迈斯纳接受。施特龙听说，吕斯托夫的一篇同样主题的稿件被拒绝了。顺便提一下。关于你的小册子，你自己在报纸上已经采取步骤了吗，是不是应当由我来做？这一次是埃卡留斯自己犯了这个不可思议的错误[100]。他的文章一到，我便立刻（2月22日）写信问他，施韦泽有没有篡改了这篇东西。说是没有。
在给蠢驴威廉［注：李卜克内西。——编者注］寄去我们的声明［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2月23日）时，我对他写道：
“埃卡留斯从我在工人协会［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发表的演说中所作的一些简短的摘要，有些地方所包含的意思同我实际上讲的完全相反。[103]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写信给他，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在他的下一次通讯中更正这些地方，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这没有多大意义。”
我给埃卡留斯和李卜克内西写信，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即如果施韦泽（他从在这以前不久接到的我的私人信中［注：见本卷第76—78页。——编者注］很清楚地知道问题所在）打算利用埃卡留斯的错误为自己辩解，——截断他的这条退路。同时，我私下告诉埃卡留斯，不要因为这点小事掀起纠纷，除非施韦泽的行为要求这样做。埃卡留斯身体一度很不健康，这也许是造成荒唐事的原因。另一方面，我认为，已经拿到威廉［注：李卜克内西。——编者注］的辞职书，并且准备好收到我们的声明的施韦泽，兴高采烈地刊登通讯是为了（1）用谈到关于普鲁士的地方来表明我们向他要求的过分的东西是些什么，（2）通过通讯的结尾证明我们实际上还是保持着他的观点。[103]但是这位老爷忘记了我给他的私人信都留有副本［注：见本卷第76—78页。——编者注］。
我已经通知李卜克内西，如果施韦泽拒绝刊登声明，就把声明刊登在《柏林改革报》上；同时我把这一点告诉了施韦泽，另外还告诉他，我把声明同时寄给两家莱茵报纸；所以，这一次施韦泽是无法拖延了。我真的给济贝耳寄去了两份，委托他在收到我的信两天后把声明刊登在《莱茵报》和《杜塞尔多夫日报》（后者是工人的报纸）上，并把当地报纸上可能出现的各种评论告诉我们。[104]因此，这一次施韦泽在这件事情上再也不能搞什么花样了。如果拉萨尔分子，特别是汉堡的《北极星》，宣称我们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我丝毫不会感到奇怪。但这也没有什么！
国际协会在为建立新的改革同盟而成立的委员会中如此成功地构成了多数，以致整个领导权都掌握在我们手中。[105]关于这一点的更详细的情况，我已写信告诉了厄·琼斯。
在巴黎我们自己的全权代表中间发生了分裂，所以我们派吕贝到那里去查明情况和进行调解。席利被委派为吕贝的助手，我给了他个人指示。[106]我们本来在巴黎可以卖出两万张会员证，但因为一些人指责另一些人后台是普隆－普隆等等，所以不得不暂时停止分发会员证。在现存的军事专制的条件下，自然难免互相充满猜疑（我觉得这一次双方都不对），而且人们不可能通过会议和报刊达成某种协议和相互谅解。再加上另外一个情况：工人们似乎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排斥一切文人等等上面；而这毕竟是荒唐的，因为他们办报刊需要这些人；不过，由于文人的不断背叛，这也是可以原谅的。另一方面，后者对同他们相对立的一切工人运动都抱怀疑的态度。[107]
（提到这些“文人”，我回想起，这里的（英国的）工人打算在三个月后《蜂房》改组时让我担任编辑，并且已经将此事通知我。但我在向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举步之前，要从所有的二十四个方面慎重考虑这个建议。）
巴黎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勒弗尔（文人，而且是个有财产的人即“资产者”，但是这是一个最纯洁的人，并且就美丽的法国来说，是我们协会的真正的奠基人）站在一方面，而托伦、弗里布尔、利穆津等等即工人站在另一方面。好啦，关于事情的结局，我会告诉你的。至少，一个刚从巴黎回来的熟人沃尔弗告诉我，对国际协会的同情正在增长。《辩论报》［注：《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编者注］也干预了这件事。
至于伦敦的工联，每天都有新参加的，所以我们逐渐会成为一种力量。
但从这里也产生了困难。比耳斯先生（密多塞克斯的公证人，现在是伦敦最孚众望的人物之一，波兰独立全国同盟[56]主席，新的改革同盟[105]的奠基人之一，实际上是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人，此外还是一个正直的和有善意的人）已经被提名为我们委员会的候选人。这是因为我们曾经同他一起作为筹备委员会准备下星期三举行的波兰大会（由唐森侯爵主持）。[108]这使我感到很不愉快。我当然可以用强力阻止这件事，因为所有的大陆代表都会跟我一起投票。但是我不想求助于这种表决。因此我通过给主要的英国委员写私人信［注：见本卷第451—452页。——编者注］的办法，使得提名比耳斯的人［注：威廉·德尔。——编者注］不再坚持自己的提议。“正式的”理由是：（1）在下届议会选举时比耳斯将是梅里勒榜区的候选人，我们协会应当尽力避免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它为某种议会野心的利益服务；（2）比耳斯和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船上更好地协调一致地工作。这样，危险就暂时解除了。此外，其他一些议员，象泰勒等（一些同马志尼有关系的家伙）竟敢向我们宣称，现在召开波兰大会不适宜。我通过我们的委员会回答说，工人阶级有它自己的对外政策，而这个对外政策决不以资产阶级认为适宜为依据。资产阶级总认为，适宜的是，在新的起义开始时怂恿波兰人，在起义过程中通过外交手段出卖他们，并在俄国迫害他们之后将他们投入灾难之中。实际上，大会的目的首先是在金钱上予以支持。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恰恰现在认为哪怕提到波兰这个名称本身都是不适宜的，难道这些不幸的流亡者（这一次多数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不会得到扎莫伊斯基亲王之流的任何支持）就应当饿死吗？
附上《晨星报》上布林德先生的文章的剪报[109]。马志尼对方塔纳说布林德是说谎者，可是马志尼却由于他在此地的意大利工人团体[14]没有按照马志尼先生的坚决要求对我的《宣言》［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的意大利文本作修改（例如删去反对资产阶级的一些地方）就散发而大发雷霆。
你的 卡·马·
附带提一下。在目前的情况下，几瓶波尔图酒和克拉列特酒对我来说不会是多余的。
注释：
[14]指居住在伦敦的意大利工人于1864年6月底成立的互助会——共进会（Associazione di Mutuo Progresso）。该会在成立初期有三百人左右，处于马志尼的影响之下；加里波第当选为该会名誉主席。1865年1月，该会加入了国际。——第12、86、107、196、481页。
[29]指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在1864年11月17日《观察家报》第268号上匿名发表的一篇寄自布莱得弗德的通讯，其中极其夸大地描述了布林德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同时企图推翻卡·马克思在其《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对布林德在波拿巴的密探卡·福格特诽谤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问题上的胆怯态度所作的揭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5—509、510—511、513—525页）。马克思于1864年11月28日写信给《观察家报》编辑（见注37），回答了布林德的这种攻击。马克思还应拉萨尔的朋友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的请求，在信中反击了布林德对拉萨尔的攻击。——第27、32、33、82、434、435页。
[56]指1863年7月28日在伦敦成立的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National League for Polish Independence）。同盟的前驱是由于波兰起义遭到镇压而于1863年7月22日在圣詹姆斯大厅召开的那次有名的会议。这次会议是成立国际的准备步骤之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英国工联的代表，国际民主运动的活动家以及从巴黎来的法国工人代表。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向外交大臣约·罗素转交会议对英国政府的抗议书，抗议它对波兰起义者采取两面政策。罗素拒绝接见代表团成了1863年7月28日在《蜂房报》编辑部再度集会的原因，在这次会上也就成立了同盟。同盟的主席是激进主义者艾·比耳斯，名誉书记是约·罗·泰勒。
马克思所说的地方的波兰组织是指在伦敦的波兰流亡者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分子，他们聚集在领导1863—1864年起义（见注18）的波兰国民政府的代表周围。在有全国同盟和波兰国民政府的代表出席的1865年1月10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协会有责任利用它所有的一切手段来协助举行虽然遭到失败但仍是光荣的1863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活动。”
马克思所提到的大会在1865年3月1日举行（见注114）。——第45、85页。
[100]1865年2月初，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发表演说，批评了拉萨尔分子的观点，特别是他们的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工人生产合作社的说教。在1865年2月1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发表的由格·埃卡留斯写的关于这次庆祝会的报道中，马克思的演说的内容被歪曲了。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9）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的大部分人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协会的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82、83页。
[102]路·库格曼在1865年2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附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米凯尔1864年12月22日给他的信。米凯尔在信中硬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真正新鲜的东西不多”，它的结论对德国的社会政治条件不适用。同时米凯尔竭力为他自己转到现存制度维护者的行列中去进行辩解。——第82、87页。
[103]埃卡留斯在关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马克思的演说（见注100）的报道中写道，马克思反对关于俾斯麦内阁可能给予工人以国家帮助的幻想，并且指出只有摧毁普鲁士王朝才能取得劳动的解放。在通讯的结尾，埃卡留斯把以下说法错误地加到马克思的头上：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不可能采取共同行动。——第83、84、454页。
[104]由于李卜克内西和济贝耳的帮助，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见注75）曾经发表在许多德国报纸上。从1865年3月1日济贝耳给恩格斯的信中看出，声明最初发表于：《巴门日报》、《爱北斐特日报》、《杜塞尔多夫日报》、《莱茵报》；1865年3月1日声明又发表于：《柏林改革报》第51号、《新法兰克福报》第60号、《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第102号、《公民报》（《Staatsbürger-Zeitung》）第60号；后来又在德国其他许多报纸上发表了这个声明。——第84页。
[105]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选举法改革的拥护者于1865年2月23日在圣马丁堂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改革同盟成了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他竭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现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单座楼房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被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在此以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慑于群众运动而表现的动摇，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总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原先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第84、85、102、113、196、458、506、534页。
[106]关于国际巴黎支部中的冲突，见注53。
从席利1865年2月25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保存在马克思的笔记簿中的《席利的个人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2页）来看，马克思的指示可以归结如下：竭力保持总委员会监督巴黎支部事务的职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受到相当一部分巴黎无产阶级支持的巴黎支部脱离国际。——第84、98页。
[107]蒲鲁东分子所特有的那种认为工人组织中的负责人员只能是工人的错误观点，在1866年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遭到彻底的批驳。——第85页。
[108]1865年2月21日，总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参加为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一周年而举行的支持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大会问题。会上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完全赞同3月1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纪念波兰革命一周年的大会并邀请自己的朋友参加”。——第85页。
[109]指从1865年2月24日《晨星报》上剪下的一篇短评《德国的民主》（《German Democracy》）。它谈到《德意志联邦》杂志（见注98）即将出版。从短评的内容来看，它是卡·布林德写的。——第86页。